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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名著所传递的价值观及人文情怀,数百年来一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并潜移默化地融于行为规范之中。小说的人物形象及情节发展所体现的“情”、“义”、“智”、“勇”等优良品格,也自然成为中国人处世为人的“行动指南”。直至今天,还是当代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更是艺术再造的灵感源泉。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扑朔迷离的图像诱导下,价值观容易出现重大偏离,那么画家根据古典名著进行的再创作,更有一种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宏愿在其中。
朱新昌根据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创作的120幅墨彩画,就反映了当代画家的这种努力。由上海中国画院、蒲松龄纪念馆主办,上海清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聊斋志异——朱新昌中国画特展”,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在上海展出后,将移师山东淄博博物馆续展。由知名聊斋研究专家盛伟校勘、莫言作序的《朱新昌聊斋绘本》同时出版。今年炎夏,在浦江两岸及蒲松龄的故乡淄博,与当年电视连续剧《聊斋》热播时相仿,灯下啖瓜,谈鬼论道,可能成为一种有趣的场景。
从连环画创作的艰难转型
作为“五零后”的朱新昌,是在社会底层破土而出的一支春笋,贪婪地吮吸海派文化的雨露,他自小酷爱美术,放学后就将吃早点省下来的零钱交给街边小书摊头,坐在小板凳上看连环画,先看故事情节,再琢磨人物造型与表现手法。中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所属的梅山基地当过工人,后回上海在中学当过美术教师,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都会利用一切能抓到手的时间埋头绘画创作。
十年动乱结束后,朱新昌考进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后进上海中国画院首届高级研修班继续深造。现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蒲松龄研究会理事。朱新昌擅长人物画,早年他创作《的、得、地风波》、《少年》、《官场现形记》入选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1991年,他的作品《西游记》、《三言二拍》等又入选第五届全国连环画展,并分获一、二等奖。接着他又在1994年创作了《儒林外史》,成功塑造了一群在封建社会泯灭人性的文化环境中的儒生形象,成为新时期美术的经典之作,赢得一片好评,作品也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有着深厚生活积累的朱新昌懂得如何用连环画来表现人物形象与人物所处的环境,那就是在生活中寻找每一个可靠的细节。为了创作《烟村四五家》,他到石家庄体验生活一个月,为了创作《乱世少年》,就踏访当时还相当冷寂的湘西凤凰。所以朱新昌创作的连环画,能在有限的画面中,浓缩了源于生活的信息量,每幅画面都经得起敲打,这也是上海连环画画家创作积数十年的经验与代代相传的成功之道。
90年代后,随着连环画创作的大气候进入“冰河期”,朱新昌主动寻找新的艺术坐标与表现方式,但转身为纯粹的、传承有序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中画国创作,就得重新设计自己的构图与笔墨,好在他深谙中国画的要义,懂得传承和创作的辩证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海派人物画,就是连环画的放大”的观点。
若干年前朱新昌参与了《画说唐诗》的创作,他的好朋友、收藏家费滨海看了他的作品后,对他的人物造型能力和还原现场的功力表示惊喜,又得知他除“四大名著”外,对《聊斋志异》也很喜爱,于是就“撺掇”他将聊斋故事“搬上”宣纸。经不住这个诱惑,朱新昌终于开笔创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近500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一类是篇幅短小而缺少故事情节的奇闻异说;另一类是口口相传已经数百年的民间故事,内容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故事。朱新昌锁定的是后一类故事,当然,在今天资讯丰富、诉求多元、传播方式存在过度娱乐化的形势中,以绘画来演绎《聊斋》并非一件易事。从创作主体说,时代的隔阂,文学语言和绘画语言如何转换,对朱新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朱新昌是清醒的,回顾自己每一次以古典名著为题材的创作,其实都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度开掘与再度创作。开掘得深,创作上有新意,作品就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不仅要求自己忠实于原作,深刻再现时代背景,重返故事现场,更以人本立场来解读原作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逻辑,同时也在中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情之美、风俗之美、道德之美以及充满诗意的悲壮之美,并使惩恶扬善的民间愿望获得最终落实。
