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的“九”,本是一个尊贵、吉祥的数字:老天称为“九重”,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器物之华丽称为“九华”,北京的名园北海有“九龙壁”,吉祥图案有“九九消寒图”,等等。但这个“九”字前面若加个“老”字,成为“老九”,就带上了江湖气,甚至是匪气;而若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变成“臭老九”,那么,我们就只会闻到牛棚气,甚至一些血腥气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与“臭老九”之称,结下过长时间的牵缠难解的“孽缘”。
　　“孽”者,灾殃之谓也。
　　“文革”中有所谓“臭老九”之说,即把知识分子排在八种坏蛋的后边,列为第九种坏蛋。前八种坏蛋依次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第九种便是“臭老九”,即知识分子。上面这几句对“臭老九”的含义的解说,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们对此早已耳熟能详,但对于那些出生或成长于着意淡化“文革”历史的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成为必须介绍的知识了。这些年轻人是不懂得当年的“臭老九”究竟有多惨,有多“臭”的,他们只知道如今的什么教授呀,博士呀,多么的风光,多么的受人尊敬,他们懵然不了解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那苦难而羞耻的一页。这就很需要那些历经劫难的“白头宫女”,常常向后生们讲讲“天宝年间的往事”。严格说来,我还不能算是“白头宫女”,那时我才一二十岁,见闻不多,感受更浅。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当个历史稗贩,或是鲁迅所说的“学匪派考古家”,向年轻人转述一点文献资料,考察一下“臭老九”的祖辈的情况,以窥见“臭老九”之悲苦境况的历史渊源。
　　关于“臭老九”在“文革”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卑下,其命运多舛又到了什么程度,实在是一言难尽的。“文革”后期,有一首题为《咏“臭老九”》的诗(传为梁漱溟先生作),可以让我们依稀看到当年知识分子命运的概貌。诗云: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却又是张打油式的。今天的年轻人,对于这首诗,也许正如曹雪芹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未必真正能够领会诗意的,而诗的作者本人——梁漱溟或另外某位先生,倘若活到今天,恐怕也会像曹雪芹那样,担心别人会读不懂他的作品。这首诗,虽然语出诙谐,却是满纸悲愤,仿佛是一幅知识分子受难的图画,又像是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苦命运,是可以用这首诗中的三个字来概括的,即:“不如狗”。狗,倘若听主人的话,主人是不会打它的。但“臭老九”不行,即便听话,即便告饶,也要打。狗,是受到主人豢养的,有的狗还是主人珍爱的宠物,绝不会轻易让它死去。但“臭老九”不然,不仅不受保护,珍爱更谈不上,而且常常有生命之危,或被殴死,或自裁,不计其数。季羡林先生著有《牛棚杂忆》一书,详述了他本人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可以作为这首诗中“不如狗”之句的释文。诗的第五、六句,是讽刺“文革”时的专政理论(大老粗领导一切)和是非颠倒的知识观(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富批判力。末句以归谬作结——马列也是知识分子,莫非也是“臭老九”?可谓说透了“臭老九”之说的荒唐与乖谬。
　　还是再让我们回过头来谈文章的主题:八娼九儒十丐。“九儒十丐古已有”,“九儒十丐”这四个字,源出于宋元之际两位杰出的爱国人物郑思肖、谢枋得的两篇文字。郑、谢二人都是决不肯屈服于异族统治的南宋遗民,谢枋得还是有名的民族英雄。郑思肖在《铁函心史·大义略叙》中记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所谓“鞑”,指蒙元统治者,“鞑法”,即蒙元统治者制定的等级制度。在“鞑法”中,官与吏是最高等级,是治人者;最低等的是乞丐,他们最困穷,最卑微;而儒者即读书人则被排在了第九位,仅仅高于乞丐一档——可怜的元代读书人,真可谓地道的臭“老九”。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专门考证过“九儒十丐”之说,他在《陔余丛考》卷四十二中,不但列举了《铁函心史》中的记载,还提到了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序》里的另一种说法,即:“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在谢枋得所记的这个排序中,没有提到三、四、五、六这几个等级,其中第七、八等级也不是郑思肖所说的七猎八民,而是七匠八娼。在这个排序中,儒者仍居第九,但却排在了娼妓之下。娼妓,乃是百业诸行中名声最臭者,而儒者竟在其下,可见元代读书人的地位之卑下,名声之不堪,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谢枋得看得很明白,在这个排序中,排在前面的,就是尊贵的等级,排在后边的,就是卑贱的等级,“八娼九儒十丐”,儒者无疑是贱之又贱的。
