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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有幸生活在平等的社会。
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者辛苦隐瞒，却仍然招来杀身之祸。
在很多地方，同志笼罩着他人歧视和自我否定的双重阴影。
恐同是无声却阴险的疾病，它让人盲目、狭隘、冷漠、残忍，它的侵袭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族群。
然而，同性之爱古今一贯、寰球有之，它和人类所有的真情实感一样，寻常而自然。
让我们拒绝偏见和敌意，共建对话与和谐。
让我们走出阴影，泰然地拥抱生活，真诚地面对彼此。
国际不再恐同日，关乎我們每个人。”
进入5月，“同语”的网站上最醒目的位置上打出了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宣传，上述激昂文字，来自于这个网站。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小说、电影，甚至身边的朋友知道了同性恋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她们似乎离普通人的视线过于遥远。观望这个群体，也犹如隔岸观火，面貌模糊。易于为普通人辨识的同性恋，往往是外貌、举止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很多人更无法接受，觉得他们“变态”、“恶心”、“奇怪”……这种仇恨、轻蔑、敌视和排斥，形成了同性恋恐惧。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4%左右，虽然依然是极少数，但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了解、尊重、宽容、给与少数族群以权益保障和社会活动空间，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条件。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李银河教授提出为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多年无果。
闲（文内采访者均为网名）创办的“同语”，6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基本的权益。
从自我认同开始
闲在2004年9月回了国。 她干了一件让拉拉小圈子里的人也觉得奇怪的事情。她既没像别的海归一样在外企找份体面的工作，也没开始自己做生意。她压根就不工作，要组建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准备搞同志运动了。
其实很难把闲和“运动”这么政治的词搭上边，理科青年知识分子模样，戴个小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激进，总是很理性，爱交朋友，但也不是看谁都自来熟的社交狂人，做点什么事情都思来想去，爱文学、电影什么的，但也没文艺青年的那个疯狂劲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从前根本不关心什么政治，1990年代上街发个支持同性恋的传单，她女朋友去了，她没去。
闲在考察了几个月以后，2005年1月创办了“同语”，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民间组织，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组织与权益倡导。
闲计划用两年做社区建设，然后做公众倡导。她接触了很多拉拉，想找更多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但发现，她们都对女同志运动没什么概念，有人确实想做活动，但都是从商业的角度，类似做个会所、酒吧之类的可以赚钱的。那时，中国的女同志组织处于真空状态，没有一个组织存在，以前有过的“姐妹”小组2000年解散了。
就在那时，闲遇到了安可。她们一起做“北京拉拉沙龙”。每周末，闲会在咖啡馆，组织拉拉们来聊天。
闲和安可是沙龙的两个主持人，每次她们自己来挑选谈论的话题。大量的时间用在谈论怎么“看待自己”上，什么是同性恋，TP划分，如何出柜（表明自己同性恋身份），已婚的拉拉如何维系和家庭的关系。闲还逐渐安排了一些和同志运动、权益方面的讨论，请专家来谈。
最初来沙龙的人，都非常拘谨。尤其是一些年长的、已婚的拉拉。有个人戴着墨镜、戴着帽子，把自己都捂着严严实实的，装作是普通的客人，在门口转悠。第二周又来才敢进门。
闲觉得，同性恋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闲自己就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她大学时就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但那时同性恋被看成精神病。于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怀疑，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很多人即使有了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闲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接触了同性恋NGO组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才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所谓的社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他人自我认同。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人不再觉得孤独，也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做拉拉沙龙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上百场，闲也借此大量接触了拉拉人群。
