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长征》，其实是创作一部可以审视与指引今天的民族精神史。
　　16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妻子突然问我：“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我愣了一下。
　　这时，她把自己刚读完的那本书《人类一〇〇〇年》，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这本书将红军长征列入1000年以来人类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西方专家解读说，长征从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的进程。那是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认知。
　　这个夜晚，成为了我写作《长征》的开始。这个开始，持续了6年的时间。
　　写《长征》就要重走长征路，就要不断搜集资料、走进历史。我积累了200多万字的笔记，但并不急着动笔。一说到长征，人们就想到过草地、爬雪山，我能不能突破这样表象的认知，将红军所创造的这段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
　　重走长征路，我是一段不落地走的，长征的出发地、会师点、湘江等等，在万里征跋中体验长征之路所给予我的灵魂冲击。走到四渡赤水的附近，我碰到了4位瑞典青年，他们20岁出头，背着大旅行包，居然穿着草鞋。我反复让翻译劝他们不要穿草鞋，因为，走不了二里路，脚就要磨出泡了。可他们说“NO”，还说，他们要严格还原当年红军的路线。他們为什么要这样重走长征路？他们就是想通过长征来完成一次精神上的朝拜。
　　而对我来说，创作《长征》，既是一次时间的跋涉，也是一次灵魂的体验，从而给我的思考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历史的主角。乌江边
　　在历经时间的沉淀后，历史往往可以被看得更为清晰。不断地与本民族的历史对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我创作《长征》的初衷，并不是仅仅为了奉献给读者一部长征史，而是希望今天的人们通过观察历史事件，来审视今天，来审视自己的心灵上最后撤离的刘伯承，湘江战役中那位背着留声机爬上浮桥的小战士……无论职位、不分年龄，他们都是这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的缔造者，都值得我用自己的笔墨去重现、去致敬。
　　为了刻画这样一个既壮观又细腻的历史景观，我确实费了很多心血。比如，一些基层指挥员和战士的资料十分匮缺，我只能在大量的回忆錄或史料中，逐一细致搜索。如果同一战役，由不同的人来叙述，至少有两三个人提到同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人就值得我一写，我就要尽可能地查到他的籍贯和年龄。
　　写作之初，曾有同行很直白地问我，有那么多时髦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写《长征》，有人读吗？当时，我回答得有点狂妄。我说，你写也许没人读，我写就会有人读。我非常感激读者对《长征》的厚爱，我深深地明白，那是来自读者对这段充满精神光芒的历史的厚爱。
　　《长征》出版10年来，有许多读者来和我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他们年龄不同，身份各异，在冗繁纷杂的当代生活中，他们对人生各有体会，他们对生活各有追求，但关于《长征》，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心动？
　　不少读者告诉我，他们拿着《长征》去了瑞金，去了遵义……走向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走向那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一段段热血的故事，来完成一次对自我精神与意志的审视、一次对民族精神图谱的追寻。
　　10年的时间，让我陆续积累了新的资料和新的理解，然后，我前后花了1年多时间巨细无遗地进行修订。其中不仅有用词的斟酌，有段落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修订版《长征》补充了不少关于事件与人物的细节，共增加了7万多文字和8幅珍贵的长征作战地图，以及相关注释和参考书目。
　　我希望这样的《长征》，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段民族的精神史，在匆匆忙忙往前赶的步伐里，懂得回头看看前辈走过的路，获得精神的滋养。知道从哪里来，你才能知道到何处去。一个回望过去一脸茫然的人或民族，不可能往前走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