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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庞杂的时代
这是一本庞杂的小说
闫文盛(以下简称“闫”)：邱先生您好，早在10年前，我就读过关于您的访谈，此后一直留意您的创作，所以对我而言，您早就不陌生了。不久前看到刘震云先生为您的新长篇《教授》作的序，中间有一句话，“也许，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读过后印象很深。那么，我们就从您的这部著作谈起吧，为什么会想到写《教授》?这是您写作的一个自然延伸吗?
邱华栋(以下简称“邱”)：对。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和中产阶层，书写教授的生存状态，和我多年以来写过的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人等人群是一脉相承的。引发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缘由，是我很注意当代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生活状态，我觉得，现在的某些经济学家就像现代社会的巫师一样，今天说房价要永远涨下去，明天说股市要跌到1000点；今天说中国经济可能崩溃，明天却说中国经济永远增长。而且，他们无论说什么，都有人信，都不会想，这些人是不是在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是不是在为跨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说话。谁在为穷人说话。我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形象，目的就是想把一个现代社会的“巫师”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
闫：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譬如我注意到一种坊间说法，大意是您对目前市面上关于教授题材的作品并不看好，才想着写一部包含自己审美理想和力透纸背的作品。果如此?
邱：一些关于教授的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确都不够，要么是丑化和滑稽化教授，要么就是描绘他们的一些鸡零狗碎的生活。我的这部小说的落脚点在人性，我希望写出主人公更为复杂的内心和现实处境，而没有做过多的道德批判，我只是在呈现。这部小说2008年2月份就交稿了，但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所以我的这本书年底才出来。
闫：这部小说与一些大学教授题材的小说不太相同，在描绘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有信息量方面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应该说，您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教授》包罗的内容很杂，诸如玫瑰浴、皇帝按摩、玻璃鸟巢中的女人、私人律师事务所，还有师生恋、夜总会中的大学生、代人受孕等等，可称五光十色，不一而足。但在另一些读者看来，这样的文本固然可读性很强，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小说枝蔓太多，信息量也太多，甚至知识点也很多，读起来的确有眼花缭乱之感。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当时在创作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邱：“信息化的想象”，这恰恰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就是将一个时代的风俗和信息，大面积地放到小说里，为以后的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和习俗，提供_二个脚注。西门庆招待尊贵客人的时候，你猜他喜欢请客人吃什么?吃鹅。吃鹅是西门庆招待重要客人的一道必须上的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信息。所以，小说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能够存在下去的理由，我觉得就是放进去一些非常丰富和专门化的信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有一部小说《比目鱼》，其中穿插了大量的菜谱，很多从不看小说的德国主妇疯狂地买这本书。因此，填充进当代社会的声光电色，是我有意识的追求。
闫：在这部书中，您“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的外表下，充满着血的气息、钱的气息、性的气息及这个时代独有的混乱的气息”，因此与这一个庞杂的时代相对应，“这又是一本庞杂的小说”。您在小说中，还披露了校园中的种种学术丑闻。您所作的努力，是想唤醒知识分子的反省和思考吗?
邱：我想要表达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状态的描述。我的批判是有的，但不是那么激烈，就是说，我不是在写一部揭露学术腐败的书。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因此对每个人的存在都带有宽怀的感情，虽然，我也在隐秘地批判和表达着我对当代知识分子堕落的不满。但最重要的问题显然并不止此。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有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要有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而不是去做一个特别专业的知道分子，和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丧失了道德底线，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
闫：刘震云先生的一个观点对我触动很深，他说：“前行是一件好事，但前行者也是吃亏的。因为许多新生的和前沿的事情，也许很快就被生活抛弃而变旧了。是不是有比事情新旧更重要的东西呢?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最终靠的，与事情的新旧无关，跟您发现的新旧有关；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象力。”《教授》完成后，您自己觉得满意吗?
邱：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不过，我觉得应该在形式上再有些变化就好了，语言也不够更有特点。可能我向读者妥协了，希望写一部好读的书。
有的人一辈子写一本就成了
也许我很笨
需要写20本才行
闫：我们先谈了您的近作，然后再回旋一下，谈一谈您的师承吧，这样或许能拓开一个更大的空间。您觉得文学史上哪些作家对您比较有影响?国外的，国内的?已经去世的，还是当代的?
邱：还是当代活着的多一点，过去的很少。中国作家像巴金他们离我似乎极为遥远，没有当代美国作家跟我近。像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他笔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跟我今天周围朋友的生活是一样的，搞性爱俱乐部、一夜情等等，这些巴金笔下是没有的。
闫：所以从生活角度讲您直接会受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他们描写的生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离我们感情特别近?
