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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休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从分析技术、商品、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形成和流行的根源，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造成人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强调只有重建马克思的需求理论，理顺技术、商品、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把满足和幸福置于生产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论文最后分析了以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上，不同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特质，并指出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技术;需要;商品;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3-0001-08
Abstract：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orists of Ecological Marxism such as Agger Ben， William Leiss， Andre Gorz and Jonathan Hughes analyzing the root of forma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consuming oriented value and lifesty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 commodity， need and satisfac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umerism values and way of life will inevitably contribute to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and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reconstruct Marxist need theor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commodity， need and satisfaction， establish ecological socialism， and seek for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from production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human freedom be fully developed and nature be liberated. This paper final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gger Ben’s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ists， and points out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echnology; need; commodity; consuming oriented value; ecological socialis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探寻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这一问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他们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这一问题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条路径以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或者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或者直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入手，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另一条路径是以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休斯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分析技术、商品、需要和人的幸福的关系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展开批判，通过重建人的需要理论，要求重新摆正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进而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我国学术界对前一条路径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且深刻，但对后一条路径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目的正在于系统清理后一条路径的理论逻辑，挖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一、技术理性的盛行与生态危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卢卡奇最早把技术理性的流行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物化现象联系起来，进而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则从揭示了技术理性流行的哲学世界观和现实基础，强调技术理性的流行根植于啟蒙理性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和资本追逐利润的现实需要，进而提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马尔库塞的“两种需求”理论为基础，深化和发展了上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资本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并没有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而是使得资本以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为资本追求利润服务的“虚假需求”创造了前提，资本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把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对商品的追求和消费活动中，而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从而使人们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不断淡化和弱化，这不仅意味着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行使一种意识形态功能，而且也意味着当代西方对人们的统治是包含政治统治和内在的心理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也就是说，资本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来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实现其政治统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把法兰克福学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引向生态批判。 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不同，以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休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和一个社会所主导的价值观的性质，由于他们都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所承载的物欲至上的不正义性，因此，他们都断言资本必然非理性地使用技术，最终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展现为人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王雨辰：虚假需要、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本·阿格尔等人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因此其生产并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这种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决定了技术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地使用，他们由此分析通过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来揭示科学技术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具体说：一方面，科学技术虽然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决定了技术革新只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速度加快了;另一方面，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既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控制和支配人们内心的消费需求，使人们屈从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也体现在资本对运用何种技术的选择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总是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相一致，以及与它的继续统治相容的技术。它消除那些不能增强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即便它们在国家所宣传的目标方面更加合理”[2]。与资本主义专制统治相适应，资本总是选择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特别是核技术，这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更为严重的破坏。 不仅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必然会产生异化，而且科学技术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相结合，也会更加强化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对此，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分析尤有代表性。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最初源自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对地球生命派生的统治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高扬人的力量，甚至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并把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对自然奥秘的迷恋转向了对自然效用和财富的迷恋。