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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截稿的《三里湾》到1957年给女儿的家信—《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再到1960年出版的《三复集》，赵树理先生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探索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并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寻找着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无可非议，赵树理先生的这些思想具有超前性，特别是在“三农问题”较为严重的今天，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孤独的思考者：两个基本问题的提出
1960年，赵树理出版了他的散文、杂谈、评论集《三复集》。在其《后记》中，赵树理谈到“‘三复’即‘再三重复’，而自己在文章中重复最多的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居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动力问题。”【1】根据这一提示去追溯赵树理的创作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早在1957年创作的《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出路杂谈》以及给女儿的家信—《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就已涉及。此后，在1960年，赵树理又创作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来论述这一思想。先后七篇文章，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城乡关系引发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和如何看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现象在赵树理的创作历程中是仅有的，可见赵树理对此问题的关注之深。
其实，这种有着深刻触动的焦虑来源于一件小事：一位在地质大学读书的中专学生准备写一部四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不知如何下笔，就写信求助于当时的文坛大家—赵树理和茅盾。但赵树理认为这是青年学生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写信劝其“集中精力把专业功课学好，坚持课余写作，不要试图成为专业作家。”【2】后来，赵树理又渐渐发现，一些农村青年也不安于农业劳动，希望通过读书或写作，逃离农村。加之自己年幼时，邻居就曾以“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的话劝告父亲，自己因而被父亲送往师范学院学习深造的切身经历，赵树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家种地没出路” “进了城，就能高人一等，就可以取轻巧钱”“万般皆上品，唯有种地低”的思想还依然存在于大多数青年的思想观念中，并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
这些现象引发了赵树理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首先是关于城乡关系引发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以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年轻知识分子普遍向往城市，拒绝回农村、拒绝参加体力劳动依旧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差别、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如何看待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者的问题。农村和工厂是物质财产的直接生产地，在田间耕作的农民和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他们却不是物质财富最多的占有者。他们理应被感激、被尊重，但似乎总被置于社会结构的最低端，被嘲笑、被冷漠。这种矛盾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但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农村和农民的前途又在哪里？进而，赵树理又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现代化发展中农村和农民的前途问题。只可惜在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很少人能有与赵树理同样的敏锐的视角，能够洞察到这一问题。所以赵树理在当时才会说自己是孤军作战。
时至今日，经过几十年中国农业的变迁，我们依旧面临着“三农”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当前农村的衰败，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对农业体力劳动者的普遍漠视和逃离，我们才明白赵树理当年忧虑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睿智的探索者：如何消除三大差别
上文谈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就是由城乡发展引起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问题。赵树理首先劝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从心里接受它，从而化解由城乡发展带来的三大差异。赵树理又指出“只有在国家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渐使农业生产科学化、机械化才是消灭农村和城市差别的基本方法”【3】。也就是说，“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会因为农村本身的进步而消灭”【4】。要以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与归宿，就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赵树理看来，乡村有文化的青年“不安于农业生产”而“跑到城市求发展”“不但对消灭差别没有帮助，恰恰成为消灭差别的消极因素”。【5】所以培养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正是赵树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赵树理的这种思想，我们或许可以在1954年截稿的《三里湾》中找到答案。
《三里湾》是赵树理在写作中第一次涉及农业生产的作品，不难看出，作者正是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察、理解和想象。在《三里湾》中，作者着力刻画、赞美了三类社会主义新人。赵树理将他们称之为“可爱的人”。
“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人每遇到传统的技术不如自己想象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变做法的念头”。【6】王宝生、王玉生就是这样的例子。王宝生是一个踏实、有能力协调矛盾、带领大家走上富裕之路的好干部。王玉生是一个有能力、会创作，不断对农具进行改造进而推动农村生产效率提高的劳动者。但如果王玉生不加入合作社，只在自己的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就会受到例如地盘太小、需要有限、缺少鼓励和互助的限制，只有加入合作社，在集体劳动中才能发挥他的智慧和才干。而这正是赵树理强调农业集体化的表现。