人鬼情未了,《聊斋》有真情
《聊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它的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文字优美,特别是人鬼形象生动有情,情节设计起承转合、柳暗花明,都使这部小说集超越了在民间传诵的话本而上升为滋养后世的成功范例,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
朱新昌从《聊斋志异》精选了120篇,耗时两年创作完成《聊斋》。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自己艺术历程中的勇敢攀登。为此他细细品阅数遍文言原著,为吃透字里行间的精神,还查阅了清代的正史及野史。在开笔创作之初,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专程造访了蒲松龄的家乡洪山镇蒲家庄,一待就是数月。他拜谒了蒲松龄的陵墓,多次参观了蒲松龄纪念馆,与当地农民喝酒聊天,听他们讲神怪故事,在他们身上寻找三百年前蒲松龄的风度与身影。回上海后,朱新昌再度通览《聊斋志异》,从而进入艺术感觉良好的状态,信心培增。创作进入忘我状态后,还多次梦见狐狸精,似有明喻,似有暗示,从此落笔如有神助,一树一石如沐春风,笔下人物也个个活泛起来,顾盼之间充满了丰富表情。
朱新昌创作《聊斋》,还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人文精神的建立。他认为,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他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用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贯穿小说主线,演绎小说情节和内在逻辑,才创作出这部伟大作品。在有些篇什中蒲松龄用心更足,终成经典名篇。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朱新昌认识到这些作品积极的主题思想以及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在创作时特别用心用力。
《聊斋》故事中许多狐鬼与人恋爱的奇情故事,也给了朱新昌极大的推动和丰富灵感。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在他笔下表现得妩媚动人。这些画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生动活泼,敢于追求人间的幸福生活和真诚的感情,并以挣脱人间礼教拘束为途径或手段。朱新昌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融合一起,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现在,我们可以从画展中领略朱新昌的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以及绘画风格的些微变化,更可贵的是,他画出了故事发生环境的那种萧瑟感及诡异感,画出了人物的发展逻辑以及在当下存在的可能性。朱新昌很清楚,对历史人物的想象性描绘,其实是对当代人物形象的映射。通过对《聊斋》的演绎,朱新晶的艺术视野获得了开阔,艺术理念获得了提升,主题画创作的文化意义及实践价值再获证明。
朱新昌根据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创作的120幅墨彩画,就反映了当代画家的这种努力。由上海中国画院、蒲松龄纪念馆主办,上海清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聊斋志异——朱新昌中国画特展”,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在上海展出后,将移师山东淄博博物馆续展。由知名聊斋研究专家盛伟校勘、莫言作序的《朱新昌聊斋绘本》同时出版。今年炎夏,在浦江两岸及蒲松龄的故乡淄博,与当年电视连续剧《聊斋》热播时相仿,灯下啖瓜,谈鬼论道,可能成为一种有趣的场景。
从连环画创作的艰难转型
作为“五零后”的朱新昌,是在社会底层破土而出的一支春笋,贪婪地吮吸海派文化的雨露,他自小酷爱美术,放学后就将吃早点省下来的零钱交给街边小书摊头,坐在小板凳上看连环画,先看故事情节,再琢磨人物造型与表现手法。中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所属的梅山基地当过工人,后回上海在中学当过美术教师,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都会利用一切能抓到手的时间埋头绘画创作。
十年动乱结束后,朱新昌考进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后进上海中国画院首届高级研修班继续深造。现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蒲松龄研究会理事。朱新昌擅长人物画,早年他创作《的、得、地风波》、《少年》、《官场现形记》入选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1991年,他的作品《西游记》、《三言二拍》等又入选第五届全国连环画展,并分获一、二等奖。接着他又在1994年创作了《儒林外史》,成功塑造了一群在封建社会泯灭人性的文化环境中的儒生形象,成为新时期美术的经典之作,赢得一片好评,作品也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有着深厚生活积累的朱新昌懂得如何用连环画来表现人物形象与人物所处的环境,那就是在生活中寻找每一个可靠的细节。为了创作《烟村四五家》,他到石家庄体验生活一个月,为了创作《乱世少年》,就踏访当时还相当冷寂的湘西凤凰。所以朱新昌创作的连环画,能在有限的画面中,浓缩了源于生活的信息量,每幅画面都经得起敲打,这也是上海连环画画家创作积数十年的经验与代代相传的成功之道。
