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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是鲁迅研究史上一本很出名的著作，笔者一直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获实现。直到近日，方才如愿看到东方出版中心引进的《鲁迅评传》（2006年1月版）。阅读之后，感觉名不虚传，允称力作。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的写作原则，即把鲁迅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样的原则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了解了对鲁迅评价的历史后，才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即使在鲁迅健在时，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判若天渊，用陈独秀的话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褒之者在九天之上，贬之者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前者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后者如苏雪林，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其他人或友或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或有意或无意地对鲁迅进行神化、圣化或鬼化、妖魔化。大体说来，歌颂鲁迅的一方以中共为代表，贬损鲁迅的一方受到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双方都有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氏独抒己见，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概，其胆其识均令人感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曹氏对长期流行的说鲁迅为人老于世故、猜忌刻薄的说法进行了抉剔、辩驳。鲁迅在给曹氏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此种情况如鲁迅与其终身挚友许寿裳，许氏在鲁迅逝世后回忆说：“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许夫人突然病故，鲁迅发来唁函说，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许氏认为鲁迅想得深刻，不是寻常的套话。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所以，许广平说他们“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对于说鲁迅脾气古怪、性好猜忌的说法，曹氏举了向培良、尚钺的例子。他们都是鲁迅支持的狂飙社的成员，原本和鲁迅十分接近，后因人际纠纷而分手。向培良曾在《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狂飙社成员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说过狂飙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即使如此，尚钺在鲁迅死后对自己误解鲁迅表示“至今仍然是心中的一个苦痛伤痕”。可见鲁迅的人格感人之深。在另一方面，曹氏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平凡和有缺点的一面。例如鲁迅的外貌、举止一点都不像伟人：“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以至于真的鸦片烟鬼曾向鲁迅打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鸦片。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给许广平等上课，曾引起她们哗笑。鲁迅并不像后来在电影、图片里那样器宇轩昂、光彩照人。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曹氏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鲁迅后期的思想，中共方面的学人都认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也认为鲁迅是“赤化分子”，社会上也有人说鲁迅“拿卢布”，似乎是铁定不疑的。曹氏举出鲁迅自己的话，说鲁迅将自己比做一头瘦牛，“张家要我耕了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人家挨几转磨”。这十分有力地说明鲁迅的独立意识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曹氏说：“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他比较赞同刘半农对鲁迅的评价。刘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融合，后一句说鲁迅的文字风格取法魏晋文章的高洁峭拔。这一对联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对于郭沫若把鲁迅比作“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曹氏认为“即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而鲁迅呢，平生却最讨厌韩愈，风格也相去的很远”。堪称一针见血！
曹氏还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描写了鲁迅。鲁迅在衣着上虽然不修边幅，但眼睛特别有精神。写鲁迅擅长说笑话，大家笑，但他自己不笑。鲁迅的书房，收拾得井然有序，纹丝不乱，不像钱玄同、胡适那样一塌糊涂。他写作时虽然烟茶并进，通宵达旦，但也注意调剂生活，不忙时看看电影，而且买最贵的票，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喜欢看，“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这就给了读者一个丰满、立体的鲁迅形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曹著《鲁迅评传》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被学术界推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那么，曹聚仁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是由曹氏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从客观方面说，他和鲁迅是同乡，又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对鲁迅作品中涉及的人物、环境、风土人情等都有研究的便利，而曹氏果真进行了实地踏勘。他还是鲁迅认可的忘年交，有过深入的交往，相互通过四十多封书信，有过几次深谈。从主观方面说，曹氏兼学人、报人、史家于一身，曾执教于数所大学，多年从事报刊的记者、总编辑工作，于史学有深厚的造诣，鲁迅就曾请他代查历史典故。为了写作该书，他进行了多年准备。他精湛的国学修养又使他的表述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精练，显出大家气象。自然，该书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只谈托尔斯泰、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对晚年鲁迅的重要影响，就显见得有些矫枉过正了。
