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反义语素合成词的产生及其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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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义语素合成词产生的原因
  
  在汉语产生之初,字词一体,单音节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入,语言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词所容纳的意义也开始逐渐增多,用法更为多样化、灵活化。这时仅靠数量有限的单音词己经无法满足语言交际的需要了,一个词负担的意义与用法过于沉重,造成义项的模糊和用法的混淆,在实际运用中一词数义、同音异义词大量出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语言终究是为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发展的。某一语言特征影响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时,它就将在语言的发展中逐渐得到改造。在单音词的使用之于语言的发展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时,改造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在单音节词基础之上开始形成复合词,汉语词汇朝着双音化的方向迈进,这也是词汇发展的历史必然。正如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汉语词语的双音节化可以减轻一词多义、同音多义的负担,这也是汉语词语表义准确化精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双音节化是语言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本的推动力量源自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中不断扩大的交际的需要。汉语中的双音复合词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就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
  反义语素合成词也就是在这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我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常常出现两个具有反义关系的词用来对举的情况,随着语言的发展,这种反义对举现象也越来越多。两个反义词虽然意义相反,却能概括完整地揭示出事物正反两面的现象,意义相对关系却极为密切,二者相反相成,在人们揭示矛盾对立时往往兼而用之。随着汉语双音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表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成为反义词对举并走向复合的逻辑基础。早期的经常性的反义对举现象成为反义语素合成词的雏型。由于经常的对举使用,其意义密切统一,在双音化的大势下,两个原本较为松散或是只用于习惯性对举的反义词结合而成了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双音复合词,表示着更为概括的意义,有的还在原有构成成分基础之上产生了更多更新的引申义。让我们以“寒暑”为例,说明反义语素合成词的凝固过程:
  (1)寒暑易节,始一返焉。(《列子·汤问》)
  (2)无羽毛以御寒暑。(《列子·杨朱》)
  (3)经历了十五个寒暑才完成这部书稿(《现代汉语词典》1998版P496)
  例(1)的“寒”和“暑”的意义并列地进入文中,文意畅通;反之若把“寒暑”看作复合词,不论取“寒”义还是取“暑”义,还是取它们融合引申的“季节”义,于文意都不顺,所以例(1)的“寒”“暑”是两个单音词。例(2)的“寒暑”在句中只保留“寒”的意义,“暑”的意义虚化了,它变成了一个陪衬的音节,词的意义发生偏移,因此它是个复合词。(1)(2)两例同属于《列子》一书,例(1)是单音词连用,例(2)则是偏义复合词,这说明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单音词还凝而未固。例(3)的“寒暑”在句中已经融合引申为“季节”、“整个一年”,是个复合词,也是“寒暑”在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意义。再如现代汉语词汇中大量此类双音符合词(见下文“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末)。上述语例说明,反义语素合成词是从古代汉语就开始产生发展的,并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反义语素合成词与汉民族文化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冲白默(L.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角度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是该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或者说,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语言中最能反应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文化的又莫过于词汇。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结晶在语言之中的词汇上,从不同民族词汇的形成及其特点上我们又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文化风貌。
  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语素合成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它的产生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反义语素合成词的特点和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蕴于其中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1.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
  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是语言学者在论及反义语素合成词的形成原因时都注意到的因素。如陈晓燕文中的“阴阳观念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含有阴阳两性,正是由于阴阳的交感作用,引起了万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所谓‘刚柔相对,变在其中”,既讲对立又讲统一,这种反映客观世界辩证关系的辩证思维特点必然也会反映到汉语词汇中来,于是大批反义语素构成的词语就很自然地出现了。
  正如学者们所说,我国古代就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注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对立面的相辅相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阴阳家就特别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并且注意到相互矛盾对立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世界的变化和发展。
  老子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中还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倾,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易》中有:“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些都在强调世间万物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及至后代的思想家张载“不有两,则无一”,王安石的“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藕”,这些都带有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思想。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在词汇范畴之中就以反义关系为出发点组合语素,使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反义语素合成词。矛盾对立且相反的两个构词成分统一于同一个词中,用来表示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两面,注重语素义的相反相成、完整统一。如:动静、兴衰、利害、横竖、反正、是非、高低、早晚、始终、东西、往来、长短、首尾、出入、本末、好恶、得失、作息、去留、伸缩、开关、收发、先后、出纳等。
