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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大学和文法学校进入了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衰退期。由于《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的颁布，“不信奉国教者”被赶出大学校园，为了谋生，他们招揽学生，创办学园，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孕育而生。学园践行弥尔顿、洛克等教育改革家的主张，推行课程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垄断地位，而且提供了一种课程更加广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式教育，为英国教育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不信奉国教者；学园；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9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6-0040-06
“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一种教育形式或者一类学校停滞不前和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社会会创造出另一种教育形式或者另一些学校来适应特定的教育需求。”[1]1660至1850年间“不信奉国教者学园”（dissenting academy）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为此作了鲜活的注脚。创办学园最初只是被赶出大学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er，指观点较激进的清教徒）用以谋生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未曾料想的是，学园在英国的发展却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学园将弥尔顿（J.Milton）、洛克（John Lock）等教育改革家的理论付之实践，推行课程改革，以适应近代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英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
17世纪60年代，“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促成学园兴起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大学与文法学校的衰退呼唤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大学在国教的统辖下变得死气沉沉，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衰退期。“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抱守残缺，未能扮演创新的角色。”[2]大学的衰退首先表现为入学人数的减少。在1680至169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均入学人数为321人和294人。1690至1700年，两校的年均入学人数分别降至303人和238人。进入18世纪后情况，牛津大学大多数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以下。与牛津一样，剑桥大学从18世纪30年代起年均入学人数都在200人以下。[3]在大学里，贵族子弟不学无术，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只是将上大学作为显现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剑桥大学除少数学院在牛顿的影响下有一些科学研究外，在牛津大学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自传中对18世纪中叶的牛津大学进行了生动描述：我在莫德琳学院度过了14个月，那是我一生中“最闲散和最无效益的时期”。[4]吉本声称为了摆脱这种闲散的生活，他选择离开了牛津大学。
在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出现了教育捐赠的热潮，英国的文法学校获到了巨大发展。到16世纪末，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所文法学校。[5]据约旦（W. K.Jordan）教授估计，到1660年，每4400人中就有一所文法学校，这是英国20世纪之前人口与学校的最高比例。[6]王政复辟后，英国的文法学校也陷入了衰退之中。麦克当奈（M.F.J.McDonnell）曾指出，“18世纪的牛津、剑桥以及许多公学在智识领域一片贫瘠，圣保罗公学（英国著名的九大公学之一，笔者注）也不例外。”[7]127文法学校的衰退不仅表现为在校生人数减少，而且很少创办新的文法学校。已有的文法学校规模也不大，大多数学校只有一名教师或一名教师加一名助教，一间房屋，学生平均人数为30至40人。[8]195
造成当时英国教育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法学校和大学固守古典知识的教学，以培养绅士和国教会牧师为目标，教学内容的狭窄性和培养目标的保守性与时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第二，教育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为学园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和文法学校以古典学科和神学为中心的传统教学，遭到了许多清教徒的尖锐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弥尔顿（John Milton）。弥尔顿是一位信仰极深的清教徒，他于1625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但对剑桥的古板课程和低劣的教学质量很不满意。[9]弥尔顿反对古典主义教育中的西塞罗主义，认为学习古典著作应该结合时代要求。在《论教育》一书中，他倡议找一所能容纳12至21岁的约150名学生的宽敞房屋，提供包括中学和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10]他主张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兼具实科性质的学园。在学园里，学生首先学习拉丁语和英语、然后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地理、航海、工程、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课程。[11]洛克（John Locke）是17世纪末对牛津大学课程的主要批评者。他倡导要将古典著作的教学降到最低限度，主张学科的设置要将古典课程与实用课程结合起来。洛克重视实用学科如算术、几何学、法律、商业算学等实用学科知识的传授。