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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欧阳舍人书》收录于粤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宋散文选读》第12课，作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这是一篇仅八百余字（不含后人添加的标点）的书信，正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写作缘起以及自身观诵墓碑铭后的总体感受，然后阐释撰写墓碑铭的意义。第二部分谈当时社会中墓碑铭写作的两大弊端——“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不足以行世而传后”。第三部分针对两大弊端而确立正面观点“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时弊的根本条件。第四五两部分极力褒扬欧阳修的贤能，同时深谢欧阳修的赐铭之恩。
学习此文时，如果只将其作为文言知识学习的“样本”或“用件”，显然属于焚琴煮鹤。若将其作为议论文写作的一种范式，则又在结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缺憾。唯有将其视作一篇个性鲜明、情感充沛、充满了理想表达与道义申诉的经典“例文”，引导学生透过文言词句的表象意义，走进文字的思想与情感深处，才能真正理解作品与作者。
一
世人读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多不解于曾巩对欧阳修的竭力褒扬。尽管欧阳修的道德文章确然如曾巩所言的“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但也用不着如此无遮无掩地“歌功颂德”。毕竟，近乎阿谀的溢美之词，总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别有用心。
然而，当所有的褒扬都指向一个正处于贬谪生涯的落魄之人时，这样的溢美，便有了新的意义。要全面理解这一意义，就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解读出作品中隐含着的真实意图。也唯有理解了这样的意义，才能透过文字的缝隙，品读出作者的人情人性之美，感悟到作者爱憎分明的价值诉求。
《寄欧阳舍人书》成文的年代是庆历七年。庆历六年时，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欧阳修慨然应允，很快便完成了《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
其时的欧阳修，正在滁州太守的任上，过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落魄生活。欧阳修因为上书为范仲淹等革新者的遭遇鸣不平，得罪了一批保守派重臣，于庆历五年八月由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诸州水陆节度都转运按察使、朝散大夫而贬为滁州知州。对于三十九岁的欧阳修来说，这样的贬谪，显然是一场理想破灭、壮志难酬的政治灾难。
倘若是个势利小人，曾巩对欧阳修的颂扬，只应该出现在庆历五年之前。庆历五年后，便会如官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失宠者白眼相向。但曾巩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面对了欧阳修这样的宦海失意之人大唱颂歌，这便多少有点“不平则鸣”的味道，似乎是要为欧阳修翻案。
曾巩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力挺欧阳修，他这样做，既是出于对欧阳修多年提携之恩的回报，又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更是自身文学追求的必然。
曾巩十八岁赴京赶考，二十岁入太学，献《时务策》于欧阳修。欧阳修见之，十分赏识，纳曾巩于门下，以“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盛赞曾巩。此后，曾巩应科举试落第，欧阳修又作《送曾巩秀才序》，称赞曾巩的文章“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这种无以复加的提携，又怎能不让曾巩心存感激。只是，当欧阳修春风得意之时，地位卑微的曾巩无法将这样的感激表达出来，也不愿意用这样的表白来昭示自身跟欧阳修的特殊关系。现在，当欧阳修处在了逆境之中，曾巩才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文字，为恩师摇旗呐喊。这样的呐喊，对曾巩而言，是“誓为恩师鼓与呼”;对欧阳修而言，则是“患难见真情”，是“雪中送炭”。虽然这样的真情，这样的“炭”，并不能改变惨痛的现实，却足以慰藉一颗伤痕累累的孤寂之心。
二
《寄欧阳舍人书》的前四段文字很有意思。
在简单介绍写这封信的缘起以及观诵墓碑铭的总体感受后，曾巩便将文章的重心移到了墓碑铭的意义剖析之上。曾巩说：“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这段文字借助于铭、史之异同点的比较，在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的同时，其实也将另一种若隐若现的意义——文章的价值——隐藏在了文字的背后。曾巩认为，能够载入铭和史中的事迹，只能是“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而非世俗的浮名浊利。既然如此，那么，欧阳修的遭遇贬谪，对他的高尚人格和学识文章又有什么影响呢？欧阳修不过是用自己的言与行，为青史留下了一个道德的标杆，彰显了一种迥异于时俗的道德操守。
接下来的两段文字，表面上看，是对欧阳修撰写墓志铭的资质的肯定。曾巩以一句“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的设问，确立了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的德艺双馨的品质。曾巩用自己的文字告诉世人，唯有拥有了这样的操守，才有资格为自己的“言行卓卓”的先祖父作墓志铭，才有资格得到自己的追慕，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文字鼓吹。更何况，曾巩的这篇文章，又何尝不也是一种特殊的铭和史呢？曾巩就是要用这样的鼓吹之作，将恩师的道德与文章抬举到无以复加的位置。
