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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繁杂，找谁说理？
作为精神食粮的主要提供方，影视圈被老百姓高度关注。然而这样的关注给百姓一种印象：影视圈真乱。看看每天娱乐头条，与新片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同等数量的，是层出不穷的影视纠纷——
拿最近的例子来说，6月3日的头条是近期大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海报设计者承认侵权。虽然事情在双方当事人的友好态度下已得到解决，但这新闻无疑给被视为纪录片“神作”的《舌尖上的中国》抹上了一道淡淡的阴影。
4月份，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编剧李亚玲在其微博中发布了一份关于和导演陈思成就《北京爱情故事》纠纷的声明。声明中指出陈思成“‘北爱’九成以上的剧本是我自己亲自操刀”的言论不是事实。李亚玲也在声明中出示了关于《北爱》版权纠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并称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前李亚玲曾连续发表多篇博客，直指《北爱》导演、编剧陈思成言论不负责任，并存在拖欠稿酬现象，愤怒表示以后不会再合作。两人在微博上的骂战一度成为当月热门。
在所有的影视纠纷中，港星赵文卓与甄子丹的骂战无疑为一记重磅。电影《特殊身份》剧组宣布终止与赵文卓解约。赵文卓连夜发表声明，声称被“恶意中伤”，随后剧组不断爆出赵文卓耍大牌的新闻。赵文卓于3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矛盾的焦点在于剧组不断自行修改双方确认过的合约剧本，事后也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之前签的是双雄类型的电影，现在我彻底变成配角。关键是人物性格也改了，我从一个很冷的角色变成可以拍男人屁股的角色。我决定和经理人公司联系，因为剧本改动太大，我拍不下去了。”说来说去，还是侵权问题，然而此时事件刚刚点燃导火索。由于赵文卓与甄子丹都是一线打星，关注度极高，两人反目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明星们纷纷排队，为自己支持的一方呐喊助威。女星舒淇因为在微博上公开支持甄子丹，被赵文卓的粉丝围攻，一怒之下删除所有微博以示退出。闹到这般地步，网友终于开始冷静，事件宣告暂停，孰是孰非也被搁置了起来。青年导演檀冰于4月5日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甄子丹对他的电影《终极解码》的侵权。
这样的纠纷在影视圈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很多佳作因为合同纠纷或版权等原因而不得上映，造成了制片方和演员等相关人员经济损失。造成这些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者为大，演员和编剧等新人、势力薄弱的影视公司在遇到侵权问题时很难争取自己的权益，对业内权威的恐惧又阻止了他们对簿公堂的可能。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不伤双方情面的前提下，合理公正地解决类似纠纷呢？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给影视圈提供了说理的地方——
全国首创，影视法律服务
2012年5月8日，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达成了维护影视行业和谐健康发展的合作共识。视协牵头成立了“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中心主要由“首都影视专家律师团、影视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商事调解仲裁服务委员会”组成，对会员在创作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平纠纷、创和谐”的影视专业法律指导、影视行业人民调解和商事调解仲裁服务，保护会员的知识产权，依法维护影视工作者的合法权益。2012年3月6日经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批准备案，为全国首创。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这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纠纷，很多人都视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协会，作维权服务非北京视协的专长。“很多人对此有或多或少的担心，或是出于善意，或是怕我们陷入到争议中。但是我想我们在今天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如果都不走，那么影视行业环境优化就是一句空话。”北京视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连生坦言，“维权这件事，很多人在想，各种顾虑较多，不敢碰、不愿意碰！尤其对于协会来说，维权服务落在文字方面多，口号多，说一说、聊一聊的多，但坦率说能够落在实处，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付诸实践的却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借鉴。”
北京视协主席孙向东强调了专业性，“影视创作是知识密集、创意密集型工作，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首先是智力，产出的是著作权。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依法保护影视创作人员的创作激情竞相迸发，探索维护影视工作者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是需要社会各界重视，同时也是专业、行业组织应当积极探讨的环境服务问题。”
千呼万唤，影视圈的调解人
编剧的工作虽是至关重要的“一剧之本”，在中国剧组中，编剧的地位可远不如演员。对此，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王宛平（代表作：《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深有所感，“编剧合同一般都是甲方即投资方拟定的，满篇写的都是甲方的利益，乙方即编剧却只有义务。甲方的义务就是乙方达到标准后支付乙方稿酬。但什么叫标准呢？没有客观规定，合同中也未写明。这样甲方就可以以任何理由不给乙方稿酬。有些名编剧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要求甲方改合同，但小编剧是没权利的。编剧过去一般都是散兵游勇，也不敢维权，怕得罪投资方。如果我们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能够出面帮助解决一些争议的话，效果可能会大一些。制片方也会重视。”
