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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逝世，学界震惊。打开电脑，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刊物及出版社都纷纷发文悼念，学界同仁无论老少，乃至海外的不少学者也都发帖深表哀悼。我也发一短文，认为先生与鲁迅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在学术文化的建设方面有着丰功伟绩，他对年轻学子的关爱培植更是意义深远。
我与傅先生关注中晚唐文史及李德裕、李商隐研究已三十余年。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在先生逝世次日即撰就万字悼念长文《花开花落皆安命，但开风气不为师》，刊于1月29日《文汇报》。文中述及1981年6月研究生毕业前夕，他与我，还有黄宝华兄一起去中华书局拜谒傅先生的情形。当时，我与傅先生谈的是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问题，这是我的毕业论文。先生听后很感兴趣，告诉我，《文学评论》即将发表他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论述诗人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课题正好不谋而合，此后学术通信亦就频繁起来。傅先生文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刊出，当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极高评价。其高屋建瓴、宏观通达的论述给人指示了路径。而我的论文《试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虽与先生论题相似，但主要是承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等精细考证，对诗人大和、开成、会昌、大中年间的诗文创作进行微观考察。文章寄傅先生后，他勉励有加，而当年出席我的论文答辩的诸位先生及导师都一致给予好评。由此，我满怀自信地把文章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后来，编辑部将文章刊入《文学评论》丛刊22辑，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亦为国内外学界征引及赞许。同年，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他马上寄我一册，并在来信中嘱咐我注意书中的错字刊误，整理出来后告诉他。
《李德裕年谱》是一部用心谱写中晚唐文学与历史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奉命细读数遍，除注意书中的错字刊误外，亦发现书中浩繁的资料征引或有可商之处，遂撰写了《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的文章寄《文学遗产》杂志。同时，我向先生作了详细汇报，附上了《年谱》一书的勘误表。这恰恰成了我与先生合作整理李德裕文集的契机。因为在复旦读书期间我已撰写了《李商隐开成会昌行迹辨索》（《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有神无迹话玉溪平质》（《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李商隐〈锦瑟〉诗众笺评说》（《唐代文学研究》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尤其是《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一文后来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6期发表后曾为国内外历史学界所征引，此文还和我的《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文同被台湾大学历史系列入建议参考文献，所以傅先生不嫌我之愚顽，认为我肯用功，同意与我合作。
陈尚君的悼念文章特别提及先生从善如流的优秀品质，对于比他年轻的学人如蒋寅、赵昌平，先生是竭诚欢迎他们的不同意见。先生在《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中说：“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阅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文章，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仁者爱人，他对于我的一得之见，细微之长竭力表扬，其道理在于“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人能不为金钱所诱惑，安心学术，潜心坐冷板凳，就值得肯定”（见陈尚君之悼文转述先生语）。尚君自述：“我在人生最艰困的时候，从未放弃学术，傅先生的理解支持很重要。”就我而言，我后半生的学术生命是傅先生赋予的。想当年我提出与他合作《李德裕文集校笺》实是为了寻求一线生机。当时，我还是新办的安庆师范学院的一名副教授，月薪122元。最痛苦的是研究资料缺乏，有开明的领导批给我一千元资料费，窘迫无助的我即有雪中送炭之感了。而傅先生已是名满国内外的大学者，他却很快回信鼓励我“潜心读书”，表示在资料上会尽力帮助我，在合作问题上又作了精心安排。尚君后来继傅先生出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我的一些重要论文在傅先生力荐之下得以刊发于著名学术刊物，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破格晋升教授。我们只是受到傅先生教育栽培的众多年轻学子中的一二显例。