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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曹雪芹先生的代表作品《红楼梦》中，诗歌也有所体现。由于《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英译，在这些英译本中，杨宪益夫妇以及大卫·霍克斯的译本较为突出。本文就这两个译本从信息功能，美学功能，文化传递功能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以期通过对译本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红楼梦》;诗歌翻译;信息功能;美学功能;文化传递功能
在我国的小说中，《红楼梦》是非常重要的典范，其中对诗歌的运用尤为突出。在小说中，诗歌的使用和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整个故事的情节联系都非常密切，一首诗歌常常会与一个人物的命运发展密切相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正是由于《红楼梦》中的诗歌含义丰富、特色明显，因而当译者要对其进行翻译时，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比较多：首先，诗歌本身所传递出的信息要进行准确的翻译;其次，诗歌语言常常具有音韵美、形式美、意象美、含蓄美等特点，在翻译时，这些特征都要有所体现;最后，诗歌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蕴含的丰富民族文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将中国优秀文化翻译出来，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红楼梦》的众多译本中，杨宪益夫妇以及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下面笔者将就这两个译本，对其中有关诗歌的翻译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
一、两译本中的信息功能对比
翻译本身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在诗歌的翻译中，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对《红楼梦》原著中所蘊含的语言文化信息要有基本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以便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著，从句义、词义以及语体色彩等各方面进行考虑，使得译本能够与原著内容达到最大程度的契合。关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翻译，杨宪益夫妇认为，翻译应当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出发进行考虑，在其译本中，尤其是在诗歌的翻译中，对异化这一翻译手法的使用比较普遍;而大卫·霍克斯作为一个生活在英文母语背景下的人，他更多地从读者的角度进行考虑，强调读者的阅读感受，因此在他的译本中，对归化翻译法的使用是比较突出的。下面笔者将就具体的诗句，分析两位译者的译本在信息传递上的特色。例如《红楼梦》中对惜春的判词这样写道：“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一判词对惜春的命运进行了预示，“缁衣”“青灯”等词语是佛门用语，透露出了一种清冷悲凉的信息，而“绣户”“候门”则是富贵的重要象征，中国读者在进行阅读时，由于长期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对这些词语的含义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有一定的认知;而对于英文读者来说，就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译者进行恰当的翻译。针对惜春的判词，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中是这样进行翻译的：“She sees through this transience of spring，Dark Bud-dhist robes replace her garments fine; Pity the child of a wealthynoble house，Who now sleeps alone by the dimly lit old shrine.”从中可以看出，杨宪益的翻译不管是对“缁衣”还是“绣户”“侯门”的翻译，都比较好地传达出了原诗的意义，但是将“灯”翻译成”dimly fit”则是不够准确的，用”shrine”来表示寺庙也有些不妥，用这两个词无法表现惜春出家这样一个孤寂与清冷的意境。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是：“When you sawthrough the spring scene’s transient state，A nun’s black habitshall replace your own，Alas，that daughter of so great a house，By Buddha’s altar lamp should sleep alone.”大卫·霍克斯在翻译时，为了让读者有更深入的了解，用“nun”这样一个词，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宗教属性没有确切的认识，对惜春出家的具体情况也难有深入的了解。再如，在对妙玉判词的翻译中，二位译者也有显著的区别，在感情色彩上处理的差异也较大，“云空”这一词本身是表达一种超脱的境界，而大卫·霍克斯用“vaunt”这一词，有吹嘘、自夸的含义在其中，明显和原著的意思有所差别。另外，在其翻译中，还使用了“impure”这样一个词，这个词本身也含有贬义，但是在原著中，关于妙玉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并没有对其进行刻意贬低的意思，但是大卫·霍克斯在翻译中，贬义过于明显，很显然没有做到忠实于原著。而杨宪益的译本中，对原著的感情色彩翻译比较恰当，尤其是对“玉”这样一个含义丰富的中国器物，进行了恰当的翻译，这是非常值得以后译者借鉴的。
二、两译本中的美学功能对比
诗歌常常给人以美的感受，这种美既包括诗歌表达上的含蓄美和音韵美，也包括诗歌所体现的形式美和意象美。中国的诗歌善于去营造一种含蓄、朦胧的意境，从而在读者的心中形成独特的感受，在诗歌的翻译中，怎样将诗歌中的意象恰当地翻译出来，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这需要译者对词语音调、押韵、诗词技巧以及格律等都进行恰当的处理，从而使原著中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得以体现，给读者以非常突出的审美感受。在《红楼梦》中，两位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在这一点上也都有着各自的翻译特色。例如，在对晴雯判词的翻译上，其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这样一句诗词内涵就非常丰富，这里的“霁月”指出了“晴”这样一个特征，而“晴”既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其高洁人品的暗示;而“彩云”则指出了“雯”字，有美好纯净的含义，而“难逢”和“易散”这两个词则是暗示了晴雯的命运，将会受到封建制度的迫害。大卫·霍克斯在对前半句进行翻译时，将其译为：“Seldom the moonshines in a cloudless day”，这样的翻译很显然与原著的意思是不符合的;而杨宪益则将前半句翻译为：“A clear moon israrely met with”，这与原著的含义是较为一致的。在对后半句的翻译中，大卫·霍克斯进行归化直白的翻译，将所有的意象和描述都概括为一个“晴”字，这使得原诗的美大打折扣;杨宪益的翻译中，依然遵循原诗，保留了原来的意象，比较适当地体现了含蓄美与意象美。当然，在对晴雯判词的整体翻译上，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都非常注重押韵和形式，从而使得原著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在翻译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 三、两译本中的文化传递功能对比