近代哲学家培根通过区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职能，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培根把科学和宗教分别看作是恢复人类的统治权和道德清白的两种形式，即在培根看来，科学和宗教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统治权和道德清白的两种保证。具体说：人类依靠科学，通过控制自然，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依靠道德人类恢复道德上的清白，通过这一区分消除了发展科学技术会亵渎宗教的担忧，为科学技术进步清除了思想上的阻碍，进而把科学看作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又害怕技术的非理性使用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于是设想自然是有灵魂的，并创立了诸多宗教仪式安慰自然的灵魂。同时，人们对自然的迷恋是迷恋其奥秘;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们开始从实用的眼光看待自然。培根所阐发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使人们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对自然的敬畏感由此逐渐消失，“自然”由此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培根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被近代哲学家进一步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由此形成将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本质上是把通过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看作是人的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进步观是建立在资本追求利润基础上的，资本奉行的是高度谋利、经济增长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不仅不能带来普遍的人类福利，只能沦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其发展的逻辑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
在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当代西方社会鼓励人们奉行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核心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3]16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本性密切相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生产主要是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奉行的是“够了就行”的价值观;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生产交换价值和获得利润为目的，生产遵循以“计算与核算”为基础的“效率原则”，这不仅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从“够了就行”到“越多越好”的转变，而且也导致了人们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当做衡量人生成功与否、地位高低的标准。“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4]由此，人的幸福被归结为占有商品和拥有财富的多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一种标识地位和成功与否的符号性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三个根源。具体说： 首先，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导致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这是因为：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资本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规模，为了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必须通过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人们增加消费，并形成了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模式。 其次，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方式的转换，决定了它必然要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们的统治方式已经从单纯的政治暴力统治转换为包括政治暴力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依靠文化意识形态方式维系其统治的发展趋势。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广泛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由此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必然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合法性危机，资本就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或者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让人们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托于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中，或者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维系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因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实际上在当代西方承载着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职能。而这又必然加剧高生产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人类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最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之所以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与人们逃避异化劳动密切相关。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不仅感觉不到自由和幸福，而且感到痛苦和不幸，由此人们追求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在闲暇时间中追求以资本所制造和控制的“虚假需求”的消费，这就意味着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自由和解放毫无联系的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488其结果必然造成与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不断紧张和生态危机。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不仅使人的生存和人与人的关系异化，而且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本·阿格尔等人是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出发来分析人的生存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指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体会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最终实现自我。但是当代西方人在劳动过程中感觉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劳动沦为一种不得不进行的谋生的活动，于是到劳动之外的消费活动中去寻找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并把作为获得人生幸福手段的消费活动当作人生的目的和幸福，由此形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由于这种消费活动是建立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制造的“主观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这种消费活动不仅是一种异化消费，而且也必然给人们带来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所谓身体的伤害主要体现在当代西方社会所消费的商品在投入市场之前，这些商品对于人类身体和环境的伤害处于一种未知状态，这就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对人们身体的潜在伤害;所谓心理的伤害主要是由于当代西方人的消费活动不是自主的，消费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是被资本所控制和支配的，“考虑到可供选择商品的诸多种类，大多数有关商品的不带偏见的信息对消费者帮助不大。总的说，他们的购买还停留在随机选择的水平上”[3]，人们并不能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被社会所制造、所牵引的“主观欲望”之间的差别，导致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依附于外在社会，而社会所提供的多样化的商品处于不断增多的状态，这意味着被主观欲望所支配的人们很难形成统一的人格。不仅如此，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人的成功与否归结为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这就必然强化人们的占有观念，人们之间应有的尊重观念日益淡漠，并异化为一种占有和彼此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导致生态危机。由于把商品占有和消费看作是人们实现满足的唯一形式，这就决定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支撑销费被看做是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就必然是“缺乏”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这种“缺乏”一方面是指对经济的无限增长的追求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这种“缺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缺乏”，而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制造出的虚假需求和主观欲望与生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缺乏”和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成功”看作是占有商品的金钱的多少，并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自然被简单地归结为满足人们对无止境欲望的工具，这就意味着人们不会真正考虑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无止境地利用和掠夺自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不仅如此，建立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高生产、高消费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废品，使得如何处理这些废品成为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不得不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基于以上认识和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区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制造出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求无关的主观欲望，强调真正的需要應当是基于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包括了物质和精神需求两方面的内容。