此无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在《痛失傅璇琮先生》一文中说：“傅先生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以治学为乐趣的人。”（《光明日报》2016年1月26日）这也使我想起1997年11月《李德裕文集校笺》初版《前言》结束处的告白：“在目前这样的环境里，要做这样一件朴实无华的事，洵属不易。我们明白，这部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名与利，当初我们立志于此，完全是为了学术，为了高层次的科学追求。这是我们的自勉，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欣有所托’。”三十余年来，傅先生一直这样教导我。抚今追昔，先生逝世，我亦年逾古稀，自當铭记教言，奋斗终身。
二
1987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我的《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一文，从此，我与傅先生探讨中晚唐文史逐步展开，二人合作《李德裕文集校笺》也逐渐深入。先生对我的工作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他先安排我参加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文》李德裕卷的工作，接着，又安排我参加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为第一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诗》李德裕卷的工作。期间，刘学锴教授邀我参加《增订注释全唐诗》工作，我即担任了李德裕诗的注释。陶敏教授是国内最优秀的唐诗人名考证专家，拙稿经他审阅，增补了不少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另外，陈尚君教授著有《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资料宏富。我们亦不时探讨，甚有切磋互补之益。陶、陈二位曾参与傅先生主编的多项学术工程，享誉学林，我们的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底本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先生访问日本，特地托人从静嘉堂文库拍来原陆心源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两种胶卷。后来，傅先生郑重托咐周勋初先生将这两种胶卷转交给我。1996年5月1日，傅先生就李集的底本、参校本以及校刊的原则、方法等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时，我正担任安庆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兼任中文系主任。我院系所的不少教师都担任着古籍研究的任务，傅先生的信对无疑大家颇有教益。本年安徽《古籍研究》第3期正是我任执行主编，遂将此信刊发于杂志卷首，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指导，也是对广大古籍研究者的启迪。 傅先生来信说：“你在安徽《古籍研究》上所发的文章我已读，同意你的意见。你说我们此次以《四部丛刊》本为工作本，《皕宋楼》本为最佳底本，我想是对的。”“又据傅熹年先生告，翁万戈先生所藏宋本文集，今北京印刷研究所已接受，且于今年六月可印出。如此，则我们可获得《李文饶文集》之最佳本全矣。这是最好的条件。”不久，我从安庆东下南京拜谒周勋初先生，取得皕宋楼本胶卷。傅先生又寄来翁万戈原藏《李文饶文集》宋本残卷复印件和傅增湘先生手校之《李文饶文集》复印件。此前，我参与的两项全国性项目，已校阅过清编《全唐诗》《全唐文》及相关的众多文史著作，这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尤其是收集的版本之全，征引的典籍之广亦为业内同行所赞许。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李德裕文集校笺》，学界反映颇好，如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撰有《古籍整理的途径、规范与方法——从〈李德裕文集校笺〉说开去》（见《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撰有《锲而不舍，予人以善——评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6日）。他们赞此书“是近年来古籍整理中一部典范之作”，“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我们愧不敢当，自应努力精进以酬答读者的期望。我们感到可贵的是论者的评述能够结合我们已发表的相关论著展开，深中肯綮。这正显示李德裕与中晚唐文学及党争的课题虽然难度高，却是当今文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抛砖引玉，是有所望于高明。