[12]弥尔顿和洛克的教育思想虽然是针对绅士教育而提出的，但他们的主张也为学园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新宗教法规的颁布直接助推了学园在英国的兴起。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牧师和教师的控制。1662年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牧师、大学教师、学校教师都要签字声明遵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规定教师须有主教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要处以罚款或监禁。法案还规定“不信奉国教者”不得担任教师，禁止在大学获得学位。受此法案的影响，约2000名牧师（包括大学里的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到驱逐，非国教徒学生被大学拒之门外。[13]1665年，查理二世又颁布了“五英里法”（Five Miles Act）。法令规定：“在英格兰王国内，凡选派议员进入国会的市，有市的特权的邑或自治市，在五英里以内禁止任何牧师传教或任何教师进行教学”，违者罚款40英镑，监禁6个月。[14]《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的颁布，使“不信奉国教者”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为培养本教派的牧师，被赶出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教师不得不创办自己教育机构——“不信奉国教者学园”。 二、“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发展概况
“不信奉国教者”为何采用“学园”这一名称？其实他们是有意模仿加尔文（John Calvin）在日内瓦于1599年创办的学园——欧洲第一所没有教皇诏书的大学。在英国，“不信奉国教者”也并不是最先使用“学园”一词用来指提供高等教育的场所。当时从欧洲大陆引进来的“学园”一词已普遍使用，如伍德（Antony Wood） 经常使用“学园”一词来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弥尔顿在其《论教育》一书中也用“学园”来指大学。[7]52
最早对“不信奉国教者学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帕克（Irene Parker），他将1800年前学园的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662至1690年；第二时期为1690至1750年；第三时期为1750至1800年。后来的学者墨西尔（Matthew Mercer）在《“不信奉国教者学园”与俗人的教育》一文中对1750年至1850年间的学园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5]35-58综合两位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学园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古典时期（1662-1690）。早期学园都是由被驱赶出来的大学教师创办，他们在家中为自己和友人的儿子进行教学。这种学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以一间房屋为教室，另一间房屋作为寝室和食堂，大一点的学园才会有几间专用的房间。[15]136学园的学制通常为四年，学生在入学园时须具备一定的古典知识基础。
有关第一阶段学园的课程教学情况，我们可以从默顿（Charles Morton）于1677年在伦敦创办的格林学园（Newington Green）获得一些了解。默顿是牛津大学德尔汉姆学院（Durham College）的文学硕士，对数学非常精通。他主持该学园长达20年之久。笛福（Daniel Defoe）曾在该学园学习过，在一篇评论中，笛福谈到他精通五门语言，此外他还学习了数学、自然哲学、逻辑学、地理学、历史和政治学。[7]58-60谢里夫海尔学园（Sheriffhales Academy）为学生开设的核心课程有逻辑学、解剖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修辞学。只有修完了所有这些课程后的学生才能继续主修神学、法律和医学。[16]213
在此期间，英国北部著名的一所学园是弗朗克兰德（Richard Frankland）在约克郡的一个小村庄拉斯美尔（Rathmell）创办的学园——弗朗克兰德学园（Frankland’s Academy）。弗朗克兰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创办该学园近30年之久，1698年去世后，学园由于一度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而被迫解散。科利格（John Clegg）在《约翰·阿什传》（the Life of Rev. John Ashe）一书中，提到了该学园的时间表及课程：
学生在房间里自由讨论
在每周星期四，学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举行公开辩论，在每周星期六晚祷前的5-6点钟，要对赞美诗或圣经中的韵文进行分析并发表评论性的讲演。
毫无疑问，在此期间古典学科在课程中仍占主要地位，其次才是逻辑学、修辞学、数学、神学以及法律。拉丁语是学园里的主要用语，不仅所有的讲座都使用拉丁语，而且学生在晚祷前都必须讲拉丁语，写作和辩论也都要求使用拉丁语。[7]58当然，也有少数学园例外，如在丹尼尔·笛福就读的纽灵顿·格林学园，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
第二阶段：从古典向近代的过渡（1691-1750）。通过“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官威廉取得了英国王位。上台后，他对清教徒做了让步，于1689年颁布了《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法令规定如果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s）（天主教徒除外）承认君主为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对国王宣誓效忠，并签署《三十九条信纲》，就可以免于处罚。[8]135《宽容法令》正式承认了英国的宗教多元化。[17]《宽容法令》的颁布，推动了新学园的创办，使学园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
与第一阶段的学园相比，第二阶段的学园更加具有公众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学园的学生不仅有非国教徒，也吸引了一些国教徒，因为学园在当时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教育机构；第二，学园不再为创办者所私有，在早期创办者去世以后，大多数学园都是由推选出来的少数牧师实行共管；第三，一些学园得到了各宗派基金会如长老基金会（The Presbyterian Fund， 1689）、公理会基金会（Congregational Fund Board）和考瓦德基金（Coward Trust）的支持，他们为学园提供资金以资助牧师的培养。如1741年霍克斯顿学园（Hoxton Academy）就从考瓦德基金获得约50英镑的捐赠用以购买图书，1707年考瓦德基金会受托人捐赠了5几尼（Guinea，英国的一种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给达温奇（Daventry）学园用以改善设施，1771年捐赠了15英镑资助该学园创办实验室。[18]116
