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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阿尔蒙德指出，比较分析不仅具有理论生产功能，而且具有“产品”检测功能。故以韩国和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范式作为比较个案予以分析比较。
关键词：韩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一、80年代后期以来，韩俄先后开始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转型
此前，韩俄虽不乏借鉴西式民主的先例，但都是短命的，更多的是专制传统。从政治意义上讲，韩俄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典型，其政治发展具有现实和历史方面的“同向”、“同式”、“同质”的共性特征：
1.民主范式的西方式取向
从体制层面来看，韩俄的现代民主政治转型都是以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为基本范式。它们践行与参照的是西方的多元政治和价值理念，演进的轨迹是西式的宪政民主。韩国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是1987年通过的“6·29”民主化宣言和国民议会于同年12月12日通过极具西化内容的新宪法。而从其新宪法的内容看，韩国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之上的，其1987年宪法的的一大明显特征就是引进了欧洲宪法法院制度。1993年金泳三入主青瓦台之后，又进一步推进多党政治和地方自治，大力发展市民社会，使韩国政治进一步朝“世界化”和“西方化”方向发展。俄罗斯则在转型初期的1993年，便确立了以“人和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俄宪法第二条）为指导原则的新宪法，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根本取代了“社会主义”及其立法原则。在人民主权、联邦制、共和制、分权制的宪政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蓝本。因而，无论韩俄两国的实质民主差异如何，在形式上它们都是以西式民主制度为共同的范式取向。
2.传统体制的集权制同式
与现代的民主体制形成极大政治落差的是，转型之前或更早的历史中，韩俄都有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前，韩国还是一个由专制君主及高度集权化中央官僚机制统治的李氏王朝社会。此后这种集权传统在20世纪因日本强加给韩国一个高度专制的殖民当局而进一步强化。直至今日，韩国的政治结构始终存在着极度的不平衡，即官僚组织和军队的政治输出结构“过度发达”。而传统俄罗斯则为集权制的典范，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同鞑靼入侵和鞑靼压迫的斗争；国家权力的经常性膨胀；莫斯科王朝的极权主义制度；动乱时期的分裂；彼得改革的强制性……。而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也正是受到了历史上这种集权制的深刻影响。从史学的角度看，韩俄都有着集权制的传统。即便是在民主化的今天，也难以完全摆脱集权制的影响。
3.欧亚文化的“完全性”同质
民族文化是其政治生长的本源性资源。同质文化或文化的同质部分会使不同民族的政治发展出现共生性特征。从文化发展来看，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崇尚权威，官本主导，重“仁”轻“法”，是其固有的价值内涵。而俄罗斯则是一个“东西合并的建筑物”。横跨欧亚大陆不仅是俄罗斯的地理特点，也是其文化特点。“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4.“两极性”和“异源多质”是其文化的根本特征
追溯历史不难看出，在13-15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正是俄国在文化上急剧向亚洲靠拢的时期。因此，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国家至上等是“俄罗斯思想”的应有之义。从古溯今，国家主义、专制主义、人治主义正是韩俄现代威权主义的价值基础。此外，韩国文化或儒教政治文化属于一种“终极性的文化”（其实质是“完全文化”）。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也可归类于“完全文化”，即“把大多数社会关系同宗教范畴联系起来，把宗教意义或价值归于大部分行为模式。”而“完全文化”的显性政治功能则“不是抵制变革，就是在它们变革时，完全地，彻底地变。”这既是俄罗斯政治激进变革的文化动力，也是韩国现代化的迟滞因素。
二、政治体系的生成是一个国家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任何一个诱因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政治发展的不同。而韩俄比较的深层价值也正隐匿于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之中。
1.过渡型的渐进民主化与超越型的激进民主化。这是韩俄在民主化“次序”和“速度”上的明显差异
韩国自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1948年至1960年的李承晚集权制时期，1960年至1961年的张勉民主政府时期，1961年至1987年朴正熙和金斗焕的威权主义政治时期。而1987年6·29宣言标志着韩国正式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向现代民主的深层演进。可见，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基本逻辑是：集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在由集权制向民主制的演进中，至少经历了1/4世纪的威权主义过渡期。而俄罗斯的现代民主转型则是发生在其深刻而又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后，直接由原苏联的集权制走向西式民主制的建构。它从1992年12月的独立到1993年12月西式宪政制度的确立，期间仅仅经历了一年的“双重政权”并存期，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启蒙也不过六七年的光景。俄罗斯的转型明显跨越了韩国和其他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共同经历的威权主义政治过渡期。
2.官僚威权主义的独裁-技术-平等型战略与精英威权主义的民众型战略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精英-威权模式是对民主政治模式失败的一种反应。而韩俄民主化进程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观点。韩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主要存在于正式的民主化转型之前，即60-80年代，它主要是政治结构适应工业化外延的结果。而俄罗斯在转型中虽无明确的威权主义政治阶段，但从1995年以来的政治发展看，俄罗斯政治结构中威权主义因素却正在崛起。其产生既是俄传统文化中“人格崇拜”、“国家格式化”的再现，也有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反映以及叶利钦的个人魅力的综合影响。俄精英威权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它主要存在于后转型期的高层行政中，而不像韩国作为政府行为的一种普遍组织原则。