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民政部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结婚率、离婚率的数据：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万对。
　　2018年，离结比为38%，而2010年，离结比还只有21%。从趋势上看，离婚的越来越多，结婚的越来越少。
　　关于离婚的原因，相关机构披露说，“夫妻感情不和”占到了77.51%。
　　这个数据让我想到了很多，比如以下这些社会现象。
　　在婚恋市场上，很多人不仅说要有“共同语言”，而且强调“门当户对”。
　　据很多年轻女性表示，年轻男性已“越来越不喜欢追女生了”。
　　在两性关系上，“直男癌”“女权婊”这类相爱相杀的污名化表述不时可见，它们几乎已成为一些人张口就来的语言。
　　有很多自媒体不停地鼓吹“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而“爱自己”所预设的方式当然是消费主义，比如月薪4000元也要买一个2万元的包。
　　“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话语不仅流行，而且不停地被一些女性强调—从过去具有中产阶层特征的知识女性那儿，已经蔓延到了阶层、知识层次更低的女性那儿。
　　在涉及女性时，话语是否具备某种正确性日益变得敏感，比如怎么说“中年男人油腻”都没事，但只要说女人如何如何，立马就有风险，俞敏洪就是在这类事上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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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所有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有联系或有相关性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篇文章，我想提供一个角度，去描述一下在两性关系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社会人心”，到底有什么样的運作机制。

心理动作

　　我曾经阐述过社会人心的“外部”“内部”原理。
　　所谓社会人心的外部，就是用肉眼可见，用感官可以感知的那些表象—可能是真相，也可能是假象。它们具有形象化的特征。比如你在售楼部看到有一大堆人围着，在大街上看到一些人很焦虑的样子，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不停地喷。
　　内部是肉眼看不到、肤浅的感官感知不到的东西，它们更多地具有抽象性，不是浮在表层的现象，而是各种机制、规律等。比如，一个人在喷的时候，他产生“愤怒”的心理过程，以及心理逻辑，你就看不见—或许也不知道。
　　社会人心的外部和内部的关系是，外部的东西，绝大部分（我不想说全部）是从内部里冒出来的。或者，一样东西，在内部酝酿、运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冒出来，从而成为表象，被大家所看到；或者，一样东西，在内部运作之后，接着变成了外部的表象或行为。
　　根据这个原理，我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些现象，全部都是表象。
　　如果只是发泄情绪，强化某些跟利益-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一个人的心智停留在外部即可。
　　但如果要清楚表象的发生逻辑，知道社会人心的运作机制，那就必须深入内部。
　　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现象可以捕捉到：现在，两性之间好像弥漫一种不信任，以及怨气。某些女人与男人之间关系好像比较紧张。

在两性的亲密关系中，讲道理，谈权利，说独立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它们表明两个自我已经拉开心理距离，至少其中一方有这样一个心理动作。

　　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这一比较正确和温和的表述为例。
　　当一个女人，无论是否结婚，在与男人的关系中，需要在口头上强调一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从而心理上有这么一个动作时，都预设了跟男人拉开一定的心理距离，并且，保持一种防御，以用来消除经济或人格被侵犯的可能。
　　我们知道，在两性的亲密关系中，讲道理，谈权利，说独立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它们表明两个自我已经拉开心理距离，至少其中一方有这样一个心理动作。但情感的亲密恰恰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没有心理上的距离，两个自我已融为一体。事实上，两个自我如果没有融为一体，所谓的爱情，以及情感上的相互依存根本不可能存在。
　　所以，如果两个人通过道理和权利的方式签订“婚前财产协议”的话，或许很有必要，但也说明了至少有一方对于婚姻的一直持续缺乏信心，他需要对有可能发生的婚姻破裂而导致财产分割的后果作出防御。
　　说“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呢？
　　“人格独立”自然而正当。它表明了一个人在人格上不依附于别人。但是，在社会各阶层、群体、个体的关系中，“人格独立”需要有一个前提或保证，即“经济独立”，一个人至少要有能够自己支配的财产。如果他的生活来源捏在别人手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全看别人的心情和意志，他恐怕必须压抑自己，甚至有损尊严地去讨好别人，人格独立显然谈不上。
　　在社会各阶层、群体、个体的关系中，明显可以看到有一条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彼此的关系模式，基本是角色、假自我。有些人倾向于在利益、心理上掠食别人。这是食物链的运作规则。
　　可是两性关系与此不同。两性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预设的是相互投入真自我，而不是还要玩一条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
　　所以，在两性关系中讲“人格独立”已意味着拉开了心理距离，预设对方似乎会侮辱、伤害自己的人格。而把“经济独立”设定为“人格独立”的前提或保证，那就更是把两性关系看成是有食物链存在的那种阶层、群体、个体关系了，要投入真自我似乎是有风险的。
　　可以发现，当一个女人在内心里有“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心理动作时，背后有两个心理事件或现实事件：
　　A.男人没有或被预设为没有责任感，且会利用其性别或经济优势形成对女人的压制，这让一个女人只能靠自己的“独立”才能获得安全感、价值感或力量感； 　　B.男人不被信任或预设不能信任，女人要获取自己想获取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在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
　　现实事件可能是真的，也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心理事件则是真实的。
　　当两个人拉开心理距离后，无论是谁的原因，客观的后果，就是感情的淡化，防御的出现，以及诸如男人如何、女人如何这类话语的发明。当然，离婚最初也是从拉开心理距离出发的。
　　为什么很多人必须拉开心理距离呢？