邱：是的。王蒙离我也很遥远，他那些东西，少年式的布尔什维克，离我也很远。还有写作技巧的问题。比如说茅盾、老舍的技巧就已经过时了，离我也很远。而约翰·厄普代克、欧茨和格拉斯的写作就很有意思，你就得学习。
闫：我很同意您的一个说法，在强调文学传承性的同时，似乎也特别注重技术层面的更新。您似乎会把写作当成一种技术活儿。譬如谈到约翰·厄普代克等人时您就讲类似的话，作为今天的作家，如果连这些手法都没学，那算很差了，连起码的技艺都没有了，作为工匠都应该被淘汰，完全没有资格进入写作。
邱：但是从精神角度讲，像鲁迅身上还是有股劲头，就是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那种敏感的判断对我有影响。经常翻翻鲁迅老爷子的杂文，很棒，每次早晨起床前读两篇觉得很愉快。他整天像刺一样扎你，很痛快。再看看沈从文的小说，写得非常清淡，地域文化特别浓郁。后来的汪曾祺、孙犁都是这一路。这也是一种美学态度，清流派，看看他们对自己是个反差，是个对照。那是真正文学的东西。
闫：您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也很深?您说过，《红楼梦》和《金瓶梅》是您百看不厌的古典小说。
邱：我9岁就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然后看过大量的戏剧，读古诗。我们已经在这个传统里了，这些东西每天都在影响着你的思维。
闫：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会定期看看感兴趣的东西，会刻意去做做功课吗? 邱：当然。我会经常读一读先秦的散文，找找那种语感。我家里的资料很全，古典文学专门有一柜。
闫：我想您开始写作那会儿，先锋小说风头正盛，从您的写作中，也能看出这方面的传承。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屏风系列”，在结构上就很独到。比如《单筒望远镜》这部小说，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由三种文体构成，分别是书简、话剧剧本和回忆录，暗示此小说的作者和作者本人有一种疏离关系，也使小说本身具有了间隔效果。小说叙述的时间在这三种文体内是延续向前的。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分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文体和结构，是因为你深受最近10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的影响，已经无法用十分传统的手法来写作了。
邱：的确，我喜欢马原、莫言、苏童、格非等人的小说，上大学的时候模仿过他们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我的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书写，但是在形式上，我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后现代意识的小说，比如我的《时装人》《蜘蛛人》等等。因此，我会在结构上变化每一部作品，使之具有某种新鲜的东西，也使我自己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兴趣。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熟练地掌握百年来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巧和结构方式，100年来，小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巧和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年轻作家的基本技能。这对于欧美青年作家已经成为了常识和通识，但是，在我们的作家那里还不是很自觉。
闫：我同朋友辩论过，写作久了以后，只靠灵感和激情支撑就有了风险。学养的积累将越来越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更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邱：对呀。我有个观点，就是现在翻译的速度很快，我们的当代作家，无论在出版市场、写作水平，还是在文化底蕴上，都要和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当代作家短兵相接。20年前，我们要补课，读西方大师的作品，觉得距离大师很远，可是，现在那些西方著名的当代作家就在眼前，我们不得不正面对应。的确，如今无论读者还是作家的视野都要更加开阔才行。
闫：在我的印象中，您在几年前写过一个社区人系列小说。这个系列包罗很多内容：有白领女性因为一次车祸导致毁容从而改变了生活态度的，有单身母亲需要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女儿的，有参加马会的成员却被朋友偷窃了东西的收藏家，有几年之内把几百万都莫名其妙弄光的，有晚景凄凉的动画片配音演员深刻的夫妻感情，有打铁的艺术家的情感罪孽，有因为父爱缺失性格畸变导致人变为人熊的，有家庭缺乏母爱需要面对儿子青春期烦恼的父亲，有音乐家和他的懂音乐的狗的故事，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有令人羡慕的成功夫妻之间生活的阴暗面，有心理学家逼疯了自己的舞蹈演员妻子，有飞行员和蛙人的完满爱情，有艺术家和他的马的生死离别，有弱智儿童的纯洁短暂的生命，还有社区童军的一次暴露人性复杂的野外行军，等等。为什么会选择社区这个视角呢?这里有什么特殊性吗?
邱：社区人系列是我从2000年之后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发表了四五十篇，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了我这部小说，收录了40篇。这算是一部糖葫芦串成的长篇小说，也算一个短篇系列小说吧。长篇小说写累了，就写短的。我把目标锁定在有固定职业、买房买车的中产阶层。如今，城市中产阶层迅速地扩大，但是，他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家长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北京在2000年之后，大都不再分配住房，所以，很多社区的居民成分，就非常复杂了，根据这些社区地产的价格，也分成了不同阶层居住的社区，自然，这些社区也就分成富人社区(以高级公寓和郊区别墅为主)、中产阶层(管理比较好的公寓，比如亚运村的一些公寓楼和望京地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R等等)，这就是北京新居住区，新的社区文化的格局就此正在形成。在今天的城市中，中产阶层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同时，作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非常稳固的一个逐渐扩大的群体，中产阶层一般有着丰厚的收入，受过很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车，有进取心，他们的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也逐渐地趋同，是城市中消费和引领时尚的主体。他们往往选择环境和人文气氛都比较好的社区居住，并且正在形成中国独特的社区文化。但是如果你剥开了生活的外衣，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和伤心事，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这个痛点是他们的隐疾与暗伤。我抓住了当今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的人，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想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由此，我状写了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闫：能够看得出来，您的很多小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而这些小说在叙事上和美国当代一些作家有些渊源关系，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约翰·契佛、雷梦德·卡佛的小说风格，您就学习了不少。我知道您是有大量阅读经验的作家，我手头有一本您的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里面记载了您读书的心得。您的阅读和写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邱：阅读是写作的触媒，一个作家必须读书，一个好作家一定是读大量书的人。阅读和写作的关系特别深，我的写作灵感都是阅读过程中产生的。
闫：除了文学书籍之外，您经常阅读的还有哪些书?
邱：我主要读文史哲的书。其他的也有一些，其实，文学书我看得很快，一个长篇小说我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谁让我是干这个的呢。
闫：您写作的时间应该有20多年了吧。在这么长的写作过程中，您有没有过卡壳的时候?简单点说，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邱：我的写作有严格的计划。每年都有，不过在实施的时候有些变化。我要准备材料，进行大量阅读等等。告诉你，我现在脑子里经常转的，还有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很多的杂著，比如我对电影、建筑、文学史都很感兴趣，都有写作的题材等着我。
闫：在写作上，您是方向感非常明确的那种人?