该时期最重要的一所学园是北安普顿学园（Northampton Academy）。该学园在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神学博士的领导下，成了英国最著名的学园之一。英国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在其《简明英国教育史》中考察了该学园的课程表：
学园的课程表表明学园在坚持以神学为中心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如天体力学、解剖学、自然和实验哲学以及近代实用学科如罗马法、几何学、地理学等。奥黛（Rosemary O’Day）就形象地将学园说成是一所提供现代教育的神学院。[16]214在这一时期，古典学科尽管依然重要，但拉丁文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到该阶段的末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
第三阶段：现代化时期（1750-1850）。第三阶段学园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学科教育的重心已转向了科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该时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该阶段新建立的学园不多，在帕克的著作中，提到的学园仅有三所，即埃克塞特学园（Exeter Academy， 1760-1786）、伦敦学园（London Academy， 1760-？）和沃灵顿学园（Warrington Academy，1757-1783）。墨西尔提到的学园有达温奇学园（Daventry Academy）、曼彻斯特学园（Manchester Academy）学园、哈克尼新学园（Hackney New College）等。 塞登（John Seddon）创办的沃灵顿学园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学园代表。该学园在教会和大商人的支持下，从曼彻斯特获得94英镑10先令，利物浦46英镑4先令，伯明翰44英镑12先令6便士，沃灵顿31英镑15先令6便士的捐款。[7]105沃灵顿学园在1757-1783年间共培养了393名学生，其中法律专业的学生为22人，医学专业24人；神学专业52人；商业专业98人；情况不明的人数为197人。[7]107如果不计专业情况不明的学生，学习商业的学生恰好占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商人捐赠对学园的培养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学园对课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沃灵顿学园就专门为那些想经商的学生推出了一个三年特别计划。第一年学习算术、代数、几何、法语、语法、修辞；第二年学习数学（主要是三角学）、自然哲学、天文学、法语；第三年学习自然哲学、化学等。[19]51在此特殊计划中，实用学科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该学园的所有导师中，以艾肯（John Aikin）和普里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最为著名。艾肯是位神学博士，他学识广博，不仅精通道德、政治、形而上学，而且懂得希伯来语、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于1758-1761年开设了古典学讲座，后来又开设了神学讲座，并在1761-1780年间成了该学园的负责人。
对课程走向现代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普里斯特里， 他在《论通识教育课程——为了文明和积极的生活》（Essay on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Civil and Active Life）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教育要为商业发展服务。他还为学生编写了《英语语法入门初步》（Rudiments of English Grammar）教材。在前言中，他写道：“将英语语法纳入学校无需辩驳，熟练地掌握英语在各行各业中都非常有用，对所有接受通识教育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7]113-115普里斯特里不仅倡导课程改革，而且身体力行，作为语言和文学讲师，他还教授化学、解剖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此外，他还鼓吹观察——实验法是探求真理的唯一途径。[19]49他在沃灵顿学园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1761-1767），但其思想主张及其教育实践对推动英国教育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密斯（J. W. Ashley Smith）声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园对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在英国，学园最早运用实验的方法对科学进行教学；第二，在课程方面，调整和确立了新的教学大纲；第三，教师及时追踪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态，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20]不过，“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课程中强调科学，并不是基于工业实用目的而是出于宗教神学因素的考虑。因为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地球与宇宙的其他天体都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因此，对它们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虔敬行为。
三、“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总体特征
