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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远在京城的挚友重托,我冒着漫天暴雨,赶往学校找他的外甥女L“谈话”。
L是个准高三学生。暑假补课前,年段重新调整班级,她从普通快班被“刷”下来,到了慢班。她“赖”着不走,一直天真地相信那个在京城工作的舅舅有回天之力,突然来个“圣旨”让她留在原班。朋友吩咐我做她的“思想工作”,免得为难班主任和年段长。
带着这样的“使命”走向学校,我的双脚仿佛被粘滞的雨水胶住,说不出的沉重,而内心比四周的雨雾更迷茫。
按理说,我当过6年班主任,9年段长,最近3年又负责一个年段的教育教学,此类小事,在我眼里本该是小菜一碟。但恰恰相反,我似乎比谁都无助,比谁都难受。要不是挚友委以重任,我断然不会答应。不是我不热心、不厚道,而是我惮于面对自己,害怕一旦揭开内心深处的痛,血水会汩汩然奔涌而出。
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被驱赶到慢班,这种“被遗弃”无疑等于宣判他们学业上的“死刑”,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宣判了他们人生的失败。那些遭受如此跌宕却仍能神话般“从逆境中奋起”的学生,我见过的十个中没有二三。
担任班主任时,我接纳过从快班灰溜溜滚下来的“差生”,也亲自驱赶过舍不得离开好班的“差生”。后来,当了段长,我的朱笔一次次勾画过学生的姓名,也接过无数个哀求或恐吓的电话,收过一封封沾满泪水的书信;再后来,我成了年段“一把手”,我指挥或默认段长继续干着从前我做过的事情。而每一次重新编班,我的心都被绞碎。作为教师,我没有履行成全他人的职责(最多成全少部分“好学生”),却在作恶和造孽。
慢慢地,我也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心肠柔软,又过分敏感,会不自觉地放大生活中的痛楚,自己又无力改变什么,只好憋着,让自己无端地承担折磨与伤害。
因为大雨,且正值暑期,宽敞而明亮的走廊空无一人。两个月前,在这里,我们50位教师和800多名学生刚刚一起苦战过,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想来不由寒栗。我仿佛还能从洁白的墙面捕捉到无数被扭曲的、极度疲惫的身影。
铃声终于响了。可是,在教室里,我找不到L。一个女生告诉我,L下午没来学校。我的心往下坠。幸好,在该女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L。
L似乎还在期待我带给她好消息。当我正告她,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后,她低下头轻声抽泣起来。在她的哭声中我听到了当年自己的声音。我请L耐心地听我当年的故事。
1987年高考前一个月,班主任突然宣布班上有几名学生没有资格报考大学,只许单报中专,而在班主任接下来宣读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属于我。我感到脚下的地板直往下沉。放学后,我第一次勇敢地径自去教师宿舍楼找班主任,问为什么不许我报考大学。班主任说,因为你成绩差,而且,这些都是学校研究决定的——多年后,我才明白,学校为确保高考升学率,让相当一部分成绩中等以下的考生放弃报考大学。我失魂落魄地回家,喊弟弟帮我买来一斤白酒,当场灌下大半瓶,然后像一匹受伤的狼似的放声嚎叫……后来大学时,读鲁迅小说《孤独者》,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死去亲祖母的魏连殳那独一无二的哭声。
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现实,什么叫做耻辱,什么叫做绝望。那年高考,我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回来补习,被编入年段的最慢班。可以想象,这种鱼龙混杂的班级课堂秩序会怎样。但是,就是在如此环境中,我破釜沉舟,第二年,竟然以全班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师范大学。
我接着对L说:第一年,我在快班,连中专也考不上,复读那年在最慢班,却考上大学,这说明凡事事在人为。快班有快班的好,慢班也有慢班的好。如果能调整好心态,坚持不放弃,成绩稳居慢班前列,老师必定重视你,自己信心也足,更有利于激发自己的潜能。当年,我就是因为在慢班,破天荒地受到班主任的表扬,从此找到自信,开始发奋学习的。如果还呆在快班,成绩总在后几名,我未必能获得这样的机遇。
L终于收住哭声,抬起头,刚刚被眼泪洗过的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要她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希望她需要时来找我,我愿意和她交流学习方面的问题。我们走出办公室时,大雨渐渐歇住脚,天空昏暗下来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收到L的短信:“王老师,晚上好,我是L。昨天我失态了,因为情绪有点激动,现在好多了……多谢你这几日为我操劳,你肯定费了不少功夫,谢谢!”