邱：我能很清楚地看清自己——我也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没有写出我自己理想的书来，所以还要继续写。有的人一辈子写一本就成了，也许我很笨，需要写20本才行。我希望自己越写越狠，而不是越来越温和。
闫：早些年有人谈论您的作品时，注意到其中有雷同感，当时是否有商业上的考虑?当然，现在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
邱：我觉得我写了这么多年，出了四五十本书，以后能被提到一两部就可以了。
闫：其他的都是您阶段性的副产品，这似乎是必要的牺牲?
邱：其实这挺好玩的，你写还能挣点钱。干吗不写。另外，这也是一个铺垫，为了更好的东西出来，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哪一部会更好。只能不断地写。语感只有不断地写才能保持，你看马原隔了好长时间不写，再一写就找不着感觉了。余华也有这个危险。必须保持和时代的语言与想象合 拍的语感与节奏，才能持久。
闫：我想您心中应该有一个好作品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建立又首先取决于您的阅读。因为读了很多，尤其是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看到人家今天达到这样的水平了，而反观自己能不能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这大概是你所关注的。当然你要达到这样的水准你就能卖得好。在中国读者普遍素质比较差的情况下，您也可以进入国际出版市场。
邱：不错。你看莫言的很多书在国外就卖得很好，有40多个译本。像余华也已经进入国际出版市场了，只要写好就行。除了有人文精神，关于民族的一些片段性的东西，如心灵的、精神性的、世俗生活的描绘，写得好就会出版。
闫：这么多年下来，您怎样看待自己的写作?
邱：我今年41岁了，感到很惶然啊。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是和我所经历的时代有着特别近距离的关系，写的大部分是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一些新的人群和阶层，所以，可以说我一直是在写新人新事儿。
闫：您的短篇小说《流水席》的写作完成，似乎得益于一个朋友的传奇经历?您自己谈到这个小说时说，这个人遭遇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地区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朋友们谁来都可以吃，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邱：这个人叫黄柯。中央电视台10频道专门做了专题节目。比如有一年过年，十多天他招待了3000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就是这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老黄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遭遇车祸的，因此，这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闫：像您的其他一些小说也在不同程度地印证着生活。您的另一个短篇《威胁总来自黑夜》，也显露出生活中的一些真实。
邱：《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有一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几个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子里淹死了，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们的班车坏了，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主要就是涉及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以前，我看到北京一则新闻，清华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在自己家的楼道里面被抢劫杀害了。一开始，我就想把整篇小说写成一段，写成一个亡灵的叙述。
闫：想象过自己作品的价值吗?
邱：我必须用今天的眼光来打量当下的生活，打量历史，但时代到最后是否会把你选择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那是时代的问题，我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年之后的最重要的作家的写作方式。
小说今后的出路
就是百科全书式样的文化小说
闫：现在谈一下题材。您前些年写作的重心在都市，当代城市生活的一些场景，酒吧、饭店和各种各样的场所，在您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您好像一直在着力摹写一种都市情绪，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呢?
邱：哦，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做记者，跟当代生活特别密切，每天都出入各种各样的环境，原来他们就老批评我写一些大饭店什么的，这些也就是去得比较多的缘故。我觉得刚好有了这样的生活，而我呢又刚好是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写作和当下生活的一种完全的遭遇。
闫：您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又在杂志社供职。这么长时间从事记者编辑的经历，对您在写作上的成长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
邱：对我的写作帮助特别大。记者多么地敏感和快捷啊，记者生涯对于我走上现在的文学道路非常重要。通过当记者，我学会了观察眼下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也一直秉有当年做记者时候的那种客观性和良知。我现在小说风格的形成，和我当记者多年养成的对信息的搜集也有密切的关系。
闫：但您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新疆度过的。
邱：是的，我出生在新疆，幼年和少年时代，随着父亲几乎走遍了新疆。新疆很大气，荒凉，山川风貌多样，自然界的生存条件严酷。新疆阳光的气味清新冰凉，空气干燥。人们的性格粗犷豪放，不拘小节，个个都是肉食动物。
闫：到北京生活，是不是与早年的经历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反差?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而言，北京让您获得了什么呢?
邱：我热爱着北京。北京很大气，包容、多元。我读过关于北京几千年来的资料，自己骑车、开车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角落。北京给我的感觉非常丰富和复杂，不过，我不愿意当一个写北京的地域作家。
闫：当然到了后来，您的写作开始转型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屏风系列”小说。2007年初，《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和《骑飞鱼的人》三部长篇一次推出后，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和国外汉学家的极大兴趣。有评论家指出：“一向惯于描写当下的城市生活的邱华栋，在这三部作品中对自己的写作来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成功转型。”可否谈谈这三部小说的创作?
