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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纸燃烧殆尽的时候，夜晚的空间蜷曲起来
此时，我们在大地上确定A和B两点
三角形的顶角是属于上帝的区域
这个分布最符合命运的规律
——摘自古老的笔记
欧几里得几何。文明的关键性错误。最起码是欧洲文明的关键性错误。
对于欧几里得这位亚历山大城的天才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在他惊才绝艳的《几何原本》中有很多初始公理，缺少它们，证明的链条必然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些理论或许是古希腊思想中最惊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跃。
欧几里得不能理解的非定义概念现在每个中学生都了然于胸，他试图对非定义概念进行界定，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幼稚：“点不可以再分割成部分。”或者还有这个：“线是无宽度的长度……”蹩脚的数学，但这是多么完美的诗学啊！
《几何原本》非常严谨，同时也极其优雅美丽，两千年后，它仍不仅是科学公理的典范，而且还真正成为大众几何的基础教材。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每位苦读的中学生都要郁闷地背熟大量三角形特征，背熟所有可以理解的与无法理解的关于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定理……
但是，欧几里得在自己那部完美作品的核心放置了三角形，然后是各种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四边形——他是这样命名的）。他没有违背真理，不过却违逆了自然本性，抵触了宇宙规则。
难道我们的地球是立方体吗？太阳是平行六面体吗？难道行星按照正方形轨道旋转吗？这里处处可见的是球形，共焦椭圆形，椭圆形。云朵和大海，野兽和鸟类，还有我们自己，是矩形吗？正方形吗？梯形吗？
环环相扣。宇宙才生生不息。人们不会说“方方相扣”。
唉，如果在几何学的中央、在文明的中央放置的是圆形、椭圆形、球形，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不会如此棱角分明，尖刻犀利……
“我从童年时代就爱上了椭圆，因为它是那样完美。”年轻的科尔扎温在那场人尽皆知的论辩中这样说，他未见得是在反驳另一位“从童年时代起就不喜欢椭圆”“从童年期就刻画棱角”的诗人，而是在为整个世界的和谐而发声……
好吧，就算人们发明了轮子，不过人类技术的奇迹，比如最早的滑翔机、汽车都是按照方形设计的，可是它们的棱角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漫长洗礼，还是渐渐地、渐渐地形成了现代的流线型设计，就如同动物的体貌特征。
所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是反自然的，里面塞满了平行六面体的楼房、长方体的住宅和办公室、长方形的窗户和门。
整个莫斯科只有一个伟大的例外：先锋派天才建筑学家梅里尼科夫为自己在阿尔巴特斜街建造了一栋完全没有棱角的房子，房子由两个圆柱体组成。从天上俯瞰，仿若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圆环，这代表无穷无尽。
梅里尼科夫的肖像在建筑里随处可见，他的儿子长得和肖像画上的父亲一模一样。他引导我沿着螺旋式楼梯上行，周围那些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圆形房间，而是本质上极其独特的、开放的、完全敞开的空间，我们去的是最为重要、最为隐秘的地方——父亲的工作间。
我们沉默地站在那神妙圆环的圆心上，阳光似乎瞬时从各个方向透过那无穷无尽、没有方形棱角的窗户自我们头顶倾洒而下。工作室的地板和墻壁完全浸没在被拉长的、椭圆形的炫目光点之中……
第二课
我们还要离开平面，进入立体的城市
漫步在城里的人喜欢独处，而不是结伴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时代
我们身处同心圆结构的首都
但相互间沟通的桥梁已被彻底烧毁
同心圆形的首都里找不到边角
除了写字台的转角
除了书籍的直边……
——摘自古老的笔记
数学书上绝不会有莫斯科的规划图，可那里必然会收录曼哈顿或圣彼得堡的瓦西里岛。它们的图示与莫斯科全然不同，一切清晰了然。它们的街道都笔直工整，而且还编有号码（纽约的大马路和街道，圣彼得堡的地铁），整齐的方形街区，直角的十字路口，以这些为依照，可以轻易地描绘笛卡儿的坐标……