“再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7】他们是“农民良心”，存在于历代农业社会中。在小说中以风风火火、永远充满健康活力的王满喜为代表。“这类人在解放前备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地主的斗争最为激烈。但当他们在解放区接受了民主教育后，便认识到地主阶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爱财如命的丑恶本质，并恨之入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8】他们对任何人都沒有私仇，只是见到不平的事，定会站出来说话。而这种民主精神，正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生产组织十分需要的。只有拥有这样的民主精神，才能与像范登高、万多寿、马有余等“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9】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离心力斗争。 “还有一种新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出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生产工作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历史、社会、科学等），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一般传统农民的缺点。”【10】赵树理认为青年学生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骨干力量。所以，他对农村的青年学生十分关心，并重视他们的理想和动力问题。只有知识青年回到农村，为农村发展给予科学、技术的指导，才能推动农村的发展，消除城乡发展带来的三重差异，进而使农民、劳动者不被漠视。他曾说“这些既有文化又有体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在热烈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他改造得健全起来。我认为这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11】范灵芝就是这种新力量的代表：她接受过先进的知识，有文化、有素质、有对党的衷心与热情，并积极投身于农村合作化建设。范灵芝也是小说里作者歌颂赞美的人物。
这样，赵树理就通过他笔下的三种农村新人，向人们传递了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积极变化的信息，以及他对农民、农村前途的思考。
三.积极的实践者：尊重、热爱体力劳动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是赵树理写给中学毕业的女儿的家信。信中，父亲深切地劝告着女儿毕业后有么回家乡直接参加农业劳动，有么留在北京参加服务工作，要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知识分子不愿回农村，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的根本原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说，“你有两个小小的包袱，一个是高中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或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是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观点，偷偷地流传到许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是极其危险的。他反复强调“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且特意指出“一个体力健全的，有发挥体力的机会也是一大快乐”，“一个脑力劳动者要是体力还好的话，也应该找一些发挥体力的地方，而且要把这两种劳动平等看待”。【12】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劳动群众知识化”【13】正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别的正路。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上中学就不准备再参加体力劳动”，“教育普及了，生产却停顿了”的现象是赵树理不能容忍的。他谆谆劝告自己的女儿，“只有参加生产，凭公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是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的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有建树，你就会感受到生产本身的快乐的”。【14】赵树理正是想以一封家书的形式向女儿、向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回到农村、从事劳动的劝告，以推动乡村的发展。
赵树理不仅这样劝告自己的女儿、年轻的知识分子，自己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准则。他一再表示“写一篇小说，还不一定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吗？”“可惜我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非要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15】据说，赵树理在村里工作时，如果碰到有实际需要干的事，他绝不会丢下事去写东西。有时候，他跟人家打一个月的井，写不成一个字，但他会觉得自己收获很大。他说，“只要能让每亩地多打30斤粮食，我就干农业，不当这个作家”。【16】他还曾对作家是否应该专业化表示怀疑，并请示过转业，想成为“助业作家”（以农业生产为主，写作为之服务），但这一请求最终未被中央批准。所以，有研究者说，与其说赵树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的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农民”，【17】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劳动的重要性，告诫着新一代的青年要尊重、热爱劳动，做一个幸福的劳动者。
四.结语
从赵树理热切呼唤有知识、有技术的乡村青年回农村，到王蒙对“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的思考，再到路遥《人生》中试图剥离农民身份、依靠个人奋斗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村知识分子高加林、方方笔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及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青春叙事，都在为青年读者“往何处去”提供人生经验及借鉴意义。
当传统的乡土不足以承担广大知识青年的发展渴望，当知识青年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如何适应几乎代表两者文明的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如何跨域身份的鸿沟、消解理想生活与现实世界里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改变社会几乎微乎其微的不平衡，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这些作品又间接地影响着青年读者的人生选择，而青年的人生选择又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赵树理：《<三复集>后记》，《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80页
[2]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6页
[3]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2页
[4]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5页
[5-10]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75—377页
[11]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7页
[12]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6页
[13]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04-405页
