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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学校教育的质量保障与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系统监测,代表着当今国际教育领导的新路径。它可以分为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其终极价值是基于数据的学校发展。
在过去近四十年中,以学校教育质量为主题的研究与实践,走过了从教育评估到学校发展再到教育领导的曲折道路。创立于1973年的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是德国教育评估学家、学校发展研究者、教育领导研究者和中小学校长的摇篮。该研究所长期承担“国际学生读写能力评估项目”(PIRLS)和“国际学生数学与科学评估动态项目”(TIMSS)在德国方面的工作。作为在德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基础教育智库,该研究所参与编撰了《国家教育发展报告》。此次,该研究所召集德国三位资深教授、两位总督学、两位欧洲和德国校长领军人物,以及若干名专家型校长,以德国当今教育领导研究与实践最具代表性的阵容,来华参加2009年12月1日~5日在沪苏两地举行的系统监测与学校发展国际研讨会暨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
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发起并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和德国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联合策划,《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等媒体提供支持,旨在促进校长专业发展,强化教育领导学科建设,呼唤教育家涌现,实现跨越国界、跨越学界和跨越理论与实践边界的对话。
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在长三角地区各类学校共设立了五个分会场,为期五天,中德16位专家发表了主旨讲演,吸引了中外三百余位中小学校长、政府教育行政领导、师训专家、学校中层干部与骨干教师以及学生代表参与。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陆建非教授,德国国家教育行动委员会委员兼《国家教育发展报告》顾问维尔弗里德·博斯(Wilfried Bos)教授,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局局长顾筱璞,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侯大康,维克斯曼国际学术出版社社长乌尔苏拉·赫克尔(Ursula Heckel),西方发达国家在华海外学校代表、上海德国学校校长曼弗雷德·劳克(Manfred Lauck),国际文凭学校代表、多特蒙德市弗布尼兹文科中学校长伯尔纳德·哈曼(Bernd Hamann),德国女校长代表、福德文科中学校长安妮·容·旺德斯(Anne Jung-Wanders),德国文化界代表、汉诺威艺术社长乌希·雅各比社(Usch Jacobi)以及歌德学院代表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一、系统监测的多维性
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缔造者汉斯·君特·罗尔夫(Hans-Günter Rolff)教授是本届论坛的德方发起人。这位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创所所长指出:“学校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数据库,然而也从未如此不知所措。问题在于如何由数据转化为行动。”其实,对数据的饥渴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政府。他认为,数据来源可分为五大类:①系统监测,比如大规模学生评估,这主要服务于政府决策,因抽样误差太大而不适合某一所学校的发展;②学习情况调查,因具有效度而适合学校与教学发展,但由于没有采用诊断性测试而不适合个体学生的诊断;③教育督导,这常常在内部评估或自我评估前实施且非常有效;④数据服务提供机构,虽然经济实惠,但缺乏针对性;⑤学校内部的数据自我采集,这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复杂程度也相对比较高。当然还有更多的数据来源,比如统一考试的结果、学校统计、财务数据、社会性指标,等等。然而,相当充足的数据与相对贫乏的知识俨然构成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与数据打交道,要求校长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罗尔夫教授于2005年创立了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该院打造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校长培训机构,成为德国各级校长团体最坚实的合作伙伴。针对系统监测与教育领导,他提出四点建议:①内部评估优先于外部评估;②自我采集的数据比外部引进的数据更有效;③外部引进的数据必不可少,其使用往往要求另外的资质和支持;④学校领导必须保证学校创造性地与数据打交道。
在系统监测上,如果说罗尔夫注重微观体系,那么克劳斯·克雷姆(Klaus Klemm)教授关注的则是宏观层面。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政策顾问、柏林市政府文教部学术顾问和《国家教育发展报告》顾问,克雷姆对教育发展报告情有独钟。在他眼中,教育发展报告是一种采集与整理信息、掌控学校系统的工具,承担着三项功能:①汇报,即公示中的目标是否达到;②整合,即整合教育体系的资源、过程与结果;③改进,即改进掌控学校系统的工具。就国际比较而言,存在两种教育发展报告:一是以分析核心统计数据为主;二是以督导分析为根本。他认为,对于学校质量发展,建立在督导基础上的报告还有待于扩大效应。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兼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张民选教授在《多维度监测与中长期教育规划:上海的观点与实践》报告中,首先对上海基础教育监测维度进行了介绍。它主要包括三个块面和三个层级,三个块面指的是社会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和反映、政府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教育系统内部的变化与质量结果;三个层级指的是市、区县和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政府督导、社会调查、学业水平监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多种手段的多维度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不同的监测手段在功能上互相补充。