2011年12月，傅先生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李德裕文集校笺》已出版十余年，今中华书局打算重新出版，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此书河北教育出版社编校很认真，但须增补处还不少，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正可出增补修订版。2012年3月10日，我应周勋初先生之邀参加南京大学召开的新编全唐五代诗出版会议。当晚，傅先生就《李德裕文集校笺》诸问题与我长谈，他支持我的一些想法与计划，鼓励我认真做。“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这段论文章的话经先生阐释每每新意迭出。身为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他常以先贤之高标准责望于年轻一辈学子，可谓用心良苦。2012年4月26日，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有关会议。前一日，他来电话说下榻国际饭店，约我下午或明晨见面。最后，我们还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定了《李德裕文集校笺》增补修订的原则。当年《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卷首以特稿刊出我们增补修订版的前言，编者另拟了一个颇为醒目的题目：《政治实践是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李德裕文集校笺〉新版订补概述》。文章发表后文史学界颇为关注，时有同行询问此书何时出版。由于责任编辑的变动及中华书局编校的严格认真，时至今日，此书尚在排印中。我想中华书局定能以高质量的编校出版，告慰傅先生的在天之灵。
《李德裕文集校笺》增补修订简体字版在傅先生晚年辗转病榻的情形下酝酿，这是此书的第三个版本，受到我们高度重视。2015年，我受傅先生委托参与审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傅先生亦为项目主编。工作中，听有关同志说傅先生病倒不能起床了，我遂打电话到他家中问疾。徐敏霞先生告知了我大概情形。六月初，我专程从上海到北京探望。先生住电力总医院，精神清朗，惟耳朵重听。我们谈了李集校笺及《全宋笔记》的事，先生赠给我2015年第3期《清华大学学报》，其中即有先生撰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总序》一文。徐敏霞先生常感叹傅先生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也听得学界同仁说傅先生在轮椅或病榻上看稿撰作，眼前的这份《清华大学学报》即是明证。
2015年11月10日，河北省《燕趙文库》隋唐五代卷主编冯金忠先生来信说：“拟收录您和傅璇琮先生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并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此次重印拟改成简体、横排。”此事我向徐敏霞先生作了汇报，并请她向傅先生转告。河北教育出版社亦向傅先生与中华书局作了沟通。2016年3月17日，冯金忠主编发来电子邮件云：“前几天，文库的陈旭霞老师告知，《李德裕文集校笺》（修订版）的版权事宜已与中华书局沟通好，中华书局同意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简体横排本。”傅先生逝世后，我打电话给徐敏霞先生请她节哀保重，她在通话中也说起傅先生同意《燕赵文库》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意见，对此很重视。
然而，先生驾鹤西行了。他留下的“潜心读书”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去年，我审读了《全宋笔记》数十种书稿，其实，这既是先生对我的信任，也是先生让我“潜心读书”的善意安排。中华书局版增订本尚在排版审读中，先生逝世后，河北教育版增订本校样已寄来。和此前版本相比，又做了一些重要增订。
三
我们在前两次《前言》中一再申明，撰写者不是要重复乾嘉考证，而是要通过史料的去伪存真，把握历史的真实，以提供鉴戒。为此，我们曾请读者关注此书出版前后的相关论著，理解历史文本的文化意蕴。1996年4月15日，傅先生给我寄了一册陆键东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扉页上题曰：“此书购于京师，今寄赠周建国同志。”后来，他对我说陆著用了不少档案，材料可靠。此书重视历史文化批评亦有可取之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其特点是家学门风之美，学术文化贡献突出。我尝撰有《郑亚事迹考述》（《文史》31辑）、《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第5卷），二文均为两万字长文，数年间我全力以赴而撰作，却因稿子太长而投稿屡受挫折。最后经傅先生力荐得以面世，其中突出的正是历史文化批评。文章发表后受到海内外学界重视，我则深感先生的知遇之恩。
此次《李德裕年表》新增第十四节，乃承陈寅恪、傅先生之意突出人物的历史文化意义。李烨幼秉异才。开成元年（836），李德裕在袁州贬所作《蚍蜉赋并序》有云：“令稚子烨和之。”是时，李烨年才十一岁。及大中六年（852），李烨扶护父母亲属棺柩由海南归葬洛阳时，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其父李德裕为其母所作《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后面附有《第四男烨记》，写得慷慨激昂，怒斥牛党桂管廉察使张鹭阻止他当年为母奔丧。文云：“请解官奔讣，竟为抑塞。”“呼天不闻，叩心无益，抱痛负冤，块然骨立。”大有李德裕所撰刘氏志中“余性直盗憎，位高寇至，道不能枉，世所不容”那种梗概多气。李氏父子虽处于天涯海角、南荒穷徼而仍秉持忠孝节义之先儒传统，陈寅恪所赞扬的山东士族门风家风正在于此也。大中九年，李烨撰亡妻郑氏墓志铭，叙述郑氏“艰危备尝，抚育二子”，又抚育兄之遗孤“夫人鞠育勤到，至爱由衷，恩过所出”。李氏家风美善由此可见。 《李德裕文集》作为优秀的中华文化文本，千百年来感动了多少志士仁人。《李德裕年谱》大中三年从政事、文学、学识才艺、生活、著作等方面谱述了历代学者对李德裕的评价，从纵向的历史宏观角度给读者勾画出一道风景线：魏徵、房玄龄、宋璟、姚崇、张九龄、陆贽、李德裕，他们构成初、盛、中、晚唐的名相榜。梁启超编中国六大政治家传，将李德裕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连类而及，进行系统考察，显示了急遽转捩时期呼唤英雄人物的心态。此即所谓中国人的脊梁也。