心理同盟-利益同盟

　　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婚恋中，两性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很清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自愿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一种心理同盟。
　　心理同盟大致指七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有一些共享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中可以形成一个心理共同体。比如，在“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这样的标签下，一大帮人会感觉大家是一路的。当然，在这个标签之外，或脱离了特定情境，心理共同体就消失了。
　　第二个层面，有共同的情感情绪投射的地方。比如，在王宝强、马蓉离婚案中，很多人都去骂马蓉。
　　第三个层面，有所谓共同的“三观”，在价值观念上差异不大，大家的自我容易从对方身上获得支持，有认同感。
　　第四个层面，在成为什么人方面，有相同的心理历程或心理逻辑，因此在“自我-世界”关系中，自我对世界的反应模式差不多。
　　第五个层面，属于相同的心灵气质。比如，有人在某网站装文青，有人在另一网站装有知识的人，他们自我感觉都很良好，可是有人则很讨厌装。这些心灵气质让社会形成了很多亚群体，大家一看就不是一路人，搞不到一起。
　　第六个层面，是相信或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别的东西。
　　第七个层面，两个人的真自我或假自我牢牢地吸附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他们来说代表所追求的人生幸福或人生意义的情感世界。
　　从两性的婚恋来说，“有感情”或“爱情”的心理同盟指的主要是第七种。
　　但婚恋是一种心理同盟只是理想层面。只追求爱情的，其他一切不管的人是很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需要看对方的条件，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条件。所以，婚恋也是一种利益同盟。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自愿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一种心理同盟。

　　简单来说，两性从恋爱到结婚，就是想形成一个稳固的心理同盟-利益同盟。其中，心理同盟是前提，“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但“心理同盟-利益同盟”只是一个标准的范式。古代的某些政治婚姻就只讲究利益同盟。而个别爱情理想主义者也只讲究心理同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心理同盟的权重多一些，或利益同盟的权重多一些。
　　我们以“共同语言”为例。我注意到很多有点文化的人在设定婚配对象的条件时，都喜欢来一句“有共同语言”，意思是要文化程度相当，比如他是本科文凭，那她最好也是本科文凭，最起码得是大专。
　　从逻辑上说，文化程度相当从来不会保证两个人会形成心理同盟，不相当也从来就保证不了。这里的因素太多，除了文化程度外，还涉及性格、偏好、价值观、心灵气质、心理注意力是不是在对方身上、对社会-人心知识的理解能力等。
　　婚姻跟一个人的心理-利益息息相关，远不可能只是用学历来代表“共同语言”，或假定学历就是最重要的“共同语言”。这在认知上其实很肤浅。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肤浅？
　　原因恰恰就是，“共同语言”只是一种在审美价值链上包装过的词语，是用来掩盖对阶层的要求的。如果一个人是本科学历，他要求对方有本科学历才有共同语言，那意味着，当对方有本科学历时，阶层也跟自己一样，也有一份收入一起来和他养家，减轻他的负担。不过，他不好意思公开这么说，甚至也不愿意让自己体验到，只能用“共同语言”来包装。
　　所以，“共同语言”这个包装过的说法，揭开了真相：有些人寻找婚配对象，哪怕不是把利益同盟看成是最重要的，也是看成非常重要的。換句话说，有些人对婚姻的界定是形成利益同盟，比形成心理同盟还要优先；而有些人，哪怕仍然把心理同盟放在首位，可也不见得比利益同盟多多少权重。
　　如果在此基础上，提“门当户对”，那就更是赤裸裸了。
　　“门当户对”本来是古代上层社会通过婚配形成利益同盟、维持自己的社会实力和阶层优势的一种方式。中下层说“门当户对”其实很尴尬，因为他们既没有“门当”，也没有“户对”，只能说“家庭条件相当”。
　　但现在，连一些中产下层都在说要找“门当户对”的了。
　　这就足以说明：
　　上层社会拥有“门当户对”的抱负，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婚配，满足两个功能—维护、扩展自己的社会实力网络，消除被拉低社排的焦虑。
　　中产阶层社会说要“门当户对”，则是害怕婚姻会导致自己阶层下跌，因此，设定的婚配对象不能低于自己的阶层。
　　换句话说，在讲究“门当户对”的人眼中，利益同盟一定是第一位的事情，至于能不能形成心理同盟，恐怕是次要的。
　　但是，在利益同盟满足的前提下，能不能形成心理同盟，从而有牢固、幸运的婚姻关系，那就看两个人的素质，以及运气了。
　　因为，从心理同盟转化为利益同盟会很牢固，但要从利益同盟转化为心理同盟，就没那么容易了。如果渗透了过多假自我，同床异梦是常有的事。