　　关于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序》里的说法,民国史学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九儒十丐”条里,还有另外一种版本。文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将陈登原与赵翼各自援引的谢文对比来看,大概陈登原所引的应当是比较全的。揆之陈登原所引的谢序,因序中有个“戏”字,似乎“十等”之说是“滑稽之雄”(曲艺家之类)的戏言,但从内容上来看,又似乎很庄重严肃,不像是戏言。我以为,这番看似戏言的话,实际上乃是包含着一段沉痛史实的沉痛之言。
　　郑思肖大体上是相信这个等级排序是出自元朝官方之手的,所以他称之曰“鞑法”。赵翼则与谢枋得的看法相近,认为这个排序只是“民间各就所见而次(排列)之,原非制为令甲也”(《陔余丛考》卷四十二),即认为这只是流传于民间的排序,而并不是元朝官方所制定的。但实际上,不论是官方的“鞑法”,或是民间“滑稽之雄”的戏言,还是民间依所见而排的序,总之,这个人分十等的排序,反映的是实情,是元朝等级社会的真相,是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歧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陈登原所引的文字,还提供了蒙元统治者设定贵贱等级的标准,或曰动因,即:设定谁在哪一等级,要看其是否对国家有利,亦即是否对蒙古贵族的统治有利。在元朝统治者的眼里,只有官吏才有益于国,匠娼儒丐是不利于国的,而读书人在他们看来,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此,谢枋得心中充满了不平和悲愤,因而发出了“嗟乎卑哉”这样的足可响彻千古的悲叹!
　　由于郑思肖和谢枋得对于元代的等级有两种记载,所以,后世人们在说到元代读书人的卑贱地位时,有时依从郑说,谓之“九儒十丐”,有时从谢说而来,谓之“八娼九儒”。我觉得,如果综合这两种说法,谓之“八娼九儒十丐”,大概更能反映元代读书人的实况,更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元代读书人所处的卑贱地位——比娼妓还要低,而仅仅高于乞丐。
　　笼统地说,八娼九儒十丐是发生在元朝的事,但若细究起来,主要还是发生在元代初年。那时,蒙古孛儿只斤氏刚取得天下,马上得之,又想马上治之,对读书人是很蔑视的,尤其是不信任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士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士人,认为他们“无益于国”——既没有用处,有时还爱捣乱,所以便将他们划为另类、异类,弃之于娼丐之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山渐稳,蒙元统治者也知道了儒者自有其用,于是便渐渐改善了读书人的境况。关于这个转变,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经从西域人华化的角度有过论述,他说:“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卒以文致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元西域人华化考》)蒙元统治者从“西域诸儒”那里,知道了孔子的教化对于自己统治的重要,知道了要想天下太平,光靠铁骑马刀是不行的,还要懂得文治,所以必须用儒生。查陈垣所说的“西域诸儒”,大抵指的是翰林学士高智耀、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一些来自西域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曾反复向蒙元帝王陈说“以儒治天下”的道理,陈说“用之则治,不用则否”的道理,所讲的理论,大概类似赵普向宋朝皇帝进献的国策“半部论语治天下”。陈说的结果,终于使元帝点头称“善”。这样,元初儒者所处的丐前娼后的地位,才逐渐有所改变。
　　我很感念郑思肖、谢枋得、赵翼和陈登原在自己的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九儒十丐的资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原来在八九百年前的元代,由于统治者的无知和暴虐,就已整出了“臭老九”,而这又实在令人拍案称奇:原来,“文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臭老九”,竟然也是古已有之!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守旧者“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看来,“文革”中整知识分子的恶政,也该算是一种祖传的老病。前不久,我到江苏常州旅行,专门寻访了赵翼的故居,在几间古旧残破的老屋里,见到了赵翼的几位后人,这是几位满脸沧桑、老态可掬的读书人。我蓦然想到,这几位赵翼后人,必定是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他们也必定是曾被划入“臭老九”的行列的。因之,我颇生感慨:这几位读书人的老祖宗赵翼先生,虽然能知道元朝曾有过九儒十丐,却又怎能料想到自己的后世子孙中,也会有人遭遇类似元朝九儒十丐的命运呢!