[14]赵树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6-47页
[15]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
[16]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62页
[17]李定通：《从小说<三里湾>谈赵树理的农民本色》
一.孤独的思考者：两个基本问题的提出
1960年，赵树理出版了他的散文、杂谈、评论集《三复集》。在其《后记》中，赵树理谈到“‘三复’即‘再三重复’，而自己在文章中重复最多的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居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动力问题。”【1】根据这一提示去追溯赵树理的创作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早在1957年创作的《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出路杂谈》以及给女儿的家信—《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就已涉及。此后，在1960年，赵树理又创作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来论述这一思想。先后七篇文章，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城乡关系引发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和如何看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现象在赵树理的创作历程中是仅有的，可见赵树理对此问题的关注之深。
其实，这种有着深刻触动的焦虑来源于一件小事：一位在地质大学读书的中专学生准备写一部四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不知如何下笔，就写信求助于当时的文坛大家—赵树理和茅盾。但赵树理认为这是青年学生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写信劝其“集中精力把专业功课学好，坚持课余写作，不要试图成为专业作家。”【2】后来，赵树理又渐渐发现，一些农村青年也不安于农业劳动，希望通过读书或写作，逃离农村。加之自己年幼时，邻居就曾以“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的话劝告父亲，自己因而被父亲送往师范学院学习深造的切身经历，赵树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家种地没出路” “进了城，就能高人一等，就可以取轻巧钱”“万般皆上品，唯有种地低”的思想还依然存在于大多数青年的思想观念中，并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
这些现象引发了赵树理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首先是关于城乡关系引发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以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年轻知识分子普遍向往城市，拒绝回农村、拒绝参加体力劳动依旧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差别、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如何看待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者的问题。农村和工厂是物质财产的直接生产地，在田间耕作的农民和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他们却不是物质财富最多的占有者。他们理应被感激、被尊重，但似乎总被置于社会结构的最低端，被嘲笑、被冷漠。这种矛盾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但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农村和农民的前途又在哪里？进而，赵树理又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现代化发展中农村和农民的前途问题。只可惜在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很少人能有与赵树理同样的敏锐的视角，能够洞察到这一问题。所以赵树理在当时才会说自己是孤军作战。
时至今日，经过几十年中国农业的变迁，我们依旧面临着“三农”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当前农村的衰败，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对农业体力劳动者的普遍漠视和逃离，我们才明白赵树理当年忧虑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睿智的探索者：如何消除三大差别
上文谈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就是由城乡发展引起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问题。赵树理首先劝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从心里接受它，从而化解由城乡发展带来的三大差异。赵树理又指出“只有在国家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渐使农业生产科学化、机械化才是消灭农村和城市差别的基本方法”【3】。也就是说，“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会因为农村本身的进步而消灭”【4】。要以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与归宿，就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赵树理看来，乡村有文化的青年“不安于农业生产”而“跑到城市求发展”“不但对消灭差别没有帮助，恰恰成为消灭差别的消极因素”。【5】所以培养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正是赵树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赵树理的这种思想，我们或许可以在1954年截稿的《三里湾》中找到答案。
《三里湾》是赵树理在写作中第一次涉及农业生产的作品，不难看出，作者正是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察、理解和想象。在《三里湾》中，作者着力刻画、赞美了三类社会主义新人。赵树理将他们称之为“可爱的人”。
“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人每遇到传统的技术不如自己想象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变做法的念头”。【6】王宝生、王玉生就是这样的例子。王宝生是一个踏实、有能力协调矛盾、带领大家走上富裕之路的好干部。王玉生是一个有能力、会创作，不断对农具进行改造进而推动农村生产效率提高的劳动者。但如果王玉生不加入合作社，只在自己的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就会受到例如地盘太小、需要有限、缺少鼓励和互助的限制，只有加入合作社，在集体劳动中才能发挥他的智慧和才干。而这正是赵树理强调农业集体化的表现。