对于导演，尤其是热门影视作品的导演，其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金牌导演郑晓龙近期大作《甄传》正在热映，一系列公然打着“甄后传”等虚假广告的作品已经出现。对此，郑晓龙说：“我觉得北京视协影视法律服务中心要重在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利益，保护原创性。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缺少原创性。我的作品出来后，跟风现象比较严重。如果是简单的跟风也就罢了，大量的抄袭让人无法忍受。至于取证，要靠律师去做这些事。这些剽窃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北京视协做到上述这点，就是在鼓励原创。电视人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来做好片子。法律服务中心的维权应在剽窃之前就取证，让剽窃的东西根本出不了笼，这才能有效地保护原创。”
当然，影视公司也不全然是强势方，在电视台等播出平台面前，影视公司也得放低身段。创作有《我的兄弟叫顺溜》《三国》《花木兰》等大型影视作品的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公司副总经理、制片人李立功坦言：“影视企业遇到的版权纠纷、权益受侵害等问题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方方面面的表现形式很多，比如剧本的抄袭、故事的抄袭等与合作对象的关系上，也有与电视台契约关系的不规范、不对等上。这是中国电视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民营影视企业能够走到今天，发展过程是很艰难的，面对电视台，民营影视企业没有话语权，是弱势群体。某些电视台欠影视企业的账，有些企业就是被这样活活拖死的。我们没有看到有民营企业敢去告电视台的。为什么不敢告？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和交易的不平等，这个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北京视协建立维权中心组织是件很好的事情。以往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是通过找中间人、托关系，私下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协会能够挑头做这件事情，从政府和市场的层面都能够介入，去调和，把不便于上法庭解决的事情用民间的方式解决，效果会比较好。”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后，北京视协与一些会员签约了公益性版权法律服务，如电影《火红的杜鹃花》、30集电视剧《掌门媳妇》、35集长篇电视剧《手相》、12集电视专题片《成长的秘密》以及乐视网数千部影视版权服务等。张连生说这是他们搞的“试验田”，目的是稳妥地推进影视法律服务。作为全国首创的影视法律服务中心，将成为全国影视行业和谐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作为精神食粮的主要提供方，影视圈被老百姓高度关注。然而这样的关注给百姓一种印象：影视圈真乱。看看每天娱乐头条，与新片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同等数量的，是层出不穷的影视纠纷——
拿最近的例子来说，6月3日的头条是近期大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海报设计者承认侵权。虽然事情在双方当事人的友好态度下已得到解决，但这新闻无疑给被视为纪录片“神作”的《舌尖上的中国》抹上了一道淡淡的阴影。
4月份，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编剧李亚玲在其微博中发布了一份关于和导演陈思成就《北京爱情故事》纠纷的声明。声明中指出陈思成“‘北爱’九成以上的剧本是我自己亲自操刀”的言论不是事实。李亚玲也在声明中出示了关于《北爱》版权纠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并称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前李亚玲曾连续发表多篇博客，直指《北爱》导演、编剧陈思成言论不负责任，并存在拖欠稿酬现象，愤怒表示以后不会再合作。两人在微博上的骂战一度成为当月热门。
在所有的影视纠纷中，港星赵文卓与甄子丹的骂战无疑为一记重磅。电影《特殊身份》剧组宣布终止与赵文卓解约。赵文卓连夜发表声明，声称被“恶意中伤”，随后剧组不断爆出赵文卓耍大牌的新闻。赵文卓于3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矛盾的焦点在于剧组不断自行修改双方确认过的合约剧本，事后也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之前签的是双雄类型的电影，现在我彻底变成配角。关键是人物性格也改了，我从一个很冷的角色变成可以拍男人屁股的角色。我决定和经理人公司联系，因为剧本改动太大，我拍不下去了。”说来说去，还是侵权问题，然而此时事件刚刚点燃导火索。由于赵文卓与甄子丹都是一线打星，关注度极高，两人反目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明星们纷纷排队，为自己支持的一方呐喊助威。女星舒淇因为在微博上公开支持甄子丹，被赵文卓的粉丝围攻，一怒之下删除所有微博以示退出。闹到这般地步，网友终于开始冷静，事件宣告暂停，孰是孰非也被搁置了起来。青年导演檀冰于4月5日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甄子丹对他的电影《终极解码》的侵权。
这样的纠纷在影视圈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很多佳作因为合同纠纷或版权等原因而不得上映，造成了制片方和演员等相关人员经济损失。造成这些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者为大，演员和编剧等新人、势力薄弱的影视公司在遇到侵权问题时很难争取自己的权益，对业内权威的恐惧又阻止了他们对簿公堂的可能。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不伤双方情面的前提下，合理公正地解决类似纠纷呢？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给影视圈提供了说理的地方——