他指出,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是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工作,评价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上海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还面临一些需要攻克的瓶颈。上海作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要从教育内涵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分汲取国内外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的经验,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测评体系。他提出六点改进措施:①制订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体系;②构建立体化的监测与评估体系;③加强监测与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开发;④加强基础教育的过程监测与评估;⑤加强基础教育结果的监测与评估;⑥建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数据库。
上海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兼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主任陈永明教授则独辟蹊径,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上,从校长专业标准切入系统监测的主题。从现代学校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到当今中国学校教育的危机与教育领导的困惑,再到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所承担的国家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研究,这位留日博士提出,在西方制度文化与中国和谐文化的交集下,校长专业标准研究应该具备六大视角,即宇宙观、文化观、国情观、教育观、领导观和管理观。整个中小学校长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应该建立在专业信念与品性、专业知能与智慧、专业运营与表率之上,而校长的专业角色应定位于学校愿景规划者、学习文化营造者、教师发展促进者、创新人才激励者、内部组织管理者和外部环境协调者。
二、教育督导的建设性
学校系统的外部评估往往被称作教育督导。“学习不能没有反馈。学习型学校需要外部专家的专业性反馈。学校需要外部评估。”来自德国最大和最小联邦州的两位总督学的观点无疑具有权威性,况且他们均为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客座教授。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因而,在德国,该联邦州的任何改革举措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据总督学武尔夫·荷迈尔(Wulf Homeier)介绍,该联邦州2005年修订的《学校法》强调了学校的自我责任。针对以自我责任为原则的学校,该州于2006年8月1日引入了质量分析。这种质量分析是外部评价方式,依赖的是标准化工具与程序,其实现需要有经验并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质量检查员由外向内对学校的内部过程展开观察,并把基于数据的信息(优缺点)反馈给学校,从而促使学校更有效地掌控发展进程。2007年5月30日生效的《学校质量分析条例》明晰了质量分析过程和质量检查员工作方式。当然,作为学校监管部门的州文教部也可以通过标准化分析,获取大量有价值的学校信息。在质量分析之后,学校必须和学校监管部门签订协议并接受检查,从而保证质量分析的结果对学校有实际效用。
在过去近四十年中,以学校教育质量为主题的研究与实践,走过了从教育评估到学校发展再到教育领导的曲折道路。创立于1973年的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是德国教育评估学家、学校发展研究者、教育领导研究者和中小学校长的摇篮。该研究所长期承担“国际学生读写能力评估项目”(PIRLS)和“国际学生数学与科学评估动态项目”(TIMSS)在德国方面的工作。作为在德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基础教育智库,该研究所参与编撰了《国家教育发展报告》。此次,该研究所召集德国三位资深教授、两位总督学、两位欧洲和德国校长领军人物,以及若干名专家型校长,以德国当今教育领导研究与实践最具代表性的阵容,来华参加2009年12月1日~5日在沪苏两地举行的系统监测与学校发展国际研讨会暨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
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发起并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和德国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联合策划,《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等媒体提供支持,旨在促进校长专业发展,强化教育领导学科建设,呼唤教育家涌现,实现跨越国界、跨越学界和跨越理论与实践边界的对话。
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在长三角地区各类学校共设立了五个分会场,为期五天,中德16位专家发表了主旨讲演,吸引了中外三百余位中小学校长、政府教育行政领导、师训专家、学校中层干部与骨干教师以及学生代表参与。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陆建非教授,德国国家教育行动委员会委员兼《国家教育发展报告》顾问维尔弗里德·博斯(Wilfried Bos)教授,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局局长顾筱璞,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侯大康,维克斯曼国际学术出版社社长乌尔苏拉·赫克尔(Ursula Heckel),西方发达国家在华海外学校代表、上海德国学校校长曼弗雷德·劳克(Manfred Lauck),国际文凭学校代表、多特蒙德市弗布尼兹文科中学校长伯尔纳德·哈曼(Bernd Hamann),德国女校长代表、福德文科中学校长安妮·容·旺德斯(Anne Jung-Wanders),德国文化界代表、汉诺威艺术社长乌希·雅各比社(Usch Jacobi)以及歌德学院代表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一、系统监测的多维性