翻译本身就是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一项工作，在中国文化中，诗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所蕴含的的文化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非常多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仅本身能够提供一种审美情趣，而且其中也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对《红楼梦》中的诗歌进行翻译时，不仅要翻译出诗歌原本的含义，对其中的文化意义也要进行恰当的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尽量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即使一定要使用归化的方法，也要注意尽量使其中的文化含义得以保留，下面笔者将就大卫·霍克斯以及杨宪益的译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惜春的判词中，两位译者的翻译就有所不同，针对“缁衣”这一词，大卫·霍克斯将其翻译成“a nun’s black habit”，这显然是不恰当的，“habit”本是英美国家修道士的服装，这和中国佛教中尼姑的服装有显著区别，其中蕴含的宗教文化意义更是截然不同，而杨宪益将其翻译为“dark Buddhist robes”則更为符合原诗的文化含义。再如，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就有“世人都晓神仙好”，原著中的神仙是一种道教观念，在对“神仙”这个词进行翻译时，应使得原著中的道教文化得到保留，也方便读者去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杨宪益将其翻译成“im-mortals”，是一种直译，而大卫·霍克斯则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考虑，为了方便英美读者的理解，将其翻译成“salvation”，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译文没有传递出中国的道教文化，《红楼梦》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也没有得到体现，不利于读者加深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这些告诉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对原著中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语，一定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考虑，尽量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避免在翻译中导致其中文化含义的缺失。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读者就很难通过文学作品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也使得翻译本身的目的大打折扣。
总之，《红楼梦》作为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其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非常突出的，为了使得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走向世界，对其进行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红楼梦》的译本也非常多，以上笔者就大卫·霍克斯以及杨宪益夫妇的两种译本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中中国元素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遵循了翻译的“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在翻译方法上，大多使用了异化和直译，使诗歌中所蕴含的意义得以传递，同时对中国诗歌的优雅和韵味也进行了展示，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则是从读者的角度进行考虑，从英语的语言文化背景出发进行翻译，虽然便于英语读者进行阅读，但是却使得原诗的风味和意蕴没有得到很好地展现，其中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也没有传递出去，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进行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对不管是诗文中含义的传递、诗句中各种美的传递，还是诗歌所包含的文化，都是需要译者进行充分考虑的，从而使得整个译本既能够为目标读者所理解，也能够传递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各种意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博.《红楼梦》诗词风格翻译的对比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姜秋霞，郭来福，杨正军.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识差异一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J].中国外语，2009（4）.
[3]李明.操纵与翻译策略之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2）.
[4]朱敏虹.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J].科技信息（教学科研），2008（23）.
[5]张帆，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本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J].文学界（理论版），2012（5）.