在世事遽变，天崩地裂之时，《李德裕文集》作为优秀中华文化文本曾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2000年10月，我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帝冡山学院大学之请作关于中晚唐文学的演讲。期间，著名唐学专家下定雅弘教授陪我去东京静嘉堂文库访书，我终于看到了原陆心源藏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两种。吾国文化珍本流落海外，实为民族之痛。傅增湘在1926年所作《李文饶文集·缺名后序后跋》中慨叹：“嗟乎！天水遗刊渺不复觏，皕宋连箧复归海东。”我们作为《李德裕文集》的整理者深知此中况味。
《皕宋楼藏书志》卷七GA996曾提到明末叶石君手跋本曰：“叶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张孟恭所藏苏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叶石君记。’”及亲见此本，叶跋在这些文字上面尚有浓墨粗笔十九字：“崇祯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装。”盖因“戊子年”已是清顺治五年，只书干支不书年号，正是易代之际，士人反抗意识的表现。文衡山即文徵明，号衡山居士。其孙文震孟为崇祯帝师，立朝刚正。震孟之子文秉著有《烈皇小识》，描述崇祯末朝局乱象丛生曰：“逆珰遗孽，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諸公，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作为诗书传家的文氏后人无疑受到家传古籍宝典的深刻影响。明亡后，文秉以一介书生参与吴易起义，被捕后从容就义。另一位民族英雄陈子龙与夏允彝诸人读经典而总结历史经验。崇祯十二年，他三十二岁时专门编了陆贽与李德裕的合集并加以评论，意在挽救世道人心。明亡后，他与几社的同志都参与了反清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计六奇著《明季南略》，其中卷四有《文秉见杀》《陈子龙投河》《夏允彝赴池死》诸节，此岂偶然哉！此岂偶然哉！
《李德裕文集校笺》前两版《前言》都是与傅先生合作商讨撰成的，今独撰此文心中怅然，但文中传述的为了学术，为了高层次的科学追求之精神仍符合傅先生为人治学的本意。哲人其萎，教泽孔长。他无私地培养后辈学子的嘉言懿行更是意义深远。我亦曾教书撰述数十年，帮助过一些贫困学子走上治学之路，愿我师友在先贤指明的道路上精进，切不可稍有成绩便自鸣得意，更不要成为精到的利己主义者，徒窃虚名。兹录年初所作《悼傅璇琮先生逝世》一诗结束本文，以与我师友共勉：
吾师已乘黄鹤去，环宇学人悲讣闻。
总纂全书凌晓岚，研评唐宋礼琼林。
卅年商量卫公卷，教诲百笺濂洛文。
有道钧天广乐美，好携李杜访伶伦。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
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逝世，学界震惊。打开电脑，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刊物及出版社都纷纷发文悼念，学界同仁无论老少，乃至海外的不少学者也都发帖深表哀悼。我也发一短文，认为先生与鲁迅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在学术文化的建设方面有着丰功伟绩，他对年轻学子的关爱培植更是意义深远。
我与傅先生关注中晚唐文史及李德裕、李商隐研究已三十余年。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在先生逝世次日即撰就万字悼念长文《花开花落皆安命，但开风气不为师》，刊于1月29日《文汇报》。文中述及1981年6月研究生毕业前夕，他与我，还有黄宝华兄一起去中华书局拜谒傅先生的情形。当时，我与傅先生谈的是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问题，这是我的毕业论文。先生听后很感兴趣，告诉我，《文学评论》即将发表他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论述诗人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课题正好不谋而合，此后学术通信亦就频繁起来。傅先生文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刊出，当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极高评价。其高屋建瓴、宏观通达的论述给人指示了路径。而我的论文《试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虽与先生论题相似，但主要是承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等精细考证，对诗人大和、开成、会昌、大中年间的诗文创作进行微观考察。文章寄傅先生后，他勉励有加，而当年出席我的论文答辩的诸位先生及导师都一致给予好评。由此，我满怀自信地把文章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后来，编辑部将文章刊入《文学评论》丛刊22辑，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亦为国内外学界征引及赞许。同年，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他马上寄我一册，并在来信中嘱咐我注意书中的错字刊误，整理出来后告诉他。
