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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对历史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的综合要求，是学生形成正确历史看法的主要体现，当然也是学生认识历史和学好历史的关键之一。“历史解释应是史论有机结合的产物”[1]，历史解释的前提是史料，史料的占有和解读，是关乎历史解释的至关重要因素。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必定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基础上的。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必须注意通过各种史料“触摸”历史，以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道：“盈天地之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故而有“六经皆史”之说。当代史学家白寿彝认为：“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包含有史料。”[2]从这一角度言之，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视的诗歌，其实蕴含着珍贵的史料价值。“以诗证史”，即“以诗入史”，是现代史学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治史方法，就是把诗歌作为史料来证史说史，最早由陈寅恪先生所创，并体现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为史学家（而非文学批评家），陈寅恪倡导的这个方法主要是指注重挖掘诗歌作品中的史料信息、并用来弥补或证实某一历史问题。[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在其最新的历史通俗出版物——《陆游的乡村世界》中指出，宋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大量田园诗，使得研究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有助于学者“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尽可能去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有一定的可能性”[4]。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部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部分的功能性栏目[5]中，共涉及到了7首诗篇：第3课史料阅读栏目引用了李白诗《古风·其三》;第4课学思之窗栏目引用了乐府诗《江南》和佚名《行行重行行》;第6课学思之窗栏目引用了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第7课学思之窗栏目转引了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中的诗句;仍旧在第7课问题探究栏目引用了《白居易集》卷2《重赋》中的诗句;第11课史料阅读栏目引用了东坡诗《石炭》。此外，第8课的学习拓展栏目要求学生选读杜甫作品中与当时历史现实有关的诗篇，并能够体会其中的史料价值。就上述整理来看，部编教材继承了“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认为诗歌同样适用于高中历史教学。透过中国古代文人诗意般的夸张与遐想，挖掘出诗篇中可资利用的史料，进而将其运用于教学之中，这对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一项颇具难度但却不可避免的工作。
一、叙述，写实，评价——部编教材征引诗歌反映的史实
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文本故事和历史事件都是互为补充和相互渗透的，故而有“文史相通”之说;而诗歌作为古代文学的一种形式，与历史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有“诗言史，史含诗，诗史难分”之言。诗歌不仅可以反映不同时期广阔的生活画卷，而且后人亦能够发现诗歌吟咏下的王朝兴替与社会变迁。
唐代诗人李白有组诗作品《古风五十九首》，组诗以三代以来的“世道之治乱”为主题，或咏古伤今，或讽刺现实，《古风·其三》是其中的力作。且不论此诗内容是如何夸张和想象的，首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则叙述了一个基本的史实：秦军以威武之师，横扫六国，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朝。部编教材提供了五则历代对秦始皇统一和秦制高度评价的材料，《古风·其三》就是其中之一。诗篇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多元的史料，亦间接加强了学生对史实的认识。
文学反映的现实，实际上是文学关于现实的想象或要求，文学总是根據现实的需要构建现实。[6]就汉代而言，其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赋、诗上。尽管西汉时期的南方仍然采用火耕水褥的耕作方式，但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乐府《江南》诗描写了汉代江南地区[7]采莲人观赏鱼戏莲叶的场景，这一写实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汉代南方社会的真实情况。而《行行重行行》作为汉末社会动荡岁月中的相思离乱之曲，亦用写实的手法表达了女子对远行在外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带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
一般而言，历史叙述由两部分构成：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虽然“史料越近越真实，评价越远越客观”，但从评价者分析的角度出发，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评价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史实的理解。部编教材所征引的诗歌，多处是对史实的评价。隋朝历经二世，虽二世而亡，但朝亡而国不衰。历代对隋炀帝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一个基本的认识是：炀帝虽非明君，但亦非昏君，其在位期间所开凿的大运河对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运河的开凿，征发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超过了当时国家的社会承载力，这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部编教材所征引的皮日休诗——“尽道隋亡为此河”对隋亡进行了评价，将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修建，观点虽然较为片面，但是也间接说明了隋炀帝时期过度征发徭役而激化社会矛盾的事实。
