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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梦”是F·S·菲兹杰拉德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往往以男主人公对“金女郎”的一往情深为叙事的主线,以幻灭结束。菲兹杰拉德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或为天使,或为妖妇,而他的短篇小说《冬天的梦》则承袭了这一男性主体的叙事模式,同时刻画了这两种女性形象,并将其并置于男性的目光之下,听凭后者的判决。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菲氏的小说中,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依然是男权意识形态的,女性只能扮演“天使”的角色,“新潮女郎”也概莫能外。
关键词:男人 女人 梦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F·S·菲兹杰拉德因其对上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诗意呈现而享誉世界文坛。他的小说承袭男性创作传统,叙述者通常是男性,并以男主人公对“金女郎”的一往情深和理想幻灭为叙述的主体,以梦作为结构全篇的主线。其短篇小说《冬天的梦》即以全知全能的男性叙事角度,铺陈了一个男孩德克斯特·格林从少年到成人绵延十多年的梦,一个关于女人(裘迪·琼斯)的梦。
《冬天的梦》是以男性立场发言的。故事的叙述者时而插入他的评论,使读者始终将视线集中在男主人公德克斯特身上;叙事体不时引入德克斯特的种种心理活动,而裘迪的内心世界在叙述中则完全是空白的——因为女人取自男人的一根肋骨,先天不足,故而传统上,女性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客体,没有个性,没有灵魂,也没有语言。美国大学教授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杰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就追溯并论述了19世纪以前男性文学作品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前者纯洁高贵、美丽柔弱,是听话的女儿,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即“家庭天使”;后者则是狐媚的“失贞者”,凶狠的“悍妇”,专断的“男人化女人”。这种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一方面体现了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男性对女性僭越权威、挑战传统的惶恐不安。菲氏的短篇小说《冬天的梦》中兼有这两种女性形象,并分别以艾玲·希乐和裘迪·琼斯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裘迪身上混合了“新潮女郎”的独立意识,她终于还是与传统和解,转变为任劳任怨的“家庭天使”。其悲剧性的结局表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仍然处于屈从的被动地位。在小说中,作者对裘迪形象的刻画采用了纵向和横向对比的手法:以其婚前和婚后对比;少女裘迪和少女艾玲对比。她们共同接受男人目光的审视和判决,正如希腊神话里美的判决者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男人取代了白雪公主邪恶后母手里的那面魔镜,成为女性美丑(心灵和外貌)最好的一面“目光之镜”。
二 “天使”艾玲
艾玲,无论是在叙述者笔下还是在德克斯特的眼中,她都被呈现为标准的上流社会淑女形象。她待人随和,柔情专一,单纯善良,是传统女性美德的化身。文中说,对德克斯特而言:
“艾玲不过是张在他背后的一方帘幕,是在发亮的杯碟间张罗的一只手,是呼儿唤女的一个声音”。
在此,艾玲服从社会对她的内在要求,是角色(家庭天使),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她自己),女人内在的情感需求完全被淡化了。女人只有在扮演社会所赋予她们的传统角色的时候,才会受到人们尤其是男人们的尊敬。艾玲自然格外受欢迎。德克斯特借叙述者之口说,“喜欢她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的名声实在太大了。”
三 裘迪·琼斯