人的满足和自由幸福应当建立在创造性的劳动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无止境追求上。正是由于颠倒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不仅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要克服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就必须重建人的需求理论，摆正技术、商品、需要和幸福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 三、需要理论的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追寻
威廉·莱斯、乔纳森·休斯和本·阿格尔等理论家都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让人们混淆了“需要”与“想要”“主观欲望”的区别，从而把满足和自我实现寄托于疯狂的消费活动，他们由此强调需要重建人的需要理论，摆正技术、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具体说： 威廉·莱斯主要是从探讨技术、商品和满足的关系入手，重建人的需要理论。莱斯首先剖析了以往探讨人的需要的理论的三种主要模式，即生物与文化二分模式、需要的等级和相对优先權模式和行为主义与批判理论模式的得失。所谓生物与文化区分模式，就是强调人的需要首先开始于人生存的基本生理需要，其他的社会需要都是建立在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莱斯指出，因为人的需要中的生理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机械划分的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从来没有真正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等级和相对优先权模式”就是按照人类需要的不同等级，把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进而决定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尤其具有代表性。莱斯指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照不同等级依次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莱斯认为，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仅存在着割裂不同层次需要之间联系，贬损物质需要和抬高精神需要的缺陷，而且它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社会的基础上的，既不能应用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又不能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因为当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把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归结为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并没有真正把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归结为精神追求;所谓行为主义模式是通过使用需求、驱力和选择等概念来描述性地列举消费者可观察的行动，但行为主义并无法判定这些消费者的行为是否合适;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需要理论模式的特点则是设法先建立一些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客观标准，在此基础上区分“真实需求”“虚假需求”以及行为是否正当，其贡献在于能够把所谓欲望看作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级利益与权力关系造成的，其缺陷则在于它所建立的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立足于哲学思辨，很难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莱斯强调除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分之外，其他需要理论对于我们重建人的需要理论帮助不大。他正是在肯定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借用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提出人的“欲望”和“需要”的不同，并建构他的需要理论的。 在他看来，“欲望表达的是某人的主观欲望（他感觉到的要求），而他的需要则是他的客观或真正需要”。[3]115也就是说，需要是生存的客观状态和客观要求，并总是从生理需要开始逐渐扩展到社会需要;而欲望则是主观或纯粹心理的感受。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正在于它造成了人们在“需求”和“想要”二者之间的困惑，从而不能正确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由此沉沦于异化消费中。为了说明他上述观点，莱斯详细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需要问题是一个与特定文化和社会模式相联系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的需求体系，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是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只有把握人类需要与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建立科学的人类需要理论，由此他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来分析人类需要与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 莱斯系统考察了当代经济学对商品交换和商品特性的认识和研究。在莱斯看来，自斯密以来的当代经济学虽然主要关注的是与商品交换相联系的人类物质需要方面，对于人类需要的符号方面关注得不够，但它却区分了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过分强调交换价值。马克思则对当代经济学的忽视和取消“使用价值”概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试图通过考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分析一般的交换经济的独特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一方面为人的个性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市场关系普遍化又加剧了人类同自己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远。莱斯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没有看到符号媒介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又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不仅是对于人的有用性，而且也是商品的内在属性。对此，莱斯主张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克尔文·莱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关于商品是包括尺寸、形状、性能等使用价值在内的“一系列属性的集合”的观点。莱斯认为，克尔文·莱卡斯特的这一断言的新颖之处在于他进一步把人和商品的关系归结为两阶段的关系，具体说，一是人们追求使用价值而形成的与商品的物质性关系;二是人们追求炫耀性消费而形成的与商品的符号性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商品具有由其内在属性所规定的固有属性，也具有人们基于炫耀性消费附加给商品的属性，从而使商品呈现出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相统一的特征。这是克尔文·莱卡斯特的理论创新，莱斯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当代西方社会人和商品关系的新变化的分析。在莱斯看来，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消费看作是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本身，由此导致了当代西方人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性，而只关注商品的符号象征性，再加上当代西方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分工的基础上，商品结构和信息越来越复杂，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商品物质性的淡漠，把兴奋点都集中到商品的符号象征性。而这种符号象征性又是社会制造出来强加给个人的，这就意味着对商品符号象征性的追求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基于以上认识，莱斯强调，必须从社会和自然双重维度探讨人的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具体说，从社会的维度看，正是由于广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人们无法分清自身真实需要和社会所制造出来的主观欲望，从而导致异化消费成为人们实现自身满足的方式;从自然的维度看，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又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这就意味着只有从变革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入手，才能处理好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和解决生态危机。 乔纳森·休斯则是通过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总结归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概念的内涵，以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原则的质疑。休斯认为，“需要”是与“欲求”不同的概念，“需要”通常是指人们的真实需要，即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需的物品;而“欲求”与真实需要没本质性的联系，是指人们主观希望得到某种物品。“欲求和需要是具有不同真值条件的不同概念。即使这里所谈的欲求和需要是指向同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的东西并不想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并不需要”。