尽管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学园显现了不同特色，但学园仍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课程内容极其广泛。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学园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除了传统的古典拉丁文和神学外，学园还增设了自然科学和商业等实用课程。即使是培养牧师，学园也并不局限于古典知识的教学，而提供了内容更加广泛的教育，如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区牧师，学园里教授的科目有演讲、修辞、布道、语言哲学、语法、逻辑、道德与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速记等。在整个18世纪期间，学园还涉猎了一些新领域以及一些正在发展的新学科如算术、代数、三角学、对数、天文学、测量学、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和解剖学。[21]一些与近代商业相关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也在学园里传授。一些学园还开设专业化的课程如商业、测量、航海和军事等。当牛津和剑桥在课程方面因固守传统而背离了时代要求之际，学园则因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现化化课程而成了英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第二，规模小、迁徙频繁、维持时间短。与大学相比，学园的规模较小。在1699年之前，每年进入学园的人数不到50人，1670-1689年间约为100人，1690-1699年间约为150人。[22]菲利普·多德里奇刚开始创办北安普敦学园时，只有三名学生，[23]到1730有40名，1743年有63名，1747年有29名。[7]82沃灵顿学园在其存在的25年时间里，共培养了学生393名，每年平均招收16名学生。学园极其不稳定，经常随导师的迁徙而搬迁，导师去世后学园也往往随之关闭。如由弗朗克兰德于1670年创办的学园，在弗朗克兰德于1698年去世前，先后搬迁了七次。[18]115又如由詹妮斯（John Jennings）于1715年在雷彻斯特郡创办的基布沃斯学园（Kibworth Academy）学园，1722年迁到亨科利（Hinckley），1723年詹妮斯去世后被迫关闭。[19]50
第三，采取自由研讨的方式进行教学。学园虽然也开设神学课程，但类似大学那种建立在标准教材基础上的讲座是不存在的。在学园里，师生之间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与大学那种呆板的教学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弗朗克兰德学园，自由讨论式的教学由创办者弗朗克兰德首倡，并在该学园自始至终始终得到贯彻。[24]227北安普顿学园是推行自由研讨式教学的最典型代表。据艾肯的一位学生记载，艾肯在讲座结束后习惯让学生提问，他还经常与少部分学生一起喝茶、聊天、讨论各种问题。[7]110-112普里斯特里曾根据他在北安普顿学园的求学经历写道：在学园里，师生们一心追求学问，学生分组针对一些有关自由、必然性、灵魂以及各种神学正统思想、异端思想进行辩论。导师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如阿什沃斯（Caleb Ashworth）博士极力维护正统观点的权威，而副导师（subtutor）克来卡（Samuel Clark）则为异端思想作辩护，我们的讲座充满了友好气氛。我们可以自由提问和发表评论，自由阅读各种著作。可见，该学园的导师不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重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7]103不过，18世纪，该风气的盛行致使学园时常成为外界攻击的靶子，因为学园被看成是导致政治分裂、宗教纷争和革命的温床。[24]277 第四，向所有的人开放且学费低廉。与大学对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严格要求不同，学园不要求学生作任何宗教宣誓，所以，学园里既有非国教徒学员又有国教徒学员。学费低廉是学园吸引国教徒学生的又一原因。在北安普顿学园的1729-1751年间，寄宿生每年要支付4英镑学费，16英镑生活费，1几尼住宿费。约同期的肯德尔（Kendal）学园只收取8几尼食宿费和4几尼学费。[18]116相比而言，大学的收费要高得多。麦克尔·山德森和劳伦斯·史通都曾指出，19世纪初，在牛津大学修习一门课程的年花费就超过300英镑。[15]49
总之，王政复辟后，由于《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等法规的颁布，“不信奉国教者”被赶出了大学校园，迫于生计，他们创办了学园。这种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使英国教育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与当时英国大学死气沉沉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帕克声称在1660-1800年间，若非“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出现，英国教育发展史必然是一片阴暗和贫脊的景象。[7]46此论断虽过于武断，但学园在英国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却不容抹杀。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垄断地位，而且提供了一种课程更加广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式教育，为英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学园的发展史不仅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要推动高等教育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克尔（Clerk kerr）指出：如果不特别指出何种教育，只是泛泛而谈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是会犯错的。一种教育对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可能非常有益，而对其他环境下的不同人群则可能同样程度地有害。[25]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们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既培养精英人才，又培养实用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多方面人才的需要。不过，在注重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同时要注意多样化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功能的优化。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大学的课程设置要紧密结合时代的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既要注重课程的实用性，但也不能急功近利，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三，更新教学方法，营造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多尔认为新型的师生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相互影响。”[26]教学不是单纯知识的灌输，授课形式应多样化，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思考，鼓励学术争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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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山金）