但这样的鼓吹，却又绝非类似于时俗的“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曾巩之所以在文章中刻意抨击时俗的虚假，其真实用意只在于为自己对欧阳修的各种褒扬张目。曾巩既然不屑于此类的“虚美”与“隐恶”的行径，对欧阳修的各种评价，自然也就秉承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风格。如此，附加于欧阳修身上的各种评价，也就都是欧阳修完全担当得起的客观评判。这样的评判，如果只是为了给欧阳修作一个操行评定，却也并无太大的价值。但是，这样的一个德行兼备之人，却被逐出朝堂，只能在山水之间寻求一醉，其错是在欧阳修，还是在朝堂？这，应该才是曾巩写作本文的一个最重要目的。
《寄欧阳舍人书》结尾部分的一大段文字，从欧阳修对曾巩的提携起笔，然后延展至欧阳修为曾巩祖父写墓志铭这件事。两件事的共同點，都落在欧阳修的乐于助人之上。由此，曾巩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以此为出发点，曾巩又通过相关现象的列举，进一步推断出“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的结论。至此，天下所有的美德，似乎都被曾巩归结成了欧阳修的功劳。这样的抬举，已属登峰造极，却又情真意切。 曾巩写作本文时，年仅二十九岁。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加之以父亲病故，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这时的曾巩，也称得上是处于困厄之中。或许正是这样的坎坷经历，才使得他对于来自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有了格外的感激。这样的感激，因为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才显得分外纯洁、分外缤纷。
至于表现自身的文学追求这一写作目的，文章中并未明说。然而，曾巩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处接受了“文以载道”的主张，自然就对“文”与“道”的关系格外关注。曾巩借感谢欧阳修给自己祖父写墓碑铭，提出了撰写铭志的两字原则——“公”和“是”，阐述了“道德”“文章”之于儒者修养的重要性，强调“畜道德而能文章”。这些主张，正是“文以载道”的具体呈现。而他对逆境中的欧阳修的这份褒扬，也正是“文以载道”思想的积极践行。应该说，这篇《寄欧阳舍人书》，本身就是“文以载道”理论和实践高度融合的产物。
三
上述解读，构成了《寄欧阳舍人书》思想与情感认知的主体内容。此种认知，可以用作文言文教学中“文”的品读的重点。文言文教学，如果离开了对作品意义的深度感知、品味与吸收，便无从落实“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核心教学价值。
然而，仅只有宏观意义的剖析，却又难免丢失了“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语文根基。学习《寄欧阳舍人书》时，亦需对文本中的重点词句进行咀嚼，品读出细微处的各种精妙。
下面这四个句子，属于《寄欧阳舍人书》中的理解重点与难点。赏读课文时，亦需立足文句本身进行分析：
1.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该句立足于宏观性的铭志价值而确立观点，目的在于树立一种应有的道德主张，使“善人”“勇于自立”，使“恶人”“以愧而惧”。曾巩认为，“善人”因为自身的言行举止能够“见传”，便愈发能够激励起向善之心，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做善事之中。“恶人”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无有所纪”，便不得不反躬自省，既羞且惧，然后开始努力克服自身的种种恶言恶行，朝向“善人”的方向发展。这个句子，将两种表现、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倡导人们积极行善，警戒人们畏惧恶行。
2.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铭志丧失了使“恶人”“以愧而惧”的教化功能，而代之以“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的虚假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按理说，人皆有情感偏向，戴了亲情的有色眼镜看亲人的行为，难免会从最善意的角度解读亲人的各种言行。也正因为如此，“不本乎理”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倘若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根本原因还在于世道人心的变化。“世之衰”，则礼崩乐坏，道德体系也便必然崩溃。从这一点而言，要想让每个人都明白善恶，懂得愧惧，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重构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3.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该句采用反问兼对比的修辞手法，凸显了“畜道德”的重要价值。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则能够明辨是非而不被外界迷惑，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不积蓄高尚的道德，则只能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以私废公。这样的反问和对比，等于一道必须完成的选择题，迫使着读者不得不在良心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能够让每一个回答者，给自己的道德良心打出相对客观的分数。尽管这样的分数，只有天知地知。