[6]232依据以上观点，休斯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需要概念理解为一个“A为了Y需要X的”三元结构的概念。这种三元结构意味着“所需要的一个事物（满足因素，X）始终需要作为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的条件”。[6]233休斯认为，这种三元结构的需要概念的优点不仅可以对不同理论家所秉承的需要概念的种类进行分类，而且为研究马克思对需要概念的使用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以此为基础，休斯分析了马斯洛提出的对需要概念三元结构的质疑：一是马斯洛根据他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应当把“需要”规定为“内驱力”或“动力”，休斯认为马斯洛的反驳并不能影响他关于马克思需要概念的三元结构界定。这是因为：第一，可以以“需要”与“欲望”的区别为基础，把“内驱力”的需要概念理解为最终的、非工具性的动机，虽然作为非工具性动机的内驱力的需要无法直接纳入到三元结构的需要概念中，但是依然可以把“欲求”规定为不合理的“需要”，从而与对马克思需要的三元结构概念保持一致;二是马斯洛对需要和需要的目标进行了区分，证明“‘需要’是指一个人的最终动机或目标，……我们需要某些事物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或满足我们的驱动”。[6]236休斯对此指出，马斯洛的上述质疑并不能对他所坚持的马克思需要概念的三元结构规定造成威胁，因为按照马斯洛的解释，依然遵循了“需要”与“A为了Y需要X”的形式，其中Y就是马斯洛所假设的驱动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休斯立足于马克思的原著，具体考察了马克思需要概念的演变。 在休斯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是通过考察“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区别，强调“自我实现”是人类需要的核心。在休斯看来，马克思所谓的“动物需要”仅仅是维持动物有机体生存的需要;所谓“工人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需要，而是被异化为仅仅维系身体生存的一种动物需要;所谓“人类需要”则是超越了仅仅维系身存的需要，更包括实现自我的诸多精神需要，并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如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意味着对其本质力量的实现，即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的外化，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友谊等内容，并且马克思把“自我实现”看作是人类需要的核心。而到了马克思后期，休息认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点转到区分真实需要和被资本激发的“虚假需要”。休斯实际上把马克思所说的“真实需要”理解为满足人的使用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虚假需要”则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被资本所制造出来的“想要”，这就意味着坚持马克思“需要概念”，就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总是要求优先实现那些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满足这些需要也不会产生生态问题。 本·阿格尔则是立足于异化消费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的矛盾，提出重建需求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不断增加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重新理顺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进而解决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坚持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消费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本质联系的异化消费，强调他所坚持的需求理论强调的是“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理论，我们就没有理由指望人们会对破坏他们的消费期望的现象作出反应，产生怨恨，和重新希望有能力对日益缺乏的商品分配进行监督的集权主义政权”。[5]494基于以上认识，本·阿格尔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消费领域，其核心是人们受广告所制造的“虚假需求”的操纵，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沉溺于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并形成对不断增加消费的习惯性期待，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对此，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就是指尽管人们对商品和消费不断增长形成了习惯性的期待，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无力支撑经济无限增长，由此导致对消费无限增长的期待破灭。“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促使人们理顺技术、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反思和否定消费主义价值观，进而把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作为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源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克服生态危机。 通过对需要理论的重建，本·阿格尔等人提出了他们的“易于生存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他们从个人、社会和自然三个维度论述了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途径。从个人的维度看，要把满足看作是生产劳动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也就是说，就是要把个人的满足从消费领域转向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从物质消费主义幸福观转向劳动幸福观，实现从单一的追求商品消费的满足转向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满足;从社会的维度看，一是要建立“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制度和管理制度，让工人参与到劳动和管理过程中，体会到劳动创造的欢欣;二是不再把短期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是把如何实现资源的公正分配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并让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视为消费活动，而是把满足的问题看作是生产的功能;从自然的维度看，主要是要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注重维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平衡问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尽量使用对自然影响比较小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和“软技术”，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二是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三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应当重新解释，即应当把它理解为旨在通过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促进人类伦理和道德的发展，使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进步和解放。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特质与当代价值
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存在，使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且人们反过来被资本所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支配，不能正确处理技术、商品、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其核心是混淆了“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从而沉醉于从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实现满足，去体验自由和幸福，这本质上是人生存的异化。不仅如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盛行，又必然会使得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体现为生态危机。因此，他们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建是由其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所决定的，这也使他们的理论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相比，具有其理论特质，同时也具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
第一，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路径问题上具有其理论的特殊性。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或者是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或者是直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主张红绿联合和以激进的有组织的阶级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建构生产目的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正义性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维度的分析，紧抓技术进步、商品、需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消費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带来人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然后要求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建，指出实现满足和幸福是生产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进而要求人们弄清楚“真实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从自身的真实需要出发，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理顺技术、商品、需要和幸福的关系，从个人的满足方式、社会的社会政策和对自然的尊重三个维度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显示出其理论重点和理论建构路径的特殊性。