  2.具象的思维方式
  与西方侧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相比,汉民族则继承了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发展出一种高级的具象思维。这种思维注重人的感受和类比联想,汉民族通过极为细腻的内心感受去感知这个客观的世界,去分辨万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物我共存,万物皆可相通相联系的极具感性的整体。在这一过程之中,只要事物之间存在着哪怕是最微妙的联系,汉民族就可以通过类比联想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汉民族是世界上运用修辞手法最为丰富细腻的一个群体,通过比喻、借代、通感等等形象的联想形成语言上的换名和文学中灵妙丰富的境界。反应在词汇上,就可以通过这种具象思维产生的类比联想对构词成分原有的意义进行引申,使得整个词的意义在其构成成分的组合基础之上产生新的而且极为形象的引申义。
  如“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这里的“左右”本来是方位中左右两个方向,但组合成词后,就表示在旁侍候的人或近臣。又如“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卦》),这里的“消息”指的是一消一长,但组合成词后,就表示“音信”了,如“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蔡琰《悲愤诗》),这里的消息便是音信的意思,同“消”与“长”的原意已毫无关系了。
  又如《现代汉语词典》对“好恶”和“出纳”的解释:[好恶]喜好和厌恶,指兴趣:好恶不同|不能从个人的好恶出发来评定文章的好坏。[出纳]①机关、团体、企业等单位中现金、票据的付出和收进:出纳科。②担任出纳工作的人。③泛指发出和收进的管理工作,如图书馆有出纳台。
  在反义语素合成词的产生发展中,作为使用者的汉民族在原有的正反义基础上赋予了反义语素合成词更多更精采也更完整统一的引申义,正是这些意义的增加加强了反义语素合成词的整体性,也使得两个原本结合得较为松散的语素关系更为密切不可分割,从意义上奠定了反义语素合成词的词的地位。
  3.中庸含蓄的处世态度
  中国人很强调君子“不为己甚”的做法,强调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核心又在于“和”。这种思想和处世之道可追溯于孔子。在《论语》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之用,和为贵”都体现着“和”的观念。而子思在《中庸》中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庸之道的“和”的核心理念阐发得精辟而凝炼。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但凡修身养性必称“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以求达到“中庸”的最佳状态。历朝历代也在着意创造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庸社会,以求得稳定和长久。
  中庸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上就是含蓄委婉,凡事不走极端,处事时不趋于极致,而是将事物与矛盾的两极加以调合使之适中,达到平衡稳定:或是趋于一方但也不致使另一方过于偏离,而是在一种和的状态下完成一个含蓄的偏向性。反映在词汇上,要么将正反两个构词语素加以结合使之完整概括地反映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在对立之中达到统一的中庸的“和”:或者是明明有所指,也要将另外一个与之具有反义关系的语素拉拢过来作为陪衬,使之从表面看来,显得既平正公允又委婉得体,从而达到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使表达者表现出超然公正的“和”的中庸气度。
  (1)“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诸葛亮《出师表》)
  “异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这里的“异同”是说不同,强调差异、不同。而将正反两方同时列出,是客观地从相反的两个方面来进行预见性的警告,使当事人能够客观地认识事情的重要性,说话人自然显出公平公正而又超然的气度。
  (2)“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后汉书·何进传》)
  这里的“成败”语义偏指向“败”,“成”作为陪衬来缓和冲淡“败”的消极否定之意。
  4.和谐对称的思想观念
  对立统一、中庸含蓄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孕育了汉民族凡事喜欢成双成对,重视均衡和谐的心理特点。和谐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称,汉民族对对称机制情有独钟,讲究并追求对称美。
  对称机制是语言机制之一,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喜欢并讲究对称,这是汉民族心理文化特点在语言观上的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造化赋形,支(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偶语易安,奇字难适。”伍铁平先生在其《普通语言学概要》中写道:“对联都是对称的。诗词格律,包括对仗、节奏、平仄、头韵味、尾韵等,也都有对称的机制在起作用。从魏晋开始形成,到南北朝达到鼎盛的骈体文,其语句方面的骈偶和‘四六(句)’,语音上的平仄相对,更是使对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修辞中的对偶、排比、迭映、对衬也都严格遵循对称的规律。”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庾信《春赋》),“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晏殊《破阵子》),“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以及“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是很好的体现语言的对称机制的范例。
  汉民族对对称的喜闻乐见和情有独钟,表现在美学上讲究平衡对称,在建筑上追求等角对应,在语言上则寻求对仗工整。这种心理观念反应在构词上就推动了汉语单音节词的双音化,并使常常用于对举的两个单音反义词并列组合为反义语素合成词。
  5.独具特色的修辞效果
  反义语素合成词作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分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自有其独特的修辞效果。
  首先,正象前文中所指出的,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一个中庸之道,说话办事都力求委婉含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中国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讲究“礼”和“敬”。这些都使得中国人作文说话时遇上不幸或是不吉利的事情时,总想隐瞒含糊些,冲淡这些不好的语义,缓和令人不愉快的气氛,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在遇上正面而值得肯定的的事情时,能够从相反的方向来使其肯定的一方不至太过招摇显眼:在面临重大的选择或是一个岔口时,能够从两方面同时给人以计划分析,以显得公平而不失公允。在这些情况下,反义语素合成词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便充分地显现出来。两个相反的语素组合在一起,正可以以肯定衬否定,以正面衬负面,很好地服务于上述的三种语境。这样的谴词造句从表面看来显得委婉而得体,和缓而不极端,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表达习惯。
  其次,反义语素合成词的运用可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尤其是几个反义语素合成词连用时,更能使语言极具韵律感和音乐美。
  
  参考文献:
  [1]陈晓燕.现代汉语词汇中反义语素并行构词现象说略[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4.1
  [2]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王化鹏.论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化及其发展规律[J].北方论丛2000.6
  (丁 烨,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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