邱：这三部长篇是从2000年到2006年夏天写的，三部中，每。一部花两年时间。我一般是准备好材料，然后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两个月写出来初稿，然后缓慢地打磨两年。这三部小说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也许，还有一部，因为屏风至少是四扇，对不对?我的写作都有计划。只是在《青年文学》当主编后，时间很少，只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写作。
闫：为什么叫“中国屏风系列”，屏风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邱：有一段时间，我居住在北京东北郊区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被青藤覆盖的红色砖房，房主的丈夫是一个德国人。他很喜欢搜集中国各式古旧家具。在这套房子里，全是这些玩意儿。于是，很长时间里，我就和这些旧家具生活在一起。这些家具大多都是清代的，很少一些还是明式家具，其中，有四扇高大的屏风高高地挂在我的客厅里，打开来，可以和餐厅隔开，颜色是深民褐色的，非常凝重，上面还雕刻有不少花鸟人物。
我经常坐在沙发上，打开这屏风，凝视着上面雕刻的那些已经穿越了历史云雾的很多人物画像，感到了一些神秘和沧桑。于是，终于，2000年的有一天，屏风带给了我具体的灵感，我决定写作“中国屏风系列”小说了。屏风不是象征物，只是一种视觉提示。
从选材上说，我觉得自己过了30岁，就很明确地产生了一种历史感。也算是一种对传统的回望，但不是回归，因为我的小说技巧很变化、很现代主义的。
闫：在对都市生活的多年关注和写作之后，您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投向了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的活动和他们对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的记录。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维度上看， 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100多年了。写作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邱：如何处理小说的想象和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对我的启发很大。这样的小说写作带给我一种很新鲜的体验，那就是进入历史的现场，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
闫：《贾奈达之城》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我记得书中的女主人公戴安娜·西普顿是实有其人的。
邱：对。1946年到1948年，她和丈夫、英国驻印度政府派往新疆喀什噶尔的最后一任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一起翻越了中亚极其高拔的群山，抵达了中国新疆，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时间。他们夫妇还是登山家，攀登过喀什噶尔附近和帕米尔高原上很多高峻的山峰。在新疆，她度过了一生中十分值得留恋的岁月，对新疆，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比如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都充满了欣赏和感情。戴安娜是偶然和中国古老的土地发生联系的一个西方女性。
闫：所以，她的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她后来把这段生活写成了回忆录《古老的土地》。
邱：这本书1950年在伦敦出版。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收录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叫做《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和另外一个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回忆录两本合一出版了。我的这部小说就是根据她的回忆录的主要线索，然后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想象创作出来的一部已完全不同于她的那本回忆录的独立作品。
闫：对当下来说，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跳开浮躁的现实，看看过去的人和过去的岁月、环境，因此会有新的感觉。看来您确实想寻找一种超越眼前浮躁的当代生活的想象空间，也希望读者进入这个空间。至于《单筒望远镜》，它涉及的历史要更久远一些，小说取景于晚清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发生之际，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来到中国……您如何捕捉这种种已逝的场景和情感?
邱：《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因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1992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一开始，我在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这使我经常在市政府所在的正义路和东交民巷附近出没。我在中学课本上就知道了1900年的北京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地点就在我经常出没的东交民巷附近。后来，我按照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份地图，按图索骥地寻找过去那些外国使馆的具体位置，发现岁月的沧桑巨变，已经使历史上的建筑完全地更换了面貌和主人，几乎都找不到当年的踪迹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巨大的拆迁改造过程，旧北京进一步地消失了。后来有一天，我参加了北京一家电脑公司召开的一个建筑文化讨论活动。这家叫水晶石的电脑公司在建筑学家张永和先生——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当系主任了——的协助下，把北京城的旧城门现状的照片和用电脑复原的过去城门原貌进行了巧妙的叠加，并且进行了有趣的对比。那天在现场，来了很多的建筑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大家以讨论和观摩的方式，表达了对已经消失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来的北京旧城的缅怀。期间，还放映了一部很短的三维动画片，在那个片子里，展现的是北京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楼子，一队清朝的士兵正在一个骑马将军的带领下出城巡查，一只老鹰飞过城墙所卫护的城市，它看见了灰色基调的美丽的老北京城……我忽然觉得十分地感动，都有些要流泪了，为已经消失的东西——为这个伟大城市的那些消失的城墙和城门以及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我通过这部小说，寻找着古老北京的诗意和被历史摧残的记忆。我找到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浓郁的伤感吧。
闫：《骑飞鱼的人》，也是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经历?
邱：对。他叫A.F.LindLey，可以翻译成林德利，他曾经参加了英国海军，1859年到了香港，辞掉了海军的职务之后，到了上海，后来又于1860年进入到太平天国控制区。他认识了当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得到了忠王的委任，成为太平军的一个战友和志愿军成员，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忠王组织和领导的多次战斗，而且相继失去了他们。1864年上半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覆灭的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回国之后，他写了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并向欧洲读者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这本书于1962年在王维周和王元化父子翻译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1986年再版，1997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
而我就是根据王元化老翻译的这个版本，取材了其中林德利记述的自己的主要经历，加工创作了这部已不同于那本回忆录的小说。
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时候，夏衍先生曾经建议别人根据这本书撰写一个电影剧本，想把这个林德利的故事拍摄成电影。而冯雪峰先生也曾经告诉当时年轻的译者王元化，说自己想根据这本书和忠王作战的实际线路进行踏勘，写作一本长篇小说。而今，您终于把这项工作完成了。
邱：我想，王元化老也会很高兴的吧。毕竟，小说在艺术想象和虚构之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飞翔的东西，和作者的回忆录大不一样了。我写的仍旧是一部小说，一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虚构的新历史小说。一些地方通过我的想象，加入了很多情节和元素，使这本书构成了我有趣的写作经验。
闫：您写过一个东西，是探讨近百年以来现代长篇小说的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流变的。你谈到，长篇小说一定要在难度、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带给读者百科全书般的东西。
邱：小说今后的出路，就是百科全书式样的文化小说。其他，你根本无法比过电影、电视剧以及报纸、网络等媒介。
闫：您对写作似乎总是充满了激情，创作力一直很旺盛，你觉得你的写作不会枯竭吗?