莫斯科的一切却截然相反。这里似乎完全按圣彼得堡的方式，以斯列金卡街为支点，建成一条又一条小街，从一个行当到另一个行当，印刷街，钟表街，火炮街，等等，等等……可街道并没有精确地按照设计蓝图建设，稍稍有点儿弯曲，但是不管怎么说，依然是近乎平行的。这些道路的布局初具某种规律性，每条街落成后，人们的说法也自成逻辑：这是最后一条街。
最后一条街吗？但这是莫斯科，它有独特的计算方法，这不，在它之后，在最后一条街之后，在那个依照各种逻辑法规已不可能再增加任何东西的地方，又一条街出现了，大苏哈列夫街。
莫斯科人都能理解：这是最后一条街，没有修饰语的最后一条街，而这是最最最后一条街，就像饯别时的最后一杯酒……
莫斯科扩张了，它的建设没有依照原计划，没有依照计划图。它膨胀着，像是面桶里发酵的面团。人们时不时地醒悟过来，想用农奴制时期的城墙塑身衣扼住它肥胖的腰身。但是它日益臃肿，城墙无用地坍塌了，如今在它们的位置上是著名的环路，林荫环路、花园环路、要塞环路、公路环路……
莫斯科是圆形的，像是树的年轮，整个莫斯科就像个树桩，一环套一环。这里有它独特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
“那么，城市的核心红场又如何解释呢？”好整以暇的游客问。它可是规整的矩形布局。笔直的克里姆林宫围墙，跟它平行的是商场，垂直位置是历史博物馆，正中央是欧几里得几何典型的完美建筑，无可挑剔的标准长方形列宁墓，全城乃至全世界闻名的轴对称结构。
但这一切只是第一印象，表面现象。伟大的曼德施塔姆定理指出：“大地在红场比任何地方都要圆，它斜坡的自由度意外地开阔”（这个定理“每个学生将来都会耳熟能详”）。
再圆一点儿！不是再直一点儿…… “莫斯科是个大村庄。”圣彼得堡的城里人嘲笑说……就他们那不可一世的欧洲派头来说，这话没错。莫斯科哪里有首都的风范，哪里有统一的逻辑和风格，哪里有设计与建设高度契合的恢宏建筑呢？
显然，莫斯科的建设也具有雄伟的构思和规划，这些设计绝对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这种蓝图出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不管怎么样，这里时而是第二首都，时而是第一首都。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莫斯科固执和慵懒的特性，这特性与一切计划和规律相悖。在这里，设计方案必定会被推翻，或者只能部分地得到体现，显得牛头不对马嘴，从而给莫斯科的面貌又增加了一些随机的、难以想象的特征。
莫斯科能消化吸收一切。不管人们在这里建造多少离经叛道的建筑，莫斯科都能把鬼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全部，不，不是拆毁（在那些棱角分明的城市里，它们会被直接拆除），而是不知不觉地用附属建筑物、补建、小板棚、阁楼把它们包围，缠绕，团团围住……
我喜欢林荫环路上那些外表平常的两层小楼，那里曾经绝对水平的飞檐和屋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耷拉，中部下垂，形成正弦曲线的模样，形成了和蜿蜒的林荫路风格协调的独特韵味……莫斯科人固执地要把它们弄平，变直，改建，修补，涂上非常荒谬的颜色……但是，请给莫斯科时间吧，这里会下雨，会下雪，这个五光十色的迪士尼老板，勤奋的攒机高手，建筑学院差学生的蹩脚作品，会被剥掉一切光鲜的外壳，变得暗淡无光，会被重新调整和构建，然后又成为那种荒唐的、圆形的、莫斯科自己的风格。
不过，在这里工作的人也都知道莫斯科的几何形状，明白莫斯科的特征。
在广场中间当然会有高耸的塔楼，它建在这里本就合情合理。但是，塔楼极其平庸，完全淹没在那些弧形的街道中，消失在环路里，某时某刻，你也许会突然注意到它，而且觉得极其突兀，不合时宜。梅尼希科夫塔楼依旧非常醒目，它曾是往昔的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如今所处的地段却非常荒凉偏僻。
还有狡黠的若尔托夫斯基在斯莫连卡那栋热情洋溢的巨型建筑上建造的精巧的塔楼，它并非按常规被放在正面，而是出人意料地贴在侧面的某个地方，而且是非常靠后，几乎是在后门的上方。这座小塔楼如今依然安好，还在原处，非常醒目，仿佛翱翔在城市的上空。因为这栋房子刚好建在花园环路上，而塔楼就正好在圆环的切面上。
费多尔·舍赫捷利认为，这个城市有着“永远无公度的边和对角线”，它的密码不可能是有理数。“空间与时间交错，就像身体与灵魂相织。”他曾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似乎正是在他的作品里，伟大大师的公式同样得到了体现。
第三课
因此大地上只有俄罗斯
而在俄罗斯的中央，是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主教池塘
要是有人离开池塘，离开祖国，尽管并不遥远，尽管并不久长
那人就会感到无法消解的忧愁
这就是乡愁……