《李德裕年谱》是一部用心谱写中晚唐文学与历史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奉命细读数遍，除注意书中的错字刊误外，亦发现书中浩繁的资料征引或有可商之处，遂撰写了《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的文章寄《文学遗产》杂志。同时，我向先生作了详细汇报，附上了《年谱》一书的勘误表。这恰恰成了我与先生合作整理李德裕文集的契机。因为在复旦读书期间我已撰写了《李商隐开成会昌行迹辨索》（《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有神无迹话玉溪平质》（《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李商隐〈锦瑟〉诗众笺评说》（《唐代文学研究》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尤其是《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一文后来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6期发表后曾为国内外历史学界所征引，此文还和我的《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文同被台湾大学历史系列入建议参考文献，所以傅先生不嫌我之愚顽，认为我肯用功，同意与我合作。
陈尚君的悼念文章特别提及先生从善如流的优秀品质，对于比他年轻的学人如蒋寅、赵昌平，先生是竭诚欢迎他们的不同意见。先生在《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中说：“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阅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文章，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仁者爱人，他对于我的一得之见，细微之长竭力表扬，其道理在于“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人能不为金钱所诱惑，安心学术，潜心坐冷板凳，就值得肯定”（见陈尚君之悼文转述先生语）。尚君自述：“我在人生最艰困的时候，从未放弃学术，傅先生的理解支持很重要。”就我而言，我后半生的学术生命是傅先生赋予的。想当年我提出与他合作《李德裕文集校笺》实是为了寻求一线生机。当时，我还是新办的安庆师范学院的一名副教授，月薪122元。最痛苦的是研究资料缺乏，有开明的领导批给我一千元资料费，窘迫无助的我即有雪中送炭之感了。而傅先生已是名满国内外的大学者，他却很快回信鼓励我“潜心读书”，表示在资料上会尽力帮助我，在合作问题上又作了精心安排。尚君后来继傅先生出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我的一些重要论文在傅先生力荐之下得以刊发于著名学术刊物，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破格晋升教授。我们只是受到傅先生教育栽培的众多年轻学子中的一二显例。此无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在《痛失傅璇琮先生》一文中说：“傅先生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以治学为乐趣的人。”（《光明日报》2016年1月26日）这也使我想起1997年11月《李德裕文集校笺》初版《前言》结束处的告白：“在目前这样的环境里，要做这样一件朴实无华的事，洵属不易。我们明白，这部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名与利，当初我们立志于此，完全是为了学术，为了高层次的科学追求。这是我们的自勉，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欣有所托’。”三十余年来，傅先生一直这样教导我。抚今追昔，先生逝世，我亦年逾古稀，自當铭记教言，奋斗终身。
二
1987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我的《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一文，从此，我与傅先生探讨中晚唐文史逐步展开，二人合作《李德裕文集校笺》也逐渐深入。先生对我的工作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他先安排我参加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文》李德裕卷的工作，接着，又安排我参加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为第一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诗》李德裕卷的工作。期间，刘学锴教授邀我参加《增订注释全唐诗》工作，我即担任了李德裕诗的注释。陶敏教授是国内最优秀的唐诗人名考证专家，拙稿经他审阅，增补了不少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另外，陈尚君教授著有《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资料宏富。我们亦不时探讨，甚有切磋互补之益。陶、陈二位曾参与傅先生主编的多项学术工程，享誉学林，我们的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底本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先生访问日本，特地托人从静嘉堂文库拍来原陆心源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两种胶卷。后来，傅先生郑重托咐周勋初先生将这两种胶卷转交给我。1996年5月1日，傅先生就李集的底本、参校本以及校刊的原则、方法等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时，我正担任安庆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兼任中文系主任。