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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作为国家档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档案管理形成了专业教育和研究探索并举的发展局面，对各类档案的保存、整理与利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档案管理的专业教育
民国建立初期，孙中山非常重视文书与档案工作。刚刚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山先生就颁布法令，明确废除陈旧的封建公文格式，以全新的民国行政机关文书取而代之。此外，他特别批准设立中华民国国史馆，以广泛收集重要档案为编纂国史做好充分准备，还下令陆军部、教育部等机构安排专门人员保护旧学堂的各种文书档案，坚决查办某些军队恣意破坏重要档案的恶劣行为，并要求参议院对于袁世凯的任职誓词等予以密切保管，为此后民国时期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为了充分发挥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学校机构内设立了档案管理的专业教育，意味着民国时期档案管理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1939年，“档案管理”专科（最初称为“档案讲习班”）在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正式设立，其学制为两年，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这标志着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正式开端。1942年，为了提高现职档案人员的管理水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指定该校开办了“档案管理职业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4个月。1946年，殷钟麟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名为“崇实档案学校（函授）” 的私立档案学校，该校设立了“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两个科目，各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不同的教学班级。之后，对于大学来讲，凡是设有图书学、博物学和行政学等专业的，也开设了许多有关档案管理方面的课程。
上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开设有专门的档案管理科目，重点对明清档案及早期历代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和刊物杂志，探讨分析档案管理理论，撰写出版各类档案学著作。其中，知名档案教育界的学者如毛坤、何鲁成、汪应文、何德全、傅振伦等，编写了诸如《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与整理》《档案行政》《档案经营法》《公文档案管理法》《西洋档案学》等多本教材及讲义，促进了档案管理教育教学在大学的开展。
档案管理的研究探索
在民国时期的档案管理中，从早期1935年周连宽编撰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到后期1949年殷钟麒编撰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始终都活跃着众多知名学者的辛劳背影，正是他们对于档案事业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得这个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熠熠生辉、璀璨夺目。其中，毛坤就是他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代表人物。
毛坤（1890-1960），四川宜宾人。1923年，毛坤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就读。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又转入湖北武昌文华大学攻读图书学专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及至教授兼任教务长等职。在湖北武昌文华大学期间，毛坤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科，为我国档案事业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1948年，毛坤受聘于四川大学教授兼该校图书馆馆长。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毛坤倾心于图书和档案研究工作，先后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四川大学为大学生主讲《中国目录学》《中文图书编目》和《文史哲概论》等课程，为我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为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及档案馆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特别是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毛坤提出应对该馆馆藏图书进行全面编目。由于毛坤在图书和档案目录学的研究上精深独到和颇有见地，因此被业界称为“广涉中西”和“自成一家”的中国近代著名目录学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坤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积极采纳，比如他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曾经提出的应建立“管理档案的行政组织”，也就是应建立“国家、省、县”三级式的档案管理机构的设想，建国后便在全国迅速推广实施，这也为新中国档案管理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坚实铺垫。
档案管理的积极影响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机构对档案资料管理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历史档案的保护、整理和利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北京大学主动参与整理大内档案，以及清华大学注重收集利用近代档案等卓有成效的档案管理工作，都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大学在档案管理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借口经费紧张，擅自将存放于故宫的内阁大库档案当作废纸卖掉，最终引发了“八千麻袋事件”。此引起了北京大学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一些知名学者联名强烈要求民国教育部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主要任务交给北大完成。为此，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并且围绕档案整理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办法，组织史学系、国文系精干得力人员，自1922年7月起开始对这批档案进行细致认真的整理。北京大学主动参与大内档案的整理，为保存明清档案等珍贵史料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也特别重视历代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积累了丰富繁多的文史资料。清华大学馆藏档案始于1905年，其涵盖了包括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各个主要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记载学校设立、发展与变迁的公文和规章，凝聚知名大师心血的手迹和文稿，记录莘莘学子学习过程的学籍卡和成绩单等，史料丰富，弥足珍贵。
