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芙芸写了一本《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讲的是天津如何在西方医疗入侵下实现城市功能转变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的不是书里讲了多少国人如何接受西医和防疫的奇闻轶事,而是国人对洋人态度的变化。其实,近世国人对高鼻梁蓝眼睛的纯种洋人虽也积存着又爱又恨的情绪,恨的是落后的大刀长矛败给了洋枪大炮,爱的是洋货西物满足了消费欲望。但“蓝眼蛮夷”肤色长相如此怪异,毕竟离我们过于遥远,最受刺激的还是藩属国日本,仅凭甲午一战,靠着穿梭如箭的小型炮艇轻易击毁了大清帝国的庞然巨舰,当年康有为频频上书光绪,吵吵嚷嚷着要大变祖宗成法,理由就是心里最受不了原属儒家辐射圈的“蕞尔小夷”日本骑到了当年主子的头上作威作福,深层意思还是大清毕竟没有直接做过“蓝眼睛”的主子,做西洋人的奴才固然不好受,但毕竟是异国异种,犹如“外星人”来袭,即使打输了也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可日本人欺负我们就如奴才翻身,乾坤颠倒,是万万不可的。
　　不过,国人对日本的欣慕一直如影随形,好像要远高过对西人憧憬,这种对日人又爱又恨的情绪完全不同于因鸦片开战之后与西人交战后的心境,也許因为都是黄种人,可日人在西化的程度和时效上却总能领先一步的缘故,国人过去文化优越的自傲与近代全面落伍的自卑混合发酵,酿成了如今的心理变态。罗芙芸讲天津,曾举例子言道,国人对日本租界统治的记忆就很特别,当瘟疫来临时,日人在天津租界打防疫针,先是遭到剧烈抵抗,可数年后新中国建立时防疫部门暂时未及打针治疗,就遭到国人普遍抗议,此时人们似乎完全忘了当年甲午战败之耻。针对国人的“健忘症”,王朔曾发狠说,中国抗战熬了八年,就是因为“汉奸”太多。这话放到现实中加以检验也不能说错,联想到前些年反日游行队伍中情侣相互依偎调笑的镜头,以及国人优先选择日本电器产品鄙视国货的窘况,就知国人反日的“民族主义”经常不乏表演的色彩,不必当真的。曾看到一条消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有一次和客人聊天,说到当年抗日的悲烈与现今日货肆意倾销的盛况时曾有一句评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轻描淡写地把八年抗战的意义全给消解了,这条评语与韩国人事隔多年后仍咬牙切齿地不许“二战”日本老兵入境,坚持拒用日本货的决绝相比,颇让人有天壤之别之慨。那么,“汉奸”特多的现象应该从何解释呢?
　　李零曾经写过一篇 《汉奸发生学》,表面上是写给吴三桂的辩护词,其实是想深究“汉奸”发生的原因。吴三桂叛服无常,不在于己身的懦弱,而在于外力的制约。他当年在满人的万军丛中左冲右突,单骑救父,其胆气过人不亚于当年赵子龙,却因李自成擅杀其父,使之进退无据导致屈降满人,境遇无奈的逼使远胜于所谓恪守民族大义的空说。由此可知,“民族大义”呼喊音量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历史语境下的具体状态,而不是一种空洞的真理化表述,我曾不只一次地听台湾人情绪激动地咒骂国民党的腐败和苛酷,怀念日人统治秩序的清明和制度的完善,其中不乏知识界精英,这也可以称之为“二二八情结”,因为他们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国民党当年以抗战胜利之师登陆台湾后的腐败与日人相对七十年的平稳治理,两相比较他不骂国民党那才叫怪呢。
　　遥想当年,日人统治台湾和攻击大陆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台湾是通过签订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因此日本把它当作自家的一个省来进行治理,除登陆之初发生极短暂的战事外,日人在台湾基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而是把台湾人当作了日人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台湾人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记忆可以和大陆人承受,反而台湾相当一部分现代化格局均由日人打下基础。自甲午战败条约签订后,台湾人享受了七十年日本现代化的治理成果,对于他们来说,大陆的战争记忆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日本战败后,台湾人虽表面上和大陆人都认同“光复”的说法,但显然心底对“光复”的理解大有不同。所以说利益积淀造就的历史情境决定了其对“民族大义”认知的相对淡薄当属自然。如果把这些赞许日人治理优秀的议论汇集起来,足以句句都被定性为“汉奸”言论,但这丝毫无助于给我们早已习惯的“民族大义”的激愤表达增添多少正当性。
