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大热,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于历史反思达到了争先恐后的热烈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摆脱了写实主义的传统,不再从战争曾经“是”什么样来反思这段历史,而是开始从战争“应该”是什么样来进行重构与反思。《我的团长我的团》、《南京!南京!》等都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作品。《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团长龙文章的一席话可谓道出了这些影视作品编导者的心声:“我只是想让事情变成它该有的那个样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战争年代最惨痛的回忆莫过于“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带来的痛苦和愤怒有多深重,它带来的耻辱就有多深重。日本人造成的这道伤口,却因为日本政府至今的拒不反省,日本老兵的罕有悔悟,最终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
　　当今中国人对于当代文明的普遍期望是,曾经在战争和屠杀中受害的人们能够在当代普世价值系统中得到道德上的补偿。在大屠杀中受害的犹太人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补偿——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下跪,德国人年复一年的忏悔,以及其他无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事实证明,这一补偿对于犹太人修复自身的创伤,重建与德国人的关系,不无裨益。然而,同样受日本法西斯侵害的中国人,却未能得到同样的道德补偿。这一补偿一天不能获得,中国人作为受害者的耻辱就一天不能消失,中国人作为受害者的愤怒与仇恨就一天不能消解。不仅如此,耻辱是双重的:在国际社会中,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如犹太人吗?不仅如此,南京大屠杀还带给中国人第三层耻辱:国人麻木和不抵抗地被屠杀。日本人为了削弱自己的罪孽,百般渲染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不抵抗,成了中国人难以承受之重。
　　对这三重耻辱的不干,成就了“荒腔走板”(崔卫平语)的《南京!南京!》。陆川导演说,他觉得中国导演一味地“哭诉”“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和中国人的受难,并没有“在国际上造成什么影响”。所以陆川导演从一个侵略者的普通士兵角川的角度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而中国人的不抵抗、中国人的麻木,也应该有别的解释可能。所以,陆川导演描述了在战争中精神崩溃的角川,缺乏安全感而滥杀的日本士兵,还有日本人为战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影片结尾的那场惹起众多非议的祭祀。而中国人中,则有勇敢地抵抗,最后勇敢地带着弟兄们去死的陆剑雄;有勇敢地不剪头发,组织妇女当慰安妇的江淑云;有勇敢地出来当慰安妇、勇敢地被蹂躏至死的妓女小江;有勇敢地为了家人不惜当汉奸,最后又为了救一个不相干的人,抛下怀孕的妻子勇敢就戮的小市民唐先生;还有为了活命勇敢地向一个女人求救的八尺大汉。
　　于是,在陆川的南京,日本人在残酷但沮丧地杀戮着,中国人在英勇但无力地抵抗着。陆川导演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想必他心里一定和龙文章一样在念叨着:“我只想让事情变成它应该有的那个样子。”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一场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受害者的景象,在陆川导演看来,似乎可以化解中国人的三重耻辱了。
　　陆川导演拍摄这部虚拟的“南京”的初衷,在于“当日本人已经忘记了,而中国人还记着仇恨”,让他难以释怀。《南京!南京!》首映迄今,引起的批评远远多于认可,不是观众没有领会陆川导演四年的良苦用心,而是恰恰就在于日本人想忘记,甚至“日本人已经忘记了”,而中国人还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这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欢仇恨和报复的民族,而是因为日本人还没有向中国人作出道德上的补偿。在日本人还没有作出道德上的补偿之前,中国人是不能忘记的,否则,中国人就真的永远不如犹太人,永远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日本人当然愿意忘记,甚至如陆川导演所说,“已经忘记了”,日本教科书里不是把日本人二战时的所作所为一再删改乃至删除吗?陆川导演既然知道日本人“已经忘记了”,怎么不询问一下日本人为什么愿意忘记甚至已经忘记的原因?因为日本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祖先是邪恶的杀人魔王,为了忘记,日本人甚至不惜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忘记”,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忘记了,甚至否认事情发生过,就无须承担祖先是恶魔的道德耻辱,无须承担身为恶魔的后代的痛苦。但是,如果中国人也和日本人一样选择“忘记”,那么中国人就太愚蠢了。因为,中国人从南京大屠杀中继承的耻辱,不是道德上的耻辱,而是中国人身为受害者不能获得相应的道德补偿的双重耻辱,以及中国人曾经“不抵抗”的耻辱——然而中国人毕竟不是因为“不抵抗”而被屠杀的。所以,请问陆川导演,中国人有什么必要像日本人一样“忘记”呢?!