第二，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处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系问题上，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深绿”生态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强调正是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和技术运用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放弃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技术运用，实际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技术运用看作是对立的关系;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技术运用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由于西方“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目的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所讲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这种环境保护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造成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经济增长的“真发展”，只能导致放任资本追求利益，最终形成有违公平正义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假发展”的结局。事实上，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既不否定经济增长，更不排斥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是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有机统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两山理论”形象地比喻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新发展观，其途径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发展方式，代替以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第三，他们关于“满足是生产领域的功能，而不是消费领域的功能”以及幸福在于“创造性的劳动”中的论断，对于我们当前反对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劳动幸福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物质主义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兴起和流行的，其核心就是把人的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中，具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特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改革开放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成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体现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得更好”，[7]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内容显然有别于不顾自然的限制，盲目追求感性满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幸福追求的合理性，而且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反复强调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才能获得，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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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需要;商品;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3-0001-08
Abstract：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orists of Ecological Marxism such as Agger Ben， William Leiss， Andre Gorz and Jonathan Hughes analyzing the root of forma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consuming oriented value and lifesty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 commodity， need and satisfac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umerism values and way of life will inevitably contribute to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and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reconstruct Marxist need theor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commodity， need and satisfaction， establish ecological socialism， and seek for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from production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human freedom be fully developed and nature be liberated. This paper final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gger Ben’s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ists， and points out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echnology; need; commodity; consuming oriented value; ecological socialis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探寻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这一问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他们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这一问题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条路径以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或者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或者直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入手，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另一条路径是以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休斯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分析技术、商品、需要和人的幸福的关系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展开批判，通过重建人的需要理论，要求重新摆正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进而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我国学术界对前一条路径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且深刻，但对后一条路径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目的正在于系统清理后一条路径的理论逻辑，挖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一、技术理性的盛行与生态危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卢卡奇最早把技术理性的流行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物化现象联系起来，进而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则从揭示了技术理性流行的哲学世界观和现实基础，强调技术理性的流行根植于啟蒙理性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和资本追逐利润的现实需要，进而提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马尔库塞的“两种需求”理论为基础，深化和发展了上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资本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并没有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而是使得资本以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为资本追求利润服务的“虚假需求”创造了前提，资本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把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对商品的追求和消费活动中，而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从而使人们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不断淡化和弱化，这不仅意味着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行使一种意识形态功能，而且也意味着当代西方对人们的统治是包含政治统治和内在的心理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也就是说，资本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来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实现其政治统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把法兰克福学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引向生态批判。 