——摘自古老的笔记
如果莫斯科是环形，它应该有一个中心。找到圓心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在这里情况并非如此。
当局把莫斯科零公里标志简单地嵌刻进了红场前面的方砖马路上，那里人来人往。不过，令人厌烦的莫斯科学专家们坚持说基准点还要偏北一点，在中央电报大楼那里。这不仅是细致计算的结果，而且有历史事实可资证明。
果戈理把祖国比作三套马车，并因此而永久地被载入中学的教学大纲，他曾提出一个问题：“罗斯，你要去向何处？”自那时起，答案一直无从觅得，但是另一个问题“你从何而来”倒是不难回答，俄罗斯大地上的里程标记永远是从邮政总局开始的，邮局的三套车从那里出发。这是我们的传统：事情要按老规矩做，道路要从邮政总局开始。
但是长官们认为，不必过于重视地形测量的结果，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当然这其中并未顾及文化因素，不过却是正确的。还没等标志镶嵌进石子路，与此相关的迷信活动已经出现，游客们接踵而至，来到零公里标志，热衷于背对着它抛硬币，以此许愿祈福。
而且，方志学家和官员们的争端，这都完全是常规几何学框架内的争执。可是在莫斯科，我们心知肚明，这里有另一种几何学，莫斯科自己的几何学。因此，在同心圆环形状的首都，人们找到的可不是一个圆心，而是很多圆心。每一个莫斯科人都有自己的圆心。我也有。
在我们这座美丽却又忙乱的巨大城市里，每个人都有放松的方法。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方式，比如喝点儿一股药味儿的便宜伏特加，或是绅士派头十足地喝着昂贵的白色马丁尼酒，还要加上两个冰块和几片柠檬。我自己还有一种独特的，也是最可靠的暂时缓解生活压力的方法。
无论清晨或是深夜，无论饥肠辘辘或是酒足饭饱，我都会走到自己小厨房的窗口前，看看主教池塘。这很有用。
半个世纪前这很有效，如今依然如此。时代变了，徽章和旗帜变了，党委书记被安葬了，叛乱的烽烟四起，游行示威不断被驱散，财政的金字塔崩塌，坦克开上了花园环路。不过一成不变的是，每个夏天，人们都会在主教池塘上安置粗木小亭子，然后天鹅就结对出现了，每个冬天都会浇冰场。冰场上一定会有音乐和灯火，也许，这就是莫斯科最著名、最受喜爱的冰场。
正因为如此，似乎并非过去的一切都已离我们而去。
有一次，天鹅消失了。报纸上匆忙宣称，某些下流坯子扭断了天鹅的脖子。有好几年，都是直接把天鹅放进池塘里。太危险了。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城市里，生活开始变得危险。可后来在池塘中又出现了小房子，又放进了天鹅。人们心里就轻松了。
溜冰场一直尽最大努力保留着。
在主教池塘上滑冰，这最初开始于上上个世纪某个学校的社团活动。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带着自己的女儿们来这里滑冰，他自己就站在篱笆旁边。契诃夫也来过这里。 茨维塔耶娃姐妹住得离这里不远，在三池塘胡同，她们喜欢滑冰场上的生活，狂热地喜爱，这极度符合茨维塔耶娃特有的狂热性格。她们就在这个冰场上坠入爱河，在这里体验到妒忌和难过。“我从童年起，一个人在主教池塘上飞翔，那时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与人如此地比翼双飞。”这是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的诗句。
苏联领导人也没有废止这个党外的滑冰场。有几位连提及名字都令人心生敬畏的人物甚至也亲自来过。“冬天，主教池塘冰场是莫斯科最棒的滑冰场之一……住在不远处私家官邸的贝利亚，难以置信，竟然来看了我们的冰球赛。”传奇的冰球运动员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而且，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同样热爱这个著名的莫斯科冰场。“主教池塘溜冰场啊！我时常怀着感恩之心，怀着柔情想起你。”这是亚历山大·加里奇说的。
附近的男孩子们讨厌铁皮车厢和更衣室，在家里就换好冰刀，拿着球棍，啪嗒啪嗒地跺着脚走到这里。有一次，我儿子穿着一套刚刚买来的白色进口连体服去滑冰，回来却染了一身紫罗兰色斑点，原来摄影师为了把片子拍得更漂亮，给冰面染上了颜色。
周围地区，有位以坚强不屈闻名的莫斯科老太太，她很多年一直到這里滑冰。她穿着古董冰刀，冰刀前面奇怪地弯曲着，看着好像真的如她所说是传自她的奶奶。她绕着一个圈子滑冰，一只手扶着那群羞涩少年中的某一个，另一只手拿着暖手套，风情万种地扶在腰上。我仍记得那个她已不再的冬天。
后来冰场没有了。最初，夜里不再用那根很长的黑管子注水，那台老旧的拖拉机不再一圈圈地转着清理积雪。有一年冬天，这台机器清雪清得太早，陷进冰里，后来被拖车拖走了。
没有了拖拉机和黑胶皮管，主教池塘这里的年轻人继续跟大雪奋斗，他们用铲子给自己清出一小块地方。不得不说，那景象很凄凉。