[6]周丽丽.从《红楼梦》两译本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学理论2015（15）.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西安市2015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翻译学院专项重点项目），编号：15XF03。
[作者简介]王颖慧（1981-），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西安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红楼梦》;诗歌翻译;信息功能;美学功能;文化传递功能
在我国的小说中，《红楼梦》是非常重要的典范，其中对诗歌的运用尤为突出。在小说中，诗歌的使用和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整个故事的情节联系都非常密切，一首诗歌常常会与一个人物的命运发展密切相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正是由于《红楼梦》中的诗歌含义丰富、特色明显，因而当译者要对其进行翻译时，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比较多：首先，诗歌本身所传递出的信息要进行准确的翻译;其次，诗歌语言常常具有音韵美、形式美、意象美、含蓄美等特点，在翻译时，这些特征都要有所体现;最后，诗歌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蕴含的丰富民族文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将中国优秀文化翻译出来，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红楼梦》的众多译本中，杨宪益夫妇以及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下面笔者将就这两个译本，对其中有关诗歌的翻译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
一、两译本中的信息功能对比
翻译本身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在诗歌的翻译中，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对《红楼梦》原著中所蘊含的语言文化信息要有基本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以便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著，从句义、词义以及语体色彩等各方面进行考虑，使得译本能够与原著内容达到最大程度的契合。关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翻译，杨宪益夫妇认为，翻译应当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出发进行考虑，在其译本中，尤其是在诗歌的翻译中，对异化这一翻译手法的使用比较普遍;而大卫·霍克斯作为一个生活在英文母语背景下的人，他更多地从读者的角度进行考虑，强调读者的阅读感受，因此在他的译本中，对归化翻译法的使用是比较突出的。下面笔者将就具体的诗句，分析两位译者的译本在信息传递上的特色。例如《红楼梦》中对惜春的判词这样写道：“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一判词对惜春的命运进行了预示，“缁衣”“青灯”等词语是佛门用语，透露出了一种清冷悲凉的信息，而“绣户”“候门”则是富贵的重要象征，中国读者在进行阅读时，由于长期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对这些词语的含义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有一定的认知;而对于英文读者来说，就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译者进行恰当的翻译。针对惜春的判词，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中是这样进行翻译的：“She sees through this transience of spring，Dark Bud-dhist robes replace her garments fine; Pity the child of a wealthynoble house，Who now sleeps alone by the dimly lit old shrine.”从中可以看出，杨宪益的翻译不管是对“缁衣”还是“绣户”“侯门”的翻译，都比较好地传达出了原诗的意义，但是将“灯”翻译成”dimly fit”则是不够准确的，用”shrine”来表示寺庙也有些不妥，用这两个词无法表现惜春出家这样一个孤寂与清冷的意境。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是：“When you sawthrough the spring scene’s transient state，A nun’s black habitshall replace your own，Alas，that daughter of so great a house，By Buddha’s altar lamp should sleep alone.”大卫·霍克斯在翻译时，为了让读者有更深入的了解，用“nun”这样一个词，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宗教属性没有确切的认识，对惜春出家的具体情况也难有深入的了解。再如，在对妙玉判词的翻译中，二位译者也有显著的区别，在感情色彩上处理的差异也较大，“云空”这一词本身是表达一种超脱的境界，而大卫·霍克斯用“vaunt”这一词，有吹嘘、自夸的含义在其中，明显和原著的意思有所差别。另外，在其翻译中，还使用了“impure”这样一个词，这个词本身也含有贬义，但是在原著中，关于妙玉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并没有对其进行刻意贬低的意思，但是大卫·霍克斯在翻译中，贬义过于明显，很显然没有做到忠实于原著。而杨宪益的译本中，对原著的感情色彩翻译比较恰当，尤其是对“玉”这样一个含义丰富的中国器物，进行了恰当的翻译，这是非常值得以后译者借鉴的。
二、两译本中的美学功能对比
诗歌常常给人以美的感受，这种美既包括诗歌表达上的含蓄美和音韵美，也包括诗歌所体现的形式美和意象美。中国的诗歌善于去营造一种含蓄、朦胧的意境，从而在读者的心中形成独特的感受，在诗歌的翻译中，怎样将诗歌中的意象恰当地翻译出来，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这需要译者对词语音调、押韵、诗词技巧以及格律等都进行恰当的处理，从而使原著中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得以体现，给读者以非常突出的审美感受。在《红楼梦》中，两位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在这一点上也都有着各自的翻译特色。例如，在对晴雯判词的翻译上，其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这样一句诗词内涵就非常丰富，这里的“霁月”指出了“晴”这样一个特征，而“晴”既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其高洁人品的暗示;而“彩云”则指出了“雯”字，有美好纯净的含义，而“难逢”和“易散”这两个词则是暗示了晴雯的命运，将会受到封建制度的迫害。大卫·霍克斯在对前半句进行翻译时，将其译为：“Seldom the moonshines in a cloudless day”，这样的翻译很显然与原著的意思是不符合的;而杨宪益则将前半句翻译为：“A clear moon israrely met with”，这与原著的含义是较为一致的。在对后半句的翻译中，大卫·霍克斯进行归化直白的翻译，将所有的意象和描述都概括为一个“晴”字，这使得原诗的美大打折扣;杨宪益的翻译中，依然遵循原诗，保留了原来的意象，比较适当地体现了含蓄美与意象美。当然，在对晴雯判词的整体翻译上，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都非常注重押韵和形式，从而使得原著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在翻译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 三、两译本中的文化传递功能对比