女人在文学中客体的地位使其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默默无语。她们或是道德之鉴,良善的映照;或是欲望之火,罪恶的渊薮。前者以地母的光辉折射出男人心中的女性理想,后者如海上塞夭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而亡,导致男人的沉沦。事实上,两者都是“一个男人的无意识朝向女性特征的人格化过程”(陆扬,1999:107),即荣格所说的阿尼玛。“阿尼玛有时候是一位优雅的女神,有时候是一位女妖,一位女魔。……文学作品中,海妖、山林水泽的仙子,女魔便是阿尼玛化出的形象,她们迷惑了年轻的男子,吸走了他们身上的生命”。如果说艾玲是优雅的女神,那么裘迪即是以其魅惑人心的美貌令无数男人趋之若鹜、魂不守舍、黯然神伤的妖妇,她是“失贞者”,也是“男人化的女人”。
1 “妖妇”
对于裘迪的美,作者在小说中不吝笔墨,从男人的角度数次加以强调。裘迪在只有11岁时,相貌就已经十分出众,“单薄的身子似乎遍身焕发出一派光艳”。18岁时,她美艳不可方物:“她出落得那样美丽动人。两颊的血色像画上一样,都集中在一处。”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文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裘迪的唇和笑:
“正就是那种异样的笑脸,那种稀奇的笑脸。好些男人见过她这种笑脸以后,直到中年还难以忘怀……那猩红色的嘴角往下一牵,与其说是莞尔一笑,还不如说是在招引人来跟她亲个嘴。”
裘迪一颦一笑都勾魂摄魄,对男人构成致命的诱惑。叙述者更借海德里克先生之口将裘迪定义为狐媚的妖女:
“还俊俏咧!你看她那模样儿,老是像等着人来跟她亲个嘴似的!瞪出了那一对母牛似的大眼睛,对城里每一条牛犊子都要瞧一眼!”
裘迪还在行为方式上颠覆了女性被动的传统,主动施展其身体魅力,无数男人为她意乱情迷。她同时与一打贵公子情人周旋,他们为她神魂颠倒,随后又为之弃之不顾。裘迪我行我素,以女性魅力为武器,一手执掌自己的爱情,可算是社会的叛逆。更有甚者,在德克斯特终于心灰意冷,与艾玲订婚后,她又横刀夺爱,但一个月后又将目光投向他人。裘迪的这一番作为在故事发生的时期(一战之前)是非常大胆的。
不止如此,裘迪还以“新潮女郎”的做派打破社会常规,随心所欲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生活。“新潮女郎”即“飞女郎”,指上世纪20年代的时髦女青年。“飞女郎最早在公共场合吸烟,她们惯常在鸡尾酒和‘摸摸晚会’(petting party)间穿梭,她们穿着时尚杂志的标准装束,面色苍白,嘴唇猩红,眼圈幽黑。她们是让男人说‘是’的老手,他们甘心送出礼物。”(小白,2005:139)就此而言,活跃在一战前后的裘迪即是“飞女郎”的先驱,而其爱情之外的生活同样不羁:她常常出入高尔夫球俱乐部,与男人们同场竞技;她擅长游泳,而这种运动是50年代才风靡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她视速度为快感的源泉,驾驶汽艇在水上风驰电掣;她驾车自由驰骋,漫游欧陆。凡此种种,都似乎将裘迪推演为一个“男人化的女人”。她肆无忌惮,泼辣果断,几乎无所不能,在曾经男人一统天下的领域里——爱情、运动、生活等等——搅起一股股旋风,为卫道士们所不齿。诚然,这类女性在男性眼中无疑是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的。
小说对裘迪的“美”及其“美”之毁灭性的后果浓墨重彩。美丽一经绽放,就像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无穷无尽的灾难降临人类,让人无处逃避。对德克斯特及诸多男性而言,裘迪就是一个美丽的梦境,可怕的梦魇。少年德克斯特在高尔夫球场对11岁的裘迪的一见钟情,并果断地辞去高薪的球童工作,为赢得美人心规划自己的人生。这是德克斯特梦的开始。23岁时,他如愿跻身上流社会,在月色温柔中邂逅出落得楚楚动人的裘迪。之后,德克斯特“迷上了她,快乐得神魂颠倒,这可是抽鸦片。”与此同时,他的噩梦也开场了。裘迪的心血来潮,使德克斯特饱受煎熬,身败名裂。他只有在彻底放弃裘迪后,才重获新生:他远走纽约,而立之年即功成名就。
2 “家庭天使”
可以说,少女时代的裘迪呼风唤雨,视爱情如游戏,而她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傲视群伦,以万丈光焰照耀男人前行的道路。她以身体为本,体现了新潮女郎开放的性态度。她是发号施令者。在月夜与德克斯特相逢,她首先发问,此处用的动词是“demand”(命令)。在设宴招待众情人的时候,她代替了父亲的角色主持宴会,僭越了男性的威权。在厌倦他人后,她在俱乐部邂逅德克斯特,仍然掌握着交流的主动权。“她说完转身就走,德克斯特跟着去了。”文中说,“这个姑娘可不是情场周旋所能‘赢得’的……她一定要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赤裸裸地卖弄过了风情,这才欢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女裘迪是男人竞相追逐的尤物;她所向披靡,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为任何男人“拥有”。