　　中国人可以忘记,中国人的伤口可以愈合、结痂,像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无数伤口一样。但是,这需要日本人首先“记得”他们的祖先做过的一切,需要日本人首先“记得”他们的道德责任并履行这种道德责任。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人性的,而不是恶魔,那么他们有必要通过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来确证这一点,并且反思,自己的祖先既然是人,何以会作出恶魔的行为。如果日本人不希望、不愿意“记得”这一切,而想要“忘记”,那么,作为战争中的另一方,中国人有必要“记得”这一切并且时刻提醒日本人这一切。即使这种“记得”,让中国人不得不时时记起祖先曾经“不抵抗”的耻辱——中国人的先哲说过,“知耻而后勇”,记得自己的耻辱,是为了将来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中国人“记得”这一切并时刻提醒日本人这一切,不是为了仇恨,而是我们自身的道德人物,是为了日本人最终能够理解,作为人,是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
　　《南京!南京!》的末尾,精神崩溃的日本人角川自杀了。我的理解是,陆川导演为了让中国人也能“忘记”,于是让一个虚构的日本人在一个虚构的银幕上反思并承担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这样一种偷换概念——将现实中冥顽不化、千方百计否认历史的日本人偷换为虚构的银幕上人性的、有道德责任感的角色角川,来代替日本人向中国人作出道德补偿——实在是超出了人的理智能够接受的范围。至此,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自甲午战争以来的精神阳痿乃至自主意识的丧失,在陆川这部电影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这一偷换概念试图让中国观众获取虚拟的、或者说意淫的道德补偿,从而弱化中国人对自己应得的道德补偿的坚持。如果有观众据此认为陆川导演是“汉奸”,那么这一判断显然不是没有道理。没有比一个中国导演代替日本人向中国人作出虚构的道德补偿,要求中国人“忘记”“仇恨”与“汉奸”、更令人出离愤怒了。
　　除非观众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陆川导演是在以人性的角川为范例,督促日本人承认历史,并且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这样一种解读因为陆川导演雄心勃勃的宣言——要让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最后“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来道歉——而变得合理起来。然而,当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在日本被禁的消息传来时,陆川导演对此的回答竟然是:“日本没有一个机构可以禁止一部影片的上映。”《拉贝日记》中的日本影星香川照之已坦承:“在日本,南京题材的电影不能上映,日本人也不会拍这样的影片。”业内人士亦承认,日本对所有“南京”题材的电影都一律封杀。“像停战等都是可以使用的战争用语,但日本人唯独不能接受南京这个词”。那么,陆川导演为什么会认为《南京!南京!》可以例外呢?为此甚至不惜公开否认早已众所周知的日本封杀一切“南京”题材电影的事实?
　　陆川导演的侥幸心理并非毫无理由。毕竟,他的《南京!南京!》中,可没有《拉贝日记》中南京下关煤炭港、草鞋峡数万中国人被集体屠杀、毁尸灭迹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在“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中上万人头落地的镜头,更不用说日军视屠杀中国人为戏的“百人斩竞赛”;相反,却有一个人性的士兵角川。日本人或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杀人恶魔,却有可能意淫自己的祖先如角川这样“人性”。甚至片名《南京!南京!》的英文名,都被修改成了A City of Life and Death。陆川导演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尊重历史事实,然而他的历史事实显然只是臆想中日本人或许可以接受的“历史事实”。为日本人设想了这么多,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得罪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日本人总该领这个情吧?
　　若《南京!南京!》能在日本上映,陆川导演就打破了日本封杀一切“南京”题材电影的惯例,能够让日本人第一次正面南京罪孽,尽管是弱化了的南京罪孽,那么在目前的形式下,陆川导演仍可算得中国人攻克日本人的“南京堡垒”之功臣。若《南京!南京!》不能在日本上映,陆川导演一厢情愿的绥靖示好,就只能停留在表达以他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从南京梦魇中解脱出来的渴望的层面。而这样一种对中国人“耻辱”的恐惧,对“忘记”的渴望,除了说明这些人内心的软弱与精神上的阳痿,实在说明不了任何别的问题。这不过是急于摆脱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另一个极端,而不是什么新的态度。因为,如果真的对南京大屠杀有新的认识,那么我们应当坦承: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心中血淋淋的伤口,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三重耻辱的烙印。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道德任务,而不能以幻想或意淫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