4.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这个结论性的句子，内容上通过对撰写铭文的人的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高要求，突出铭文“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特性，倡导人们向善愧恶;结构上承接段首的“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引起下一段的议论以及对欧阳修的褒扬。有此一句，文章便前后贯通为一个整体。
四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必有其卓越于寻常文章的独特之处。后世评价者认为，唐宋八大家中，曾巩为文最重章法结构。这一点体现在本篇作品中，便是文章以第一段为起与承，二三段为转，四五段为合，不但起承转合运用自如，而且观点与论据材料贴合紧密，全文层层推进，最终水到渠成地落实了写作目的。
撇开宏观结构的精妙，单从修辞上而言，本文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内容。其设问与反问针对性强，对比与排比高度概括，反复与回环相映成趣，用语古拙，完全跳出了由齐梁蔓延至大唐的骈体文的影响，呈现出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具体成果。
且欣赏下面几个句子：
1.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该句运用了反问的修辞格，将铭文的警世劝戒作用与史传作品相提并论，赋予铭文以史传相同的特性。即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以反问的形式表现这一结论，可促使读者思考，能更好地触动读者的灵魂。
2.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该句运用了设问的修辞格，在自问自答中凸显“畜道德”“能文章”与“公与是”之间的因果关系。唯有道德高尚，方能不被外物所左右，不虚美，不隐恶，保证文章的客观公正;唯有善于写作，才能保证传情达意的正确，才能使文章有可读性。写作中运用设问，有利于强化重点内容，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
3.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该句使用了对比兼排比的修辞格，以“情善”与“迹非”、“意奸”与“外淑”、善行与恶行、名与实的对比，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排比手法的运用，起强调作用，概括力较强。
4.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该句采用反复兼回环的修辞格，以相同的句式构成词语的间隔反复，以“父祖—子孙—子孙—父祖”的回环，揭示亲情关系对铭志文章的公正正确的影响。两种修辞，都具有突出强调的作用。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
这是一篇仅八百余字（不含后人添加的标点）的书信，正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写作缘起以及自身观诵墓碑铭后的总体感受，然后阐释撰写墓碑铭的意义。第二部分谈当时社会中墓碑铭写作的两大弊端——“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不足以行世而传后”。第三部分针对两大弊端而确立正面观点“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时弊的根本条件。第四五两部分极力褒扬欧阳修的贤能，同时深谢欧阳修的赐铭之恩。
学习此文时，如果只将其作为文言知识学习的“样本”或“用件”，显然属于焚琴煮鹤。若将其作为议论文写作的一种范式，则又在结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缺憾。唯有将其视作一篇个性鲜明、情感充沛、充满了理想表达与道义申诉的经典“例文”，引导学生透过文言词句的表象意义，走进文字的思想与情感深处，才能真正理解作品与作者。
一
世人读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多不解于曾巩对欧阳修的竭力褒扬。尽管欧阳修的道德文章确然如曾巩所言的“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但也用不着如此无遮无掩地“歌功颂德”。毕竟，近乎阿谀的溢美之词，总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别有用心。
然而，当所有的褒扬都指向一个正处于贬谪生涯的落魄之人时，这样的溢美，便有了新的意义。要全面理解这一意义，就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解读出作品中隐含着的真实意图。也唯有理解了这样的意义，才能透过文字的缝隙，品读出作者的人情人性之美，感悟到作者爱憎分明的价值诉求。
《寄欧阳舍人书》成文的年代是庆历七年。庆历六年时，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欧阳修慨然应允，很快便完成了《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
其时的欧阳修，正在滁州太守的任上，过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落魄生活。欧阳修因为上书为范仲淹等革新者的遭遇鸣不平，得罪了一批保守派重臣，于庆历五年八月由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诸州水陆节度都转运按察使、朝散大夫而贬为滁州知州。对于三十九岁的欧阳修来说，这样的贬谪，显然是一场理想破灭、壮志难酬的政治灾难。