我自己也遇到了麻烦。我很少再去窗口边。心理疗法失效了。
池塘边围起了栅栏，建筑工人建起了保温房。改建开始了。我承认，莫斯科人在任何激烈的重大措施面前总会惊慌失措，我自己也是如此。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样的景象，我们的主教池塘会被用青铜浇筑或被大理石铺满，而在它的中间，就在我的窗前，将竖立起一个上百米高的、正在滑冰的巨大人像，他脚下踩着青铜冰刀。连名称都有了：“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革命的镜子上滑行。”
不过这一次并非如此，人们可不是要给列夫·托尔斯泰树碑，而是给布尔加科夫造像。在布尔加科夫巨大的塑像旁边还有个几米高的煤油炉，旁边矗立着高度差不多的耶稣，也就是耶舒阿，他在温热的水边漫步。
想来，这组作品如果放在开阔的户外，就不会显得如此庞大，雕刻家标注：“空气会湮没煤油炉。”但是在俄语里，这句话可以表达的意义比雕刻家的原意更丰富。谁湮没谁？“谁是主格，谁是宾格？”
那时，莫斯科人力争捍卫自己的主教池塘。即使很难和那些官员们解释，重要的并非纪念碑和宫殿，而是这种氛围。夏天的天鹅，冬天的冰场，看似平常却恰到好处的栏杆，深不足一米的池塘，周围高矮风格各异的建筑，这才是莫斯科真正的纪念碑，“建筑和历史统一体”——主教池塘。但是，只有当这里的一切都活着，呼吸着，运转着，当有人相爱着，当有人打着冰球，才是如此。有了这些，在这里不会有不洁的力量，也不会有上帝的雕像。
第四课
要是用时髦的复古修辞来说
我出生在莫斯科古老的房子
房子被一阵剧烈的风吹走
它什么都没有剩下
除了角落的白杨和一成不变的叽喳
那是树冠里不安分的麻雀发出的声音
至于墙壁之间呼啸的风
在肺叶里留下不灭的痕迹
涅格林卡河在血脉间流动，守护着我们
可莫斯科的地图上却没有它的名字
——摘自古老的笔记
图形的顶点，线的交叉点，几何中所有重要的点一般都会特别标记出来。
不过在莫斯科的几何学中却有偏差。那些天真的游客从红门站下地铁，来到红门广场，就开始四处寻找这个红门到底在哪里。结果一定是徒劳无功的。
有一次，我自己在尼基塔门遇到一个外省来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刚刚考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同年级同学约他见面：
“在哪里？”
“尼基塔门旁边。”
他不想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无知，谁也没有问，自己寻找这个声名狼藉的门。
在狡猾的莫斯科，一切刚好相反：名称叫作门，实地却根本没有什么门。
谁要是掌握了莫斯科的学问，那么自己就能推测到，在库兹涅茨克桥那里根本连桥的影子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前不久，人们在修路时发现了桥的残迹，想来想去，拿它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干脆视而不见地继续填平道路）。
涅格林卡河上有一座并不存在的桥，这条河在莫斯科地图上也找不到……在罗果日斯基要塞那里根本没有任何要塞，同样，在特维尔、谢尔布霍夫斯基要塞和农民要塞也是如此，要塞只出现在名称里。在花园环路上也没有什么花园，这已经无须解释。
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自己的莫斯科定理：“那些从不宣诸于口的，真实存在。那些挂在嘴边的，子虚乌有。”
我记得自己当议员的时候，有花园环路的住户们来访。布尔加科夫笔下有个声名狼藉的“不祥的住宅”，在第五层楼上，他们恰好就住在那个单元里。他们要求议会领导辞职，还有更大胆的人想要警察局长辞职，最大胆的想法是让市长请辞。原因是没有人帮助他们，没人回应他们的申诉。小说的狂热粉丝不分日夜地在单元门里闲逛，墙上写满《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引文，人们把这些擦掉，重新粉刷墙壁，它们又再度出现，住在这里根本就谈不上生活。这儿还有个博物馆要在住宅里开放，那时就毫无希望了……
“生活恰恰还是有的。”
“但是要知道他们并不存在”，不幸的邻居们苦苦哀求，“都是作家虚构出来的。”
“是的，当然，作者本人从未坚持说他们真实存在，而且更倾向于反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不知为什么又想补充说，“因此连让他们搬出去都不可能。最好换房子吧。趁着还不太晚……”
在我说出“趁着还不太晚”这句话的时候，小气窗突然打开，一阵风卷起我书桌上居民们的集体请愿书。千真万确。
路上的行人们打了个冷战。
我也是。
① 本篇原题《Москва.Уроки геометрии》，作者叶夫盖尼·布尼莫维奇（Евгений Бунимович）生于1954年，俄国作家、诗人，莫斯科市杜马议员。——译注