关键词：不信奉国教者；学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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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一种教育形式或者一类学校停滞不前和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社会会创造出另一种教育形式或者另一些学校来适应特定的教育需求。”[1]1660至1850年间“不信奉国教者学园”（dissenting academy）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为此作了鲜活的注脚。创办学园最初只是被赶出大学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er，指观点较激进的清教徒）用以谋生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未曾料想的是，学园在英国的发展却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学园将弥尔顿（J.Milton）、洛克（John Lock）等教育改革家的理论付之实践，推行课程改革，以适应近代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英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
17世纪60年代，“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促成学园兴起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大学与文法学校的衰退呼唤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大学在国教的统辖下变得死气沉沉，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衰退期。“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抱守残缺，未能扮演创新的角色。”[2]大学的衰退首先表现为入学人数的减少。在1680至169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均入学人数为321人和294人。1690至1700年，两校的年均入学人数分别降至303人和238人。进入18世纪后情况，牛津大学大多数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以下。与牛津一样，剑桥大学从18世纪30年代起年均入学人数都在200人以下。[3]在大学里，贵族子弟不学无术，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只是将上大学作为显现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剑桥大学除少数学院在牛顿的影响下有一些科学研究外，在牛津大学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自传中对18世纪中叶的牛津大学进行了生动描述：我在莫德琳学院度过了14个月，那是我一生中“最闲散和最无效益的时期”。[4]吉本声称为了摆脱这种闲散的生活，他选择离开了牛津大学。
在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出现了教育捐赠的热潮，英国的文法学校获到了巨大发展。到16世纪末，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所文法学校。[5]据约旦（W. K.Jordan）教授估计，到1660年，每4400人中就有一所文法学校，这是英国20世纪之前人口与学校的最高比例。[6]王政复辟后，英国的文法学校也陷入了衰退之中。麦克当奈（M.F.J.McDonnell）曾指出，“18世纪的牛津、剑桥以及许多公学在智识领域一片贫瘠，圣保罗公学（英国著名的九大公学之一，笔者注）也不例外。”[7]127文法学校的衰退不仅表现为在校生人数减少，而且很少创办新的文法学校。已有的文法学校规模也不大，大多数学校只有一名教师或一名教师加一名助教，一间房屋，学生平均人数为30至40人。[8]195
造成当时英国教育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法学校和大学固守古典知识的教学，以培养绅士和国教会牧师为目标，教学内容的狭窄性和培养目标的保守性与时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第二，教育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为学园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和文法学校以古典学科和神学为中心的传统教学，遭到了许多清教徒的尖锐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弥尔顿（John Milton）。弥尔顿是一位信仰极深的清教徒，他于1625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但对剑桥的古板课程和低劣的教学质量很不满意。[9]弥尔顿反对古典主义教育中的西塞罗主义，认为学习古典著作应该结合时代要求。在《论教育》一书中，他倡议找一所能容纳12至21岁的约150名学生的宽敞房屋，提供包括中学和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10]他主张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兼具实科性质的学园。在学园里，学生首先学习拉丁语和英语、然后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地理、航海、工程、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课程。[11]洛克（John Locke）是17世纪末对牛津大学课程的主要批评者。他倡导要将古典著作的教学降到最低限度，主张学科的设置要将古典课程与实用课程结合起来。洛克重视实用学科如算术、几何学、法律、商业算学等实用学科知识的传授。[12]弥尔顿和洛克的教育思想虽然是针对绅士教育而提出的，但他们的主张也为学园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新宗教法规的颁布直接助推了学园在英国的兴起。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牧师和教师的控制。