翻译本身就是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一项工作，在中国文化中，诗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所蕴含的的文化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非常多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仅本身能够提供一种审美情趣，而且其中也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对《红楼梦》中的诗歌进行翻译时，不仅要翻译出诗歌原本的含义，对其中的文化意义也要进行恰当的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尽量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即使一定要使用归化的方法，也要注意尽量使其中的文化含义得以保留，下面笔者将就大卫·霍克斯以及杨宪益的译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惜春的判词中，两位译者的翻译就有所不同，针对“缁衣”这一词，大卫·霍克斯将其翻译成“a nun’s black habit”，这显然是不恰当的，“habit”本是英美国家修道士的服装，这和中国佛教中尼姑的服装有显著区别，其中蕴含的宗教文化意义更是截然不同，而杨宪益将其翻译为“dark Buddhist robes”則更为符合原诗的文化含义。再如，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就有“世人都晓神仙好”，原著中的神仙是一种道教观念，在对“神仙”这个词进行翻译时，应使得原著中的道教文化得到保留，也方便读者去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杨宪益将其翻译成“im-mortals”，是一种直译，而大卫·霍克斯则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考虑，为了方便英美读者的理解，将其翻译成“salvation”，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译文没有传递出中国的道教文化，《红楼梦》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也没有得到体现，不利于读者加深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这些告诉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对原著中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语，一定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考虑，尽量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避免在翻译中导致其中文化含义的缺失。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读者就很难通过文学作品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也使得翻译本身的目的大打折扣。
总之，《红楼梦》作为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其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非常突出的，为了使得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走向世界，对其进行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红楼梦》的译本也非常多，以上笔者就大卫·霍克斯以及杨宪益夫妇的两种译本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中中国元素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遵循了翻译的“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在翻译方法上，大多使用了异化和直译，使诗歌中所蕴含的意义得以传递，同时对中国诗歌的优雅和韵味也进行了展示，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则是从读者的角度进行考虑，从英语的语言文化背景出发进行翻译，虽然便于英语读者进行阅读，但是却使得原诗的风味和意蕴没有得到很好地展现，其中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也没有传递出去，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进行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对不管是诗文中含义的传递、诗句中各种美的传递，还是诗歌所包含的文化，都是需要译者进行充分考虑的，从而使得整个译本既能够为目标读者所理解，也能够传递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各种意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博.《红楼梦》诗词风格翻译的对比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姜秋霞，郭来福，杨正军.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识差异一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J].中国外语，2009（4）.
[3]李明.操纵与翻译策略之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2）.
[4]朱敏虹.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J].科技信息（教学科研），2008（23）.
[5]张帆，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本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J].文学界（理论版），2012（5）.
[6]周丽丽.从《红楼梦》两译本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学理论2015（15）.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西安市2015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翻译学院专项重点项目），编号：15XF03。
[作者简介]王颖慧（1981-），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西安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