闲更关注大龄一些的，如35岁以上的拉拉，她们中很多都是已婚的。成长的年代，社会环境的压力，让她们几乎必须结婚。只要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人是个怪物，是个活人就得结婚。后来有些人离婚了，她们想找个伴儿；也有人没有离婚，家庭也很稳定，孩子都很大了，也很难离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但也会去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环境，会很舒服，起码会有人跟她们分享共同的痛苦。
在十年以前，拉拉沙龙尚未创立，这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其他拉拉的存在。闲的一个朋友，1996年跟一个登山队要去登珠穆朗玛峰，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赶紧回来，北京有个大型拉拉聚会，有8个人！本来要登山的人立刻撤回，实在没见过那么多拉拉。
拉拉集中营
做了两年沙龙，闲觉得，光北京做得好，不够。应该连接各地的女同志，通过她们在当地成立类似的小组。那两年，各地都陆续有女同性恋小组建立起来，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开展活动。闲就有了做拉拉集中营的想法。
2007年7月，“同语”在珠海组织了一个培训，请来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女同志活动家，介绍一些经验、技巧。比如怎么开始建设一个小组，发动自愿者，如何筹划做大型活动，还有一些NGO的基本技巧，和一些理念的培训，比如同志运动到底应该是什么诉求，国内同志运动是什么样的状况，大陆、台湾、香港各地的同志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活动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计划只能有24个来自大陆的拉拉志愿者参加，后来来了56个，报名的更多，有100人，很多人甚至愿意自费参与。
给参与者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听人家讲经验，直接听傻掉。”台湾的拉拉讲台湾同志游行有上万人，马英九那时候是市长，作为嘉宾也参与了游行。美国的嘉宾又讲她们如何给拉拉组织募款，“不要不好意思，正视她们的眼睛，同性恋纳了税，不低人一头！”
参与过培训的大头和Sam至今都觉得那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经历，整个氛围只能用化学反应来描述，所有人都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视野一下就被打开了。她们忽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有这么多可能性。
有人玩笑说，那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以外，第一个场所里见到那么多女同志！这些人都年轻、有朝气，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做一些事情。
而多年以前，闲就是被一次美国的拉拉活动感染，才热衷于做同性恋运动的。
她在美国的那些年，看到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华人同性恋的小型聚会，甚至还为“华人性别研究中心”工作过，但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同性恋运动中，还是个“旁观者”。
有一年的6月，她被一个台湾朋友小潘拉去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此类游行每年都有，举块牌子，协商自己的群体诉求，每个族裔的女同性恋都会组成自己的队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向保守，之前从来没在游行中出现过。小潘拉着闲组织了一个，打出我们是华人的拉拉口号，中文叫“拉拉队”。有一些她们不认识的华人，也是ABC，看到小队伍，就加入过来。
那个活动，让闲发现，原来这个运动，看是一回事，走在队伍里面，作为一个参与者，非常不一样，“会有身体力行，完全成为一个主题的感觉”，主观能动性焕发，特愿意为群体做点什么。
拉拉营的作用，跟闲参与的游行一样，参与者的热情被彻底激发。
2008年，拉拉营再次举办，在北京、鞍山、成都、昆明、上海五个城市分别举行，由当地的同性恋组织分别承办，选择议题也更多元、深入，从历史到法律普及，从运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的可能性，各地皆有独创。在成都培训中，营员橙子的妈妈忽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参与者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一年，各地的小组建立了一个联合机制，成立了“华人拉拉联盟”，还制定了章程，联盟委员会和秘书处。规定联盟委员选举产生，两年一届。为了保证公平性，老的拉拉营成员，都作为顾问，“把联盟开发给新人”，闲也进了顾问的名单。
台湾女权运动研究者何春蕤曾经说过，到底什么叫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宣言中讲的一个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参与主体自身发生的改变。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有机会更多的人发生改变。
走向公众
2008年之后，“同语”的方向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公众倡导，这比闲当年的计划晚了一年。
拉拉沙龙由安可坚持做，les 杂志承担了拉拉文化建设的功能，各地的小组也建立起来，女同志社会的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社会气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闲发现，后一些年轻的拉拉，尤其是大城市里，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觉得自己挺好的，根本就没身份困惑”，直接就进入公众教育和倡导阶段，而且她们呈现出的创造力惊人，非常吸引人。自我生长就可以，根本不需要特殊扶持。