但裘迪并非不要婚姻,或者说,她不得不要婚姻。一战虽然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很多新女性走出家庭,谋求经济独立,但是相当一部分新女性还是被迫选择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上流社会尤其如此。裘迪从小打高尔夫球,但却没有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那样成为职业选手,自食其力,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适时地找了个爱自己的人嫁了,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在衣冠禽兽的丈夫的摧残下,她的花容月貌迅速消逝了。此时的裘迪早已不复当年的泼辣放肆,反倒表现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据那个底特律商人说,路德·辛姆士当时疯狂地爱上了裘迪。然而两人的关系在婚后却发生了逆转:路德虐待裘迪,花天酒地。细究起来,这正是男权社会文化的特点。西蒙·波伏娃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986:23)。而“婚姻自父系社会以来,就体现为男性的占有行为”(高小康,1996:143-144)。对女性来说,“投入的结果是毁灭”;对男性来说,“占有的结果是空虚”。对路德而言,他从来都服从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男性是征服者,女性只是男性获胜的锦标,生活的附属品,在路德“占有”裘迪后心生厌倦,必然去追逐其他女性;裘迪曾追求个性自由,她服从内心的召唤,只爱自己,只关注自己的价值和需要。但一经走入婚姻,她不得不放弃自我,将“性爱转化为母爱”,以高估婚姻的心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即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也要将少女时代的那个自我彻底毁灭掉,安于婚姻带给她的归属感:心如止水的内心情感,以及经济上的安全感。
四 结语
由此,在叙事层面上我们看到了男人目光中的裘迪,先为“妖妇”后为“天使”。事实上,故事描写裘迪以美貌换取爱情、婚姻,掩盖了女性真正的需求。众人皆因仰慕或觊觎裘迪的美貌而陷入情网,渴望“拥有”她而不可得。即使对德克斯特而言,裘迪也只是一具美丽的躯壳,没有灵魂,一旦连这副躯壳都不复美丽,他的梦也就彻底结束了。在听说裘迪的遭遇后,德克斯特喃喃自语:“从前我心里总有那么股劲儿,可如今已经没了。如今已经没了,已经没了。我哭不出来。我没有心思,那股劲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其他人则视裘迪为玩物、妖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厌女症。“文学的厌女症总是把女性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把反抗的母性都丑化成母夜叉。”(康正果,1994:48)这尤其体现在裘迪和德克斯特两人的关系上。而海德里克先生称女性为“蠢娘们(crazy women)”,指责裘迪妖媚淫荡。叙述者也称裘迪个性太“肆无忌惮”。
究其事实,裘迪的命运正如海德里克先生所说,“这个裘迪·琼斯!对付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她屁股朝天,狠狠地揍,揍满了半年,把她嫁个老八板儿的骑兵连连长。”裘迪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这一天的到来。裘迪婚前穿梭于熙来攘往的公共空间,任人评说。婚后相夫教子,境遇颇令人同情。人们或可说她咎由自取,或可说是她红颜薄命,但无论如何,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附属地位使她们沦为爱情的祭品,升格为圣洁的母亲。
参考文献:
[1] F·S·菲兹杰拉德、巫宁坤译:《菲兹杰拉德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2] 高小康:《人与故事》,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西蒙·波伏娃,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 小白:《画春宫的女人们》,《万象》,200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李红梅,女,1978—,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国现代小说、戏剧,工作单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男人 女人 梦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F·S·菲兹杰拉德因其对上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诗意呈现而享誉世界文坛。他的小说承袭男性创作传统,叙述者通常是男性,并以男主人公对“金女郎”的一往情深和理想幻灭为叙述的主体,以梦作为结构全篇的主线。其短篇小说《冬天的梦》即以全知全能的男性叙事角度,铺陈了一个男孩德克斯特·格林从少年到成人绵延十多年的梦,一个关于女人(裘迪·琼斯)的梦。