“再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7】他们是“农民良心”，存在于历代农业社会中。在小说中以风风火火、永远充满健康活力的王满喜为代表。“这类人在解放前备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地主的斗争最为激烈。但当他们在解放区接受了民主教育后，便认识到地主阶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爱财如命的丑恶本质，并恨之入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8】他们对任何人都沒有私仇，只是见到不平的事，定会站出来说话。而这种民主精神，正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生产组织十分需要的。只有拥有这样的民主精神，才能与像范登高、万多寿、马有余等“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9】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离心力斗争。 “还有一种新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出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生产工作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历史、社会、科学等），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一般传统农民的缺点。”【10】赵树理认为青年学生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骨干力量。所以，他对农村的青年学生十分关心，并重视他们的理想和动力问题。只有知识青年回到农村，为农村发展给予科学、技术的指导，才能推动农村的发展，消除城乡发展带来的三重差异，进而使农民、劳动者不被漠视。他曾说“这些既有文化又有体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在热烈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他改造得健全起来。我认为这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11】范灵芝就是这种新力量的代表：她接受过先进的知识，有文化、有素质、有对党的衷心与热情，并积极投身于农村合作化建设。范灵芝也是小说里作者歌颂赞美的人物。
这样，赵树理就通过他笔下的三种农村新人，向人们传递了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积极变化的信息，以及他对农民、农村前途的思考。
三.积极的实践者：尊重、热爱体力劳动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是赵树理写给中学毕业的女儿的家信。信中，父亲深切地劝告着女儿毕业后有么回家乡直接参加农业劳动，有么留在北京参加服务工作，要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知识分子不愿回农村，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的根本原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说，“你有两个小小的包袱，一个是高中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或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是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观点，偷偷地流传到许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是极其危险的。他反复强调“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且特意指出“一个体力健全的，有发挥体力的机会也是一大快乐”，“一个脑力劳动者要是体力还好的话，也应该找一些发挥体力的地方，而且要把这两种劳动平等看待”。【12】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劳动群众知识化”【13】正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别的正路。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上中学就不准备再参加体力劳动”，“教育普及了，生产却停顿了”的现象是赵树理不能容忍的。他谆谆劝告自己的女儿，“只有参加生产，凭公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是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的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有建树，你就会感受到生产本身的快乐的”。【14】赵树理正是想以一封家书的形式向女儿、向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回到农村、从事劳动的劝告，以推动乡村的发展。
赵树理不仅这样劝告自己的女儿、年轻的知识分子，自己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准则。他一再表示“写一篇小说，还不一定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吗？”“可惜我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非要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15】据说，赵树理在村里工作时，如果碰到有实际需要干的事，他绝不会丢下事去写东西。有时候，他跟人家打一个月的井，写不成一个字，但他会觉得自己收获很大。他说，“只要能让每亩地多打30斤粮食，我就干农业，不当这个作家”。【16】他还曾对作家是否应该专业化表示怀疑，并请示过转业，想成为“助业作家”（以农业生产为主，写作为之服务），但这一请求最终未被中央批准。所以，有研究者说，与其说赵树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的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农民”，【17】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劳动的重要性，告诫着新一代的青年要尊重、热爱劳动，做一个幸福的劳动者。
四.结语
从赵树理热切呼唤有知识、有技术的乡村青年回农村，到王蒙对“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的思考，再到路遥《人生》中试图剥离农民身份、依靠个人奋斗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村知识分子高加林、方方笔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及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青春叙事，都在为青年读者“往何处去”提供人生经验及借鉴意义。
当传统的乡土不足以承担广大知识青年的发展渴望，当知识青年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如何适应几乎代表两者文明的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如何跨域身份的鸿沟、消解理想生活与现实世界里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改变社会几乎微乎其微的不平衡，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这些作品又间接地影响着青年读者的人生选择，而青年的人生选择又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赵树理：《<三复集>后记》，《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80页
[2]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6页
[3]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2页
[4]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5页
[5-10]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75—377页
[11]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7页
[12]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6页
[13]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04-405页
[14]赵树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6-47页
[15]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
[16]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62页
[17]李定通：《从小说<三里湾>谈赵树理的农民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