赋税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两税法是唐代中后期实施的新的赋税制度，两税法的实施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和进步。但是，两税法也有其局限性，部编教材正文部分对此没有叙述，而是在“探究与拓展”中通过征引白居易的诗《重赋》来说明问题。白居易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两税法实施的诸多弊端，这也属于对两税法的制度评价，有利于引导学生辩证分析相关知识点。因此，《重赋》的史料价值不容置疑。
所谓“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部编历史教科书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作为补充性的史料来叙述、写实和评价历史，“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知识点的记忆效果，也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架构，增强文学素养，为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8]最关键的是，通过对诗歌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达到了“证史”的目的，进而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二、证史，补史：由“诗史”看史实 诗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在古代更是被赋予了观风俗、观世运、观国家之兴衰的一面。“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一些现代史学家在运用诗歌进行历史研究时，多会选择着力描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诗歌，因为“这一类书籍（指史部以外的群书，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9]从这一角度言之，部分现实主义诗歌，在证史和补史上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而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篇，似乎最具说服力。
“诗圣”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适逢唐代历史巨变，是一位苦难诗人和历尽沧桑的“时代歌手”。在翦伯赞先生看来，杜甫“并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为了不得不作诗而作诗……因而杜诗中的任何一首诗歌，到我眼中，都是最珍贵的历史材料了。”[10]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唐代天宝前后的时代呼声。如《忆昔》（其二）有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忆昔》二首创作于公元764年，时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结束不久，此诗追忆了开元年间物阜民丰、国家昌盛、政治清明的景象。就诗本身而言，确实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是当时的官私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却是不争的事实：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唐代洛阳的含嘉仓进行挖掘，探明大的窑穴能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也能储数千石，其中有一个窑穴还存留着唐代储藏的现已变质碳化的谷子。[11]因此，此诗作为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开元年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作为安史之乱的亲历者，杜诗对具体的战争细节亦多有描述，如《悲陈陶》有云：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唐军与安史叛军战于陈陶（《旧唐书·房琯传》称此地为“陈涛斜”），唐军四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战况惨烈。时杜甫被困长安，目睹战争凄惨情景，故有感而作。就范围和程度而言，陈陶之战为安史之乱中的小规模战役，史书所载不多，仅见于《新唐书》、《旧唐书》等少数史料中，但杜甫的《悲陈陶》恰当地印证了这段历史，杜诗与唐史相互参证，不仅阐明诗意，而且澄清史实，从而达到了“证史”的效果。
此外，杜诗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史料，甚至有补史之不足的功效。如《三绝句》（其一）有云：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此诗所载渝州和开州杀刺史事，未见于史书记载。而据明末清初朱贺龄《杜诗辑注》所考，此实为永泰元年（唐代宗年号，公元765年）之史实。尽管这一“小众”的知识点，基本不会出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但是杜诗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所具备的“补史”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不论证史，抑或补史，都是相对于具象层面意义的现实主义诗歌而言的。尽管“诗史”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但是其作用仅仅是正史的补充，不可越俎代庖，取正史而代之。而且在将现实主义诗歌作为史料进行运用时，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基础上，方不违背历史解释的真谛。
【注释】
[1]邓京力：《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辨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6年第11期，第8页。
[2]白寿彝：《史学概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4页。
[3]张旭春：《“以诗证史”与“形而上学的慰藉”》，《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2页。
[4]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页。
[5]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历史分期，中国古代史部分包含部编历史教科书的前四个单元。而所谓的功能性栏目，包含史料阅读、学思之窗、问题探究和学习拓展等。
[6]陈晓明：《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第26页。
[7]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江南范围多有不同，具体请参见拙作：《基于时空观念的“江南”含义在部编历史教科书中的演变》，《中学历史教学》2020年第8期，第52—54页。
[8]马阐果：《高中历史教学中“以诗证史”教学法的应用及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第124页。