　　“汉奸”言论的产生往往与对日人“汉化”渊源的误解纠结不清。日人号称秉承唐代文明的滋养,其实早已不认中国这个“文化奶妈”,只有咱们自己还煞有其事地把日本当成了嗷嗷待哺的“儿子”,好像中国这个妈还有吸不尽的“文化奶水”。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日渐衰落,日人早已不把自己归结为中国藩属,而是自承取代中国成为了东亚文明的真正主导者,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华夷变异”,也就是“中国”与“日本”作为文明和野蛮的位置从此被颠倒过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没有错,如果你去过京都,就知道中国古代意境中的小桥流水和日常俗世中真正细微处的优雅,可以完全不经意地点缀散布在京都的任何一个角落,深刻昭示着其崇尚自然传统的民族气质。
　　按台湾作家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里所说,你甚至可以寻找梦里依稀望见的轻掩柴扉和深深庭院。有人骂日本人平日行事拘谨虚伪,刻薄寡恩,却难以否认其维系生态与文明环境品质的卓异细心。更可怕的是,连韩国人都有“华夷变异”之心,不过他们这样想是有理由的,就拿传统儒教礼仪来说,韩国首尔的成均馆大学中附设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必定要礼服祭拜,严格仪轨之道。据说国内孔子家乡曲阜有一次举办祭孔典礼,祭服设计却是混乱不堪,颇被韩国人所讥。那就难怪人家有“华夷变异”的叛逆之心和秉持儒教正统的咄咄自信了。
　　讽刺的是,京都这牧歌式的庭院氛围据说还是拜一个中国人――梁思成所赐,他在地图上标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最近有新闻说京都要立梁氏的铜像,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觉得高兴,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因为在我看来,梁氏当年极力想保护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犹如一块凄惨的文化沙漠。去了京都后,你会憎恨自己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成了“哈日一族”?也由此理解了当年周作人成为“汉奸”的一种悲苦和无奈,他笔底的文采深深染有日式的气息,可又如中国文化品位的残留物。我想那种无奈一定是寒彻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自己源远流长的文明不断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的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振兴”的标准据说是因为某个国力指标超过日本。可在我看来,“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个败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个劣质的仿造品,还硬说是文明的再造和“进步”。
　　说到这里我们还似乎只指明了“汉奸”发生的外力渊源,即过度的文化摧毁导致了莫名的文化自卑,但还未涉及“汉奸”成群发生的主体动因。此点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破,如果用最简捷的表述,可以说中国人行为具有内在于骨子里的利益导向,即在行动中往往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方面,表明利益合法性的一些“正名”原则其实并不具有实质的制约作用,所谓“义利之辨”不过是个说法,很难真正构成内在的心理紧张。《三国》的再度流行就约略可以印证此点。《三国》里的人物行动均是以利益为导向,唯一的合法性符号就是“汉室正统”,似乎代表“义”的一方,曹操不敢私自篡位,即受此限,但除此毫无实质约束力的符号之外,故事展现的全是勾心斗角的权诈之术。刘备以“义”为标尺,行为却诡诈异常,其实,争正统的结果延缓了历史走向合理的进程。故有人认为赤壁之战使曹操无法一统天下,实乃历史悲剧。以“义”之名行不义之事是历史的常态,在这种常态教育下,国人中常出“汉奸”倒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