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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底层文学”是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底层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因传媒媒介的不同，“底层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也大相径庭。本文以文学的传播为着眼点，探讨贾平凹小说《高兴》的书写价值，分析电影《高兴》的传播效果，论述不同媒介形式下作品对“底层”诉求的呈现与消解。
关键词：《高兴》 底层 传播效果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兴起并不断兴盛，形成一种热潮。许多文学作品因对“底层”的关注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彰显了社会价值。人们从这些作品中管窥农民工、矿工等社会底层的处境及其诉求，一度“边缘化”的文学甚至因此而提升了社會影响力。但是底层经验能否被准确地呈现、底层诉求能否被有效地表达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命题，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这些作品就别有一番意义。
一、“文学场”中的传播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用“场域”的观念来进行社会学研究，他以“场域”作为分析单位，将社会生活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紧密联系的空间。他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科学场域、法律场域、教育场域等，当然也包括文学场：“文学场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它可以通过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或前言，部分地转移到年轻的、依然不为人知的作者的账上；在此就像在其他场一样，人们能观察到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等。”{1}布尔迪厄从文学场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意味着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关系结构中考察文学意义的生产，传播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家创作完成以后，作品的发表、出版、发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传播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文学传播是沟通作家创作与读者消费、接受之间的桥梁。尽管强调文学与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由于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一直还是偏重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对思潮演变的审视，而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重视得不够。实际上，传播作为文学作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重要环节，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甚大。“文学传播的目的主要是将作家的个人创作转化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而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到传播的范围与效果，影响到文学接受系统的结构与性质。”{2}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与大众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大众传播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之中，在面对市场的文学转型中形成的新格局里，文学与传播媒介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当代“文学场”新的特质。对人类社会影响日益深刻的传播也在深深影响着文学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走向。这也正是促使我们在聚焦“底层文学”时将视野定格在“传播”问题上的外在原因。
二、小说《高兴》的“底层”书写价值
《高兴》是贾平凹书写“底层”的一部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一个从清风镇到西安城打工（拾破烂）的农民。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从刘高兴“背同伴五富尸体返乡”开始，讲述了刘高兴和他的同伴五富等人在西安城里的生存故事。小说还写到一个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底层人物——妓女孟夷纯，拾破烂的农民工刘高兴与妓女孟夷纯产生了爱情，但他们的爱情注定了是悲剧的结局。小说“以明亮的忧伤写尽沉默”，读后给人一种无言而无尽的凄凉感。
《高兴》小说文本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对农民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通过对作品中刘高兴等人遭遇的书写，小说对当代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医疗、住宿、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表达。《高兴》中的刘高兴这个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我和刘高兴》中对人物原型刘书祯做了生动的介绍。刘书祯与贾平凹见面，聊起在进城务工的生活状况。尽管日子过得清苦的“刘高兴”显得精神乐观，但作为作家贾平凹却从内心感到一种深层的悲伤，他陷入沉思并由此开始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准备。“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3}在小说中，贾平凹通过对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深切揭示了农民群体在城市里的奋斗和挣扎，表达了这些底层群体在城市的生活诉求，也展现了这一底层群体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悲剧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进程。可以说《高兴》是贾平凹为在繁华盛世背景下的农民工这一社会底层群体所做的一份发人深省的时代记录。