《冬天的梦》是以男性立场发言的。故事的叙述者时而插入他的评论,使读者始终将视线集中在男主人公德克斯特身上;叙事体不时引入德克斯特的种种心理活动,而裘迪的内心世界在叙述中则完全是空白的——因为女人取自男人的一根肋骨,先天不足,故而传统上,女性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客体,没有个性,没有灵魂,也没有语言。美国大学教授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杰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就追溯并论述了19世纪以前男性文学作品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前者纯洁高贵、美丽柔弱,是听话的女儿,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即“家庭天使”;后者则是狐媚的“失贞者”,凶狠的“悍妇”,专断的“男人化女人”。这种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一方面体现了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男性对女性僭越权威、挑战传统的惶恐不安。菲氏的短篇小说《冬天的梦》中兼有这两种女性形象,并分别以艾玲·希乐和裘迪·琼斯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裘迪身上混合了“新潮女郎”的独立意识,她终于还是与传统和解,转变为任劳任怨的“家庭天使”。其悲剧性的结局表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仍然处于屈从的被动地位。在小说中,作者对裘迪形象的刻画采用了纵向和横向对比的手法:以其婚前和婚后对比;少女裘迪和少女艾玲对比。她们共同接受男人目光的审视和判决,正如希腊神话里美的判决者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男人取代了白雪公主邪恶后母手里的那面魔镜,成为女性美丑(心灵和外貌)最好的一面“目光之镜”。
二 “天使”艾玲
艾玲,无论是在叙述者笔下还是在德克斯特的眼中,她都被呈现为标准的上流社会淑女形象。她待人随和,柔情专一,单纯善良,是传统女性美德的化身。文中说,对德克斯特而言:
“艾玲不过是张在他背后的一方帘幕,是在发亮的杯碟间张罗的一只手,是呼儿唤女的一个声音”。
在此,艾玲服从社会对她的内在要求,是角色(家庭天使),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她自己),女人内在的情感需求完全被淡化了。女人只有在扮演社会所赋予她们的传统角色的时候,才会受到人们尤其是男人们的尊敬。艾玲自然格外受欢迎。德克斯特借叙述者之口说,“喜欢她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的名声实在太大了。”
三 裘迪·琼斯
女人在文学中客体的地位使其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默默无语。她们或是道德之鉴,良善的映照;或是欲望之火,罪恶的渊薮。前者以地母的光辉折射出男人心中的女性理想,后者如海上塞夭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而亡,导致男人的沉沦。事实上,两者都是“一个男人的无意识朝向女性特征的人格化过程”(陆扬,1999:107),即荣格所说的阿尼玛。“阿尼玛有时候是一位优雅的女神,有时候是一位女妖,一位女魔。……文学作品中,海妖、山林水泽的仙子,女魔便是阿尼玛化出的形象,她们迷惑了年轻的男子,吸走了他们身上的生命”。如果说艾玲是优雅的女神,那么裘迪即是以其魅惑人心的美貌令无数男人趋之若鹜、魂不守舍、黯然神伤的妖妇,她是“失贞者”,也是“男人化的女人”。
1 “妖妇”
对于裘迪的美,作者在小说中不吝笔墨,从男人的角度数次加以强调。裘迪在只有11岁时,相貌就已经十分出众,“单薄的身子似乎遍身焕发出一派光艳”。18岁时,她美艳不可方物:“她出落得那样美丽动人。两颊的血色像画上一样,都集中在一处。”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文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裘迪的唇和笑:
“正就是那种异样的笑脸,那种稀奇的笑脸。好些男人见过她这种笑脸以后,直到中年还难以忘怀……那猩红色的嘴角往下一牵,与其说是莞尔一笑,还不如说是在招引人来跟她亲个嘴。”
裘迪一颦一笑都勾魂摄魄,对男人构成致命的诱惑。叙述者更借海德里克先生之口将裘迪定义为狐媚的妖女:
“还俊俏咧!你看她那模样儿,老是像等着人来跟她亲个嘴似的!瞪出了那一对母牛似的大眼睛,对城里每一条牛犊子都要瞧一眼!”