1662年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牧师、大学教师、学校教师都要签字声明遵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规定教师须有主教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要处以罚款或监禁。法案还规定“不信奉国教者”不得担任教师，禁止在大学获得学位。受此法案的影响，约2000名牧师（包括大学里的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到驱逐，非国教徒学生被大学拒之门外。[13]1665年，查理二世又颁布了“五英里法”（Five Miles Act）。法令规定：“在英格兰王国内，凡选派议员进入国会的市，有市的特权的邑或自治市，在五英里以内禁止任何牧师传教或任何教师进行教学”，违者罚款40英镑，监禁6个月。[14]《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的颁布，使“不信奉国教者”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为培养本教派的牧师，被赶出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教师不得不创办自己教育机构——“不信奉国教者学园”。 二、“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发展概况
“不信奉国教者”为何采用“学园”这一名称？其实他们是有意模仿加尔文（John Calvin）在日内瓦于1599年创办的学园——欧洲第一所没有教皇诏书的大学。在英国，“不信奉国教者”也并不是最先使用“学园”一词用来指提供高等教育的场所。当时从欧洲大陆引进来的“学园”一词已普遍使用，如伍德（Antony Wood） 经常使用“学园”一词来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弥尔顿在其《论教育》一书中也用“学园”来指大学。[7]52
最早对“不信奉国教者学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帕克（Irene Parker），他将1800年前学园的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662至1690年；第二时期为1690至1750年；第三时期为1750至1800年。后来的学者墨西尔（Matthew Mercer）在《“不信奉国教者学园”与俗人的教育》一文中对1750年至1850年间的学园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5]35-58综合两位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学园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古典时期（1662-1690）。早期学园都是由被驱赶出来的大学教师创办，他们在家中为自己和友人的儿子进行教学。这种学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以一间房屋为教室，另一间房屋作为寝室和食堂，大一点的学园才会有几间专用的房间。[15]136学园的学制通常为四年，学生在入学园时须具备一定的古典知识基础。
有关第一阶段学园的课程教学情况，我们可以从默顿（Charles Morton）于1677年在伦敦创办的格林学园（Newington Green）获得一些了解。默顿是牛津大学德尔汉姆学院（Durham College）的文学硕士，对数学非常精通。他主持该学园长达20年之久。笛福（Daniel Defoe）曾在该学园学习过，在一篇评论中，笛福谈到他精通五门语言，此外他还学习了数学、自然哲学、逻辑学、地理学、历史和政治学。[7]58-60谢里夫海尔学园（Sheriffhales Academy）为学生开设的核心课程有逻辑学、解剖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修辞学。只有修完了所有这些课程后的学生才能继续主修神学、法律和医学。[16]213
在此期间，英国北部著名的一所学园是弗朗克兰德（Richard Frankland）在约克郡的一个小村庄拉斯美尔（Rathmell）创办的学园——弗朗克兰德学园（Frankland’s Academy）。弗朗克兰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创办该学园近30年之久，1698年去世后，学园由于一度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而被迫解散。科利格（John Clegg）在《约翰·阿什传》（the Life of Rev. John Ashe）一书中，提到了该学园的时间表及课程：
学生在房间里自由讨论
在每周星期四，学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举行公开辩论，在每周星期六晚祷前的5-6点钟，要对赞美诗或圣经中的韵文进行分析并发表评论性的讲演。
毫无疑问，在此期间古典学科在课程中仍占主要地位，其次才是逻辑学、修辞学、数学、神学以及法律。拉丁语是学园里的主要用语，不仅所有的讲座都使用拉丁语，而且学生在晚祷前都必须讲拉丁语，写作和辩论也都要求使用拉丁语。[7]58当然，也有少数学园例外，如在丹尼尔·笛福就读的纽灵顿·格林学园，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
第二阶段：从古典向近代的过渡（1691-1750）。通过“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官威廉取得了英国王位。上台后，他对清教徒做了让步，于1689年颁布了《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法令规定如果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s）（天主教徒除外）承认君主为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对国王宣誓效忠，并签署《三十九条信纲》，就可以免于处罚。[8]135《宽容法令》正式承认了英国的宗教多元化。[17]《宽容法令》的颁布，推动了新学园的创办，使学园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
与第一阶段的学园相比，第二阶段的学园更加具有公众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学园的学生不仅有非国教徒，也吸引了一些国教徒，因为学园在当时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教育机构；第二，学园不再为创办者所私有，在早期创办者去世以后，大多数学园都是由推选出来的少数牧师实行共管；第三，一些学园得到了各宗派基金会如长老基金会（The Presbyterian Fund， 1689）、公理会基金会（Congregational Fund Board）和考瓦德基金（Coward Trust）的支持，他们为学园提供资金以资助牧师的培养。如1741年霍克斯顿学园（Hoxton Academy）就从考瓦德基金获得约50英镑的捐赠用以购买图书，1707年考瓦德基金会受托人捐赠了5几尼（Guinea，英国的一种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给达温奇（Daventry）学园用以改善设施，1771年捐赠了15英镑资助该学园创办实验室。[18]116