小说文本更有深度的价值在于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灵和现代文明迷失的透视。小说《高兴》写出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命运，表达了这个群体的生活诉求；不仅如此，贾平凹还试图进一步去探求这些底层人物的精神内核和生命本质。进城务工的刘高兴不是只有物质诉求，还有精神诉求。他有着美好的梦想，但小说最后，对城市生活充满认同和向往的刘高兴面对的是梦想破灭的残酷现实，这深刻反映了他的底层身份与他的精神理想之间的纠结与撕裂。“我的眼泪在那时好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又好像是被砍了一刀的漆树，流出来的汁是稠的，泪滑过脸，脸上就有了明显的痕道……那么多人都在认为我不该是拾破烂的，可我偏偏就是拾破烂的！”{4}刘高兴这份内心的痛楚是城市与农村二元化的困境，在更深层次上，也是一个人现实生存与梦想实现之间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人生的困境、人类的困境。“刘高兴的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成为‘污泥中长出’的莲花、墓地的鲜花，就在于它以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承继着人类的人性理想，排斥着社会环境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5}刘高兴这个底层人物的努力与失落、乐观与绝望，可以引发人们对所处时代的无限感喟，也会产生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三、电影《高兴》的“底层”意义消解
人类的传播是有目的性的，传播效果问题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传播效果这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变化。说服性传播，指的是通过劝说或宣传来使受传者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活动，这里的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第二，它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6}不论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具有怎样宏大的旨归，传播效果是其终极的检验。小说《高兴》书写“农民工”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底层群体。下面对这部小说的电影传播效果加以评析。 导演阿甘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高兴》于2009年2月4日作为贺岁片上映，这是作为“底层文学”作品《高兴》的一次影像化传播，其传播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意图建构的宏大意义。电影的商业法则、山寨歌舞、贺岁性质必然会损害小说传递的那份沉重又厚重之感。在形式上，导演阿甘决定把《高兴》拍成一部歌舞片，他说：“要拍一部歌舞喜剧，百老汇的歌舞剧《红磨坊》《芝加哥》都是经典范本。但我想，小说里那样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唱着百老汇式的歌曲，是有距离。所以我决定用咱自己的音乐，比如：需要叙事时，我就用Rap；要展现乡情，就放民歌进去；诸如此类还有情歌对唱、摇滚，全部混搭。没想到片子剪出来后，就出来了‘山寨’效果。”{7}山寨歌舞的这种民间狂欢不仅在过渡衔接上显得突兀生硬，而且消解了“底层文学”意欲彰显的价值。在内容上，小说中刘高兴是凄婉地背着同伴五富的尸体回乡，而电影为刘高兴加入了一个“造飞机”的理想，刘高兴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梦想成真，五富复活；“造飞机”的想法和举措还成就了刘高兴和孟夷纯的爱情。电影固然也传递出了一种内在的沉重，但是不着边际的荒诞便成了一种戏谑。可以说，在小说《高兴》的文本价值方面，电影《高兴》同样表达了一种对当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期待和意图，但是电影《高兴》难以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出小说刘高兴身份与精神撕裂的那种广度和深度。
第二，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粉饰了现实，消解了小说的批判力度。最突出地表现在传播内容上对孟夷纯人生经历的改编。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对孙见喜的“一个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的女儿被拐事件”的叙述，说明小说中孟夷纯的故事同样有现实依据。贾平凹在《高兴》作品中，写到了不“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办案要住大宾馆，抽烟要抽好烟，破案的过程成了对孟夷纯压榨的过程。孟夷纯为了筹措给被害哥哥破案的经费而只得去当妓女赚钱，这样的事情在底层的生活里是具有真实性的，而电影中则很俗套地改为孟夷纯当妓女是为自己筹措上大学的学费，这样的安排与国家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的政策不符。电影《高兴》的这样有意或无奈的改动，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锋芒，必然消解了小说中的那种批判力度。
第三，电影在荒诞中建构了一种另类的品格和旨归，在娱乐中导向励志。电影《高兴》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这样的话：“这是一部快乐的电影，一部幸福的电影；一部在肮脏的地方干净活着的电影；一部有笑有泪、哭笑不得的本土歌舞电影—— 一个你既熟悉又陌生的电影类型又卷土重来了。”电影迎合了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在内容上也并非空洞无物。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影片在那种刻意营造出的“无厘头”的荒诞意味里张扬了一种乐观和理想，并衍生出励志的意义。尽管在电影里，那种高兴背后的悲哀、笑中有泪的意味依然存在，但显然，“大团圆”结局遮蔽了底层诉求，小说本身蕴含的书写“底层”、关注“底层”的那份鲜明和深刻在这里已大打折扣。或许这也正意味着“底层”的命运。
四、结语
寄寓了宏大意义的“底层文学”如果画地为牢，在图书阅读危机的现实困境下其受众面必然有限；具有媒介优势的影像如果意义匮乏，在受众文化素养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其接受效果也难得会好。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底层文学”在坚守文学立场的基础上，还应该走出文学的场域，借助媒介的合力，突破传统单调的传播路径，更好地实现“底层文学”的传播意图。但是，无论借助怎样的媒介进行传播，传播内容仍然是决定性因素。蕴含重大写作意图的“底层文学”作品在根源上还是要回到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既要保持文学上的“纯”的艺术高度，又要不失“俗”的审美趣味，以更大的传播影响赢得更深远的现实观照。
{1} 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学场及知识分子的功能》，《天涯》1997年第2期。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3}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2007年6月4日。
{4}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5} 李星：《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7} 《阿甘克隆周星驰拍喜剧〈高兴〉笑中带泪》，《城市晚报》2009年2月10日。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底层写作’中的民意诉求研究”（编号：2012SQRW