邱：几年前我曾经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是这样答复的——我觉得比较难枯竭，我的写作显然是越来越开阔了，就是属于扇面的这种写法。当然到了一段时间又会收缩。我有时觉得害怕，我到了五六十岁会不会变成一个特别虚无的作家，像博尔赫斯，他的作品最后就面对时间，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意义了，我觉得我有一天会变成这种很虚无的作家。现在我的想法大致也是如此。
这是一本庞杂的小说
闫文盛(以下简称“闫”)：邱先生您好，早在10年前，我就读过关于您的访谈，此后一直留意您的创作，所以对我而言，您早就不陌生了。不久前看到刘震云先生为您的新长篇《教授》作的序，中间有一句话，“也许，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读过后印象很深。那么，我们就从您的这部著作谈起吧，为什么会想到写《教授》?这是您写作的一个自然延伸吗?
邱华栋(以下简称“邱”)：对。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和中产阶层，书写教授的生存状态，和我多年以来写过的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人等人群是一脉相承的。引发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缘由，是我很注意当代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生活状态，我觉得，现在的某些经济学家就像现代社会的巫师一样，今天说房价要永远涨下去，明天说股市要跌到1000点；今天说中国经济可能崩溃，明天却说中国经济永远增长。而且，他们无论说什么，都有人信，都不会想，这些人是不是在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是不是在为跨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说话。谁在为穷人说话。我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形象，目的就是想把一个现代社会的“巫师”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
闫：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譬如我注意到一种坊间说法，大意是您对目前市面上关于教授题材的作品并不看好，才想着写一部包含自己审美理想和力透纸背的作品。果如此?
邱：一些关于教授的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确都不够，要么是丑化和滑稽化教授，要么就是描绘他们的一些鸡零狗碎的生活。我的这部小说的落脚点在人性，我希望写出主人公更为复杂的内心和现实处境，而没有做过多的道德批判，我只是在呈现。这部小说2008年2月份就交稿了，但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所以我的这本书年底才出来。
闫：这部小说与一些大学教授题材的小说不太相同，在描绘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有信息量方面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应该说，您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教授》包罗的内容很杂，诸如玫瑰浴、皇帝按摩、玻璃鸟巢中的女人、私人律师事务所，还有师生恋、夜总会中的大学生、代人受孕等等，可称五光十色，不一而足。但在另一些读者看来，这样的文本固然可读性很强，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小说枝蔓太多，信息量也太多，甚至知识点也很多，读起来的确有眼花缭乱之感。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当时在创作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邱：“信息化的想象”，这恰恰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就是将一个时代的风俗和信息，大面积地放到小说里，为以后的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和习俗，提供_二个脚注。西门庆招待尊贵客人的时候，你猜他喜欢请客人吃什么?吃鹅。吃鹅是西门庆招待重要客人的一道必须上的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信息。所以，小说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能够存在下去的理由，我觉得就是放进去一些非常丰富和专门化的信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有一部小说《比目鱼》，其中穿插了大量的菜谱，很多从不看小说的德国主妇疯狂地买这本书。因此，填充进当代社会的声光电色，是我有意识的追求。
闫：在这部书中，您“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的外表下，充满着血的气息、钱的气息、性的气息及这个时代独有的混乱的气息”，因此与这一个庞杂的时代相对应，“这又是一本庞杂的小说”。您在小说中，还披露了校园中的种种学术丑闻。您所作的努力，是想唤醒知识分子的反省和思考吗?
邱：我想要表达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状态的描述。我的批判是有的，但不是那么激烈，就是说，我不是在写一部揭露学术腐败的书。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因此对每个人的存在都带有宽怀的感情，虽然，我也在隐秘地批判和表达着我对当代知识分子堕落的不满。但最重要的问题显然并不止此。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有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要有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而不是去做一个特别专业的知道分子，和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丧失了道德底线，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
闫：刘震云先生的一个观点对我触动很深，他说：“前行是一件好事，但前行者也是吃亏的。因为许多新生的和前沿的事情，也许很快就被生活抛弃而变旧了。是不是有比事情新旧更重要的东西呢?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最终靠的，与事情的新旧无关，跟您发现的新旧有关；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象力。”《教授》完成后，您自己觉得满意吗?
邱：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不过，我觉得应该在形式上再有些变化就好了，语言也不够更有特点。可能我向读者妥协了，希望写一部好读的书。
有的人一辈子写一本就成了
也许我很笨
需要写20本才行
闫：我们先谈了您的近作，然后再回旋一下，谈一谈您的师承吧，这样或许能拓开一个更大的空间。您觉得文学史上哪些作家对您比较有影响?国外的，国内的?已经去世的，还是当代的?
邱：还是当代活着的多一点，过去的很少。中国作家像巴金他们离我似乎极为遥远，没有当代美国作家跟我近。像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他笔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跟我今天周围朋友的生活是一样的，搞性爱俱乐部、一夜情等等，这些巴金笔下是没有的。
闫：所以从生活角度讲您直接会受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他们描写的生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离我们感情特别近?
