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年已是2021年。回首15年前，在云南沧源支教的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支教是一生中无悔的选择，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从生活、教学、助学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支教时光。
　　 一、生活篇
　　肩负着上海人民的嘱咐与重托，2006年8月24日，我们崇明支教组一行5人，经过两天两夜“水陆空”的辗转奔波，到达了支教的云南省沧源县永和中学。刚到沧源时，我们欣赏着美丽的阿佤山，目睹了神秘悠远的沧源秘境，倾听着“司岗里”的创世神话，品尝着喷香的鸡肉烂饭，抚摸着古朴的千年崖画，感受着古老的原始部落，敲起了震天的木鼓，跳起了佤族的特色舞蹈……短暂的生活体验一下子让我爱上了热情的佤族人民！
　　开学第一天，我到食堂查看学生吃饭的情况。只见两个瘦黑矮小的佤族学生，穿着拖鞋，端着饭缸。我的目光定格在了饭缸里面的菜——只有六片薄薄的冬瓜。我迅速用相机拍下了这画面，霎时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伤感：在上海，学生有吃不完的大鱼大肉;而在这，学生只能吃没有一点油水的冬瓜，还只有六片。同在蓝天下，生活怎么会如此天壤之别呢？我问他们能吃饱吗，他们只是默默点头，眼神中却流露出无助。
　　带着种种疑问，我来到校长室，询问李校长：既然学生们吃不好，能否自己创造条件，利用学校周边的荒地，开荒种菜。没想到我和李校长一拍即合。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下午，只见学生们扛着锄头，端着畚箕，来到学校后面的田野，开垦荒地，种植木薯。每个班级的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在各自的区域忙碌着。他们紧握着锄头，从容奋力地锄翻着泥土。从他们娴熟的动作可以看出，个个在家里都是父母劳动的好帮手。几百个学生，翻地的翻地，播种的播种，施肥的施肥，好一派壮观的劳动场面，让人不禁联想到当年南泥湾开荒的场景。他们挥汗如雨，渴时便喝自来水，怎么也找不到城里孩子的娇气。我也拿起我班学生的一把锄头，试着翻地，却被学生笑着说外行，还被他们没收了锄头。
　　这只是他们一次劳动场景。他们也在学校的角落处，见缝插针种着萝卜、白菜，还搭着架，攀起了杨瓜，定期给它们除草。面对贫穷，孩子们选择了“自己动手”，尽管他们现在还不是“丰衣足食”，但稚嫩的他們毕竟用自己的双手解决了吃菜问题。
　　 二、教学篇
　　既然来支教，教学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教学不仅是教学生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学会思考，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树立理想，让他们打破贫穷和大山的限制，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第一次走进初一（1）班教室，开始了我的语文教学。学生们大多皮肤黝黑、身材瘦小，有点营养不良，放眼望去，找不到一个胖子和一个戴眼镜的，也没有一个学生有字典。我先做自我介绍，然后让学生一一做自我介绍。内敛的他们，言语不多，普通话也不太标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女生，她大约花了五分钟时间，才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随后，我自掏腰包，为他们每人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方便他们学习。针对佤族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我从汉语拼音开始抓起，教他们读准音、写好字。我不断鼓励他们，让他们树立自信心，激发他们参与课堂、与老师互动的热情，在课堂教学中形成了民主和谐的气氛，培养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同时，我也经常向他们讲外面的世界。由于永和中学大部分学生是寄宿的，不少学生没看过电视和电脑，我便用自己带的笔记本电脑，在晚自习时给学生放一些科教影片，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明白读书的意义，树立自己的理想，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不到一年的时间，不少学生的成绩有了质的飞跃。
　　来到云南省沧源县永和中学支教的这一年，我听了学校每个语文老师的课，与他们交流心得，吸取他们的优点，针对他们的不足提出我的建议。得知崔艳老师腿不方便，我为她承担一个班的晚自习，一坚持就是一学期。我还和年轻的陈天平老师进行师徒结对，指导他语文教学，助他快速成长。我们支教组还走出永和中学，和沧源县单甲中学进行研讨交流，甚至到邻县的双江中学交流互动，把上海的一些教育理念带到祖国边疆，促进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助学篇
　　教学和教研是支教老师的基本职责，此外，我们还承担了特殊使命。我们把支教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为学校排忧解难，替学校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为此，这一年我在课后休息时间，努力为支教学校和学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到学校一个月后，我发现学生语文基础普遍较差，很多学生字写不好，音读不准，作文更是写不通，而且学校没有一个学生社团。于是我便和李梦明校长、黄振忠组长商量创建文学社，提升学生语文素养。我的提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于是我创建了“晓荷文学社”并担任社长，让本地老师陈天平任副社长。利用文学社，我每个星期给学生做讲座，以期提高学生写作素养;每个月出一期黑板报，把3500个常用字和容易写错、读错的字以及写作的基本要领等语文基础知识贴在黑板上，让学生学习;还开展了书法比赛和征文活动，活跃了学习气氛;每月还出一期名叫《佤风》的文学刊物，让学生有投稿的机会，在校园内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通过对文学社社员的培养，又在社员的带动下，学生对语文产生了兴趣，不少学生的语文成绩都有一定的提高，整个永和中学学语文的氛围也日益浓郁。做讲座、出板报、打印刊物等事务非常烦琐，几乎占用了我所有业余时间——尤其是每期的文学刊物，都需要把学生的手写稿打成电子稿，还要进行编辑、校对、排版。一期几万字，我都亲力亲为，甚至利用我妻子探亲的时间，让她帮我一起打印文稿。但当我看到边疆孩子的进步，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离开后，陈天平老师依然把“晓荷文学社”办得有声有色，这达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效果。
　　此外，利用寒假回上海的时间，我们支教组积极行动，为永和中学的孩子们筹集衣物和图书。
　　在教学期间，我们发现不少学生突然就不来上学了。他们有些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但更多的是因为当地学生家长的思想和眼光问题——不少家长认为，与其让孩子上学，不如让他早点帮自己干农活。于是对一些中途辍学的孩子，我们便进行家访。路近的，我们立即家访;但不少学生都住在几十里之外的深山之中，因为路线不熟，我们便让当地老师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去。我们一家一家走访，询问辍学的原因，向家长讲明上学的意义，逐渐让不少辍学的孩子又重新回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叫肖天的辍学孩子家，等到晚上8点多，还不见家里有人。询问邻居才得知，家长还在地里干活，肖天还在放牛。好不容易等到家长回来，肖天牵着黄牛也回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破败的屋子里，肖天爸爸告诉我们：家里还有肖天的弟弟妹妹，上学的费用付不起;肖天也不小了，可以帮忙放牛做事了，山里的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肖天爸爸讲读书的意义，告诉他国家“两免一补”的好政策，还表示我们老师愿意资助他孩子上学。到了晚上11点，我们总算让肖天爸爸答应让孩子上学。等我们回到学校宿舍，已是晚上12点。
　　在助学中，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把心交给学生，一心想利用一年的短暂时间多为学校做点事。其间，我和学校全体师生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临别时，我用自己的数码相机和全班同学、全校老师合影，给他们每人洗了一张照片，留下温馨，留作纪念。
　　总之，这次到边疆支教，是我一生不悔的选择。我体验到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感受着美妙的佤族文化，体会到祖国的博大;但同时也为学生家庭的贫困而痛心，为学生的成绩而担心，为边疆教育的相对落后而担忧。治贫先治愚，边疆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帮扶。
　　选择支教，选择在阿佤山下挥洒自己的青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
　　（作者单位：上海市崇明区建设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