我院系所的不少教师都担任着古籍研究的任务，傅先生的信对无疑大家颇有教益。本年安徽《古籍研究》第3期正是我任执行主编，遂将此信刊发于杂志卷首，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指导，也是对广大古籍研究者的启迪。 傅先生来信说：“你在安徽《古籍研究》上所发的文章我已读，同意你的意见。你说我们此次以《四部丛刊》本为工作本，《皕宋楼》本为最佳底本，我想是对的。”“又据傅熹年先生告，翁万戈先生所藏宋本文集，今北京印刷研究所已接受，且于今年六月可印出。如此，则我们可获得《李文饶文集》之最佳本全矣。这是最好的条件。”不久，我从安庆东下南京拜谒周勋初先生，取得皕宋楼本胶卷。傅先生又寄来翁万戈原藏《李文饶文集》宋本残卷复印件和傅增湘先生手校之《李文饶文集》复印件。此前，我参与的两项全国性项目，已校阅过清编《全唐诗》《全唐文》及相关的众多文史著作，这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尤其是收集的版本之全，征引的典籍之广亦为业内同行所赞许。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李德裕文集校笺》，学界反映颇好，如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撰有《古籍整理的途径、规范与方法——从〈李德裕文集校笺〉说开去》（见《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撰有《锲而不舍，予人以善——评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6日）。他们赞此书“是近年来古籍整理中一部典范之作”，“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我们愧不敢当，自应努力精进以酬答读者的期望。我们感到可贵的是论者的评述能够结合我们已发表的相关论著展开，深中肯綮。这正显示李德裕与中晚唐文学及党争的课题虽然难度高，却是当今文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抛砖引玉，是有所望于高明。
2011年12月，傅先生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李德裕文集校笺》已出版十余年，今中华书局打算重新出版，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此书河北教育出版社编校很认真，但须增补处还不少，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正可出增补修订版。2012年3月10日，我应周勋初先生之邀参加南京大学召开的新编全唐五代诗出版会议。当晚，傅先生就《李德裕文集校笺》诸问题与我长谈，他支持我的一些想法与计划，鼓励我认真做。“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这段论文章的话经先生阐释每每新意迭出。身为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他常以先贤之高标准责望于年轻一辈学子，可谓用心良苦。2012年4月26日，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有关会议。前一日，他来电话说下榻国际饭店，约我下午或明晨见面。最后，我们还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定了《李德裕文集校笺》增补修订的原则。当年《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卷首以特稿刊出我们增补修订版的前言，编者另拟了一个颇为醒目的题目：《政治实践是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李德裕文集校笺〉新版订补概述》。文章发表后文史学界颇为关注，时有同行询问此书何时出版。由于责任编辑的变动及中华书局编校的严格认真，时至今日，此书尚在排印中。我想中华书局定能以高质量的编校出版，告慰傅先生的在天之灵。
《李德裕文集校笺》增补修订简体字版在傅先生晚年辗转病榻的情形下酝酿，这是此书的第三个版本，受到我们高度重视。2015年，我受傅先生委托参与审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傅先生亦为项目主编。工作中，听有关同志说傅先生病倒不能起床了，我遂打电话到他家中问疾。徐敏霞先生告知了我大概情形。六月初，我专程从上海到北京探望。先生住电力总医院，精神清朗，惟耳朵重听。我们谈了李集校笺及《全宋笔记》的事，先生赠给我2015年第3期《清华大学学报》，其中即有先生撰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总序》一文。徐敏霞先生常感叹傅先生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也听得学界同仁说傅先生在轮椅或病榻上看稿撰作，眼前的这份《清华大学学报》即是明证。
2015年11月10日，河北省《燕趙文库》隋唐五代卷主编冯金忠先生来信说：“拟收录您和傅璇琮先生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并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此次重印拟改成简体、横排。”此事我向徐敏霞先生作了汇报，并请她向傅先生转告。河北教育出版社亦向傅先生与中华书局作了沟通。2016年3月17日，冯金忠主编发来电子邮件云：“前几天，文库的陈旭霞老师告知，《李德裕文集校笺》（修订版）的版权事宜已与中华书局沟通好，中华书局同意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简体横排本。”傅先生逝世后，我打电话给徐敏霞先生请她节哀保重，她在通话中也说起傅先生同意《燕赵文库》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意见，对此很重视。