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不同，以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休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和一个社会所主导的价值观的性质，由于他们都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所承载的物欲至上的不正义性，因此，他们都断言资本必然非理性地使用技术，最终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展现为人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王雨辰：虚假需要、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本·阿格尔等人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因此其生产并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这种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决定了技术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地使用，他们由此分析通过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来揭示科学技术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具体说：一方面，科学技术虽然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决定了技术革新只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速度加快了;另一方面，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既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控制和支配人们内心的消费需求，使人们屈从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也体现在资本对运用何种技术的选择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总是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相一致，以及与它的继续统治相容的技术。它消除那些不能增强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即便它们在国家所宣传的目标方面更加合理”[2]。与资本主义专制统治相适应，资本总是选择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特别是核技术，这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更为严重的破坏。 不仅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必然会产生异化，而且科学技术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相结合，也会更加强化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对此，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分析尤有代表性。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最初源自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对地球生命派生的统治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高扬人的力量，甚至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并把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对自然奥秘的迷恋转向了对自然效用和财富的迷恋。近代哲学家培根通过区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职能，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培根把科学和宗教分别看作是恢复人类的统治权和道德清白的两种形式，即在培根看来，科学和宗教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统治权和道德清白的两种保证。具体说：人类依靠科学，通过控制自然，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依靠道德人类恢复道德上的清白，通过这一区分消除了发展科学技术会亵渎宗教的担忧，为科学技术进步清除了思想上的阻碍，进而把科学看作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又害怕技术的非理性使用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于是设想自然是有灵魂的，并创立了诸多宗教仪式安慰自然的灵魂。同时，人们对自然的迷恋是迷恋其奥秘;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们开始从实用的眼光看待自然。培根所阐发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使人们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对自然的敬畏感由此逐渐消失，“自然”由此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培根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被近代哲学家进一步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由此形成将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本质上是把通过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看作是人的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进步观是建立在资本追求利润基础上的，资本奉行的是高度谋利、经济增长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不仅不能带来普遍的人类福利，只能沦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其发展的逻辑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
在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当代西方社会鼓励人们奉行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核心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3]16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本性密切相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生产主要是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奉行的是“够了就行”的价值观;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生产交换价值和获得利润为目的，生产遵循以“计算与核算”为基础的“效率原则”，这不仅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从“够了就行”到“越多越好”的转变，而且也导致了人们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当做衡量人生成功与否、地位高低的标准。“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4]由此，人的幸福被归结为占有商品和拥有财富的多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一种标识地位和成功与否的符号性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三个根源。具体说： 首先，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导致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这是因为：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资本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规模，为了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必须通过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人们增加消费，并形成了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模式。 其次，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方式的转换，决定了它必然要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们的统治方式已经从单纯的政治暴力统治转换为包括政治暴力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依靠文化意识形态方式维系其统治的发展趋势。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广泛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由此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必然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合法性危机，资本就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或者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让人们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托于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中，或者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维系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因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实际上在当代西方承载着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职能。而这又必然加剧高生产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人类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最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之所以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与人们逃避异化劳动密切相关。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不仅感觉不到自由和幸福，而且感到痛苦和不幸，由此人们追求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在闲暇时间中追求以资本所制造和控制的“虚假需求”的消费，这就意味着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自由和解放毫无联系的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488其结果必然造成与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不断紧张和生态危机。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不仅使人的生存和人与人的关系异化，而且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本·阿格尔等人是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出发来分析人的生存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指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体会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最终实现自我。