邱：是的。王蒙离我也很遥远，他那些东西，少年式的布尔什维克，离我也很远。还有写作技巧的问题。比如说茅盾、老舍的技巧就已经过时了，离我也很远。而约翰·厄普代克、欧茨和格拉斯的写作就很有意思，你就得学习。
闫：我很同意您的一个说法，在强调文学传承性的同时，似乎也特别注重技术层面的更新。您似乎会把写作当成一种技术活儿。譬如谈到约翰·厄普代克等人时您就讲类似的话，作为今天的作家，如果连这些手法都没学，那算很差了，连起码的技艺都没有了，作为工匠都应该被淘汰，完全没有资格进入写作。
邱：但是从精神角度讲，像鲁迅身上还是有股劲头，就是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那种敏感的判断对我有影响。经常翻翻鲁迅老爷子的杂文，很棒，每次早晨起床前读两篇觉得很愉快。他整天像刺一样扎你，很痛快。再看看沈从文的小说，写得非常清淡，地域文化特别浓郁。后来的汪曾祺、孙犁都是这一路。这也是一种美学态度，清流派，看看他们对自己是个反差，是个对照。那是真正文学的东西。
闫：您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也很深?您说过，《红楼梦》和《金瓶梅》是您百看不厌的古典小说。
邱：我9岁就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然后看过大量的戏剧，读古诗。我们已经在这个传统里了，这些东西每天都在影响着你的思维。
闫：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会定期看看感兴趣的东西，会刻意去做做功课吗? 邱：当然。我会经常读一读先秦的散文，找找那种语感。我家里的资料很全，古典文学专门有一柜。
闫：我想您开始写作那会儿，先锋小说风头正盛，从您的写作中，也能看出这方面的传承。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屏风系列”，在结构上就很独到。比如《单筒望远镜》这部小说，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由三种文体构成，分别是书简、话剧剧本和回忆录，暗示此小说的作者和作者本人有一种疏离关系，也使小说本身具有了间隔效果。小说叙述的时间在这三种文体内是延续向前的。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分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文体和结构，是因为你深受最近10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的影响，已经无法用十分传统的手法来写作了。
邱：的确，我喜欢马原、莫言、苏童、格非等人的小说，上大学的时候模仿过他们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我的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书写，但是在形式上，我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后现代意识的小说，比如我的《时装人》《蜘蛛人》等等。因此，我会在结构上变化每一部作品，使之具有某种新鲜的东西，也使我自己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兴趣。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熟练地掌握百年来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巧和结构方式，100年来，小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巧和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年轻作家的基本技能。这对于欧美青年作家已经成为了常识和通识，但是，在我们的作家那里还不是很自觉。
闫：我同朋友辩论过，写作久了以后，只靠灵感和激情支撑就有了风险。学养的积累将越来越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更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邱：对呀。我有个观点，就是现在翻译的速度很快，我们的当代作家，无论在出版市场、写作水平，还是在文化底蕴上，都要和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当代作家短兵相接。20年前，我们要补课，读西方大师的作品，觉得距离大师很远，可是，现在那些西方著名的当代作家就在眼前，我们不得不正面对应。的确，如今无论读者还是作家的视野都要更加开阔才行。
闫：在我的印象中，您在几年前写过一个社区人系列小说。这个系列包罗很多内容：有白领女性因为一次车祸导致毁容从而改变了生活态度的，有单身母亲需要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女儿的，有参加马会的成员却被朋友偷窃了东西的收藏家，有几年之内把几百万都莫名其妙弄光的，有晚景凄凉的动画片配音演员深刻的夫妻感情，有打铁的艺术家的情感罪孽，有因为父爱缺失性格畸变导致人变为人熊的，有家庭缺乏母爱需要面对儿子青春期烦恼的父亲，有音乐家和他的懂音乐的狗的故事，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有令人羡慕的成功夫妻之间生活的阴暗面，有心理学家逼疯了自己的舞蹈演员妻子，有飞行员和蛙人的完满爱情，有艺术家和他的马的生死离别，有弱智儿童的纯洁短暂的生命，还有社区童军的一次暴露人性复杂的野外行军，等等。为什么会选择社区这个视角呢?这里有什么特殊性吗?
邱：社区人系列是我从2000年之后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发表了四五十篇，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了我这部小说，收录了40篇。这算是一部糖葫芦串成的长篇小说，也算一个短篇系列小说吧。长篇小说写累了，就写短的。我把目标锁定在有固定职业、买房买车的中产阶层。如今，城市中产阶层迅速地扩大，但是，他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家长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北京在2000年之后，大都不再分配住房，所以，很多社区的居民成分，就非常复杂了，根据这些社区地产的价格，也分成了不同阶层居住的社区，自然，这些社区也就分成富人社区(以高级公寓和郊区别墅为主)、中产阶层(管理比较好的公寓，比如亚运村的一些公寓楼和望京地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R等等)，这就是北京新居住区，新的社区文化的格局就此正在形成。在今天的城市中，中产阶层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同时，作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非常稳固的一个逐渐扩大的群体，中产阶层一般有着丰厚的收入，受过很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车，有进取心，他们的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也逐渐地趋同，是城市中消费和引领时尚的主体。他们往往选择环境和人文气氛都比较好的社区居住，并且正在形成中国独特的社区文化。但是如果你剥开了生活的外衣，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和伤心事，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这个痛点是他们的隐疾与暗伤。我抓住了当今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的人，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想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由此，我状写了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闫：能够看得出来，您的很多小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而这些小说在叙事上和美国当代一些作家有些渊源关系，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约翰·契佛、雷梦德·卡佛的小说风格，您就学习了不少。我知道您是有大量阅读经验的作家，我手头有一本您的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里面记载了您读书的心得。您的阅读和写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邱：阅读是写作的触媒，一个作家必须读书，一个好作家一定是读大量书的人。阅读和写作的关系特别深，我的写作灵感都是阅读过程中产生的。
闫：除了文学书籍之外，您经常阅读的还有哪些书?
邱：我主要读文史哲的书。其他的也有一些，其实，文学书我看得很快，一个长篇小说我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谁让我是干这个的呢。
闫：您写作的时间应该有20多年了吧。在这么长的写作过程中，您有没有过卡壳的时候?简单点说，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邱：我的写作有严格的计划。每年都有，不过在实施的时候有些变化。我要准备材料，进行大量阅读等等。告诉你，我现在脑子里经常转的，还有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很多的杂著，比如我对电影、建筑、文学史都很感兴趣，都有写作的题材等着我。
闫：在写作上，您是方向感非常明确的那种人?