选取合适的途径，让更广大的人群知道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以平等、尊重、宽容的心态接纳她们，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14日，“同语”参与组织了4对男女同性恋在北京前门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5月17日，“同语”又组织了“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骑游的活动，在北京高校中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基本常识。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了解得越少，社会认知程度越低，出柜的难度也就越大。“同语”最几年做过一个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被访人群面对家庭暴力境况占了50%。不但感情上不被理解，出柜很可能遭遇身体摧残。
闲自己在出国之前，向父母出柜。说是出柜，其实是被父母发现。因为她想多看一些和女同志有关系的资料，国内又没有，她就写信给国外女同志文学研究期刊索要资料，带回家躲在屋子里看，尽管是英文资料，还是被父亲发现，她父亲英文很好，怀疑她的倾向，特意去找了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籍，看过了找她谈话，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群体。闲就明白，她不能被接纳不单是父母的原因，是社会的原因，必须做些工作改变社会的情况。
十几年过去了，同性恋群体办影展、艺术展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2009年Les 月刊发起的《别·性艺术展》在宋庄进行，臨开展，宋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同性恋主题不宜公开”阻挠，要求关闭影展。
同语是活动的协办方，闲出面和对方交涉，列举了中国同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合作，和国内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正面报道案例，说明展览的正当性。但警察最后在开展时，仍然出现在现场，要求关闭展览。闲请他们观看展览。撤掉几幅有争议性作品后，艺术展得以进行。那次展览成为中国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女同性恋艺术展。而此前的十年间，若干次同性恋电影节、艺术展被阻挠、强制关闭。
闲觉得，同性恋组织的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反歧视的组织。
她现在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反歧视的维权组织，也有妇女组织。很民间的NGO、官方的妇联，她都去联络。几年下来，她体会到，无论是NGO还是政府，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还是有变化。尽管很慢。
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
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者辛苦隐瞒，却仍然招来杀身之祸。
在很多地方，同志笼罩着他人歧视和自我否定的双重阴影。
恐同是无声却阴险的疾病，它让人盲目、狭隘、冷漠、残忍，它的侵袭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族群。
然而，同性之爱古今一贯、寰球有之，它和人类所有的真情实感一样，寻常而自然。
让我们拒绝偏见和敌意，共建对话与和谐。
让我们走出阴影，泰然地拥抱生活，真诚地面对彼此。
国际不再恐同日，关乎我們每个人。”
进入5月，“同语”的网站上最醒目的位置上打出了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宣传，上述激昂文字，来自于这个网站。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小说、电影，甚至身边的朋友知道了同性恋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她们似乎离普通人的视线过于遥远。观望这个群体，也犹如隔岸观火，面貌模糊。易于为普通人辨识的同性恋，往往是外貌、举止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很多人更无法接受，觉得他们“变态”、“恶心”、“奇怪”……这种仇恨、轻蔑、敌视和排斥，形成了同性恋恐惧。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4%左右，虽然依然是极少数，但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了解、尊重、宽容、给与少数族群以权益保障和社会活动空间，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条件。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李银河教授提出为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多年无果。
闲（文内采访者均为网名）创办的“同语”，6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基本的权益。
从自我认同开始
闲在2004年9月回了国。 她干了一件让拉拉小圈子里的人也觉得奇怪的事情。她既没像别的海归一样在外企找份体面的工作，也没开始自己做生意。她压根就不工作，要组建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准备搞同志运动了。
其实很难把闲和“运动”这么政治的词搭上边，理科青年知识分子模样，戴个小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激进，总是很理性，爱交朋友，但也不是看谁都自来熟的社交狂人，做点什么事情都思来想去，爱文学、电影什么的，但也没文艺青年的那个疯狂劲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从前根本不关心什么政治，1990年代上街发个支持同性恋的传单，她女朋友去了，她没去。