压力的传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性关系的紧张：首先就要求对方不能拉低自己的阶层，从而防御对方似乎会占到自己什么便宜。
　　当利益同盟具有较大的权重时，心理同盟必然淡化，双方拉开心理距离是必然的。
　　按照一个社会对男人的角色要求，如果由女人养家，那么他的行为就会被认为是“吃软饭”，不具备合法性。所以，至少有一份收入，独自或和女人一起养家，是男人被预设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有时会进行延伸理解，如果不能保证一个女人在社会评价中的那种生活，也会被视为没有责任感，“不上进”。
　　但无论怎样，“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不属于男人的语言，说这些话是可笑的。
　　有些女人说这些话，在心理上，是她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防御系统。“经济独立”既是她们安全感的来源，是她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定价值的武器，也是在男人面前的博弈筹码。
　　她们根本无法想象失去这种“经济独立”的现实和心理后果。在心理距离拉开后，她们获取价值感，对消费主义的鼓噪也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2万元买一个包”，来自“让自己配得上一个包的高贵”。也因此，这些女人甚至会去贬损那些选择做全职太太从而没有“经济独立”这个标签的女人，说后者如何地没有价值。
　　很多社会观念或语言，是因为现实 内心需要而发明出来的。

“共同语言”只是一种在审美价值链上包装过的词语，是用来掩盖对阶层的要求的。

　　那么，是因为男人没有责任感，一些女人才说这些话，还是因为都有了“独立”的姿态，所以男人不需要有什么责任感？
　　这其实并不简单。
　　我看过一档关于美国的印钞导致通货膨胀，稀释普通人财富的电视节目，注意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发言。他讲了他祖父的故事。
　　他祖父高中毕业后，做着技术类的蓝领工作，老婆不工作，生了八个子女，但在当时，他一个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一家十口人。
　　现在呢？经济学家苦笑了一下：你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养活不工作的老婆和孩子。为了保持基本的、符合自己所在阶层的生活水准，有一点安全感，夫妇俩都必须工作！而如果继续通货膨胀，说不定夫妇工作都不够，还需要向银行借钱生活！
　　中国的发展跟美国不一样，但有些地方也有相似。比如现在，很多家庭夫妻都必须工作，否则要支付房子、教育、医疗等的巨大开支是很难的。所以，必须有“共同语言”。
　　而在生活壓力之外，阶层下跌之类的社会压力扑面而来，最好还要“门当户对”。
　　按照《圣经》的说法，一个富人要进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这怎么发展资本主义呢？于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告诉我们，新教发展出了新的价值观（新教伦理），把一个人赚钱当成是一种天职，一种对上帝的敬奉。于是，大家就去拼命赚钱了。
　　弗洛姆则说，一个社会中的控制力量，总会设计最有利于它的利益的运行机制，并着力去培养符合这种运行机制的社会性格。野心、贪婪、疯狂的占有之类，都是被培养出来的。
　　两性关系的紧张背后，其实同样是，要维持某种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的社会运作，加大了对人的心理能量的吸取程度，就像一些互联网公司所玩的996那样。这一社会压力从外部传导给了两性，使两性在内部相互制造了压力，从而拉开心理距离，导致了种种紧张或怨气。
　　而各种流行观念，不过是从匮乏中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