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是将南宋豪放词派推向高峰的第一人，其词涉及的题材多与词人一心光复中原却壮志难酬的爱国悲情有关。结合相关社会历史背景，词人的社会经历包括南渡与仕宦选择是其毕生抗金报国心志形成的原因。正是怀着对南宋朝廷矢志不渝的忠贞与热爱，与豪放派其他词人如苏轼和陆游相比，辛弃疾词作在情感上所表达的民族心志更为浓厚和深沉，在形式上更擅长用典与拟古，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模式，因而其对词的文学创作有所革新与开创。
　　关键词：辛弃疾词作 爱国悲情 词风特征
　　一、南渡游子：愁之深，思之切
　　对于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心志与词作方面的研究，例如对其豪情壮志与现实冷遇的讨论，再如对其词作开创性特征的总结，均当与辛弃疾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我们才可对辛弃疾及其所处时代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这便是“知人论世”的研究方式。《孟子·万章章句下》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孟子在此以“交友”延伸到与古人交流，认为我们应了解古者所处时代才可以真正了解他们并与他们“对话”。因而，在阅读辛弃疾作品时，我们也需要熟知其所经历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与客观性，才可以深入分析辛弃疾在豪放派词作上的独具匠心之处，以便于真正通晓辛弃疾词作的文学意义，从而聆听到辛弃疾内心的“呐喊”，即充分客观地熟悉词人全貌。
　　辛弃疾对宋王朝的光复之心乃其一生笃定的志向。而他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的形成并非偶然，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诞生于山东历城，此时距北宋灭亡和宋王南渡已有十三年。辛弃疾自小生活在处于沦陷区的北方，目睹和亲身感受了汉人在金朝统治下的屈辱与痛苦。{2}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残害与压迫的客观历史环境影响下，辛弃疾对中原汉民族遭受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与认识，萌发出抗金复宋的心志。辛弃疾的英勇与果敢在青年时期已出类拔萃。《宋史·卷四百一·列传》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3}从这段关于辛弃疾抓捕与斩杀叛徒张安国的文字里，虽没有丝毫感情色彩的词语提示，笔者却认为辛弃疾的深谋远虑与英勇无畏表现在字里行间。而辛弃疾这种爱憎分明的意识也是他敢于上书陈述持论和分析形势弊病的动力。斩张安国之举也使得辛弃疾接受南宋王朝的委任，正式南渡为官。这不仅意味着词人政治选择的变化，还推动了其文学创作的兴盛。
　　南渡之后的辛弃疾满怀一腔热血，积极向朝廷献策持论，以为能受到重用，可偏安于一隅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上抗金的热心与考虑，结果自然是词人有苦难言，一腔的忠诚与冷遇相撞留下无数失意惆怅。如辛弃疾那首脍炙人口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4}这首词对感情的描绘非常直观。其“楚天千里清秋”一句，自眼前现实之景物起兴，当下就承接了“献愁供恨”和“江南游子”诸句，对自己的感情做了直接的抒写。{5}此句可谓开篇点题，借景将词人的无限怅惘之感体现在字里行间，体现其壮志难酬和报国无门的痛苦。词的下片“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引用“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已皆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典故进行侧写，于此见稼轩天资之高。{6}可见，辛弃疾以桓温之叹间接描写自身不得志之愁，他的侧写法也成为词作的精到之笔。尤其是末句“■英雄泪”，联系上片他自称为“江南游子”，更令人为之动容。辛弃疾作为南渡报国的忠贞之士，远离北方山东老家，得不到认可也无法施展抗金复宋之志，他一心为国而备受排挤的英雄之情怀难得到慰藉，有泪无人拭，有志无人助，一身英雄之愁的苦叹也为词增添了悲凉感与空落感。然而词人的崇高更在于他的雄心壮志从未泯灭，尽管备受冷遇却不忘初心，将自己对宋王朝的忠贞与责任作为毕生奋斗的方向与选择。
　　二、各有千秋：辛弃疾词作与其他词人作品
　　辛弃疾与苏东坡的词作存在相互传承的关联。“苏、辛本是放达豪雄、不受羁勒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不同于诗的‘长短句’、明白直露等特点，而从各个方面尽量加以自由畅达的表现和发挥，将‘诗言志’的内容乃至散文化的句法都无拘无束地写进词中，这就大大丰富了词的内容和形式技巧……使它得以脱离‘艳科’‘小道’而与诗文并驾齐驱，达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高度。”{7}据此可知，苏轼与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都打破固有的传统模式，采用“以诗入词”与“散文化句式”的手法，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并促进了词的文学地位的提升。
　　豪放派词作在苏轼与辛棄疾笔下不再单纯是歌儿舞女抒写缠绵悱恻的情愫，而是如同诗歌，借词抒写自己的志向与追求。诚然，豪放派作品描写范围与手法的特色是东坡与稼轩词风共通的纽带，而他们也同中有异，不乏各自的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8}同为豪放派词人，苏轼的词风旷达，辛弃疾词更显豪气，东坡的旷达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对仕途境遇的态度转变有关，而稼轩之豪与他词作折射出词人坚守抗金报国的豪气壮志相连。正是作者境况与所处时代的不同，造就了豪放派两位词坛大家迥异的风格。
　　这种差异从词人作品里的类似句式蕴含的不同情感可窥见一斑。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末三句抒发抵御外侮、立功边陲的信心和决心。{9}词作深刻反映出暮年苏轼仍怀有远征沙场以报效朝廷的旷达恣意，毫无低落之感。而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则描写词人对故都汴京被金兵侵占，只剩破碎山河的无限失意与愁苦，抒发词人对山河沦陷的痛苦与抑郁之情。{10}从情感色彩上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苏、辛二者不同的思想意识与文学风格。苏轼更为豁达而怀着超旷之气，辛弃疾则心切而带着悲壮之意。若深究其缘由，则应探索苏轼与辛弃疾时代背景与价值观的差异。苏轼是北宋中后期的词人，时代总体上海内升平，国泰民安。而就苏轼的情性论，就是将儒家思想中关于圣人之道、礼乐之制等方面的观点与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对人生的认识和看法，这种主张顺应自然、通脱旷达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自然要影响到苏词的风格，使其呈现出清隽自然、超逸旷达的主要特征。{11}因而，苏轼的思想融会儒道之精髓，既积极进取又淡看得失，使得东坡的词乃至其整个文学创作都具有旷达恣意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