裘迪还在行为方式上颠覆了女性被动的传统,主动施展其身体魅力,无数男人为她意乱情迷。她同时与一打贵公子情人周旋,他们为她神魂颠倒,随后又为之弃之不顾。裘迪我行我素,以女性魅力为武器,一手执掌自己的爱情,可算是社会的叛逆。更有甚者,在德克斯特终于心灰意冷,与艾玲订婚后,她又横刀夺爱,但一个月后又将目光投向他人。裘迪的这一番作为在故事发生的时期(一战之前)是非常大胆的。
不止如此,裘迪还以“新潮女郎”的做派打破社会常规,随心所欲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生活。“新潮女郎”即“飞女郎”,指上世纪20年代的时髦女青年。“飞女郎最早在公共场合吸烟,她们惯常在鸡尾酒和‘摸摸晚会’(petting party)间穿梭,她们穿着时尚杂志的标准装束,面色苍白,嘴唇猩红,眼圈幽黑。她们是让男人说‘是’的老手,他们甘心送出礼物。”(小白,2005:139)就此而言,活跃在一战前后的裘迪即是“飞女郎”的先驱,而其爱情之外的生活同样不羁:她常常出入高尔夫球俱乐部,与男人们同场竞技;她擅长游泳,而这种运动是50年代才风靡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她视速度为快感的源泉,驾驶汽艇在水上风驰电掣;她驾车自由驰骋,漫游欧陆。凡此种种,都似乎将裘迪推演为一个“男人化的女人”。她肆无忌惮,泼辣果断,几乎无所不能,在曾经男人一统天下的领域里——爱情、运动、生活等等——搅起一股股旋风,为卫道士们所不齿。诚然,这类女性在男性眼中无疑是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的。
小说对裘迪的“美”及其“美”之毁灭性的后果浓墨重彩。美丽一经绽放,就像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无穷无尽的灾难降临人类,让人无处逃避。对德克斯特及诸多男性而言,裘迪就是一个美丽的梦境,可怕的梦魇。少年德克斯特在高尔夫球场对11岁的裘迪的一见钟情,并果断地辞去高薪的球童工作,为赢得美人心规划自己的人生。这是德克斯特梦的开始。23岁时,他如愿跻身上流社会,在月色温柔中邂逅出落得楚楚动人的裘迪。之后,德克斯特“迷上了她,快乐得神魂颠倒,这可是抽鸦片。”与此同时,他的噩梦也开场了。裘迪的心血来潮,使德克斯特饱受煎熬,身败名裂。他只有在彻底放弃裘迪后,才重获新生:他远走纽约,而立之年即功成名就。
2 “家庭天使”
可以说,少女时代的裘迪呼风唤雨,视爱情如游戏,而她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傲视群伦,以万丈光焰照耀男人前行的道路。她以身体为本,体现了新潮女郎开放的性态度。她是发号施令者。在月夜与德克斯特相逢,她首先发问,此处用的动词是“demand”(命令)。在设宴招待众情人的时候,她代替了父亲的角色主持宴会,僭越了男性的威权。在厌倦他人后,她在俱乐部邂逅德克斯特,仍然掌握着交流的主动权。“她说完转身就走,德克斯特跟着去了。”文中说,“这个姑娘可不是情场周旋所能‘赢得’的……她一定要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赤裸裸地卖弄过了风情,这才欢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女裘迪是男人竞相追逐的尤物;她所向披靡,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为任何男人“拥有”。
但裘迪并非不要婚姻,或者说,她不得不要婚姻。一战虽然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很多新女性走出家庭,谋求经济独立,但是相当一部分新女性还是被迫选择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上流社会尤其如此。裘迪从小打高尔夫球,但却没有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那样成为职业选手,自食其力,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适时地找了个爱自己的人嫁了,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在衣冠禽兽的丈夫的摧残下,她的花容月貌迅速消逝了。