　　清代,读书人的地位总体来说还是不低的。康雍乾这几位人主除了用文字狱来对付那些他们认为不听话的士人外,对于当顺毛驴的大多数士人,还是用其所长,给以出路的,爱新觉罗氏要比蒙元帝王多懂得一些爱惜儒者的道理,于是,清朝的读书人便没有混到“九儒十丐”那步田地。但是,在清朝许多人的脑子里,元代的“九儒十丐”的说法,乃至观念,并未完全消除掉,仍时时显露出来,“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如清代咸同年间有个叫黄钧宰的诗文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宜乎九儒仅居十丐上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名叫“沙的”的伶官戏子当了平章(部长级干部)这个官职,那么你这个伶官所变的儒者(官即儒),位置也就仅仅在乞丐之上。这显然是在用“九儒十丐”这句话骂人。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清朝,“九儒十丐”之说仍然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
　　国民党统治时代,“九儒十丐”的排序自然是不存在了,但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脱掉与“老九”的干系。最近读到一本文史资料,了解到,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的“九儒十丐”和“文革”时的“臭老九”这两个“老九”以外,国民党时期还曾有过第三个“老九”存在。抗战时期,国统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极差,薪水甚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舆台也者,本是古代奴隶的名目,以后泛指壮工一类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舆台的薪水能有几何?低于舆台,那就是低之又低,恐怕连维持温饱都很不容易了。薪水低,社会地位肯定也不高,特别是大中学生小知识分子的地位就更卑下,于是有人将这些读书人的位置排在了国民党士兵之下,称国民党士兵为“丘八”,大中学生小知识分子为“丘九”。(《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贺祥麟《西南联大教授礼赞》)这种排序,真可以称之为“八兵九儒”。当然,这比起八娼九儒来,还是显示出了三民主义的优越性。当时,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这种民生凋敝、儒者困穷的状况,表示过深深的不满,写诗道:“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陈先生由眼前为了五斗米而劳神殒躯的苦况,联想到了古代九儒十丐的故实,发出了今日如同往昔的悲叹。抗战胜利以后,马上“五子登科”,“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大多数读书人的悲苦命运,不但没有因胜利得到改善,反而沿着九儒、丘九的境况一路滑下去。
　　日寇侵华期间,在统治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一点是与蒙元贵族相同的,就是加意对知识分子实行“抑之”的政策。而在具体方式上,又要比蒙元贵族刻毒、严厉得多。在日寇眼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意识尤为强烈的一群人,从骨子里不爱当顺民,所以必须实施最烈性的压制和迫害,直至加以屠戮。老舍先生在短篇小说《恋》里,对这种状况做过纪实性的描写。小说中有一段收藏家杨可昌与另一个也爱好收藏的知识分子庄亦雅之间的对话,这样写道:
　　敌人已越过德州,可是“保境安民”的谣言又给庄亦雅一点希望。……杨可昌来看了他一次,劝他卖出那张石(古画——笔者注),作为路费,及早的逃走。“你不能和我比”,他劝告庄先生,“我是纯粹的收藏家,东洋人晓得。你,你作过公务员和教员,知识分子,东洋人来到,非杀你的头不可!”“杀头?”庄亦雅愣了一会儿。(《老舍文集》第九卷《贫血集》)
　　杨可昌的话,说的是实情,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日寇确实是加意防范的,对于不顺从的知识分子,日寇的政策就是迫害、杀头。或许有人会质疑,老舍先生写的那是小说,也许是虚构的吧?那么好,再举作家孙犁和著名学者王元化二位先生的真实经历为证。孙犁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到村庄,对于学生,特别注意。凡是留有学生头,穿西式裤的人,见到就杀。于是保留了学生形象的照片,也就成了危险品。我参加了抗日,保存在家里的照片,我的妻,就都放进火膛里把它烧了。”这段话,出自孙犁的纪实性散文《新年悬旧照》。这可不是小说,不是虚构,而是孙犁所亲历和亲见的。王元化也曾有过与孙犁一样的见闻和经历。《书屋》杂志2006年第9期刊登的一篇文章《王元化谈鲁迅》写道:“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驻城国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元化先生全家也夹杂在其中。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进箱里……”日军要抓知识分子,这一点,在老舍的小说中,在孙犁和王元化的亲身经历中,完全是一样的,为了躲避日军抓捕而毁掉当知识分子的证据,孙犁和王元化也完全是一样的。这些材料,都确凿地证明了日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加以防范和迫害这一史实。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日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抑之”的政策,与“文革”对“臭老九”的迫害毕竟性质不同,这一点还是必须要加以区分的。
　　披览古书,我知道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多个读书人受到贬抑、压迫的时期,也知道了知识分子至少有三次成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这是历史的巧合呢,还是暗含着某种相似的原因?端的是耐人寻味。俱往矣,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挺起了腰杆,扬眉吐气,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尊重,再也不会遭遇“臭老九”的厄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