[9]徐国利，陈永霞：《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69页。
[10]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1页。
[11]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4—445页。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道：“盈天地之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故而有“六经皆史”之说。当代史学家白寿彝认为：“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包含有史料。”[2]从这一角度言之，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视的诗歌，其实蕴含着珍贵的史料价值。“以诗证史”，即“以诗入史”，是现代史学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治史方法，就是把诗歌作为史料来证史说史，最早由陈寅恪先生所创，并体现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为史学家（而非文学批评家），陈寅恪倡导的这个方法主要是指注重挖掘诗歌作品中的史料信息、并用来弥补或证实某一历史问题。[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在其最新的历史通俗出版物——《陆游的乡村世界》中指出，宋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大量田园诗，使得研究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有助于学者“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尽可能去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有一定的可能性”[4]。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部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部分的功能性栏目[5]中，共涉及到了7首诗篇：第3课史料阅读栏目引用了李白诗《古风·其三》;第4课学思之窗栏目引用了乐府诗《江南》和佚名《行行重行行》;第6课学思之窗栏目引用了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第7课学思之窗栏目转引了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中的诗句;仍旧在第7课问题探究栏目引用了《白居易集》卷2《重赋》中的诗句;第11课史料阅读栏目引用了东坡诗《石炭》。此外，第8课的学习拓展栏目要求学生选读杜甫作品中与当时历史现实有关的诗篇，并能够体会其中的史料价值。就上述整理来看，部编教材继承了“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认为诗歌同样适用于高中历史教学。透过中国古代文人诗意般的夸张与遐想，挖掘出诗篇中可资利用的史料，进而将其运用于教学之中，这对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一项颇具难度但却不可避免的工作。
一、叙述，写实，评价——部编教材征引诗歌反映的史实
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文本故事和历史事件都是互为补充和相互渗透的，故而有“文史相通”之说;而诗歌作为古代文学的一种形式，与历史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有“诗言史，史含诗，诗史难分”之言。诗歌不仅可以反映不同时期广阔的生活画卷，而且后人亦能够发现诗歌吟咏下的王朝兴替与社会变迁。
唐代诗人李白有组诗作品《古风五十九首》，组诗以三代以来的“世道之治乱”为主题，或咏古伤今，或讽刺现实，《古风·其三》是其中的力作。且不论此诗内容是如何夸张和想象的，首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则叙述了一个基本的史实：秦军以威武之师，横扫六国，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朝。部编教材提供了五则历代对秦始皇统一和秦制高度评价的材料，《古风·其三》就是其中之一。诗篇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多元的史料，亦间接加强了学生对史实的认识。
文学反映的现实，实际上是文学关于现实的想象或要求，文学总是根據现实的需要构建现实。[6]就汉代而言，其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赋、诗上。尽管西汉时期的南方仍然采用火耕水褥的耕作方式，但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乐府《江南》诗描写了汉代江南地区[7]采莲人观赏鱼戏莲叶的场景，这一写实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汉代南方社会的真实情况。而《行行重行行》作为汉末社会动荡岁月中的相思离乱之曲，亦用写实的手法表达了女子对远行在外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带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
一般而言，历史叙述由两部分构成：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虽然“史料越近越真实，评价越远越客观”，但从评价者分析的角度出发，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评价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史实的理解。部编教材所征引的诗歌，多处是对史实的评价。隋朝历经二世，虽二世而亡，但朝亡而国不衰。历代对隋炀帝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一个基本的认识是：炀帝虽非明君，但亦非昏君，其在位期间所开凿的大运河对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运河的开凿，征发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超过了当时国家的社会承载力，这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部编教材所征引的皮日休诗——“尽道隋亡为此河”对隋亡进行了评价，将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修建，观点虽然较为片面，但是也间接说明了隋炀帝时期过度征发徭役而激化社会矛盾的事实。
赋税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两税法是唐代中后期实施的新的赋税制度，两税法的实施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和进步。但是，两税法也有其局限性，部编教材正文部分对此没有叙述，而是在“探究与拓展”中通过征引白居易的诗《重赋》来说明问题。白居易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两税法实施的诸多弊端，这也属于对两税法的制度评价，有利于引导学生辩证分析相关知识点。因此，《重赋》的史料价值不容置疑。