90年代后,随着连环画创作的大气候进入“冰河期”,朱新昌主动寻找新的艺术坐标与表现方式,但转身为纯粹的、传承有序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中画国创作,就得重新设计自己的构图与笔墨,好在他深谙中国画的要义,懂得传承和创作的辩证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海派人物画,就是连环画的放大”的观点。
若干年前朱新昌参与了《画说唐诗》的创作,他的好朋友、收藏家费滨海看了他的作品后,对他的人物造型能力和还原现场的功力表示惊喜,又得知他除“四大名著”外,对《聊斋志异》也很喜爱,于是就“撺掇”他将聊斋故事“搬上”宣纸。经不住这个诱惑,朱新昌终于开笔创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近500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一类是篇幅短小而缺少故事情节的奇闻异说;另一类是口口相传已经数百年的民间故事,内容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故事。朱新昌锁定的是后一类故事,当然,在今天资讯丰富、诉求多元、传播方式存在过度娱乐化的形势中,以绘画来演绎《聊斋》并非一件易事。从创作主体说,时代的隔阂,文学语言和绘画语言如何转换,对朱新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朱新昌是清醒的,回顾自己每一次以古典名著为题材的创作,其实都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度开掘与再度创作。开掘得深,创作上有新意,作品就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不仅要求自己忠实于原作,深刻再现时代背景,重返故事现场,更以人本立场来解读原作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逻辑,同时也在中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情之美、风俗之美、道德之美以及充满诗意的悲壮之美,并使惩恶扬善的民间愿望获得最终落实。
人鬼情未了,《聊斋》有真情
《聊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它的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文字优美,特别是人鬼形象生动有情,情节设计起承转合、柳暗花明,都使这部小说集超越了在民间传诵的话本而上升为滋养后世的成功范例,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
朱新昌从《聊斋志异》精选了120篇,耗时两年创作完成《聊斋》。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自己艺术历程中的勇敢攀登。为此他细细品阅数遍文言原著,为吃透字里行间的精神,还查阅了清代的正史及野史。在开笔创作之初,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专程造访了蒲松龄的家乡洪山镇蒲家庄,一待就是数月。他拜谒了蒲松龄的陵墓,多次参观了蒲松龄纪念馆,与当地农民喝酒聊天,听他们讲神怪故事,在他们身上寻找三百年前蒲松龄的风度与身影。回上海后,朱新昌再度通览《聊斋志异》,从而进入艺术感觉良好的状态,信心培增。创作进入忘我状态后,还多次梦见狐狸精,似有明喻,似有暗示,从此落笔如有神助,一树一石如沐春风,笔下人物也个个活泛起来,顾盼之间充满了丰富表情。
朱新昌创作《聊斋》,还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人文精神的建立。他认为,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他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用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贯穿小说主线,演绎小说情节和内在逻辑,才创作出这部伟大作品。在有些篇什中蒲松龄用心更足,终成经典名篇。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朱新昌认识到这些作品积极的主题思想以及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在创作时特别用心用力。
《聊斋》故事中许多狐鬼与人恋爱的奇情故事,也给了朱新昌极大的推动和丰富灵感。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在他笔下表现得妩媚动人。这些画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生动活泼,敢于追求人间的幸福生活和真诚的感情,并以挣脱人间礼教拘束为途径或手段。朱新昌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融合一起,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现在,我们可以从画展中领略朱新昌的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以及绘画风格的些微变化,更可贵的是,他画出了故事发生环境的那种萧瑟感及诡异感,画出了人物的发展逻辑以及在当下存在的可能性。朱新昌很清楚,对历史人物的想象性描绘,其实是对当代人物形象的映射。通过对《聊斋》的演绎,朱新晶的艺术视野获得了开阔,艺术理念获得了提升,主题画创作的文化意义及实践价值再获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