086ZD）；阜阳师范学院教学研究重点项目：自媒体時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013JYZD08）
作 者：任竹良，文学硕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关键词：《高兴》 底层 传播效果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兴起并不断兴盛，形成一种热潮。许多文学作品因对“底层”的关注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彰显了社会价值。人们从这些作品中管窥农民工、矿工等社会底层的处境及其诉求，一度“边缘化”的文学甚至因此而提升了社會影响力。但是底层经验能否被准确地呈现、底层诉求能否被有效地表达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命题，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这些作品就别有一番意义。
一、“文学场”中的传播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用“场域”的观念来进行社会学研究，他以“场域”作为分析单位，将社会生活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紧密联系的空间。他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科学场域、法律场域、教育场域等，当然也包括文学场：“文学场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它可以通过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或前言，部分地转移到年轻的、依然不为人知的作者的账上；在此就像在其他场一样，人们能观察到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等。”{1}布尔迪厄从文学场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意味着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关系结构中考察文学意义的生产，传播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家创作完成以后，作品的发表、出版、发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传播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文学传播是沟通作家创作与读者消费、接受之间的桥梁。尽管强调文学与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由于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一直还是偏重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对思潮演变的审视，而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重视得不够。实际上，传播作为文学作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重要环节，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甚大。“文学传播的目的主要是将作家的个人创作转化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而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到传播的范围与效果，影响到文学接受系统的结构与性质。”{2}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与大众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大众传播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之中，在面对市场的文学转型中形成的新格局里，文学与传播媒介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当代“文学场”新的特质。对人类社会影响日益深刻的传播也在深深影响着文学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走向。这也正是促使我们在聚焦“底层文学”时将视野定格在“传播”问题上的外在原因。
二、小说《高兴》的“底层”书写价值
《高兴》是贾平凹书写“底层”的一部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一个从清风镇到西安城打工（拾破烂）的农民。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从刘高兴“背同伴五富尸体返乡”开始，讲述了刘高兴和他的同伴五富等人在西安城里的生存故事。小说还写到一个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底层人物——妓女孟夷纯，拾破烂的农民工刘高兴与妓女孟夷纯产生了爱情，但他们的爱情注定了是悲剧的结局。小说“以明亮的忧伤写尽沉默”，读后给人一种无言而无尽的凄凉感。
《高兴》小说文本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对农民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通过对作品中刘高兴等人遭遇的书写，小说对当代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医疗、住宿、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表达。《高兴》中的刘高兴这个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我和刘高兴》中对人物原型刘书祯做了生动的介绍。刘书祯与贾平凹见面，聊起在进城务工的生活状况。尽管日子过得清苦的“刘高兴”显得精神乐观，但作为作家贾平凹却从内心感到一种深层的悲伤，他陷入沉思并由此开始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准备。“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3}在小说中，贾平凹通过对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深切揭示了农民群体在城市里的奋斗和挣扎，表达了这些底层群体在城市的生活诉求，也展现了这一底层群体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悲剧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进程。可以说《高兴》是贾平凹为在繁华盛世背景下的农民工这一社会底层群体所做的一份发人深省的时代记录。