我像获得一份来自天堂的高贵礼品。在回复中,我说:“没事,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这样的时刻我也有过。记着,不论在什么环境里,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我一直相信你能走出低谷,创造最好的自己。”
短信发出后,我独坐书房,心情无法平静。猛然想起狄金森的几句诗:“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没有虚度此生/假如我能使痛苦的生命有所慰藉/在酸辛中获得温情/或是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窗中/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可是,除了片刻的慰藉外,我无法摆脱“虚度此生”的虚无感和悲凉感,因为,在我眼前,依然有无数的心灵在一天天饱受哀伤的浸泡;我所从事的职业,依然无法为一只只昏厥的知更鸟点燃一个个明亮的窗灯;我的生命,依然沉沦在无尽阴暗的海洋里……■
L是个准高三学生。暑假补课前,年段重新调整班级,她从普通快班被“刷”下来,到了慢班。她“赖”着不走,一直天真地相信那个在京城工作的舅舅有回天之力,突然来个“圣旨”让她留在原班。朋友吩咐我做她的“思想工作”,免得为难班主任和年段长。
带着这样的“使命”走向学校,我的双脚仿佛被粘滞的雨水胶住,说不出的沉重,而内心比四周的雨雾更迷茫。
按理说,我当过6年班主任,9年段长,最近3年又负责一个年段的教育教学,此类小事,在我眼里本该是小菜一碟。但恰恰相反,我似乎比谁都无助,比谁都难受。要不是挚友委以重任,我断然不会答应。不是我不热心、不厚道,而是我惮于面对自己,害怕一旦揭开内心深处的痛,血水会汩汩然奔涌而出。
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被驱赶到慢班,这种“被遗弃”无疑等于宣判他们学业上的“死刑”,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宣判了他们人生的失败。那些遭受如此跌宕却仍能神话般“从逆境中奋起”的学生,我见过的十个中没有二三。
担任班主任时,我接纳过从快班灰溜溜滚下来的“差生”,也亲自驱赶过舍不得离开好班的“差生”。后来,当了段长,我的朱笔一次次勾画过学生的姓名,也接过无数个哀求或恐吓的电话,收过一封封沾满泪水的书信;再后来,我成了年段“一把手”,我指挥或默认段长继续干着从前我做过的事情。而每一次重新编班,我的心都被绞碎。作为教师,我没有履行成全他人的职责(最多成全少部分“好学生”),却在作恶和造孽。
慢慢地,我也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心肠柔软,又过分敏感,会不自觉地放大生活中的痛楚,自己又无力改变什么,只好憋着,让自己无端地承担折磨与伤害。
因为大雨,且正值暑期,宽敞而明亮的走廊空无一人。两个月前,在这里,我们50位教师和800多名学生刚刚一起苦战过,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想来不由寒栗。我仿佛还能从洁白的墙面捕捉到无数被扭曲的、极度疲惫的身影。
铃声终于响了。可是,在教室里,我找不到L。一个女生告诉我,L下午没来学校。我的心往下坠。幸好,在该女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L。
L似乎还在期待我带给她好消息。当我正告她,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后,她低下头轻声抽泣起来。在她的哭声中我听到了当年自己的声音。我请L耐心地听我当年的故事。
1987年高考前一个月,班主任突然宣布班上有几名学生没有资格报考大学,只许单报中专,而在班主任接下来宣读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属于我。我感到脚下的地板直往下沉。放学后,我第一次勇敢地径自去教师宿舍楼找班主任,问为什么不许我报考大学。班主任说,因为你成绩差,而且,这些都是学校研究决定的——多年后,我才明白,学校为确保高考升学率,让相当一部分成绩中等以下的考生放弃报考大学。我失魂落魄地回家,喊弟弟帮我买来一斤白酒,当场灌下大半瓶,然后像一匹受伤的狼似的放声嚎叫……后来大学时,读鲁迅小说《孤独者》,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死去亲祖母的魏连殳那独一无二的哭声。
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现实,什么叫做耻辱,什么叫做绝望。那年高考,我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回来补习,被编入年段的最慢班。可以想象,这种鱼龙混杂的班级课堂秩序会怎样。但是,就是在如此环境中,我破釜沉舟,第二年,竟然以全班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师范大学。
我接着对L说:第一年,我在快班,连中专也考不上,复读那年在最慢班,却考上大学,这说明凡事事在人为。快班有快班的好,慢班也有慢班的好。如果能调整好心态,坚持不放弃,成绩稳居慢班前列,老师必定重视你,自己信心也足,更有利于激发自己的潜能。当年,我就是因为在慢班,破天荒地受到班主任的表扬,从此找到自信,开始发奋学习的。如果还呆在快班,成绩总在后几名,我未必能获得这样的机遇。
L终于收住哭声,抬起头,刚刚被眼泪洗过的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要她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希望她需要时来找我,我愿意和她交流学习方面的问题。我们走出办公室时,大雨渐渐歇住脚,天空昏暗下来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收到L的短信:“王老师,晚上好,我是L。昨天我失态了,因为情绪有点激动,现在好多了……多谢你这几日为我操劳,你肯定费了不少功夫,谢谢!”
我像获得一份来自天堂的高贵礼品。在回复中,我说:“没事,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这样的时刻我也有过。记着,不论在什么环境里,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我一直相信你能走出低谷,创造最好的自己。”
短信发出后,我独坐书房,心情无法平静。猛然想起狄金森的几句诗:“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没有虚度此生/假如我能使痛苦的生命有所慰藉/在酸辛中获得温情/或是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窗中/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可是,除了片刻的慰藉外,我无法摆脱“虚度此生”的虚无感和悲凉感,因为,在我眼前,依然有无数的心灵在一天天饱受哀伤的浸泡;我所从事的职业,依然无法为一只只昏厥的知更鸟点燃一个个明亮的窗灯;我的生命,依然沉沦在无尽阴暗的海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