该时期最重要的一所学园是北安普顿学园（Northampton Academy）。该学园在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神学博士的领导下，成了英国最著名的学园之一。英国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在其《简明英国教育史》中考察了该学园的课程表：
学园的课程表表明学园在坚持以神学为中心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如天体力学、解剖学、自然和实验哲学以及近代实用学科如罗马法、几何学、地理学等。奥黛（Rosemary O’Day）就形象地将学园说成是一所提供现代教育的神学院。[16]214在这一时期，古典学科尽管依然重要，但拉丁文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到该阶段的末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
第三阶段：现代化时期（1750-1850）。第三阶段学园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学科教育的重心已转向了科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该时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该阶段新建立的学园不多，在帕克的著作中，提到的学园仅有三所，即埃克塞特学园（Exeter Academy， 1760-1786）、伦敦学园（London Academy， 1760-？）和沃灵顿学园（Warrington Academy，1757-1783）。墨西尔提到的学园有达温奇学园（Daventry Academy）、曼彻斯特学园（Manchester Academy）学园、哈克尼新学园（Hackney New College）等。 塞登（John Seddon）创办的沃灵顿学园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学园代表。该学园在教会和大商人的支持下，从曼彻斯特获得94英镑10先令，利物浦46英镑4先令，伯明翰44英镑12先令6便士，沃灵顿31英镑15先令6便士的捐款。[7]105沃灵顿学园在1757-1783年间共培养了393名学生，其中法律专业的学生为22人，医学专业24人；神学专业52人；商业专业98人；情况不明的人数为197人。[7]107如果不计专业情况不明的学生，学习商业的学生恰好占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商人捐赠对学园的培养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学园对课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沃灵顿学园就专门为那些想经商的学生推出了一个三年特别计划。第一年学习算术、代数、几何、法语、语法、修辞；第二年学习数学（主要是三角学）、自然哲学、天文学、法语；第三年学习自然哲学、化学等。[19]51在此特殊计划中，实用学科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该学园的所有导师中，以艾肯（John Aikin）和普里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最为著名。艾肯是位神学博士，他学识广博，不仅精通道德、政治、形而上学，而且懂得希伯来语、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于1758-1761年开设了古典学讲座，后来又开设了神学讲座，并在1761-1780年间成了该学园的负责人。
对课程走向现代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普里斯特里， 他在《论通识教育课程——为了文明和积极的生活》（Essay on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Civil and Active Life）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教育要为商业发展服务。他还为学生编写了《英语语法入门初步》（Rudiments of English Grammar）教材。在前言中，他写道：“将英语语法纳入学校无需辩驳，熟练地掌握英语在各行各业中都非常有用，对所有接受通识教育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7]113-115普里斯特里不仅倡导课程改革，而且身体力行，作为语言和文学讲师，他还教授化学、解剖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此外，他还鼓吹观察——实验法是探求真理的唯一途径。[19]49他在沃灵顿学园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1761-1767），但其思想主张及其教育实践对推动英国教育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密斯（J. W. Ashley Smith）声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园对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在英国，学园最早运用实验的方法对科学进行教学；第二，在课程方面，调整和确立了新的教学大纲；第三，教师及时追踪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态，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20]不过，“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课程中强调科学，并不是基于工业实用目的而是出于宗教神学因素的考虑。因为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地球与宇宙的其他天体都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因此，对它们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虔敬行为。
三、“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总体特征
尽管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学园显现了不同特色，但学园仍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课程内容极其广泛。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学园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除了传统的古典拉丁文和神学外，学园还增设了自然科学和商业等实用课程。即使是培养牧师，学园也并不局限于古典知识的教学，而提供了内容更加广泛的教育，如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区牧师，学园里教授的科目有演讲、修辞、布道、语言哲学、语法、逻辑、道德与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速记等。在整个18世纪期间，学园还涉猎了一些新领域以及一些正在发展的新学科如算术、代数、三角学、对数、天文学、测量学、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和解剖学。