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过一堂《曹刿论战》的公开课：整节课无论是课堂氛围的营造，还是学习方法的指导，教者都可谓是匠心独运，浑然天成，笔者佩服之至。然而其中对鲁庄公的分析，笔者却有一种“非说不可”的感觉。
　　教者在“辩论人物、竞答总结”这一环节中，把学生分为欣赏曹刿、批评鲁庄公和持反对意见的两方。看得出双方的辩论比较激烈，而且有的学生的发言也很有见地。然而教者只是对学生的分析作了一个赞赏的评价后，就匆匆亮出了自己事先对人物性格作出的结论。其实我们对人物的评价也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不必“一锤定音”，贴个“标签”就算完事。对人物的分析要像教者所说的那样“全面看问题”（可惜教者没有深挖下去）。曹刿是本文的主要人物，然而对他的分析似乎不难，相反对鲁庄公的分析才是本文“出彩”的地方。
　　在传统教材分析中，鲁庄公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提到他就想到“目光短浅”“鼠目寸光”等词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学的“不幸”了。因为这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如果能对鲁庄公展开大胆的、多角度的分析，就会出现一番“别有洞天”的崭新天地。
　　笔者认为本文至少有三处地方可引导学生展开探讨。
　　
　　一、从“公将战”看
　　
　　文章开篇提到“十年春，齐师伐我”，面对强齐，国难当头，鲁庄公没有选择退缩和妥协，而是毅然作出了“将战”的决定。这难道不是一种勇气、一种魄力吗？这难道不是当代中学生所亟需补的“钙”吗？每当我们慨叹现代社会中面对恶势力能够挺身而出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反思一下我们对教材中人物的评价吗？
　　
　　二、从“公与之乘”看
　　
　　鲁庄公是一国之君，而曹刿只不过是一介平民。地位悬殊之大，不言而喻，然而鲁庄公却能与曹刿同乘一车，共同指挥作战。这不正体现了他从谏如流的仁君风范和用人不疑的胆识魄力吗？如果他刚愎自用，拒绝接受曹刿的建议，那么曹刿再有超凡的才能，大概也只能饮恨长叹，成为屈原的后来者吧！历史上不是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刘邦善将将”一说吗？因此我认为评价君主不应只以能力为依据，还应以能否知人善任为准则。从这一点说，鲁庄公还是个明君呢！
　　
　　三、从“公问其故”看
　　
　　战斗胜利后，鲁庄公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头脑清醒，及时地弄清了成功的原因。鲁庄公的这种求学精神不正是“不耻下问”的极好注解吗？可以说也体现了现代人所需要两个基本素质：一是善于吸收他人长处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教者对此能稍加分析研究,或许还可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分属于不同的层面，曹刿属于技术层面，鲁庄公属于管理层面。两人只有相辅相成才能完成整个战斗的胜利，而不应把功劳只归功于曹刿一个，这对鲁庄公是不公平的。因此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要多挖掘原材料所提供的信息，用审视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客观的推断去描绘人物，而决不可将人物单一化、片面化，无论是哪个人物都是“立体”的，用统一的“标签”，只会损害对人物的认知，尤其是对所谓“反面人物”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只知道秦桧是个大奸臣却不知他是宋体字的发明者（申明：笔者不是为他鸣不平，笔者也很痛恨他啊！）。我想说的是用片面眼光所观察的世界和人物是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的，是不客观的。
　　现代教学论指出：从本质上讲感知不是学习产生的根本原因，获取结论也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重要的是用科学的认知方法思考问题的过程，如果只是获得一个“标签”式的结论，而不去深入思考，那么学习也就只能是表层和形式的。因此，笔者认为要想突破人物形象评价的“标签”模式，须有如下几个意识：
　　（一）不迷信于教参的意识。教参只能为我所用，而不可为教参所束缚。教参未必完全正确，对人物的分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过了时，与现代社会结合不够紧密。（二）不满足于结论的意识。公布结论是教者最省事的方法，却是最无用的方法。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只在于知识、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讨论不是形式，而是学生心智发展的过程，否则就会出现“讨论热闹上峰尖，一朝结论荡谷底”的尴尬局面。（三）运用辩证思维的意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对学生引导得法，中学生是完全可以运用的，否则对教材中人物不可能有客观、全面的分析。（四）充分信任学生的意识。笔者在教学中也曾有这样的体会，学生可能会对教材中的某个地方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且是言之凿凿，如实录中有学生说到鲁庄公“善于纳贤，用人不疑”，多精辟啊！教者切不可对此等闲视之，搞不好你会扼杀一个未来的文艺评论家的。其实本人对鲁庄公的分析也是受了学生启发的咧。我们为何不把评价人物的“神杖”交给学生呢？
　　
　　田利华，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