闲在考察了几个月以后，2005年1月创办了“同语”，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民间组织，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组织与权益倡导。
闲计划用两年做社区建设，然后做公众倡导。她接触了很多拉拉，想找更多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但发现，她们都对女同志运动没什么概念，有人确实想做活动，但都是从商业的角度，类似做个会所、酒吧之类的可以赚钱的。那时，中国的女同志组织处于真空状态，没有一个组织存在，以前有过的“姐妹”小组2000年解散了。
就在那时，闲遇到了安可。她们一起做“北京拉拉沙龙”。每周末，闲会在咖啡馆，组织拉拉们来聊天。
闲和安可是沙龙的两个主持人，每次她们自己来挑选谈论的话题。大量的时间用在谈论怎么“看待自己”上，什么是同性恋，TP划分，如何出柜（表明自己同性恋身份），已婚的拉拉如何维系和家庭的关系。闲还逐渐安排了一些和同志运动、权益方面的讨论，请专家来谈。
最初来沙龙的人，都非常拘谨。尤其是一些年长的、已婚的拉拉。有个人戴着墨镜、戴着帽子，把自己都捂着严严实实的，装作是普通的客人，在门口转悠。第二周又来才敢进门。
闲觉得，同性恋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闲自己就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她大学时就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但那时同性恋被看成精神病。于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怀疑，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很多人即使有了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闲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接触了同性恋NGO组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才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所谓的社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他人自我认同。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人不再觉得孤独，也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做拉拉沙龙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上百场，闲也借此大量接触了拉拉人群。
闲更关注大龄一些的，如35岁以上的拉拉，她们中很多都是已婚的。成长的年代，社会环境的压力，让她们几乎必须结婚。只要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人是个怪物，是个活人就得结婚。后来有些人离婚了，她们想找个伴儿；也有人没有离婚，家庭也很稳定，孩子都很大了，也很难离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但也会去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环境，会很舒服，起码会有人跟她们分享共同的痛苦。
在十年以前，拉拉沙龙尚未创立，这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其他拉拉的存在。闲的一个朋友，1996年跟一个登山队要去登珠穆朗玛峰，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赶紧回来，北京有个大型拉拉聚会，有8个人！本来要登山的人立刻撤回，实在没见过那么多拉拉。
拉拉集中营
做了两年沙龙，闲觉得，光北京做得好，不够。应该连接各地的女同志，通过她们在当地成立类似的小组。那两年，各地都陆续有女同性恋小组建立起来，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开展活动。闲就有了做拉拉集中营的想法。
2007年7月，“同语”在珠海组织了一个培训，请来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女同志活动家，介绍一些经验、技巧。比如怎么开始建设一个小组，发动自愿者，如何筹划做大型活动，还有一些NGO的基本技巧，和一些理念的培训，比如同志运动到底应该是什么诉求，国内同志运动是什么样的状况，大陆、台湾、香港各地的同志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活动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计划只能有24个来自大陆的拉拉志愿者参加，后来来了56个，报名的更多，有100人，很多人甚至愿意自费参与。
给参与者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听人家讲经验，直接听傻掉。”台湾的拉拉讲台湾同志游行有上万人，马英九那时候是市长，作为嘉宾也参与了游行。美国的嘉宾又讲她们如何给拉拉组织募款，“不要不好意思，正视她们的眼睛，同性恋纳了税，不低人一头！”
参与过培训的大头和Sam至今都觉得那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经历，整个氛围只能用化学反应来描述，所有人都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视野一下就被打开了。她们忽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有这么多可能性。
有人玩笑说，那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以外，第一个场所里见到那么多女同志！这些人都年轻、有朝气，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做一些事情。
而多年以前，闲就是被一次美国的拉拉活动感染，才热衷于做同性恋运动的。
