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毕飞宇曾经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文集之一命名为《轮子是圆的》,他在自序中反省了过去的创作之后非常认真地提醒自己和读者:“我们常常在出奇制胜面前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奇心,同时表现出争先恐后的功利心,恰恰忽视了最基础、最根本、最恒常、最原始的那个部分。”巧合的是,几年之后,“轮子是圆的”被同是江苏籍的青年作家徐则臣演绎成一篇引人入胜的小说。毕作家自审式的思辨短文精粹深沉,小徐洋洋洒洒上万字的小说则借叙述一个底层民工的半生沉浮体现出他对人物性格、小说叙事及当下现实的独特理解。一短一长两篇好文,竟然都由“轮子是圆的”生发出创作的灵感与叙述的冲动,也堪称文坛佳话了。
　　司机咸明亮似乎是七十多年前老舍笔下的洋车夫骆驼祥子的现代传人,他无父无母、由乡下进城的出身,安分隐忍的性格,被动走入婚姻围城、始终努力却又始终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的不幸命运都无不令人联想起那个倒霉的祥子。可是,细细辨别,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和各自遭逢的境遇及其寓意却又是差异较大的。咸明亮酷爱开车、摆弄车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挣钱、成家、营生都没有太多关涉,只要能开车,随便怎么着都行。小说的大幅笔墨几乎都花在塑造这个人的“安分”性格上。除了车之外的一切他都不愿多想,算命先生神神秘秘的“前定婚姻”真的是窥破天机的神通,还是出于某种目的的故弄玄虚?他不管这些,不讲条件地被结婚,不计屈辱地被离婚,他对生活中我们认定的大事统统采取了安分认命的态度,其唯一的前提条件是“能开我的车就行了,轮子是圆的”。在“我们”这一群小年青高谈阔论的鼓动之下,他非常慎重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我就想有辆车。”而且他真的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用修车铺的破烂捣鼓出了一辆 “野马”,虽然它与我们眼中真正的“车”相距甚远,可好歹也算具备了上路行驶的功能。小说在这打了折扣的理想实现之处收束也未为不可,可是对于作者来说,这还只是精彩的重头戏上演的前奏。波澜横生之处在于,这部被咸明亮看得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理想之车”竟然被一位富人当做一件另类艺术品看中了,而且,他要以“足够买一辆新款本田车的价钱”买下它。这才是咸明亮在新时代遭逢的隐秘却又致命的困境:不是兵祸匪患、白日抢劫,而是极度的贫富分化衍生出来的新问题——穷人的一切,不仅仅是劳动,也包括身体、感情、理想、生命,在富人眼中无不可以转化为商品,估个价,然后轻轻松松地就可以购买。更悲惨的是这种购买一般都不会直接发生,现实空间的重重分野使这两类人的生活几无交集,连购买也只能通过中介才能成为可能,于是有了暴利之下“胖老板”对于“野马”的巧取豪夺。胖老板步步紧逼,没想到最后竟殒命于“野马”车祸,司机咸明亮也是多处重伤,死里逃生。“胖老板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呢?”米箩的疑问也正是我们的疑问。意味深长的结尾并不点明这是否是一场蓄谋的车祸,只留下蛛丝马迹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好的小说无不讲究人物性格自身的连贯统一性,咸明亮看似自相矛盾的安分与不安分,正是吸引读者索解其内心世界与小说主题的正负两极。安分隐忍是为了开车,最后不惜孤注一掷地与车、与夺车的人同归于尽也是为了捍卫开车的理想,形式有别实则殊途同归。其惨烈的“不安分”经过叙事结构的精心安排不仅具有了堪与“安分”匹敌的分量,也使小说产生出强烈的震撼效果,它以瞬间的强度照亮了隐藏在小说字里行间、也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盘根错节的尖锐冲突。叙事的轻与重、虚与实之间的对比恍若武林高手的功夫一样神奇莫辨,那在人前腾挪跳跃的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寻常手法,真正的独门绝活往往隐藏在常人不见之处。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咸明亮的故事置于“我们”这一群京漂小青年的观察之下,随着咸明亮与“我们”的命运交集越来越大,读者十分自然地经由叙述人的引导去体会咸明亮拼凑汽车的创造热情与其中沉淀的另一种生命痛感。“我们”因为涉世不深的幼稚无知恰好保证了叙事的含蓄与暧昧,比如算命、车祸;“我们”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愤慨也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作者关注底层人物生存境况的伦理立场。像“明亮哥”一样充满理想却又前途未卜的“我们”,充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价值在层层盘剥之后不至于仅仅等同于几张钞票,这是被社会机制所掩盖、也是“我们”无力去关心、追问的问题。骆驼祥子在经历了买车的三起三落之后,变成了“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陌路鬼”。《轮子是圆的》的作者并不评判什么,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触摸到了咸明亮这个新世纪底层民工的安分与不安分、疼痛与希望、热情与尊严,还有,生活逼迫之下的善与恶。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