[21]一些与近代商业相关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也在学园里传授。一些学园还开设专业化的课程如商业、测量、航海和军事等。当牛津和剑桥在课程方面因固守传统而背离了时代要求之际，学园则因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现化化课程而成了英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第二，规模小、迁徙频繁、维持时间短。与大学相比，学园的规模较小。在1699年之前，每年进入学园的人数不到50人，1670-1689年间约为100人，1690-1699年间约为150人。[22]菲利普·多德里奇刚开始创办北安普敦学园时，只有三名学生，[23]到1730有40名，1743年有63名，1747年有29名。[7]82沃灵顿学园在其存在的25年时间里，共培养了学生393名，每年平均招收16名学生。学园极其不稳定，经常随导师的迁徙而搬迁，导师去世后学园也往往随之关闭。如由弗朗克兰德于1670年创办的学园，在弗朗克兰德于1698年去世前，先后搬迁了七次。[18]115又如由詹妮斯（John Jennings）于1715年在雷彻斯特郡创办的基布沃斯学园（Kibworth Academy）学园，1722年迁到亨科利（Hinckley），1723年詹妮斯去世后被迫关闭。[19]50
第三，采取自由研讨的方式进行教学。学园虽然也开设神学课程，但类似大学那种建立在标准教材基础上的讲座是不存在的。在学园里，师生之间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与大学那种呆板的教学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弗朗克兰德学园，自由讨论式的教学由创办者弗朗克兰德首倡，并在该学园自始至终始终得到贯彻。[24]227北安普顿学园是推行自由研讨式教学的最典型代表。据艾肯的一位学生记载，艾肯在讲座结束后习惯让学生提问，他还经常与少部分学生一起喝茶、聊天、讨论各种问题。[7]110-112普里斯特里曾根据他在北安普顿学园的求学经历写道：在学园里，师生们一心追求学问，学生分组针对一些有关自由、必然性、灵魂以及各种神学正统思想、异端思想进行辩论。导师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如阿什沃斯（Caleb Ashworth）博士极力维护正统观点的权威，而副导师（subtutor）克来卡（Samuel Clark）则为异端思想作辩护，我们的讲座充满了友好气氛。我们可以自由提问和发表评论，自由阅读各种著作。可见，该学园的导师不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重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7]103不过，18世纪，该风气的盛行致使学园时常成为外界攻击的靶子，因为学园被看成是导致政治分裂、宗教纷争和革命的温床。[24]277 第四，向所有的人开放且学费低廉。与大学对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严格要求不同，学园不要求学生作任何宗教宣誓，所以，学园里既有非国教徒学员又有国教徒学员。学费低廉是学园吸引国教徒学生的又一原因。在北安普顿学园的1729-1751年间，寄宿生每年要支付4英镑学费，16英镑生活费，1几尼住宿费。约同期的肯德尔（Kendal）学园只收取8几尼食宿费和4几尼学费。[18]116相比而言，大学的收费要高得多。麦克尔·山德森和劳伦斯·史通都曾指出，19世纪初，在牛津大学修习一门课程的年花费就超过300英镑。[15]49
总之，王政复辟后，由于《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等法规的颁布，“不信奉国教者”被赶出了大学校园，迫于生计，他们创办了学园。这种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使英国教育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与当时英国大学死气沉沉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帕克声称在1660-1800年间，若非“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出现，英国教育发展史必然是一片阴暗和贫脊的景象。[7]46此论断虽过于武断，但学园在英国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却不容抹杀。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垄断地位，而且提供了一种课程更加广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式教育，为英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学园的发展史不仅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要推动高等教育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克尔（Clerk kerr）指出：如果不特别指出何种教育，只是泛泛而谈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是会犯错的。一种教育对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可能非常有益，而对其他环境下的不同人群则可能同样程度地有害。[25]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们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既培养精英人才，又培养实用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多方面人才的需要。不过，在注重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同时要注意多样化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功能的优化。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大学的课程设置要紧密结合时代的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既要注重课程的实用性，但也不能急功近利，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三，更新教学方法，营造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多尔认为新型的师生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相互影响。”[26]教学不是单纯知识的灌输，授课形式应多样化，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思考，鼓励学术争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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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