倘若是个势利小人，曾巩对欧阳修的颂扬，只应该出现在庆历五年之前。庆历五年后，便会如官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失宠者白眼相向。但曾巩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面对了欧阳修这样的宦海失意之人大唱颂歌，这便多少有点“不平则鸣”的味道，似乎是要为欧阳修翻案。
曾巩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力挺欧阳修，他这样做，既是出于对欧阳修多年提携之恩的回报，又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更是自身文学追求的必然。
曾巩十八岁赴京赶考，二十岁入太学，献《时务策》于欧阳修。欧阳修见之，十分赏识，纳曾巩于门下，以“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盛赞曾巩。此后，曾巩应科举试落第，欧阳修又作《送曾巩秀才序》，称赞曾巩的文章“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这种无以复加的提携，又怎能不让曾巩心存感激。只是，当欧阳修春风得意之时，地位卑微的曾巩无法将这样的感激表达出来，也不愿意用这样的表白来昭示自身跟欧阳修的特殊关系。现在，当欧阳修处在了逆境之中，曾巩才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文字，为恩师摇旗呐喊。这样的呐喊，对曾巩而言，是“誓为恩师鼓与呼”;对欧阳修而言，则是“患难见真情”，是“雪中送炭”。虽然这样的真情，这样的“炭”，并不能改变惨痛的现实，却足以慰藉一颗伤痕累累的孤寂之心。
二
《寄欧阳舍人书》的前四段文字很有意思。
在简单介绍写这封信的缘起以及观诵墓碑铭的总体感受后，曾巩便将文章的重心移到了墓碑铭的意义剖析之上。曾巩说：“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这段文字借助于铭、史之异同点的比较，在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的同时，其实也将另一种若隐若现的意义——文章的价值——隐藏在了文字的背后。曾巩认为，能够载入铭和史中的事迹，只能是“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而非世俗的浮名浊利。既然如此，那么，欧阳修的遭遇贬谪，对他的高尚人格和学识文章又有什么影响呢？欧阳修不过是用自己的言与行，为青史留下了一个道德的标杆，彰显了一种迥异于时俗的道德操守。
接下来的两段文字，表面上看，是对欧阳修撰写墓志铭的资质的肯定。曾巩以一句“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的设问，确立了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的德艺双馨的品质。曾巩用自己的文字告诉世人，唯有拥有了这样的操守，才有资格为自己的“言行卓卓”的先祖父作墓志铭，才有资格得到自己的追慕，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文字鼓吹。更何况，曾巩的这篇文章，又何尝不也是一种特殊的铭和史呢？曾巩就是要用这样的鼓吹之作，将恩师的道德与文章抬举到无以复加的位置。
但这样的鼓吹，却又绝非类似于时俗的“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曾巩之所以在文章中刻意抨击时俗的虚假，其真实用意只在于为自己对欧阳修的各种褒扬张目。曾巩既然不屑于此类的“虚美”与“隐恶”的行径，对欧阳修的各种评价，自然也就秉承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风格。如此，附加于欧阳修身上的各种评价，也就都是欧阳修完全担当得起的客观评判。这样的评判，如果只是为了给欧阳修作一个操行评定，却也并无太大的价值。但是，这样的一个德行兼备之人，却被逐出朝堂，只能在山水之间寻求一醉，其错是在欧阳修，还是在朝堂？这，应该才是曾巩写作本文的一个最重要目的。
《寄欧阳舍人书》结尾部分的一大段文字，从欧阳修对曾巩的提携起笔，然后延展至欧阳修为曾巩祖父写墓志铭这件事。两件事的共同點，都落在欧阳修的乐于助人之上。由此，曾巩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以此为出发点，曾巩又通过相关现象的列举，进一步推断出“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的结论。至此，天下所有的美德，似乎都被曾巩归结成了欧阳修的功劳。这样的抬举，已属登峰造极，却又情真意切。 曾巩写作本文时，年仅二十九岁。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加之以父亲病故，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这时的曾巩，也称得上是处于困厄之中。或许正是这样的坎坷经历，才使得他对于来自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有了格外的感激。这样的感激，因为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才显得分外纯洁、分外缤纷。
至于表现自身的文学追求这一写作目的，文章中并未明说。然而，曾巩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处接受了“文以载道”的主张，自然就对“文”与“道”的关系格外关注。曾巩借感谢欧阳修给自己祖父写墓碑铭，提出了撰写铭志的两字原则——“公”和“是”，阐述了“道德”“文章”之于儒者修养的重要性，强调“畜道德而能文章”。这些主张，正是“文以载道”的具体呈现。而他对逆境中的欧阳修的这份褒扬，也正是“文以载道”思想的积极践行。应该说，这篇《寄欧阳舍人书》，本身就是“文以载道”理论和实践高度融合的产物。
三
上述解读，构成了《寄欧阳舍人书》思想与情感认知的主体内容。此种认知，可以用作文言文教学中“文”的品读的重点。文言文教学，如果离开了对作品意义的深度感知、品味与吸收，便无从落实“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核心教学价值。
然而，仅只有宏观意义的剖析，却又难免丢失了“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语文根基。学习《寄欧阳舍人书》时，亦需对文本中的重点词句进行咀嚼，品读出细微处的各种精妙。