纸燃烧殆尽的时候，夜晚的空间蜷曲起来
此时，我们在大地上确定A和B两点
三角形的顶角是属于上帝的区域
这个分布最符合命运的规律
——摘自古老的笔记
欧几里得几何。文明的关键性错误。最起码是欧洲文明的关键性错误。
对于欧几里得这位亚历山大城的天才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在他惊才绝艳的《几何原本》中有很多初始公理，缺少它们，证明的链条必然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些理论或许是古希腊思想中最惊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跃。
欧几里得不能理解的非定义概念现在每个中学生都了然于胸，他试图对非定义概念进行界定，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幼稚：“点不可以再分割成部分。”或者还有这个：“线是无宽度的长度……”蹩脚的数学，但这是多么完美的诗学啊！
《几何原本》非常严谨，同时也极其优雅美丽，两千年后，它仍不仅是科学公理的典范，而且还真正成为大众几何的基础教材。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每位苦读的中学生都要郁闷地背熟大量三角形特征，背熟所有可以理解的与无法理解的关于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定理……
但是，欧几里得在自己那部完美作品的核心放置了三角形，然后是各种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四边形——他是这样命名的）。他没有违背真理，不过却违逆了自然本性，抵触了宇宙规则。
难道我们的地球是立方体吗？太阳是平行六面体吗？难道行星按照正方形轨道旋转吗？这里处处可见的是球形，共焦椭圆形，椭圆形。云朵和大海，野兽和鸟类，还有我们自己，是矩形吗？正方形吗？梯形吗？
环环相扣。宇宙才生生不息。人们不会说“方方相扣”。
唉，如果在几何学的中央、在文明的中央放置的是圆形、椭圆形、球形，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不会如此棱角分明，尖刻犀利……
“我从童年时代就爱上了椭圆，因为它是那样完美。”年轻的科尔扎温在那场人尽皆知的论辩中这样说，他未见得是在反驳另一位“从童年时代起就不喜欢椭圆”“从童年期就刻画棱角”的诗人，而是在为整个世界的和谐而发声……
好吧，就算人们发明了轮子，不过人类技术的奇迹，比如最早的滑翔机、汽车都是按照方形设计的，可是它们的棱角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漫长洗礼，还是渐渐地、渐渐地形成了现代的流线型设计，就如同动物的体貌特征。
所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是反自然的，里面塞满了平行六面体的楼房、长方体的住宅和办公室、长方形的窗户和门。
整个莫斯科只有一个伟大的例外：先锋派天才建筑学家梅里尼科夫为自己在阿尔巴特斜街建造了一栋完全没有棱角的房子，房子由两个圆柱体组成。从天上俯瞰，仿若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圆环，这代表无穷无尽。
梅里尼科夫的肖像在建筑里随处可见，他的儿子长得和肖像画上的父亲一模一样。他引导我沿着螺旋式楼梯上行，周围那些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圆形房间，而是本质上极其独特的、开放的、完全敞开的空间，我们去的是最为重要、最为隐秘的地方——父亲的工作间。
我们沉默地站在那神妙圆环的圆心上，阳光似乎瞬时从各个方向透过那无穷无尽、没有方形棱角的窗户自我们头顶倾洒而下。工作室的地板和墻壁完全浸没在被拉长的、椭圆形的炫目光点之中……
第二课
我们还要离开平面，进入立体的城市
漫步在城里的人喜欢独处，而不是结伴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时代
我们身处同心圆结构的首都
但相互间沟通的桥梁已被彻底烧毁
同心圆形的首都里找不到边角
除了写字台的转角
除了书籍的直边……
——摘自古老的笔记
数学书上绝不会有莫斯科的规划图，可那里必然会收录曼哈顿或圣彼得堡的瓦西里岛。它们的图示与莫斯科全然不同，一切清晰了然。它们的街道都笔直工整，而且还编有号码（纽约的大马路和街道，圣彼得堡的地铁），整齐的方形街区，直角的十字路口，以这些为依照，可以轻易地描绘笛卡儿的坐标……
莫斯科的一切却截然相反。这里似乎完全按圣彼得堡的方式，以斯列金卡街为支点，建成一条又一条小街，从一个行当到另一个行当，印刷街，钟表街，火炮街，等等，等等……可街道并没有精确地按照设计蓝图建设，稍稍有点儿弯曲，但是不管怎么说，依然是近乎平行的。这些道路的布局初具某种规律性，每条街落成后，人们的说法也自成逻辑：这是最后一条街。