档案管理的专业教育
民国建立初期，孙中山非常重视文书与档案工作。刚刚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山先生就颁布法令，明确废除陈旧的封建公文格式，以全新的民国行政机关文书取而代之。此外，他特别批准设立中华民国国史馆，以广泛收集重要档案为编纂国史做好充分准备，还下令陆军部、教育部等机构安排专门人员保护旧学堂的各种文书档案，坚决查办某些军队恣意破坏重要档案的恶劣行为，并要求参议院对于袁世凯的任职誓词等予以密切保管，为此后民国时期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为了充分发挥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学校机构内设立了档案管理的专业教育，意味着民国时期档案管理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1939年，“档案管理”专科（最初称为“档案讲习班”）在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正式设立，其学制为两年，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这标志着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正式开端。1942年，为了提高现职档案人员的管理水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指定该校开办了“档案管理职业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4个月。1946年，殷钟麟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名为“崇实档案学校（函授）” 的私立档案学校，该校设立了“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两个科目，各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不同的教学班级。之后，对于大学来讲，凡是设有图书学、博物学和行政学等专业的，也开设了许多有关档案管理方面的课程。
上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开设有专门的档案管理科目，重点对明清档案及早期历代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和刊物杂志，探讨分析档案管理理论，撰写出版各类档案学著作。其中，知名档案教育界的学者如毛坤、何鲁成、汪应文、何德全、傅振伦等，编写了诸如《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与整理》《档案行政》《档案经营法》《公文档案管理法》《西洋档案学》等多本教材及讲义，促进了档案管理教育教学在大学的开展。
档案管理的研究探索
在民国时期的档案管理中，从早期1935年周连宽编撰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到后期1949年殷钟麒编撰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始终都活跃着众多知名学者的辛劳背影，正是他们对于档案事业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得这个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熠熠生辉、璀璨夺目。其中，毛坤就是他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代表人物。
毛坤（1890-1960），四川宜宾人。1923年，毛坤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就读。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又转入湖北武昌文华大学攻读图书学专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及至教授兼任教务长等职。在湖北武昌文华大学期间，毛坤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科，为我国档案事业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1948年，毛坤受聘于四川大学教授兼该校图书馆馆长。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毛坤倾心于图书和档案研究工作，先后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四川大学为大学生主讲《中国目录学》《中文图书编目》和《文史哲概论》等课程，为我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为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及档案馆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特别是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毛坤提出应对该馆馆藏图书进行全面编目。由于毛坤在图书和档案目录学的研究上精深独到和颇有见地，因此被业界称为“广涉中西”和“自成一家”的中国近代著名目录学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坤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积极采纳，比如他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曾经提出的应建立“管理档案的行政组织”，也就是应建立“国家、省、县”三级式的档案管理机构的设想，建国后便在全国迅速推广实施，这也为新中国档案管理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坚实铺垫。
档案管理的积极影响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机构对档案资料管理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历史档案的保护、整理和利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北京大学主动参与整理大内档案，以及清华大学注重收集利用近代档案等卓有成效的档案管理工作，都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大学在档案管理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借口经费紧张，擅自将存放于故宫的内阁大库档案当作废纸卖掉，最终引发了“八千麻袋事件”。此引起了北京大学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一些知名学者联名强烈要求民国教育部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主要任务交给北大完成。为此，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并且围绕档案整理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办法，组织史学系、国文系精干得力人员，自1922年7月起开始对这批档案进行细致认真的整理。北京大学主动参与大内档案的整理，为保存明清档案等珍贵史料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也特别重视历代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积累了丰富繁多的文史资料。清华大学馆藏档案始于1905年，其涵盖了包括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各个主要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记载学校设立、发展与变迁的公文和规章，凝聚知名大师心血的手迹和文稿，记录莘莘学子学习过程的学籍卡和成绩单等，史料丰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