邱：我能很清楚地看清自己——我也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没有写出我自己理想的书来，所以还要继续写。有的人一辈子写一本就成了，也许我很笨，需要写20本才行。我希望自己越写越狠，而不是越来越温和。
闫：早些年有人谈论您的作品时，注意到其中有雷同感，当时是否有商业上的考虑?当然，现在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
邱：我觉得我写了这么多年，出了四五十本书，以后能被提到一两部就可以了。
闫：其他的都是您阶段性的副产品，这似乎是必要的牺牲?
邱：其实这挺好玩的，你写还能挣点钱。干吗不写。另外，这也是一个铺垫，为了更好的东西出来，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哪一部会更好。只能不断地写。语感只有不断地写才能保持，你看马原隔了好长时间不写，再一写就找不着感觉了。余华也有这个危险。必须保持和时代的语言与想象合 拍的语感与节奏，才能持久。
闫：我想您心中应该有一个好作品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建立又首先取决于您的阅读。因为读了很多，尤其是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看到人家今天达到这样的水平了，而反观自己能不能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这大概是你所关注的。当然你要达到这样的水准你就能卖得好。在中国读者普遍素质比较差的情况下，您也可以进入国际出版市场。
邱：不错。你看莫言的很多书在国外就卖得很好，有40多个译本。像余华也已经进入国际出版市场了，只要写好就行。除了有人文精神，关于民族的一些片段性的东西，如心灵的、精神性的、世俗生活的描绘，写得好就会出版。
闫：这么多年下来，您怎样看待自己的写作?
邱：我今年41岁了，感到很惶然啊。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是和我所经历的时代有着特别近距离的关系，写的大部分是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一些新的人群和阶层，所以，可以说我一直是在写新人新事儿。
闫：您的短篇小说《流水席》的写作完成，似乎得益于一个朋友的传奇经历?您自己谈到这个小说时说，这个人遭遇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地区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朋友们谁来都可以吃，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邱：这个人叫黄柯。中央电视台10频道专门做了专题节目。比如有一年过年，十多天他招待了3000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就是这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老黄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遭遇车祸的，因此，这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闫：像您的其他一些小说也在不同程度地印证着生活。您的另一个短篇《威胁总来自黑夜》，也显露出生活中的一些真实。
邱：《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有一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几个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子里淹死了，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们的班车坏了，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主要就是涉及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以前，我看到北京一则新闻，清华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在自己家的楼道里面被抢劫杀害了。一开始，我就想把整篇小说写成一段，写成一个亡灵的叙述。
闫：想象过自己作品的价值吗?
邱：我必须用今天的眼光来打量当下的生活，打量历史，但时代到最后是否会把你选择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那是时代的问题，我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年之后的最重要的作家的写作方式。
小说今后的出路
就是百科全书式样的文化小说
闫：现在谈一下题材。您前些年写作的重心在都市，当代城市生活的一些场景，酒吧、饭店和各种各样的场所，在您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您好像一直在着力摹写一种都市情绪，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呢?
邱：哦，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做记者，跟当代生活特别密切，每天都出入各种各样的环境，原来他们就老批评我写一些大饭店什么的，这些也就是去得比较多的缘故。我觉得刚好有了这样的生活，而我呢又刚好是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写作和当下生活的一种完全的遭遇。
闫：您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又在杂志社供职。这么长时间从事记者编辑的经历，对您在写作上的成长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
邱：对我的写作帮助特别大。记者多么地敏感和快捷啊，记者生涯对于我走上现在的文学道路非常重要。通过当记者，我学会了观察眼下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也一直秉有当年做记者时候的那种客观性和良知。我现在小说风格的形成，和我当记者多年养成的对信息的搜集也有密切的关系。
闫：但您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新疆度过的。
邱：是的，我出生在新疆，幼年和少年时代，随着父亲几乎走遍了新疆。新疆很大气，荒凉，山川风貌多样，自然界的生存条件严酷。新疆阳光的气味清新冰凉，空气干燥。人们的性格粗犷豪放，不拘小节，个个都是肉食动物。
闫：到北京生活，是不是与早年的经历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反差?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而言，北京让您获得了什么呢?
邱：我热爱着北京。北京很大气，包容、多元。我读过关于北京几千年来的资料，自己骑车、开车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角落。北京给我的感觉非常丰富和复杂，不过，我不愿意当一个写北京的地域作家。
闫：当然到了后来，您的写作开始转型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屏风系列”小说。2007年初，《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和《骑飞鱼的人》三部长篇一次推出后，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和国外汉学家的极大兴趣。有评论家指出：“一向惯于描写当下的城市生活的邱华栋，在这三部作品中对自己的写作来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成功转型。”可否谈谈这三部小说的创作?