最后一条街吗？但这是莫斯科，它有独特的计算方法，这不，在它之后，在最后一条街之后，在那个依照各种逻辑法规已不可能再增加任何东西的地方，又一条街出现了，大苏哈列夫街。
莫斯科人都能理解：这是最后一条街，没有修饰语的最后一条街，而这是最最最后一条街，就像饯别时的最后一杯酒……
莫斯科扩张了，它的建设没有依照原计划，没有依照计划图。它膨胀着，像是面桶里发酵的面团。人们时不时地醒悟过来，想用农奴制时期的城墙塑身衣扼住它肥胖的腰身。但是它日益臃肿，城墙无用地坍塌了，如今在它们的位置上是著名的环路，林荫环路、花园环路、要塞环路、公路环路……
莫斯科是圆形的，像是树的年轮，整个莫斯科就像个树桩，一环套一环。这里有它独特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
“那么，城市的核心红场又如何解释呢？”好整以暇的游客问。它可是规整的矩形布局。笔直的克里姆林宫围墙，跟它平行的是商场，垂直位置是历史博物馆，正中央是欧几里得几何典型的完美建筑，无可挑剔的标准长方形列宁墓，全城乃至全世界闻名的轴对称结构。
但这一切只是第一印象，表面现象。伟大的曼德施塔姆定理指出：“大地在红场比任何地方都要圆，它斜坡的自由度意外地开阔”（这个定理“每个学生将来都会耳熟能详”）。
再圆一点儿！不是再直一点儿…… “莫斯科是个大村庄。”圣彼得堡的城里人嘲笑说……就他们那不可一世的欧洲派头来说，这话没错。莫斯科哪里有首都的风范，哪里有统一的逻辑和风格，哪里有设计与建设高度契合的恢宏建筑呢？
显然，莫斯科的建设也具有雄伟的构思和规划，这些设计绝对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这种蓝图出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不管怎么样，这里时而是第二首都，时而是第一首都。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莫斯科固执和慵懒的特性，这特性与一切计划和规律相悖。在这里，设计方案必定会被推翻，或者只能部分地得到体现，显得牛头不对马嘴，从而给莫斯科的面貌又增加了一些随机的、难以想象的特征。
莫斯科能消化吸收一切。不管人们在这里建造多少离经叛道的建筑，莫斯科都能把鬼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全部，不，不是拆毁（在那些棱角分明的城市里，它们会被直接拆除），而是不知不觉地用附属建筑物、补建、小板棚、阁楼把它们包围，缠绕，团团围住……
我喜欢林荫环路上那些外表平常的两层小楼，那里曾经绝对水平的飞檐和屋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耷拉，中部下垂，形成正弦曲线的模样，形成了和蜿蜒的林荫路风格协调的独特韵味……莫斯科人固执地要把它们弄平，变直，改建，修补，涂上非常荒谬的颜色……但是，请给莫斯科时间吧，这里会下雨，会下雪，这个五光十色的迪士尼老板，勤奋的攒机高手，建筑学院差学生的蹩脚作品，会被剥掉一切光鲜的外壳，变得暗淡无光，会被重新调整和构建，然后又成为那种荒唐的、圆形的、莫斯科自己的风格。
不过，在这里工作的人也都知道莫斯科的几何形状，明白莫斯科的特征。
在广场中间当然会有高耸的塔楼，它建在这里本就合情合理。但是，塔楼极其平庸，完全淹没在那些弧形的街道中，消失在环路里，某时某刻，你也许会突然注意到它，而且觉得极其突兀，不合时宜。梅尼希科夫塔楼依旧非常醒目，它曾是往昔的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如今所处的地段却非常荒凉偏僻。
还有狡黠的若尔托夫斯基在斯莫连卡那栋热情洋溢的巨型建筑上建造的精巧的塔楼，它并非按常规被放在正面，而是出人意料地贴在侧面的某个地方，而且是非常靠后，几乎是在后门的上方。这座小塔楼如今依然安好，还在原处，非常醒目，仿佛翱翔在城市的上空。因为这栋房子刚好建在花园环路上，而塔楼就正好在圆环的切面上。
费多尔·舍赫捷利认为，这个城市有着“永远无公度的边和对角线”，它的密码不可能是有理数。“空间与时间交错，就像身体与灵魂相织。”他曾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似乎正是在他的作品里，伟大大师的公式同样得到了体现。
第三课
因此大地上只有俄罗斯
而在俄罗斯的中央，是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主教池塘
要是有人离开池塘，离开祖国，尽管并不遥远，尽管并不久长
那人就会感到无法消解的忧愁
这就是乡愁……
——摘自古老的笔记
如果莫斯科是环形，它应该有一个中心。找到圓心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在这里情况并非如此。