同政府的整体权威不断下降趋势相反，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无论就与议会关系，还是与政府关系而言，俄罗斯总统都有比美国和法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但是俄罗斯的精英权威主义又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局限，首先它发生在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之后，这对通过权威实现总体整合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次，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产生于二元化的社会之上。精英权威虽可以在高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结构，但其社会动员力却极其有限。最后归结到民主的范畴内，精英权威主义至少在形式上比官僚威权主义更疏离民主，更易滑向极权主义。此外根据阿尔蒙德的分类，韩国是独裁-平等-技术型的典型，其特征是“军人政权”和“政府大量干预的市场经济”。而现代俄罗斯，则更接近于民主的平民主义战略的特征：直接向议会民主制过渡；政治参与资源为少数控制，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不仅是冲突的根源，也阻碍了资本积累等。这种推论也无形中被当代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毛的研究所证实。他以“民众主义”范畴作为分析后发现代化国家相似性问题的核心概念，指出民众主义的两种体制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民众主义，虽希望创造经济奇迹，但更强调表达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由此可见，60至80年代的韩国属于前者，而当代俄罗斯几乎具备了所有民众主义萌生的前提条件，在形式上更近于后者。但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威与能力，迅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3.经济先行与经济休克
李普赛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越多。”韩俄的发展似乎从正反两面论证了这一点。在韩国的转型中，推动其民主发展的，主要是其过去20多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朴正熙军人政权上台后，它的顺序是先政治变革，后经济发展。但其民主化转型则又是在创造了“汉江奇迹”之后，而它的轨迹则是“先经济腾飞，后民主转型”。然而韩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培育了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公民和社会集团的契约和权利意识增强，民主政治的多元化环境油然而生；其次，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来说，政府和人民都认识到韩国应当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认同的现代民主国家，这种认同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是主导型的动力。而促使俄罗斯进行西式民主抉择，固然离不开发展经济的动机。但这种选择并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甚至谈不上成熟的理性选择。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为政治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更无法培育市场经济所能孕育的民主意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需要持久的政治支持和有效地国家政府机构，而俄罗斯在1992年这两样都不存在。与迅速地政治转轨相随的是经济休克；自转轨以来，整个经济下降50%。经济困境不仅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也直接威胁到公民的人权保障，日益成为后转型期的发展阻力。真正推动和实现政治转型是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即外缘化的动力及借此而生的国内政治的理想主义。
4.亲和示范中的防御性现代化与和平演变下的复发式现代化
外部环境的影响看来对后现代化的社会比对先现代化的社会要大得多。韩俄西式取向的民主转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和外部的影响，但是由于外来影响的动机与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两国政治现代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型的现代化。就其外因来看，第一是输出示范效应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外来压力是源于对朝鲜半岛的统一需求，以及韩国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西方大国阵营的要求。第二是输出示范效应的结果，主要是西方国家潜移默化的民主示范作用，特别是美国的指点、支持和压力，对韩国的民主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外因之所以起作用，主要在于它和韩国的内在民主期望相契合。但从根本上讲，韩国的民主转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成熟的必然反映，是自发的内缘式进程。
与韩国相比，俄罗斯的民主化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外缘性的。其转型之初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西方。此前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进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是，这种外缘性的动力是极其有限的：其一，当外来者的目标即制度演变达到后，面临的就是动力危机；其二，外缘化易造成民主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分离。事实也正是西式民主制度嫁接于俄罗斯落后的政治文化上。外缘性动力的短暂和肤浅使得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成为“复发式现代化”，即在摧毁旧结构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部分地以相同的形式，而更经常的是以变形的形式，再生产出这种旧的结构。
综上所述，韩国民主化转型是一个均衡性的进程，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动员是三位一体的，而俄罗斯则成为非均衡型的典型。故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任何建立在个人或集团超凡魅力之上的威权体系，都将失去它的合法性基础，人治政治必将让位于法治政治。所以，建立法理型的政治结构，实现政府权威向法治权威的适时让渡，既是政治民主化的本源性取向，也是构建民主理想国的必然逻辑。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434-442.
[2][俄]弗拉基米尔·毛.现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周期.[俄]经济问题，1996（6）.
[3][美]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
[4][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784.