邱：这三部长篇是从2000年到2006年夏天写的，三部中，每。一部花两年时间。我一般是准备好材料，然后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两个月写出来初稿，然后缓慢地打磨两年。这三部小说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也许，还有一部，因为屏风至少是四扇，对不对?我的写作都有计划。只是在《青年文学》当主编后，时间很少，只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写作。
闫：为什么叫“中国屏风系列”，屏风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邱：有一段时间，我居住在北京东北郊区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被青藤覆盖的红色砖房，房主的丈夫是一个德国人。他很喜欢搜集中国各式古旧家具。在这套房子里，全是这些玩意儿。于是，很长时间里，我就和这些旧家具生活在一起。这些家具大多都是清代的，很少一些还是明式家具，其中，有四扇高大的屏风高高地挂在我的客厅里，打开来，可以和餐厅隔开，颜色是深民褐色的，非常凝重，上面还雕刻有不少花鸟人物。
我经常坐在沙发上，打开这屏风，凝视着上面雕刻的那些已经穿越了历史云雾的很多人物画像，感到了一些神秘和沧桑。于是，终于，2000年的有一天，屏风带给了我具体的灵感，我决定写作“中国屏风系列”小说了。屏风不是象征物，只是一种视觉提示。
从选材上说，我觉得自己过了30岁，就很明确地产生了一种历史感。也算是一种对传统的回望，但不是回归，因为我的小说技巧很变化、很现代主义的。
闫：在对都市生活的多年关注和写作之后，您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投向了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的活动和他们对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的记录。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维度上看， 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100多年了。写作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邱：如何处理小说的想象和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对我的启发很大。这样的小说写作带给我一种很新鲜的体验，那就是进入历史的现场，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
闫：《贾奈达之城》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我记得书中的女主人公戴安娜·西普顿是实有其人的。
邱：对。1946年到1948年，她和丈夫、英国驻印度政府派往新疆喀什噶尔的最后一任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一起翻越了中亚极其高拔的群山，抵达了中国新疆，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时间。他们夫妇还是登山家，攀登过喀什噶尔附近和帕米尔高原上很多高峻的山峰。在新疆，她度过了一生中十分值得留恋的岁月，对新疆，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比如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都充满了欣赏和感情。戴安娜是偶然和中国古老的土地发生联系的一个西方女性。
闫：所以，她的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她后来把这段生活写成了回忆录《古老的土地》。
邱：这本书1950年在伦敦出版。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收录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叫做《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和另外一个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回忆录两本合一出版了。我的这部小说就是根据她的回忆录的主要线索，然后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想象创作出来的一部已完全不同于她的那本回忆录的独立作品。
闫：对当下来说，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跳开浮躁的现实，看看过去的人和过去的岁月、环境，因此会有新的感觉。看来您确实想寻找一种超越眼前浮躁的当代生活的想象空间，也希望读者进入这个空间。至于《单筒望远镜》，它涉及的历史要更久远一些，小说取景于晚清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发生之际，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来到中国……您如何捕捉这种种已逝的场景和情感?
邱：《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因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1992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一开始，我在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这使我经常在市政府所在的正义路和东交民巷附近出没。我在中学课本上就知道了1900年的北京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地点就在我经常出没的东交民巷附近。后来，我按照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份地图，按图索骥地寻找过去那些外国使馆的具体位置，发现岁月的沧桑巨变，已经使历史上的建筑完全地更换了面貌和主人，几乎都找不到当年的踪迹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巨大的拆迁改造过程，旧北京进一步地消失了。后来有一天，我参加了北京一家电脑公司召开的一个建筑文化讨论活动。这家叫水晶石的电脑公司在建筑学家张永和先生——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当系主任了——的协助下，把北京城的旧城门现状的照片和用电脑复原的过去城门原貌进行了巧妙的叠加，并且进行了有趣的对比。那天在现场，来了很多的建筑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大家以讨论和观摩的方式，表达了对已经消失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来的北京旧城的缅怀。期间，还放映了一部很短的三维动画片，在那个片子里，展现的是北京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楼子，一队清朝的士兵正在一个骑马将军的带领下出城巡查，一只老鹰飞过城墙所卫护的城市，它看见了灰色基调的美丽的老北京城……我忽然觉得十分地感动，都有些要流泪了，为已经消失的东西——为这个伟大城市的那些消失的城墙和城门以及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我通过这部小说，寻找着古老北京的诗意和被历史摧残的记忆。我找到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浓郁的伤感吧。
闫：《骑飞鱼的人》，也是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经历?
邱：对。他叫A.F.LindLey，可以翻译成林德利，他曾经参加了英国海军，1859年到了香港，辞掉了海军的职务之后，到了上海，后来又于1860年进入到太平天国控制区。他认识了当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得到了忠王的委任，成为太平军的一个战友和志愿军成员，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忠王组织和领导的多次战斗，而且相继失去了他们。1864年上半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覆灭的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回国之后，他写了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并向欧洲读者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这本书于1962年在王维周和王元化父子翻译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1986年再版，1997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
而我就是根据王元化老翻译的这个版本，取材了其中林德利记述的自己的主要经历，加工创作了这部已不同于那本回忆录的小说。
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时候，夏衍先生曾经建议别人根据这本书撰写一个电影剧本，想把这个林德利的故事拍摄成电影。而冯雪峰先生也曾经告诉当时年轻的译者王元化，说自己想根据这本书和忠王作战的实际线路进行踏勘，写作一本长篇小说。而今，您终于把这项工作完成了。
邱：我想，王元化老也会很高兴的吧。毕竟，小说在艺术想象和虚构之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飞翔的东西，和作者的回忆录大不一样了。我写的仍旧是一部小说，一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虚构的新历史小说。一些地方通过我的想象，加入了很多情节和元素，使这本书构成了我有趣的写作经验。
闫：您写过一个东西，是探讨近百年以来现代长篇小说的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流变的。你谈到，长篇小说一定要在难度、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带给读者百科全书般的东西。
邱：小说今后的出路，就是百科全书式样的文化小说。其他，你根本无法比过电影、电视剧以及报纸、网络等媒介。
闫：您对写作似乎总是充满了激情，创作力一直很旺盛，你觉得你的写作不会枯竭吗?
邱：几年前我曾经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是这样答复的——我觉得比较难枯竭，我的写作显然是越来越开阔了，就是属于扇面的这种写法。当然到了一段时间又会收缩。我有时觉得害怕，我到了五六十岁会不会变成一个特别虚无的作家，像博尔赫斯，他的作品最后就面对时间，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意义了，我觉得我有一天会变成这种很虚无的作家。现在我的想法大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