《春秋》不责备贤者。对于这位为我们提供了高水准著作的学人，我们当然应该感谢他。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的写作原则，即把鲁迅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样的原则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了解了对鲁迅评价的历史后，才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即使在鲁迅健在时，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判若天渊，用陈独秀的话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褒之者在九天之上，贬之者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前者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后者如苏雪林，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其他人或友或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或有意或无意地对鲁迅进行神化、圣化或鬼化、妖魔化。大体说来，歌颂鲁迅的一方以中共为代表，贬损鲁迅的一方受到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双方都有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氏独抒己见，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概，其胆其识均令人感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曹氏对长期流行的说鲁迅为人老于世故、猜忌刻薄的说法进行了抉剔、辩驳。鲁迅在给曹氏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此种情况如鲁迅与其终身挚友许寿裳，许氏在鲁迅逝世后回忆说：“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许夫人突然病故，鲁迅发来唁函说，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许氏认为鲁迅想得深刻，不是寻常的套话。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所以，许广平说他们“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对于说鲁迅脾气古怪、性好猜忌的说法，曹氏举了向培良、尚钺的例子。他们都是鲁迅支持的狂飙社的成员，原本和鲁迅十分接近，后因人际纠纷而分手。向培良曾在《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狂飙社成员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说过狂飙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即使如此，尚钺在鲁迅死后对自己误解鲁迅表示“至今仍然是心中的一个苦痛伤痕”。可见鲁迅的人格感人之深。在另一方面，曹氏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平凡和有缺点的一面。例如鲁迅的外貌、举止一点都不像伟人：“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以至于真的鸦片烟鬼曾向鲁迅打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鸦片。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给许广平等上课，曾引起她们哗笑。鲁迅并不像后来在电影、图片里那样器宇轩昂、光彩照人。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曹氏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鲁迅后期的思想，中共方面的学人都认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也认为鲁迅是“赤化分子”，社会上也有人说鲁迅“拿卢布”，似乎是铁定不疑的。曹氏举出鲁迅自己的话，说鲁迅将自己比做一头瘦牛，“张家要我耕了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人家挨几转磨”。这十分有力地说明鲁迅的独立意识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曹氏说：“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他比较赞同刘半农对鲁迅的评价。刘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融合，后一句说鲁迅的文字风格取法魏晋文章的高洁峭拔。这一对联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对于郭沫若把鲁迅比作“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曹氏认为“即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而鲁迅呢，平生却最讨厌韩愈，风格也相去的很远”。堪称一针见血！
曹氏还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描写了鲁迅。鲁迅在衣着上虽然不修边幅，但眼睛特别有精神。写鲁迅擅长说笑话，大家笑，但他自己不笑。鲁迅的书房，收拾得井然有序，纹丝不乱，不像钱玄同、胡适那样一塌糊涂。他写作时虽然烟茶并进，通宵达旦，但也注意调剂生活，不忙时看看电影，而且买最贵的票，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喜欢看，“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这就给了读者一个丰满、立体的鲁迅形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曹著《鲁迅评传》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被学术界推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那么，曹聚仁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是由曹氏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从客观方面说，他和鲁迅是同乡，又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对鲁迅作品中涉及的人物、环境、风土人情等都有研究的便利，而曹氏果真进行了实地踏勘。他还是鲁迅认可的忘年交，有过深入的交往，相互通过四十多封书信，有过几次深谈。从主观方面说，曹氏兼学人、报人、史家于一身，曾执教于数所大学，多年从事报刊的记者、总编辑工作，于史学有深厚的造诣，鲁迅就曾请他代查历史典故。为了写作该书，他进行了多年准备。他精湛的国学修养又使他的表述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精练，显出大家气象。自然，该书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只谈托尔斯泰、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对晚年鲁迅的重要影响，就显见得有些矫枉过正了。
《春秋》不责备贤者。对于这位为我们提供了高水准著作的学人，我们当然应该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