此时的裘迪早已不复当年的泼辣放肆,反倒表现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据那个底特律商人说,路德·辛姆士当时疯狂地爱上了裘迪。然而两人的关系在婚后却发生了逆转:路德虐待裘迪,花天酒地。细究起来,这正是男权社会文化的特点。西蒙·波伏娃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986:23)。而“婚姻自父系社会以来,就体现为男性的占有行为”(高小康,1996:143-144)。对女性来说,“投入的结果是毁灭”;对男性来说,“占有的结果是空虚”。对路德而言,他从来都服从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男性是征服者,女性只是男性获胜的锦标,生活的附属品,在路德“占有”裘迪后心生厌倦,必然去追逐其他女性;裘迪曾追求个性自由,她服从内心的召唤,只爱自己,只关注自己的价值和需要。但一经走入婚姻,她不得不放弃自我,将“性爱转化为母爱”,以高估婚姻的心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即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也要将少女时代的那个自我彻底毁灭掉,安于婚姻带给她的归属感:心如止水的内心情感,以及经济上的安全感。
四 结语
由此,在叙事层面上我们看到了男人目光中的裘迪,先为“妖妇”后为“天使”。事实上,故事描写裘迪以美貌换取爱情、婚姻,掩盖了女性真正的需求。众人皆因仰慕或觊觎裘迪的美貌而陷入情网,渴望“拥有”她而不可得。即使对德克斯特而言,裘迪也只是一具美丽的躯壳,没有灵魂,一旦连这副躯壳都不复美丽,他的梦也就彻底结束了。在听说裘迪的遭遇后,德克斯特喃喃自语:“从前我心里总有那么股劲儿,可如今已经没了。如今已经没了,已经没了。我哭不出来。我没有心思,那股劲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其他人则视裘迪为玩物、妖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厌女症。“文学的厌女症总是把女性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把反抗的母性都丑化成母夜叉。”(康正果,1994:48)这尤其体现在裘迪和德克斯特两人的关系上。而海德里克先生称女性为“蠢娘们(crazy women)”,指责裘迪妖媚淫荡。叙述者也称裘迪个性太“肆无忌惮”。
究其事实,裘迪的命运正如海德里克先生所说,“这个裘迪·琼斯!对付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她屁股朝天,狠狠地揍,揍满了半年,把她嫁个老八板儿的骑兵连连长。”裘迪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这一天的到来。裘迪婚前穿梭于熙来攘往的公共空间,任人评说。婚后相夫教子,境遇颇令人同情。人们或可说她咎由自取,或可说是她红颜薄命,但无论如何,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附属地位使她们沦为爱情的祭品,升格为圣洁的母亲。
参考文献:
[1] F·S·菲兹杰拉德、巫宁坤译:《菲兹杰拉德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2] 高小康:《人与故事》,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西蒙·波伏娃,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 小白:《画春宫的女人们》,《万象》,200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李红梅,女,1978—,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国现代小说、戏剧,工作单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