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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媒介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0-02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性别冲突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
在旧时的中国，在“封建专制”和“儒家文化的性别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备受压迫和凌辱。“重男轻女”的思想以不同方式出现。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表现在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1]
1949年以后，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得以结束。与西方妇女解放历程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妇女解放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解放的前提，必须是妇女先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提出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在实践中进行推广，使得“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2]。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国家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动员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提倡“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一时间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大大提高，随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的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热情。
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被政治话语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而且借助于有力的政治宣传运动深入人心。[3]此时官方媒体宣扬的“铁姑娘”形象是对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弱女子”的形象的直接的否定。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入了对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4]
此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包办就业体制的废除使得妇女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1]然而随着国家充当妇女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家长式地位”的削弱和市场主导力逐渐强大，妇女在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1]大量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困难。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80年代初至今不绝于耳。[4]直到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男性政协委员提倡“女同志回家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5]。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完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改变女性的命运。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在为女性提供一条出路的同时，也对女性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在事业上付出劳动，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兼顾家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出现对男女有别的强调，东方的“一些传统品质如温柔、善良、小鸟依人等女性气质受到关注和赞美”[3]，而追求自己的事业，干练的女强人形象遭到了讽刺和批判。
改革开放后的性别秩序是对毛泽东时期抹杀男女性别差异的反驳，但它不顾大量女性已经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事实，一味强调女性回归一种“弱女子”和“小女人”的形态，这使得许多女性觉得无所适从。[3]
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众多大众媒介中，女性杂志被认为是为女性制作的，其内容最能正视与女性有关的议题，并且是能够与女性生活经验与时俱进的一种流行文化产品。[6]
在针对中国女性形象、地位进行的媒介研究中，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往往被当作是经典的样本进行分析。《中国妇女》历史悠久，它历经了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记载历史的同时，杂志本身也是中国妇女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唯一的一本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王政曾经将《中国妇女》杂志视为“女权主义运作的动态场所”，认为其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产品。[7]因此，本研究将主要分析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妇女》杂志的研究状况。
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妇女》杂志的报道内容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风笑天[8]在其文章《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中，采用量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1950—1990年这40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中所报道的典型人物为样本，从生理形象、职业形象、政治形象、知识形象、事迹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女性典型形象的特征及变迁。
文章指出，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一系列的变迁，在五六十年代，杂志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单一的劳模型模式的女性，到了七十年代末，变成了劳模型、个人成就型、勇于斗争并存模式，八十年代再次发生变化，以个人成就型和女强人型为主。
该篇文章为目前可供参考的文献中最早分析《中国妇女》人物形象变迁的研究，对于之后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提出来一个分析女性形象变迁的基本思路，同时，对于分析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中国妇女》杂志曾经停刊了十二年，因此该研究的结论在女性形象历史变迁角度上的概括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样对《中国妇女》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考虑的还有张裕亮[6]的《铁姑娘、贤内助、时尚女——中国女性杂志构建的女性形象》。从《中国妇女》《家庭》《女友》刊登的报道中，张裕亮分析出中国女性杂志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无性化形象，到改革开放后的贤内助形象以及90年代中后期的时尚女形象的一系列变化，但其仍就沉浸在父权社会泡制的社会迷思里。
[关键词]媒介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0-02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性别冲突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
在旧时的中国，在“封建专制”和“儒家文化的性别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备受压迫和凌辱。“重男轻女”的思想以不同方式出现。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表现在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1]
1949年以后，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得以结束。与西方妇女解放历程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妇女解放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解放的前提，必须是妇女先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提出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在实践中进行推广，使得“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2]。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国家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动员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提倡“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一时间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大大提高，随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的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热情。
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被政治话语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而且借助于有力的政治宣传运动深入人心。[3]此时官方媒体宣扬的“铁姑娘”形象是对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弱女子”的形象的直接的否定。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入了对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4]
此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包办就业体制的废除使得妇女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1]然而随着国家充当妇女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家长式地位”的削弱和市场主导力逐渐强大，妇女在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1]大量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困难。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80年代初至今不绝于耳。[4]直到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男性政协委员提倡“女同志回家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5]。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完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改变女性的命运。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在为女性提供一条出路的同时，也对女性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在事业上付出劳动，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兼顾家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出现对男女有别的强调，东方的“一些传统品质如温柔、善良、小鸟依人等女性气质受到关注和赞美”[3]，而追求自己的事业，干练的女强人形象遭到了讽刺和批判。
改革开放后的性别秩序是对毛泽东时期抹杀男女性别差异的反驳，但它不顾大量女性已经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事实，一味强调女性回归一种“弱女子”和“小女人”的形态，这使得许多女性觉得无所适从。[3]
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众多大众媒介中，女性杂志被认为是为女性制作的，其内容最能正视与女性有关的议题，并且是能够与女性生活经验与时俱进的一种流行文化产品。[6]
在针对中国女性形象、地位进行的媒介研究中，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往往被当作是经典的样本进行分析。《中国妇女》历史悠久，它历经了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记载历史的同时，杂志本身也是中国妇女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唯一的一本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王政曾经将《中国妇女》杂志视为“女权主义运作的动态场所”，认为其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产品。[7]因此，本研究将主要分析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妇女》杂志的研究状况。
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妇女》杂志的报道内容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风笑天[8]在其文章《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中，采用量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1950—1990年这40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中所报道的典型人物为样本，从生理形象、职业形象、政治形象、知识形象、事迹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女性典型形象的特征及变迁。
文章指出，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一系列的变迁，在五六十年代，杂志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单一的劳模型模式的女性，到了七十年代末，变成了劳模型、个人成就型、勇于斗争并存模式，八十年代再次发生变化，以个人成就型和女强人型为主。
该篇文章为目前可供参考的文献中最早分析《中国妇女》人物形象变迁的研究，对于之后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提出来一个分析女性形象变迁的基本思路，同时，对于分析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中国妇女》杂志曾经停刊了十二年，因此该研究的结论在女性形象历史变迁角度上的概括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样对《中国妇女》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考虑的还有张裕亮[6]的《铁姑娘、贤内助、时尚女——中国女性杂志构建的女性形象》。从《中国妇女》《家庭》《女友》刊登的报道中，张裕亮分析出中国女性杂志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无性化形象，到改革开放后的贤内助形象以及90年代中后期的时尚女形象的一系列变化，但其仍就沉浸在父权社会泡制的社会迷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