小说文本更有深度的价值在于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灵和现代文明迷失的透视。小说《高兴》写出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命运，表达了这个群体的生活诉求；不仅如此，贾平凹还试图进一步去探求这些底层人物的精神内核和生命本质。进城务工的刘高兴不是只有物质诉求，还有精神诉求。他有着美好的梦想，但小说最后，对城市生活充满认同和向往的刘高兴面对的是梦想破灭的残酷现实，这深刻反映了他的底层身份与他的精神理想之间的纠结与撕裂。“我的眼泪在那时好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又好像是被砍了一刀的漆树，流出来的汁是稠的，泪滑过脸，脸上就有了明显的痕道……那么多人都在认为我不该是拾破烂的，可我偏偏就是拾破烂的！”{4}刘高兴这份内心的痛楚是城市与农村二元化的困境，在更深层次上，也是一个人现实生存与梦想实现之间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人生的困境、人类的困境。“刘高兴的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成为‘污泥中长出’的莲花、墓地的鲜花，就在于它以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承继着人类的人性理想，排斥着社会环境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5}刘高兴这个底层人物的努力与失落、乐观与绝望，可以引发人们对所处时代的无限感喟，也会产生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三、电影《高兴》的“底层”意义消解
人类的传播是有目的性的，传播效果问题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传播效果这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变化。说服性传播，指的是通过劝说或宣传来使受传者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活动，这里的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第二，它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6}不论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具有怎样宏大的旨归，传播效果是其终极的检验。小说《高兴》书写“农民工”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底层群体。下面对这部小说的电影传播效果加以评析。 导演阿甘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高兴》于2009年2月4日作为贺岁片上映，这是作为“底层文学”作品《高兴》的一次影像化传播，其传播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意图建构的宏大意义。电影的商业法则、山寨歌舞、贺岁性质必然会损害小说传递的那份沉重又厚重之感。在形式上，导演阿甘决定把《高兴》拍成一部歌舞片，他说：“要拍一部歌舞喜剧，百老汇的歌舞剧《红磨坊》《芝加哥》都是经典范本。但我想，小说里那样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唱着百老汇式的歌曲，是有距离。所以我决定用咱自己的音乐，比如：需要叙事时，我就用Rap；要展现乡情，就放民歌进去；诸如此类还有情歌对唱、摇滚，全部混搭。没想到片子剪出来后，就出来了‘山寨’效果。”{7}山寨歌舞的这种民间狂欢不仅在过渡衔接上显得突兀生硬，而且消解了“底层文学”意欲彰显的价值。在内容上，小说中刘高兴是凄婉地背着同伴五富的尸体回乡，而电影为刘高兴加入了一个“造飞机”的理想，刘高兴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梦想成真，五富复活；“造飞机”的想法和举措还成就了刘高兴和孟夷纯的爱情。电影固然也传递出了一种内在的沉重，但是不着边际的荒诞便成了一种戏谑。可以说，在小说《高兴》的文本价值方面，电影《高兴》同样表达了一种对当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期待和意图，但是电影《高兴》难以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出小说刘高兴身份与精神撕裂的那种广度和深度。
第二，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粉饰了现实，消解了小说的批判力度。最突出地表现在传播内容上对孟夷纯人生经历的改编。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对孙见喜的“一个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的女儿被拐事件”的叙述，说明小说中孟夷纯的故事同样有现实依据。贾平凹在《高兴》作品中，写到了不“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办案要住大宾馆，抽烟要抽好烟，破案的过程成了对孟夷纯压榨的过程。孟夷纯为了筹措给被害哥哥破案的经费而只得去当妓女赚钱，这样的事情在底层的生活里是具有真实性的，而电影中则很俗套地改为孟夷纯当妓女是为自己筹措上大学的学费，这样的安排与国家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的政策不符。电影《高兴》的这样有意或无奈的改动，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锋芒，必然消解了小说中的那种批判力度。
第三，电影在荒诞中建构了一种另类的品格和旨归，在娱乐中导向励志。电影《高兴》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这样的话：“这是一部快乐的电影，一部幸福的电影；一部在肮脏的地方干净活着的电影；一部有笑有泪、哭笑不得的本土歌舞电影—— 一个你既熟悉又陌生的电影类型又卷土重来了。”电影迎合了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在内容上也并非空洞无物。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影片在那种刻意营造出的“无厘头”的荒诞意味里张扬了一种乐观和理想，并衍生出励志的意义。尽管在电影里，那种高兴背后的悲哀、笑中有泪的意味依然存在，但显然，“大团圆”结局遮蔽了底层诉求，小说本身蕴含的书写“底层”、关注“底层”的那份鲜明和深刻在这里已大打折扣。或许这也正意味着“底层”的命运。
四、结语
寄寓了宏大意义的“底层文学”如果画地为牢，在图书阅读危机的现实困境下其受众面必然有限；具有媒介优势的影像如果意义匮乏，在受众文化素养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其接受效果也难得会好。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底层文学”在坚守文学立场的基础上，还应该走出文学的场域，借助媒介的合力，突破传统单调的传播路径，更好地实现“底层文学”的传播意图。但是，无论借助怎样的媒介进行传播，传播内容仍然是决定性因素。蕴含重大写作意图的“底层文学”作品在根源上还是要回到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既要保持文学上的“纯”的艺术高度，又要不失“俗”的审美趣味，以更大的传播影响赢得更深远的现实观照。
{1} 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学场及知识分子的功能》，《天涯》1997年第2期。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3}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2007年6月4日。
{4}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5} 李星：《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7} 《阿甘克隆周星驰拍喜剧〈高兴〉笑中带泪》，《城市晚报》2009年2月10日。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底层写作’中的民意诉求研究”（编号：2012SQRW
086ZD）；阜阳师范学院教学研究重点项目：自媒体時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013JYZD08）
作 者：任竹良，文学硕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