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道“鲁迅”的，肯定比知道“周树人”的要多得多。“鲁迅”是一个大IP，而“周树人”只是一个名字。
　　因为是一个大IP，所以，吃鲁迅饭的人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既有传承他精神的人，有只是搞故纸堆研究的人，也有拿他当招牌的食客，比如，我就发现某位鲁迅研究的“权威”，在侃侃而谈“鲁迅精神”时，毫不脸红地抄袭我一个朋友关于鲁迅的文章。
　　当然，对于大IP来说，往往都是谤誉随之。表示鄙视鲁迅，骂他的人也不少。我发现黑鲁迅的基本就三类人。一类是推崇“民国风”，追求“岁月静好”的小资，他们—更多是她们—的心灵气质跟鲁迅这样的人格格不入，鲁迅就像是一个惊扰别人美梦的冷酷者。第二类是推崇胡适的人，自认为很温和，注重“制度建设”，不喜欢鲁迅这样激进的“国民性批判”。第三类就有点庞杂了，总之从内心里来说不愿意接受真相，尤其是残酷的真相。
　　鲁迅的批判确实太犀利深刻，所以，最容易触到一个社会的心理保护。能够想象得到会有很多人只是想把他定位在“历史范畴”的，就像鲁迅所说的用冷猪肉供奉孔子一样。前些年，喊“超越鲁迅”的声音都不绝于耳。
　　可是很奇怪，在周树人先生用“鲁迅”这个IP发表《狂人日记》后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笔下的人物，从赵太爷到假洋鬼子，从阿Q到王胡，从康大叔到看客们，一个个好像都还存在。就以很多社会新闻事件来说，看这些事件，我们就像是在看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这是传说中的“国民性”使然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再看“国民性”

　　我在这篇文章里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认知的层面，进行概念辨析，解释一下为什么鲁迅的思想百年来无法“超越”。
　　我在“某乎”上总是看到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小青年说“如何反驳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说法？”而一些有学者头衔、社排上甩知识小青年们几条街的人，则说批判国民性打错了靶子。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国民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抄一下当事人鲁迅的名人名言：
　　在《热风 ·随感录三十八》中，他感慨万千：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在《华盖集 ·忽然想到（七）》里，他继续控诉：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到《坟 ·论睁了眼看》的时候，他用上了“国民性”这个词：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骂”了那么多，终于，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的时候，鲁迅给出了方向：
　　“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当然，对于自己的批判，或者后来的“改革”，鲁迅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两地书 ·第一集（十）》里，他就像是一个先知，也许都预知了百年之后：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从我们引用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于鲁迅来说，“国民性”是一个贬义词，所代表的中国人的某些心理-人格-行为，恐怕有点扭曲和丑陋，不那么让人赞赏。这颇有点像是“人性”这个词，在运用的时候，多数人恐怕都是往嫉妒贪婪之类心理去想。

看到一些现象，比如卑怯，比如贪婪，没办法深入本质，于是便盗用“国民性”“人性”之类概念来解释。这些概念成了一个大垃圾箱，专门收集那些垃圾现象。

　　我发现有点不对劲。鲁迅自己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不是国民性吗？说嫉妒贪婪是人性，难道同情心无私心就不是人性？为什么只把坏的说成是国民性、人性，而没有把好的也说成是国民性、人性呢？
　　其实，以这种运用概念的逻辑，可以得出一个公式：国民性=人性 中国。从鲁迅时代到现在一直说的国民性是人性的普遍原理加中国独特表现的产物。按照这个逻辑，在“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彻底完成前，恐怕鲁迅笔下的人物程度不等地都会一直活跃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人们是怎么运用“人性”“国民性”这些概念进行思维和认知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看到一些现象，比如卑怯，比如贪婪，没办法深入本质，于是便盗用“国民性”“人性”之类概念来解释。这些概念成了一个大垃圾箱，专门收集那些垃圾现象。
　　问题在于，用“国民性”“人性”这些概念去描述、解释那些现象，只是一種最初的判断，说穿了就是在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一个东西是什么，但好像又模糊地有所认知时，为了交流方便，为了先让自己有个概念，于是暂时用“国民性”“人性”来应付一下而已，应付的就是基本智商。但是，在运用时，这些概念已经固化了，它们本身就阻止了我们进一步地深入认知，最初的判断变成了最终的结论，它所形成的表象知识好像就是深度知识一样。
　　所以，要进行真正的认知，就必须穿过“国民性”“人性”这些描述事物表象的概念，就每一种现象去分析其本质和发生逻辑。而当我们这样做时，会发现“国民性”“人性”这些可以把无数现象一网打尽，但现象之间却相互冲突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卑怯和为民请命都是中国的国民性，如果落井下石和舍己为人都是人性，请问用“国民性”和“人性”来认知有什么价值？