所谓“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部编历史教科书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作为补充性的史料来叙述、写实和评价历史，“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知识点的记忆效果，也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架构，增强文学素养，为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8]最关键的是，通过对诗歌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达到了“证史”的目的，进而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二、证史，补史：由“诗史”看史实 诗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在古代更是被赋予了观风俗、观世运、观国家之兴衰的一面。“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一些现代史学家在运用诗歌进行历史研究时，多会选择着力描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诗歌，因为“这一类书籍（指史部以外的群书，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9]从这一角度言之，部分现实主义诗歌，在证史和补史上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而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篇，似乎最具说服力。
“诗圣”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适逢唐代历史巨变，是一位苦难诗人和历尽沧桑的“时代歌手”。在翦伯赞先生看来，杜甫“并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为了不得不作诗而作诗……因而杜诗中的任何一首诗歌，到我眼中，都是最珍贵的历史材料了。”[10]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唐代天宝前后的时代呼声。如《忆昔》（其二）有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忆昔》二首创作于公元764年，时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结束不久，此诗追忆了开元年间物阜民丰、国家昌盛、政治清明的景象。就诗本身而言，确实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是当时的官私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却是不争的事实：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唐代洛阳的含嘉仓进行挖掘，探明大的窑穴能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也能储数千石，其中有一个窑穴还存留着唐代储藏的现已变质碳化的谷子。[11]因此，此诗作为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开元年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作为安史之乱的亲历者，杜诗对具体的战争细节亦多有描述，如《悲陈陶》有云：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唐军与安史叛军战于陈陶（《旧唐书·房琯传》称此地为“陈涛斜”），唐军四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战况惨烈。时杜甫被困长安，目睹战争凄惨情景，故有感而作。就范围和程度而言，陈陶之战为安史之乱中的小规模战役，史书所载不多，仅见于《新唐书》、《旧唐书》等少数史料中，但杜甫的《悲陈陶》恰当地印证了这段历史，杜诗与唐史相互参证，不仅阐明诗意，而且澄清史实，从而达到了“证史”的效果。
此外，杜诗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史料，甚至有补史之不足的功效。如《三绝句》（其一）有云：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此诗所载渝州和开州杀刺史事，未见于史书记载。而据明末清初朱贺龄《杜诗辑注》所考，此实为永泰元年（唐代宗年号，公元765年）之史实。尽管这一“小众”的知识点，基本不会出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但是杜诗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所具备的“补史”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不论证史，抑或补史，都是相对于具象层面意义的现实主义诗歌而言的。尽管“诗史”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但是其作用仅仅是正史的补充，不可越俎代庖，取正史而代之。而且在将现实主义诗歌作为史料进行运用时，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基础上，方不违背历史解释的真谛。
【注释】
[1]邓京力：《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辨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6年第11期，第8页。
[2]白寿彝：《史学概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4页。
[3]张旭春：《“以诗证史”与“形而上学的慰藉”》，《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2页。
[4]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页。
[5]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历史分期，中国古代史部分包含部编历史教科书的前四个单元。而所谓的功能性栏目，包含史料阅读、学思之窗、问题探究和学习拓展等。
[6]陈晓明：《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第26页。
[7]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江南范围多有不同，具体请参见拙作：《基于时空观念的“江南”含义在部编历史教科书中的演变》，《中学历史教学》2020年第8期，第52—54页。
[8]马阐果：《高中历史教学中“以诗证史”教学法的应用及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第124页。
[9]徐国利，陈永霞：《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69页。
[10]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1页。
[11]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