作者简介：钟 华，外交学院 2012级国际关系专业在职研究生。
关键词：韩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一、80年代后期以来，韩俄先后开始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转型
此前，韩俄虽不乏借鉴西式民主的先例，但都是短命的，更多的是专制传统。从政治意义上讲，韩俄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典型，其政治发展具有现实和历史方面的“同向”、“同式”、“同质”的共性特征：
1.民主范式的西方式取向
从体制层面来看，韩俄的现代民主政治转型都是以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为基本范式。它们践行与参照的是西方的多元政治和价值理念，演进的轨迹是西式的宪政民主。韩国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是1987年通过的“6·29”民主化宣言和国民议会于同年12月12日通过极具西化内容的新宪法。而从其新宪法的内容看，韩国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之上的，其1987年宪法的的一大明显特征就是引进了欧洲宪法法院制度。1993年金泳三入主青瓦台之后，又进一步推进多党政治和地方自治，大力发展市民社会，使韩国政治进一步朝“世界化”和“西方化”方向发展。俄罗斯则在转型初期的1993年，便确立了以“人和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俄宪法第二条）为指导原则的新宪法，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根本取代了“社会主义”及其立法原则。在人民主权、联邦制、共和制、分权制的宪政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蓝本。因而，无论韩俄两国的实质民主差异如何，在形式上它们都是以西式民主制度为共同的范式取向。
2.传统体制的集权制同式
与现代的民主体制形成极大政治落差的是，转型之前或更早的历史中，韩俄都有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前，韩国还是一个由专制君主及高度集权化中央官僚机制统治的李氏王朝社会。此后这种集权传统在20世纪因日本强加给韩国一个高度专制的殖民当局而进一步强化。直至今日，韩国的政治结构始终存在着极度的不平衡，即官僚组织和军队的政治输出结构“过度发达”。而传统俄罗斯则为集权制的典范，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同鞑靼入侵和鞑靼压迫的斗争；国家权力的经常性膨胀；莫斯科王朝的极权主义制度；动乱时期的分裂；彼得改革的强制性……。而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也正是受到了历史上这种集权制的深刻影响。从史学的角度看，韩俄都有着集权制的传统。即便是在民主化的今天，也难以完全摆脱集权制的影响。
3.欧亚文化的“完全性”同质
民族文化是其政治生长的本源性资源。同质文化或文化的同质部分会使不同民族的政治发展出现共生性特征。从文化发展来看，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崇尚权威，官本主导，重“仁”轻“法”，是其固有的价值内涵。而俄罗斯则是一个“东西合并的建筑物”。横跨欧亚大陆不仅是俄罗斯的地理特点，也是其文化特点。“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4.“两极性”和“异源多质”是其文化的根本特征
追溯历史不难看出，在13-15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正是俄国在文化上急剧向亚洲靠拢的时期。因此，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国家至上等是“俄罗斯思想”的应有之义。从古溯今，国家主义、专制主义、人治主义正是韩俄现代威权主义的价值基础。此外，韩国文化或儒教政治文化属于一种“终极性的文化”（其实质是“完全文化”）。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也可归类于“完全文化”，即“把大多数社会关系同宗教范畴联系起来，把宗教意义或价值归于大部分行为模式。”而“完全文化”的显性政治功能则“不是抵制变革，就是在它们变革时，完全地，彻底地变。”这既是俄罗斯政治激进变革的文化动力，也是韩国现代化的迟滞因素。
二、政治体系的生成是一个国家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任何一个诱因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政治发展的不同。而韩俄比较的深层价值也正隐匿于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之中。
1.过渡型的渐进民主化与超越型的激进民主化。这是韩俄在民主化“次序”和“速度”上的明显差异
韩国自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1948年至1960年的李承晚集权制时期，1960年至1961年的张勉民主政府时期，1961年至1987年朴正熙和金斗焕的威权主义政治时期。而1987年6·29宣言标志着韩国正式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向现代民主的深层演进。可见，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基本逻辑是：集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在由集权制向民主制的演进中，至少经历了1/4世纪的威权主义过渡期。而俄罗斯的现代民主转型则是发生在其深刻而又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后，直接由原苏联的集权制走向西式民主制的建构。它从1992年12月的独立到1993年12月西式宪政制度的确立，期间仅仅经历了一年的“双重政权”并存期，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启蒙也不过六七年的光景。俄罗斯的转型明显跨越了韩国和其他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共同经历的威权主义政治过渡期。
2.官僚威权主义的独裁-技术-平等型战略与精英威权主义的民众型战略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精英-威权模式是对民主政治模式失败的一种反应。而韩俄民主化进程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观点。韩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主要存在于正式的民主化转型之前，即60-80年代，它主要是政治结构适应工业化外延的结果。而俄罗斯在转型中虽无明确的威权主义政治阶段，但从1995年以来的政治发展看，俄罗斯政治结构中威权主义因素却正在崛起。其产生既是俄传统文化中“人格崇拜”、“国家格式化”的再现，也有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反映以及叶利钦的个人魅力的综合影响。俄精英威权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它主要存在于后转型期的高层行政中，而不像韩国作为政府行为的一种普遍组织原则。同政府的整体权威不断下降趋势相反，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无论就与议会关系，还是与政府关系而言，俄罗斯总统都有比美国和法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但是俄罗斯的精英权威主义又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局限，首先它发生在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之后，这对通过权威实现总体整合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次，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产生于二元化的社会之上。