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以来论词以婉约、豪放为限，张南湖云：“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和轩称首。”明宋征壁评易安词“其词妍婉”，《四库提要》也说李清照“抗轶周柳”，都指出了李清照词风格婉约的特点。所谓婉约，就是以委婉曲折的手法来抒发含蓄微约的感情，简言之即“曲径通幽”。然而同是婉约，易安词的个性化色彩更为明显和突出。柔美是婉约派的共同特点，但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表现。柳永多发露线俚，市民意识十足；周邦彦浑厚典雅，文人色彩浓厚；秦观细赋婉丽，而“格力失之弱”。李清照则扬长避短，把女性的柔情美，诗人的理想美和性格的阳刚美融为一体，形成自已独特的艺术个性：婉中见直，柔中有刚。即前人所云“李易安词无铅粉气”，清陈适焯也说：“李易安词能脱尽闺阁气。”《白雨斋诗话》被前人誉为“幽细凄清，声情双绝”的《醉花阴》是词人向爱人倾吐重阳佳节深切思念之情的名篇：
　　薄雾浓云愁永尽，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上片写白昼、夜间的孤独难熬，下片追忆从前夫妻同赏秋菊，而以“人比黄花瘦”作结，传达了自己因刻骨铭心的思念而面容憔悴的情形。全词无一字言及相思，而相思之深切又充溢字里行间，可谓委婉含蓄，“无一字不秀雅”，但意思却直率明白，“令人再三吟咀而有余味”。线先生论易安词云：“她的词作，亦自有其精神面目，晏殊之和婉，欧阳修之深美，张先之幽隽，柳永之绵博，苏轼之超旷，秦观之凄迷，晏几道之高秀，贺铸之瑰丽，周邦彦之华，举不足以限之。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足以表现其胸怀祺韵。”李清照词风韵之多样样，以及其“神骏之致”，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词中所谓“倜傥丈夫所”上。
　　李清照词的“丈夫气”主要指潜藏于词中的勃郁震颤的感情激流，而非昂昂藏藏的关西大汉和泼辣的铁板琵琶。而且李清照严格诗词之别，即“词之为体，要眇宜修”，所以其豪气表露得曲折隐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易安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易安词与传统的词有所不同。李清照为人，爱则热烈，愁则浓重，思之刻骨，怨之断肠，形诸笔墨，则是抒情大胆、强烈、真率。对此，曾惹得一些性别守中庸的人大动肝火，大张挞伐，说她“出于小听狭慧，构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之正”。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也说：“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夸张笔墨，无所羞畏”。而这恰恰从反面描述了易安词的特点：“肆意落笔”，乃才气豪纵；“无所畏羞”，乃真情喷薄，而“无顾藉”，当是易安为人之超迈尘俗。刻骨的相思和浓重的愁怨，本是易安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她词中所表现出的相思缠绵、离愁别绪，却于“季话中有骨”，而不似一些婉约词人陷入姚鼐所言的“颓废而幽”的境地。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洒，不是悲秋”。显然，在这些词句中，作者把自我注入了这些所咏的花木中，梅之超群，菊之高洁，桂花之脱俗，银杏之纯净，实际上都是词人自我写照。从睥睨一切到弃脱尘俗只有一步之遥，精神上的优越感，使得她能轻视进而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表现出超脱的襟怀。如《多丽》词，一面“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一面却说“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鹧鸪天》词，一面感叹“仲宣怀远更凄凉”，一面又说“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由此可见，易安词所表现的情感，压抑而能自振，哀怨而能自拔，凄苦而能自强，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顽强坚毅，其词中豪气正蕴于此。
　　李清照天赋因不待言，其性情之开朗、热情，于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内心情感的直率表露，更让人叹服。在易安词中，自我意识十分强烈。面对礼教，她敢于追求美，敢于蔑视陋习。而封建时代的男性奔竞仕途，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本色，埋没了个性，一切为国主喜怒悲乐，随着更多的束缚，更多沉重的心理压迫。所发自中国男性文学之始即有“香草美人”之咏，而后则作“闺阁昵语”，身为须眉，却作妇人语。由此，他们才由衷钦佩那些敢于反抗礼教，追求自我、表现自己的女性，即如南宋大儒，总是板着面孔训人的朱 也不得不称赞：“本朝妇人能文专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也。”
　　
　　张秀娟，教师，现居山东定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