当局把莫斯科零公里标志简单地嵌刻进了红场前面的方砖马路上，那里人来人往。不过，令人厌烦的莫斯科学专家们坚持说基准点还要偏北一点，在中央电报大楼那里。这不仅是细致计算的结果，而且有历史事实可资证明。
果戈理把祖国比作三套马车，并因此而永久地被载入中学的教学大纲，他曾提出一个问题：“罗斯，你要去向何处？”自那时起，答案一直无从觅得，但是另一个问题“你从何而来”倒是不难回答，俄罗斯大地上的里程标记永远是从邮政总局开始的，邮局的三套车从那里出发。这是我们的传统：事情要按老规矩做，道路要从邮政总局开始。
但是长官们认为，不必过于重视地形测量的结果，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当然这其中并未顾及文化因素，不过却是正确的。还没等标志镶嵌进石子路，与此相关的迷信活动已经出现，游客们接踵而至，来到零公里标志，热衷于背对着它抛硬币，以此许愿祈福。
而且，方志学家和官员们的争端，这都完全是常规几何学框架内的争执。可是在莫斯科，我们心知肚明，这里有另一种几何学，莫斯科自己的几何学。因此，在同心圆环形状的首都，人们找到的可不是一个圆心，而是很多圆心。每一个莫斯科人都有自己的圆心。我也有。
在我们这座美丽却又忙乱的巨大城市里，每个人都有放松的方法。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方式，比如喝点儿一股药味儿的便宜伏特加，或是绅士派头十足地喝着昂贵的白色马丁尼酒，还要加上两个冰块和几片柠檬。我自己还有一种独特的，也是最可靠的暂时缓解生活压力的方法。
无论清晨或是深夜，无论饥肠辘辘或是酒足饭饱，我都会走到自己小厨房的窗口前，看看主教池塘。这很有用。
半个世纪前这很有效，如今依然如此。时代变了，徽章和旗帜变了，党委书记被安葬了，叛乱的烽烟四起，游行示威不断被驱散，财政的金字塔崩塌，坦克开上了花园环路。不过一成不变的是，每个夏天，人们都会在主教池塘上安置粗木小亭子，然后天鹅就结对出现了，每个冬天都会浇冰场。冰场上一定会有音乐和灯火，也许，这就是莫斯科最著名、最受喜爱的冰场。
正因为如此，似乎并非过去的一切都已离我们而去。
有一次，天鹅消失了。报纸上匆忙宣称，某些下流坯子扭断了天鹅的脖子。有好几年，都是直接把天鹅放进池塘里。太危险了。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城市里，生活开始变得危险。可后来在池塘中又出现了小房子，又放进了天鹅。人们心里就轻松了。
溜冰场一直尽最大努力保留着。
在主教池塘上滑冰，这最初开始于上上个世纪某个学校的社团活动。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带着自己的女儿们来这里滑冰，他自己就站在篱笆旁边。契诃夫也来过这里。 茨维塔耶娃姐妹住得离这里不远，在三池塘胡同，她们喜欢滑冰场上的生活，狂热地喜爱，这极度符合茨维塔耶娃特有的狂热性格。她们就在这个冰场上坠入爱河，在这里体验到妒忌和难过。“我从童年起，一个人在主教池塘上飞翔，那时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与人如此地比翼双飞。”这是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的诗句。
苏联领导人也没有废止这个党外的滑冰场。有几位连提及名字都令人心生敬畏的人物甚至也亲自来过。“冬天，主教池塘冰场是莫斯科最棒的滑冰场之一……住在不远处私家官邸的贝利亚，难以置信，竟然来看了我们的冰球赛。”传奇的冰球运动员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而且，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同样热爱这个著名的莫斯科冰场。“主教池塘溜冰场啊！我时常怀着感恩之心，怀着柔情想起你。”这是亚历山大·加里奇说的。
附近的男孩子们讨厌铁皮车厢和更衣室，在家里就换好冰刀，拿着球棍，啪嗒啪嗒地跺着脚走到这里。有一次，我儿子穿着一套刚刚买来的白色进口连体服去滑冰，回来却染了一身紫罗兰色斑点，原来摄影师为了把片子拍得更漂亮，给冰面染上了颜色。
周围地区，有位以坚强不屈闻名的莫斯科老太太，她很多年一直到這里滑冰。她穿着古董冰刀，冰刀前面奇怪地弯曲着，看着好像真的如她所说是传自她的奶奶。她绕着一个圈子滑冰，一只手扶着那群羞涩少年中的某一个，另一只手拿着暖手套，风情万种地扶在腰上。我仍记得那个她已不再的冬天。
后来冰场没有了。最初，夜里不再用那根很长的黑管子注水，那台老旧的拖拉机不再一圈圈地转着清理积雪。有一年冬天，这台机器清雪清得太早，陷进冰里，后来被拖车拖走了。
没有了拖拉机和黑胶皮管，主教池塘这里的年轻人继续跟大雪奋斗，他们用铲子给自己清出一小块地方。不得不说，那景象很凄凉。
我自己也遇到了麻烦。我很少再去窗口边。心理疗法失效了。