精英权威虽可以在高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结构，但其社会动员力却极其有限。最后归结到民主的范畴内，精英权威主义至少在形式上比官僚威权主义更疏离民主，更易滑向极权主义。此外根据阿尔蒙德的分类，韩国是独裁-平等-技术型的典型，其特征是“军人政权”和“政府大量干预的市场经济”。而现代俄罗斯，则更接近于民主的平民主义战略的特征：直接向议会民主制过渡；政治参与资源为少数控制，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不仅是冲突的根源，也阻碍了资本积累等。这种推论也无形中被当代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毛的研究所证实。他以“民众主义”范畴作为分析后发现代化国家相似性问题的核心概念，指出民众主义的两种体制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民众主义，虽希望创造经济奇迹，但更强调表达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由此可见，60至80年代的韩国属于前者，而当代俄罗斯几乎具备了所有民众主义萌生的前提条件，在形式上更近于后者。但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威与能力，迅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3.经济先行与经济休克
李普赛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越多。”韩俄的发展似乎从正反两面论证了这一点。在韩国的转型中，推动其民主发展的，主要是其过去20多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朴正熙军人政权上台后，它的顺序是先政治变革，后经济发展。但其民主化转型则又是在创造了“汉江奇迹”之后，而它的轨迹则是“先经济腾飞，后民主转型”。然而韩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培育了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公民和社会集团的契约和权利意识增强，民主政治的多元化环境油然而生；其次，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来说，政府和人民都认识到韩国应当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认同的现代民主国家，这种认同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是主导型的动力。而促使俄罗斯进行西式民主抉择，固然离不开发展经济的动机。但这种选择并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甚至谈不上成熟的理性选择。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为政治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更无法培育市场经济所能孕育的民主意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需要持久的政治支持和有效地国家政府机构，而俄罗斯在1992年这两样都不存在。与迅速地政治转轨相随的是经济休克；自转轨以来，整个经济下降50%。经济困境不仅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也直接威胁到公民的人权保障，日益成为后转型期的发展阻力。真正推动和实现政治转型是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即外缘化的动力及借此而生的国内政治的理想主义。
4.亲和示范中的防御性现代化与和平演变下的复发式现代化
外部环境的影响看来对后现代化的社会比对先现代化的社会要大得多。韩俄西式取向的民主转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和外部的影响，但是由于外来影响的动机与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两国政治现代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型的现代化。就其外因来看，第一是输出示范效应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外来压力是源于对朝鲜半岛的统一需求，以及韩国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西方大国阵营的要求。第二是输出示范效应的结果，主要是西方国家潜移默化的民主示范作用，特别是美国的指点、支持和压力，对韩国的民主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外因之所以起作用，主要在于它和韩国的内在民主期望相契合。但从根本上讲，韩国的民主转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成熟的必然反映，是自发的内缘式进程。
与韩国相比，俄罗斯的民主化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外缘性的。其转型之初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西方。此前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进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是，这种外缘性的动力是极其有限的：其一，当外来者的目标即制度演变达到后，面临的就是动力危机；其二，外缘化易造成民主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分离。事实也正是西式民主制度嫁接于俄罗斯落后的政治文化上。外缘性动力的短暂和肤浅使得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成为“复发式现代化”，即在摧毁旧结构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部分地以相同的形式，而更经常的是以变形的形式，再生产出这种旧的结构。
综上所述，韩国民主化转型是一个均衡性的进程，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动员是三位一体的，而俄罗斯则成为非均衡型的典型。故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任何建立在个人或集团超凡魅力之上的威权体系，都将失去它的合法性基础，人治政治必将让位于法治政治。所以，建立法理型的政治结构，实现政府权威向法治权威的适时让渡，既是政治民主化的本源性取向，也是构建民主理想国的必然逻辑。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434-442.
[2][俄]弗拉基米尔·毛.现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周期.[俄]经济问题，1996（6）.
[3][美]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
[4][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784.
作者简介：钟 华，外交学院 2012级国际关系专业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