然而，先生驾鹤西行了。他留下的“潜心读书”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去年，我审读了《全宋笔记》数十种书稿，其实，这既是先生对我的信任，也是先生让我“潜心读书”的善意安排。中华书局版增订本尚在排版审读中，先生逝世后，河北教育版增订本校样已寄来。和此前版本相比，又做了一些重要增订。
三
我们在前两次《前言》中一再申明，撰写者不是要重复乾嘉考证，而是要通过史料的去伪存真，把握历史的真实，以提供鉴戒。为此，我们曾请读者关注此书出版前后的相关论著，理解历史文本的文化意蕴。1996年4月15日，傅先生给我寄了一册陆键东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扉页上题曰：“此书购于京师，今寄赠周建国同志。”后来，他对我说陆著用了不少档案，材料可靠。此书重视历史文化批评亦有可取之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其特点是家学门风之美，学术文化贡献突出。我尝撰有《郑亚事迹考述》（《文史》31辑）、《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第5卷），二文均为两万字长文，数年间我全力以赴而撰作，却因稿子太长而投稿屡受挫折。最后经傅先生力荐得以面世，其中突出的正是历史文化批评。文章发表后受到海内外学界重视，我则深感先生的知遇之恩。
此次《李德裕年表》新增第十四节，乃承陈寅恪、傅先生之意突出人物的历史文化意义。李烨幼秉异才。开成元年（836），李德裕在袁州贬所作《蚍蜉赋并序》有云：“令稚子烨和之。”是时，李烨年才十一岁。及大中六年（852），李烨扶护父母亲属棺柩由海南归葬洛阳时，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其父李德裕为其母所作《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后面附有《第四男烨记》，写得慷慨激昂，怒斥牛党桂管廉察使张鹭阻止他当年为母奔丧。文云：“请解官奔讣，竟为抑塞。”“呼天不闻，叩心无益，抱痛负冤，块然骨立。”大有李德裕所撰刘氏志中“余性直盗憎，位高寇至，道不能枉，世所不容”那种梗概多气。李氏父子虽处于天涯海角、南荒穷徼而仍秉持忠孝节义之先儒传统，陈寅恪所赞扬的山东士族门风家风正在于此也。大中九年，李烨撰亡妻郑氏墓志铭，叙述郑氏“艰危备尝，抚育二子”，又抚育兄之遗孤“夫人鞠育勤到，至爱由衷，恩过所出”。李氏家风美善由此可见。 《李德裕文集》作为优秀的中华文化文本，千百年来感动了多少志士仁人。《李德裕年谱》大中三年从政事、文学、学识才艺、生活、著作等方面谱述了历代学者对李德裕的评价，从纵向的历史宏观角度给读者勾画出一道风景线：魏徵、房玄龄、宋璟、姚崇、张九龄、陆贽、李德裕，他们构成初、盛、中、晚唐的名相榜。梁启超编中国六大政治家传，将李德裕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连类而及，进行系统考察，显示了急遽转捩时期呼唤英雄人物的心态。此即所谓中国人的脊梁也。
在世事遽变，天崩地裂之时，《李德裕文集》作为优秀中华文化文本曾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2000年10月，我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帝冡山学院大学之请作关于中晚唐文学的演讲。期间，著名唐学专家下定雅弘教授陪我去东京静嘉堂文库访书，我终于看到了原陆心源藏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两种。吾国文化珍本流落海外，实为民族之痛。傅增湘在1926年所作《李文饶文集·缺名后序后跋》中慨叹：“嗟乎！天水遗刊渺不复觏，皕宋连箧复归海东。”我们作为《李德裕文集》的整理者深知此中况味。
《皕宋楼藏书志》卷七GA996曾提到明末叶石君手跋本曰：“叶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张孟恭所藏苏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叶石君记。’”及亲见此本，叶跋在这些文字上面尚有浓墨粗笔十九字：“崇祯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装。”盖因“戊子年”已是清顺治五年，只书干支不书年号，正是易代之际，士人反抗意识的表现。文衡山即文徵明，号衡山居士。其孙文震孟为崇祯帝师，立朝刚正。震孟之子文秉著有《烈皇小识》，描述崇祯末朝局乱象丛生曰：“逆珰遗孽，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諸公，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作为诗书传家的文氏后人无疑受到家传古籍宝典的深刻影响。明亡后，文秉以一介书生参与吴易起义，被捕后从容就义。另一位民族英雄陈子龙与夏允彝诸人读经典而总结历史经验。崇祯十二年，他三十二岁时专门编了陆贽与李德裕的合集并加以评论，意在挽救世道人心。明亡后，他与几社的同志都参与了反清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计六奇著《明季南略》，其中卷四有《文秉见杀》《陈子龙投河》《夏允彝赴池死》诸节，此岂偶然哉！此岂偶然哉！
《李德裕文集校笺》前两版《前言》都是与傅先生合作商讨撰成的，今独撰此文心中怅然，但文中传述的为了学术，为了高层次的科学追求之精神仍符合傅先生为人治学的本意。哲人其萎，教泽孔长。他无私地培养后辈学子的嘉言懿行更是意义深远。我亦曾教书撰述数十年，帮助过一些贫困学子走上治学之路，愿我师友在先贤指明的道路上精进，切不可稍有成绩便自鸣得意，更不要成为精到的利己主义者，徒窃虚名。兹录年初所作《悼傅璇琮先生逝世》一诗结束本文，以与我师友共勉：
吾师已乘黄鹤去，环宇学人悲讣闻。
总纂全书凌晓岚，研评唐宋礼琼林。
卅年商量卫公卷，教诲百笺濂洛文。
有道钧天广乐美，好携李杜访伶伦。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