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赵焕亭研究现代作家传记的时间可不短了，甚至私心里以为这研究已经停顿。我认识赵焕亭是因近二十年来在河南大学博士点的工作，豫地各种年龄、资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一回生二回熟，慢慢都熟识了。后来，她来北京读学位，曾多次听她谈起过这个题目，当时觉得还新鲜，关注点也容易集中，可是为此要读多少让人血脉贲张和并不轻松的书籍呢，劳动强度够大（翻看附录里的作家传记统计索引就知道了）。赵焕亭是个本分的人，有股子韧劲，咬住一个课题不放才符合她的性格。还好，她证明了自己，眼前的这部书稿终于被她“磨”出来了。
　　书稿开头便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作家传记写作形成了一个繁盛期，这标志是差不多每一位现代作家都有了一部到几部的传记；创作的多而杂，泥沙俱下，以及对它们研究的严重滞后，成了实际的状况。而本书正是立足在这个富于“中国特色”的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段作家传记创作潮流的澎湃汹涌，自然就不会有今天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传记写作已经沉淀四十年了，方有了这一领域的材料和理论的积累，有了今日的研究视野、格局、手笔，早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书中对这样的研究趋势做了分析，认为是时代的转折、新的文化环境的组成和读者趣味的导向，共同构成思想禁区的某种突破所致的。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想补充的是，还有一代传记作者观念转换的原因。带头写作现代作家传记的，大部皆学者出身，研究作家原是他们的本行，可是过去是用僵硬的教条来衡量人的，今不如昔不能写，盖棺不论定不能写，各种限制套在脖子上，无法畅言。现在他们觉得有许多话可说，要一吐为快。此外，原来天天研究的是别人的文学创作，所写只是论证这些作家，现在等来了描述自己心仪作家的机会了，可以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了，这便是传记写作。这种写作等于是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帮助他们实现了“创作”的理想。再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传记研究的现况，也就不会有本书。作者是依据当今传记研究存在的四大软肋，针对“现代传记中的作者主体性”、“传记中传主作品的呈现”、“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童年叙事的启示”这四个“薄弱”环节，来进行全书要点的设计，构思结构的。不管这四个问题抓得准确与否（可以讨论），围绕研究现状来提炼问题、铺排论证，确实为本书特色。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作家传记学术价值的有意开掘。传记写作的学术性角度被凸出了，还扩大运用了这个角度。本来，作家传记就具备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样两个方面，研究者等于是站在两者之间。如果强调了文学，传记即为“散文”之一种，应当作为有述有评的“散文”来欣赏品鉴，作为面对人物的夹叙夹议的文体来研究。而传主及传内其他围绕传主的形形色色人物，是可以使用各种文学手段来加以刻画的。作者在全书透出的意思是认为传记并不等同于散文，它是一种尚未稳定的文类，其实就是隐隐指它内在横跨的学术品格。那么如果强调了学术呢，就可以从有关作家材料的采集、甄别、爬梳、概括，对作家传主的认识的提出、论述的步骤等方面来对待作家传记。学术性成分，明确地体现在本书的结构上。它将传記“写什么”内化了，而让“怎么写”浮出水面，从中提炼出问题给予学术评价，这便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比如纪实和虚构的关系，是传记的理论问题，在这本书的表面就几乎消失了，却在怎样处理作者和传主的关系里将作者的主体性问题浮出水面，成就为第一章（全书一共仅仅四章）。于是学术性的纪实和虚构问题，便内化为探讨客观纪实已经不是当今传记的主流，而充分发挥主体性使传记充满记述者的个性的，才是今日关注所在。