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缔造者汉斯·君特·罗尔夫(Hans-Günter Rolff)教授是本届论坛的德方发起人。这位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创所所长指出:“学校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数据库,然而也从未如此不知所措。问题在于如何由数据转化为行动。”其实,对数据的饥渴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政府。他认为,数据来源可分为五大类:①系统监测,比如大规模学生评估,这主要服务于政府决策,因抽样误差太大而不适合某一所学校的发展;②学习情况调查,因具有效度而适合学校与教学发展,但由于没有采用诊断性测试而不适合个体学生的诊断;③教育督导,这常常在内部评估或自我评估前实施且非常有效;④数据服务提供机构,虽然经济实惠,但缺乏针对性;⑤学校内部的数据自我采集,这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复杂程度也相对比较高。当然还有更多的数据来源,比如统一考试的结果、学校统计、财务数据、社会性指标,等等。然而,相当充足的数据与相对贫乏的知识俨然构成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与数据打交道,要求校长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罗尔夫教授于2005年创立了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该院打造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校长培训机构,成为德国各级校长团体最坚实的合作伙伴。针对系统监测与教育领导,他提出四点建议:①内部评估优先于外部评估;②自我采集的数据比外部引进的数据更有效;③外部引进的数据必不可少,其使用往往要求另外的资质和支持;④学校领导必须保证学校创造性地与数据打交道。
在系统监测上,如果说罗尔夫注重微观体系,那么克劳斯·克雷姆(Klaus Klemm)教授关注的则是宏观层面。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政策顾问、柏林市政府文教部学术顾问和《国家教育发展报告》顾问,克雷姆对教育发展报告情有独钟。在他眼中,教育发展报告是一种采集与整理信息、掌控学校系统的工具,承担着三项功能:①汇报,即公示中的目标是否达到;②整合,即整合教育体系的资源、过程与结果;③改进,即改进掌控学校系统的工具。就国际比较而言,存在两种教育发展报告:一是以分析核心统计数据为主;二是以督导分析为根本。他认为,对于学校质量发展,建立在督导基础上的报告还有待于扩大效应。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兼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张民选教授在《多维度监测与中长期教育规划:上海的观点与实践》报告中,首先对上海基础教育监测维度进行了介绍。它主要包括三个块面和三个层级,三个块面指的是社会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和反映、政府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教育系统内部的变化与质量结果;三个层级指的是市、区县和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政府督导、社会调查、学业水平监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多种手段的多维度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不同的监测手段在功能上互相补充。他指出,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是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工作,评价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上海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还面临一些需要攻克的瓶颈。上海作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要从教育内涵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分汲取国内外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的经验,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测评体系。他提出六点改进措施:①制订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体系;②构建立体化的监测与评估体系;③加强监测与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开发;④加强基础教育的过程监测与评估;⑤加强基础教育结果的监测与评估;⑥建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数据库。
上海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兼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主任陈永明教授则独辟蹊径,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上,从校长专业标准切入系统监测的主题。从现代学校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到当今中国学校教育的危机与教育领导的困惑,再到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所承担的国家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研究,这位留日博士提出,在西方制度文化与中国和谐文化的交集下,校长专业标准研究应该具备六大视角,即宇宙观、文化观、国情观、教育观、领导观和管理观。整个中小学校长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应该建立在专业信念与品性、专业知能与智慧、专业运营与表率之上,而校长的专业角色应定位于学校愿景规划者、学习文化营造者、教师发展促进者、创新人才激励者、内部组织管理者和外部环境协调者。
二、教育督导的建设性
学校系统的外部评估往往被称作教育督导。“学习不能没有反馈。学习型学校需要外部专家的专业性反馈。学校需要外部评估。”来自德国最大和最小联邦州的两位总督学的观点无疑具有权威性,况且他们均为多特蒙德教育领导学院客座教授。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因而,在德国,该联邦州的任何改革举措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据总督学武尔夫·荷迈尔(Wulf Homeier)介绍,该联邦州2005年修订的《学校法》强调了学校的自我责任。针对以自我责任为原则的学校,该州于2006年8月1日引入了质量分析。这种质量分析是外部评价方式,依赖的是标准化工具与程序,其实现需要有经验并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质量检查员由外向内对学校的内部过程展开观察,并把基于数据的信息(优缺点)反馈给学校,从而促使学校更有效地掌控发展进程。2007年5月30日生效的《学校质量分析条例》明晰了质量分析过程和质量检查员工作方式。当然,作为学校监管部门的州文教部也可以通过标准化分析,获取大量有价值的学校信息。在质量分析之后,学校必须和学校监管部门签订协议并接受检查,从而保证质量分析的结果对学校有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