难以超越的缘由

　　我当然不是暗示鲁迅用“国民性”这样的概念有什么问题，他毕竟是批判现象，更多是文学描述—文学描述往往是对表象进行描述，而不是从社会、心理、政治等角度去深入认知那些现象的发生逻辑。我想说的是，那些现象到现在还存在，说明我们并没有办法超越鲁迅的批判，但却可以超越“国民性”这类概念的认知。
　　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叫“国民性”的，在时间的流逝中好像一直顽固存在的东西。这是从表象知识上形成的错觉，把“国民性”当成了某种实体或特质，以及这种实体、特质冒出社会、心理的表层所形成的现象。但问题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实体或特质。所谓“国民性”，其实就是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结构在运作时，通过特定的社会机制、人的心理机制所共同形成的某些心理-人格-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既是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同时也会使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心理-人格-行为打上制度、文化的标签，于是看上去某个社会的那些人在具有某些低劣的心理-人格-行为上就特别明显。
　　在这里，要区分两种变量：一种是不变或没有质的改变的东西，比如人要在心理上生存这样的心理机制，比如人类社会形成了某种等级的不平等（这是社会变革的目标，但到现在为止仍须努力）；另一种是可变或至少有缓慢变化的东西，比如某些制度，比如某些文化内容。对于不变或没有质的改变的东西，某些心理-人格-行为其实是超历史、文化、国家和种族的，从古到今全人类可能都一个德性；对于受可变或缓慢变化的东西影响极大的东西，某些心理-人格-行为，看上去就很“国民性”了—但这也只是考虑到了制度、文化的变量才这样说的。
　　鲁迅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在他的语境里，这当然是典型的国民性。但没有理由认为他认为只是中国人独有，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就纯洁得像天使一样。只有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并且对这种低劣的心理-人格-行为有切肤体验的人，才会用“中国人”这样的定语来集中火力。如果用“人类”这样的概念，那就泛指而大大地弱化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批判的力度。

　　从“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要让它消失，需要撤去强权体系让人恐惧的社会运作机制，以及人在心理生存受威胁时玩心理保护的心理机制。而这个，就是社会结构现代化，人具有自由、独立的品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了。鲁迅所说的“改革”，我想就有这个意思。

冷静与深刻

　　从社会机制和人的心理机制上讲，鲁迅时期的那些命题，何尝不是今天的命题。他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关注视角上，都不可超越。说要“超越”他，其实是转移话题，回避无数现象的存在；而淡化“鲁迅精神”，无异于放弃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鲁迅逝世不久，郁达夫写文悼念：“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读过鲁迅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很冷静，有时候甚至不动声色，没有看到一个丑恶现象就跳出来情绪激动地指责的样子。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阿Q调戏羞辱小尼姑那一段，阿Q的得意，以及酒店里那些人的大笑，用的完全是人类学的笔法，呈现给我们看的，是一个充斥阿Q、酒店里的看客这类生物的世界。
　　我认为这是鲁迅最深刻，其目光也穿越百年看到了今天很多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如果鲁迅对那些“国民性”情绪激动，说明他看到的只是某种低劣的心理-人格-行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感官的意义上，谁都可以看到，但也只有心智健全的人才意识、体验到不正常，不过心智健全的人还是不少的。

他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关注视角上，都不可超越。说要“超越”他，其实是转移话题，回避无数现象的存在；而淡化“鲁迅精神”，无异于放弃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并没有情绪激动，而是非常冷静地描述，完全把自己的价值判断隐藏在冷静的描述中，这说明他不仅知道这帮人是什么人，而且知道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样子。他已经把阿Q、看客等人，放到了一个极为原生态的环境中去呈现，去考察产生这些人类的社会、心理原因。这个原生态的环境，他在小说和杂文里多次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传承”、文化内容、制度背景、心理机制、互动模式、心理竞争、利益博弈、人际关系、社会变迁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读来惊心动魄。
　　为什么说鲁迅是“思想家”？就是因为这些深刻的洞察。
　　我在读鲁迅，以及思考其他问题时，总是会有一种感慨：人是多么脆弱的一种存在，社会环境对他形成什么样的“刺激”，他就容易被变成什么，一些负面的刺激，总是会扭转他成长的方向。按照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的自我是成长的，精神结构其实是进化的，不断地向自由、独立的状态行走，但是，这更多是一个理想的过程，社会上总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人，会破坏一个人自我的成长和精神结构的进化。无数心理扭曲的人，无数卑怯、自私、懦弱、势利的人，无数流氓无赖都是被破坏的结果。反过来，他们又会成为那些曾经破坏他们的精神结构的体系中的一员，又去伤害其他人。而且，因为此前曾经被破坏，这些既出现在鲁迅笔下也出现在今天的扭曲人类在伤害其他人时，显得理直气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社会机制。
　　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强调“国民性”，强调社会环境。因为能够超越社会环境的人是很少的，大量的人，极高的概率只能成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把人的心智比喻成一块“白板”，人小开始写上什么，他就会有什么。心理学家华生也放言，只要给他一群小孩，他可以培养成任何想培养成的人。确实如此。但洛克、华生只看到了人的头脑-心理-人格结构中的头脑-心理，对人格保持了无视和沉默。在同样的环境里，有的人会成为阿Q、看客，但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心理扭曲，有的人则哪怕受伤也保持着心理的健全。这种不同，其实是人格的不同。
　　但人格往往不能單打独斗，只有少数人，其人格力量强大，才能抗得住环境的操纵、影响、伤害，并且还能对环境有所反思，有把洞察，甚至去改变环境—鲁迅自己就是这种人。所以，人格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比如制度安排、利益分配机制、法律、道德、价值观。我们在很多事件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同样是今天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