由传记看学人品格、情感气质和专业特点对写作产生影响，遂成为这一章学术分析的着眼点。同样的，在其他各章里，研究传记作者如何破解、诠释作品，追溯作家的生命过程，如同文学史探究作用的一种引申，被使用着。而书中研究“考证”型传记的一章，更具学术性，如同一篇考证型论文之延长。从传记的史学特征上研究作家生平原型、人物故事原型的问题，其中以对《路翎传》的研究最有代表性，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的“自传”性质；研究认为朱珩青《路翎传》的写作将考证的过程、结果，路翎出生地、年龄、生父死因、家人亲友与小说人物的对应关系，都一一写进，与传主的文学生命和创作相链接，成为扎实、鲜明的考证型传记。这就是对传记学术价值的新开掘。另，关于童年叙事和童年体验，原应是文学性很强的内容，现在归入了“文学史不大谈作家的童年，而许多传记大都从童年说起”这个范畴给予很高的地位，于是，学术性的眼光在此“童年”视镜里就显著十分了。因而说到底，本书的分析传记作者可以与分析文学史作者一样，取相似的研究态度。甚至认为，虽然作家传记和文学史有着许多不同的侧重点，但两者可以互补。明确地说出作家传记和文学史可以构成“互文”关系，初听会觉怪异，想想是有启发性，是有见地的。因为它把作家传记的学术内涵，推到了和文学史并行的地步。
　　全书从前到后自典型个案入手，以同类的个案结束，是结构法，也是写法。在外部，四种作家传记写作的典型现象，平摊罗列。到内部，挖掘出每一题的各个“侧面”，如“童年体验”，可分通向作家的人生走向、显示作家所写作品的文化特征、表明作家的生活哲学、表现童年记忆是众多天才作家的温床，是这样一个面一个面地合成了全像的。“侧面”包括衍生的话题，像本书作者虽然对传记的主体性大加支持，但对部分郁达夫传记的滥情写作，还是提出了不能“过度”的警告。因为假如历史事实可以随性夸张，“戏说”之风最终会将“主体性”一起埋葬。作者对于各种有代表性的传记，往往用其他传记进行比较，还用传记性的论文来做比较，从而发现背后的隐秘东西。这不是猎奇，不是哗众取宠，恰是传记的读者阅读期待带来的一条“解密”规则。传记解读作品可以揭示出被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忽略的方面，原型考证可以挖出传主思想的隐蔽角落，儿童记忆可以解开传主和其作品的原始密码，都是重视传记应有的对作家做新发现的作用的。典型个案的写法，好处是显著、集中，容易把握，但也易封闭。围着每本传记的本身转，是难以随时灵活地深向全书要旨的。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把传记本身说得过多，转不回身来，忘记了要紧的是需指向传记写作的总体规律。
　　此书整体性的理论深度还可提高，但因全书经过长时间的琢磨，就像是流光逝音，会留下了一些发人思考的话题。只要仔细阅读，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发现。比如促发我做专业思考的，就有下面几条：第一，“突出作者主体性是优秀传记的标准之一”，这句话很易引起异议。不过作者有预见地补充了一句：“作者主体性突出的传记未必是优秀的传记，但优秀的传记一定是突出作者主体性的传记。”这就全面了。第二，在罗列萧红所有作品涉及儿童视角的名单时，我发现重要作品里只有较早出版的《生死场》不在列。《生死场》确实含了较多的政治写作动机（田沁鑫的话剧改编就是抓住此点发挥的），这是否暗示了政治性强的文学文本可能少用儿童视角，儿童视角不仅是叙事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第三，作者抓住了传记文体不确定和传记理论不深入的现况，抱怨其“不足”和“欠规范”，但这是有片面性的。它们固然不成熟，但也是一种“活跃”、“上升”的机遇，是提供理论概括的开阔空间和不被成规所拘的好时机啊。事情要从多面看。
　　就像文学性传记如研究不透，学术性传记的认知也会受到制约一样，这两种传记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学术性传记也罢，文学性传记也罢，都应按照各自的轨道走下去。现在被此书从传记的学术性角度推进了一步，以至于提出了作家传记与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互文”的观点，虽不一定成熟，究竟是一家之言，是一种能够不断追踪下去的研究思路。我将这种启发性都一股脑算在这本专著的成绩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