池塘边围起了栅栏，建筑工人建起了保温房。改建开始了。我承认，莫斯科人在任何激烈的重大措施面前总会惊慌失措，我自己也是如此。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样的景象，我们的主教池塘会被用青铜浇筑或被大理石铺满，而在它的中间，就在我的窗前，将竖立起一个上百米高的、正在滑冰的巨大人像，他脚下踩着青铜冰刀。连名称都有了：“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革命的镜子上滑行。”
不过这一次并非如此，人们可不是要给列夫·托尔斯泰树碑，而是给布尔加科夫造像。在布尔加科夫巨大的塑像旁边还有个几米高的煤油炉，旁边矗立着高度差不多的耶稣，也就是耶舒阿，他在温热的水边漫步。
想来，这组作品如果放在开阔的户外，就不会显得如此庞大，雕刻家标注：“空气会湮没煤油炉。”但是在俄语里，这句话可以表达的意义比雕刻家的原意更丰富。谁湮没谁？“谁是主格，谁是宾格？”
那时，莫斯科人力争捍卫自己的主教池塘。即使很难和那些官员们解释，重要的并非纪念碑和宫殿，而是这种氛围。夏天的天鹅，冬天的冰场，看似平常却恰到好处的栏杆，深不足一米的池塘，周围高矮风格各异的建筑，这才是莫斯科真正的纪念碑，“建筑和历史统一体”——主教池塘。但是，只有当这里的一切都活着，呼吸着，运转着，当有人相爱着，当有人打着冰球，才是如此。有了这些，在这里不会有不洁的力量，也不会有上帝的雕像。
第四课
要是用时髦的复古修辞来说
我出生在莫斯科古老的房子
房子被一阵剧烈的风吹走
它什么都没有剩下
除了角落的白杨和一成不变的叽喳
那是树冠里不安分的麻雀发出的声音
至于墙壁之间呼啸的风
在肺叶里留下不灭的痕迹
涅格林卡河在血脉间流动，守护着我们
可莫斯科的地图上却没有它的名字
——摘自古老的笔记
图形的顶点，线的交叉点，几何中所有重要的点一般都会特别标记出来。
不过在莫斯科的几何学中却有偏差。那些天真的游客从红门站下地铁，来到红门广场，就开始四处寻找这个红门到底在哪里。结果一定是徒劳无功的。
有一次，我自己在尼基塔门遇到一个外省来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刚刚考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同年级同学约他见面：
“在哪里？”
“尼基塔门旁边。”
他不想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无知，谁也没有问，自己寻找这个声名狼藉的门。
在狡猾的莫斯科，一切刚好相反：名称叫作门，实地却根本没有什么门。
谁要是掌握了莫斯科的学问，那么自己就能推测到，在库兹涅茨克桥那里根本连桥的影子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前不久，人们在修路时发现了桥的残迹，想来想去，拿它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干脆视而不见地继续填平道路）。
涅格林卡河上有一座并不存在的桥，这条河在莫斯科地图上也找不到……在罗果日斯基要塞那里根本没有任何要塞，同样，在特维尔、谢尔布霍夫斯基要塞和农民要塞也是如此，要塞只出现在名称里。在花园环路上也没有什么花园，这已经无须解释。
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自己的莫斯科定理：“那些从不宣诸于口的，真实存在。那些挂在嘴边的，子虚乌有。”
我记得自己当议员的时候，有花园环路的住户们来访。布尔加科夫笔下有个声名狼藉的“不祥的住宅”，在第五层楼上，他们恰好就住在那个单元里。他们要求议会领导辞职，还有更大胆的人想要警察局长辞职，最大胆的想法是让市长请辞。原因是没有人帮助他们，没人回应他们的申诉。小说的狂热粉丝不分日夜地在单元门里闲逛，墙上写满《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引文，人们把这些擦掉，重新粉刷墙壁，它们又再度出现，住在这里根本就谈不上生活。这儿还有个博物馆要在住宅里开放，那时就毫无希望了……
“生活恰恰还是有的。”
“但是要知道他们并不存在”，不幸的邻居们苦苦哀求，“都是作家虚构出来的。”
“是的，当然，作者本人从未坚持说他们真实存在，而且更倾向于反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不知为什么又想补充说，“因此连让他们搬出去都不可能。最好换房子吧。趁着还不太晚……”
在我说出“趁着还不太晚”这句话的时候，小气窗突然打开，一阵风卷起我书桌上居民们的集体请愿书。千真万确。
路上的行人们打了个冷战。
我也是。
① 本篇原题《Москва.Уроки геометрии》，作者叶夫盖尼·布尼莫维奇（Евгений Бунимович）生于1954年，俄国作家、诗人，莫斯科市杜马议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