下面这四个句子，属于《寄欧阳舍人书》中的理解重点与难点。赏读课文时，亦需立足文句本身进行分析：
1.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该句立足于宏观性的铭志价值而确立观点，目的在于树立一种应有的道德主张，使“善人”“勇于自立”，使“恶人”“以愧而惧”。曾巩认为，“善人”因为自身的言行举止能够“见传”，便愈发能够激励起向善之心，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做善事之中。“恶人”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无有所纪”，便不得不反躬自省，既羞且惧，然后开始努力克服自身的种种恶言恶行，朝向“善人”的方向发展。这个句子，将两种表现、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倡导人们积极行善，警戒人们畏惧恶行。
2.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铭志丧失了使“恶人”“以愧而惧”的教化功能，而代之以“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的虚假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按理说，人皆有情感偏向，戴了亲情的有色眼镜看亲人的行为，难免会从最善意的角度解读亲人的各种言行。也正因为如此，“不本乎理”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倘若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根本原因还在于世道人心的变化。“世之衰”，则礼崩乐坏，道德体系也便必然崩溃。从这一点而言，要想让每个人都明白善恶，懂得愧惧，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重构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3.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该句采用反问兼对比的修辞手法，凸显了“畜道德”的重要价值。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则能够明辨是非而不被外界迷惑，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不积蓄高尚的道德，则只能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以私废公。这样的反问和对比，等于一道必须完成的选择题，迫使着读者不得不在良心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能够让每一个回答者，给自己的道德良心打出相对客观的分数。尽管这样的分数，只有天知地知。
4.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这个结论性的句子，内容上通过对撰写铭文的人的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高要求，突出铭文“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特性，倡导人们向善愧恶;结构上承接段首的“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引起下一段的议论以及对欧阳修的褒扬。有此一句，文章便前后贯通为一个整体。
四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必有其卓越于寻常文章的独特之处。后世评价者认为，唐宋八大家中，曾巩为文最重章法结构。这一点体现在本篇作品中，便是文章以第一段为起与承，二三段为转，四五段为合，不但起承转合运用自如，而且观点与论据材料贴合紧密，全文层层推进，最终水到渠成地落实了写作目的。
撇开宏观结构的精妙，单从修辞上而言，本文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内容。其设问与反问针对性强，对比与排比高度概括，反复与回环相映成趣，用语古拙，完全跳出了由齐梁蔓延至大唐的骈体文的影响，呈现出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具体成果。
且欣赏下面几个句子：
1.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该句运用了反问的修辞格，将铭文的警世劝戒作用与史传作品相提并论，赋予铭文以史传相同的特性。即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以反问的形式表现这一结论，可促使读者思考，能更好地触动读者的灵魂。
2.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该句运用了设问的修辞格，在自问自答中凸显“畜道德”“能文章”与“公与是”之间的因果关系。唯有道德高尚，方能不被外物所左右，不虚美，不隐恶，保证文章的客观公正;唯有善于写作，才能保证传情达意的正确，才能使文章有可读性。写作中运用设问，有利于强化重点内容，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
3.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该句使用了对比兼排比的修辞格，以“情善”与“迹非”、“意奸”与“外淑”、善行与恶行、名与实的对比，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排比手法的运用，起强调作用，概括力较强。
4.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该句采用反复兼回环的修辞格，以相同的句式构成词语的间隔反复，以“父祖—子孙—子孙—父祖”的回环，揭示亲情关系对铭志文章的公正正确的影响。两种修辞，都具有突出强调的作用。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