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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头进城要饭。』
“文化大革命”结束，给中国领导层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以官方公布的同期数据说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察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相去甚远。“文革”结束时，至少2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情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强烈共鸣。有人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
城市居民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长大的子女同室、2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以后，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有一些社会指标不应忽视，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然而，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头进城要饭。”
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此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1977年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
（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
“文化大革命”结束，给中国领导层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以官方公布的同期数据说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察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相去甚远。“文革”结束时，至少2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情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强烈共鸣。有人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
城市居民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长大的子女同室、2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以后，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有一些社会指标不应忽视，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然而，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头进城要饭。”
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此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1977年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
（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