全国首创，影视法律服务
2012年5月8日，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达成了维护影视行业和谐健康发展的合作共识。视协牵头成立了“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中心主要由“首都影视专家律师团、影视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商事调解仲裁服务委员会”组成，对会员在创作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平纠纷、创和谐”的影视专业法律指导、影视行业人民调解和商事调解仲裁服务，保护会员的知识产权，依法维护影视工作者的合法权益。2012年3月6日经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批准备案，为全国首创。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这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纠纷，很多人都视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协会，作维权服务非北京视协的专长。“很多人对此有或多或少的担心，或是出于善意，或是怕我们陷入到争议中。但是我想我们在今天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如果都不走，那么影视行业环境优化就是一句空话。”北京视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连生坦言，“维权这件事，很多人在想，各种顾虑较多，不敢碰、不愿意碰！尤其对于协会来说，维权服务落在文字方面多，口号多，说一说、聊一聊的多，但坦率说能够落在实处，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付诸实践的却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借鉴。”
北京视协主席孙向东强调了专业性，“影视创作是知识密集、创意密集型工作，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首先是智力，产出的是著作权。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依法保护影视创作人员的创作激情竞相迸发，探索维护影视工作者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是需要社会各界重视，同时也是专业、行业组织应当积极探讨的环境服务问题。”
千呼万唤，影视圈的调解人
编剧的工作虽是至关重要的“一剧之本”，在中国剧组中，编剧的地位可远不如演员。对此，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王宛平（代表作：《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深有所感，“编剧合同一般都是甲方即投资方拟定的，满篇写的都是甲方的利益，乙方即编剧却只有义务。甲方的义务就是乙方达到标准后支付乙方稿酬。但什么叫标准呢？没有客观规定，合同中也未写明。这样甲方就可以以任何理由不给乙方稿酬。有些名编剧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要求甲方改合同，但小编剧是没权利的。编剧过去一般都是散兵游勇，也不敢维权，怕得罪投资方。如果我们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能够出面帮助解决一些争议的话，效果可能会大一些。制片方也会重视。”
对于导演，尤其是热门影视作品的导演，其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金牌导演郑晓龙近期大作《甄传》正在热映，一系列公然打着“甄后传”等虚假广告的作品已经出现。对此，郑晓龙说：“我觉得北京视协影视法律服务中心要重在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利益，保护原创性。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缺少原创性。我的作品出来后，跟风现象比较严重。如果是简单的跟风也就罢了，大量的抄袭让人无法忍受。至于取证，要靠律师去做这些事。这些剽窃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北京视协做到上述这点，就是在鼓励原创。电视人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来做好片子。法律服务中心的维权应在剽窃之前就取证，让剽窃的东西根本出不了笼，这才能有效地保护原创。”
当然，影视公司也不全然是强势方，在电视台等播出平台面前，影视公司也得放低身段。创作有《我的兄弟叫顺溜》《三国》《花木兰》等大型影视作品的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公司副总经理、制片人李立功坦言：“影视企业遇到的版权纠纷、权益受侵害等问题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方方面面的表现形式很多，比如剧本的抄袭、故事的抄袭等与合作对象的关系上，也有与电视台契约关系的不规范、不对等上。这是中国电视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民营影视企业能够走到今天，发展过程是很艰难的，面对电视台，民营影视企业没有话语权，是弱势群体。某些电视台欠影视企业的账，有些企业就是被这样活活拖死的。我们没有看到有民营企业敢去告电视台的。为什么不敢告？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和交易的不平等，这个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北京视协建立维权中心组织是件很好的事情。以往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是通过找中间人、托关系，私下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协会能够挑头做这件事情，从政府和市场的层面都能够介入，去调和，把不便于上法庭解决的事情用民间的方式解决，效果会比较好。”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后，北京视协与一些会员签约了公益性版权法律服务，如电影《火红的杜鹃花》、30集电视剧《掌门媳妇》、35集长篇电视剧《手相》、12集电视专题片《成长的秘密》以及乐视网数千部影视版权服务等。张连生说这是他们搞的“试验田”，目的是稳妥地推进影视法律服务。作为全国首创的影视法律服务中心，将成为全国影视行业和谐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