她在美国的那些年，看到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华人同性恋的小型聚会，甚至还为“华人性别研究中心”工作过，但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同性恋运动中，还是个“旁观者”。
有一年的6月，她被一个台湾朋友小潘拉去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此类游行每年都有，举块牌子，协商自己的群体诉求，每个族裔的女同性恋都会组成自己的队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向保守，之前从来没在游行中出现过。小潘拉着闲组织了一个，打出我们是华人的拉拉口号，中文叫“拉拉队”。有一些她们不认识的华人，也是ABC，看到小队伍，就加入过来。
那个活动，让闲发现，原来这个运动，看是一回事，走在队伍里面，作为一个参与者，非常不一样，“会有身体力行，完全成为一个主题的感觉”，主观能动性焕发，特愿意为群体做点什么。
拉拉营的作用，跟闲参与的游行一样，参与者的热情被彻底激发。
2008年，拉拉营再次举办，在北京、鞍山、成都、昆明、上海五个城市分别举行，由当地的同性恋组织分别承办，选择议题也更多元、深入，从历史到法律普及，从运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的可能性，各地皆有独创。在成都培训中，营员橙子的妈妈忽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参与者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一年，各地的小组建立了一个联合机制，成立了“华人拉拉联盟”，还制定了章程，联盟委员会和秘书处。规定联盟委员选举产生，两年一届。为了保证公平性，老的拉拉营成员，都作为顾问，“把联盟开发给新人”，闲也进了顾问的名单。
台湾女权运动研究者何春蕤曾经说过，到底什么叫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宣言中讲的一个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参与主体自身发生的改变。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有机会更多的人发生改变。
走向公众
2008年之后，“同语”的方向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公众倡导，这比闲当年的计划晚了一年。
拉拉沙龙由安可坚持做，les 杂志承担了拉拉文化建设的功能，各地的小组也建立起来，女同志社会的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社会气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闲发现，后一些年轻的拉拉，尤其是大城市里，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觉得自己挺好的，根本就没身份困惑”，直接就进入公众教育和倡导阶段，而且她们呈现出的创造力惊人，非常吸引人。自我生长就可以，根本不需要特殊扶持。
选取合适的途径，让更广大的人群知道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以平等、尊重、宽容的心态接纳她们，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14日，“同语”参与组织了4对男女同性恋在北京前门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5月17日，“同语”又组织了“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骑游的活动，在北京高校中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基本常识。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了解得越少，社会认知程度越低，出柜的难度也就越大。“同语”最几年做过一个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被访人群面对家庭暴力境况占了50%。不但感情上不被理解，出柜很可能遭遇身体摧残。
闲自己在出国之前，向父母出柜。说是出柜，其实是被父母发现。因为她想多看一些和女同志有关系的资料，国内又没有，她就写信给国外女同志文学研究期刊索要资料，带回家躲在屋子里看，尽管是英文资料，还是被父亲发现，她父亲英文很好，怀疑她的倾向，特意去找了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籍，看过了找她谈话，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群体。闲就明白，她不能被接纳不单是父母的原因，是社会的原因，必须做些工作改变社会的情况。
十几年过去了，同性恋群体办影展、艺术展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2009年Les 月刊发起的《别·性艺术展》在宋庄进行，臨开展，宋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同性恋主题不宜公开”阻挠，要求关闭影展。
同语是活动的协办方，闲出面和对方交涉，列举了中国同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合作，和国内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正面报道案例，说明展览的正当性。但警察最后在开展时，仍然出现在现场，要求关闭展览。闲请他们观看展览。撤掉几幅有争议性作品后，艺术展得以进行。那次展览成为中国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女同性恋艺术展。而此前的十年间，若干次同性恋电影节、艺术展被阻挠、强制关闭。
闲觉得，同性恋组织的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反歧视的组织。
她现在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反歧视的维权组织，也有妇女组织。很民间的NGO、官方的妇联，她都去联络。几年下来，她体会到，无论是NGO还是政府，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还是有变化。尽管很慢。
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