但是当代西方人在劳动过程中感觉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劳动沦为一种不得不进行的谋生的活动，于是到劳动之外的消费活动中去寻找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并把作为获得人生幸福手段的消费活动当作人生的目的和幸福，由此形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由于这种消费活动是建立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制造的“主观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这种消费活动不仅是一种异化消费，而且也必然给人们带来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所谓身体的伤害主要体现在当代西方社会所消费的商品在投入市场之前，这些商品对于人类身体和环境的伤害处于一种未知状态，这就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对人们身体的潜在伤害;所谓心理的伤害主要是由于当代西方人的消费活动不是自主的，消费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是被资本所控制和支配的，“考虑到可供选择商品的诸多种类，大多数有关商品的不带偏见的信息对消费者帮助不大。总的说，他们的购买还停留在随机选择的水平上”[3]，人们并不能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被社会所制造、所牵引的“主观欲望”之间的差别，导致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依附于外在社会，而社会所提供的多样化的商品处于不断增多的状态，这意味着被主观欲望所支配的人们很难形成统一的人格。不仅如此，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人的成功与否归结为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这就必然强化人们的占有观念，人们之间应有的尊重观念日益淡漠，并异化为一种占有和彼此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导致生态危机。由于把商品占有和消费看作是人们实现满足的唯一形式，这就决定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支撑销费被看做是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就必然是“缺乏”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这种“缺乏”一方面是指对经济的无限增长的追求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这种“缺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缺乏”，而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制造出的虚假需求和主观欲望与生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缺乏”和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成功”看作是占有商品的金钱的多少，并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自然被简单地归结为满足人们对无止境欲望的工具，这就意味着人们不会真正考虑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无止境地利用和掠夺自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不仅如此，建立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高生产、高消费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废品，使得如何处理这些废品成为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不得不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基于以上认识和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区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制造出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求无关的主观欲望，强调真正的需要應当是基于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包括了物质和精神需求两方面的内容。人的满足和自由幸福应当建立在创造性的劳动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无止境追求上。正是由于颠倒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不仅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要克服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就必须重建人的需求理论，摆正技术、商品、需要和幸福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 三、需要理论的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追寻
威廉·莱斯、乔纳森·休斯和本·阿格尔等理论家都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让人们混淆了“需要”与“想要”“主观欲望”的区别，从而把满足和自我实现寄托于疯狂的消费活动，他们由此强调需要重建人的需要理论，摆正技术、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具体说： 威廉·莱斯主要是从探讨技术、商品和满足的关系入手，重建人的需要理论。莱斯首先剖析了以往探讨人的需要的理论的三种主要模式，即生物与文化二分模式、需要的等级和相对优先權模式和行为主义与批判理论模式的得失。所谓生物与文化区分模式，就是强调人的需要首先开始于人生存的基本生理需要，其他的社会需要都是建立在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莱斯指出，因为人的需要中的生理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机械划分的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从来没有真正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等级和相对优先权模式”就是按照人类需要的不同等级，把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进而决定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尤其具有代表性。莱斯指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照不同等级依次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莱斯认为，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仅存在着割裂不同层次需要之间联系，贬损物质需要和抬高精神需要的缺陷，而且它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社会的基础上的，既不能应用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又不能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因为当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把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归结为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并没有真正把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归结为精神追求;所谓行为主义模式是通过使用需求、驱力和选择等概念来描述性地列举消费者可观察的行动，但行为主义并无法判定这些消费者的行为是否合适;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需要理论模式的特点则是设法先建立一些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客观标准，在此基础上区分“真实需求”“虚假需求”以及行为是否正当，其贡献在于能够把所谓欲望看作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级利益与权力关系造成的，其缺陷则在于它所建立的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立足于哲学思辨，很难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莱斯强调除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分之外，其他需要理论对于我们重建人的需要理论帮助不大。他正是在肯定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借用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提出人的“欲望”和“需要”的不同，并建构他的需要理论的。 在他看来，“欲望表达的是某人的主观欲望（他感觉到的要求），而他的需要则是他的客观或真正需要”。[3]115也就是说，需要是生存的客观状态和客观要求，并总是从生理需要开始逐渐扩展到社会需要;而欲望则是主观或纯粹心理的感受。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正在于它造成了人们在“需求”和“想要”二者之间的困惑，从而不能正确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由此沉沦于异化消费中。为了说明他上述观点，莱斯详细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需要问题是一个与特定文化和社会模式相联系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的需求体系，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是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只有把握人类需要与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建立科学的人类需要理论，由此他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来分析人类需要与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 莱斯系统考察了当代经济学对商品交换和商品特性的认识和研究。在莱斯看来，自斯密以来的当代经济学虽然主要关注的是与商品交换相联系的人类物质需要方面，对于人类需要的符号方面关注得不够，但它却区分了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过分强调交换价值。马克思则对当代经济学的忽视和取消“使用价值”概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试图通过考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分析一般的交换经济的独特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一方面为人的个性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市场关系普遍化又加剧了人类同自己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远。莱斯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没有看到符号媒介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又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不仅是对于人的有用性，而且也是商品的内在属性。对此，莱斯主张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克尔文·莱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关于商品是包括尺寸、形状、性能等使用价值在内的“一系列属性的集合”的观点。莱斯认为，克尔文·莱卡斯特的这一断言的新颖之处在于他进一步把人和商品的关系归结为两阶段的关系，具体说，一是人们追求使用价值而形成的与商品的物质性关系;二是人们追求炫耀性消费而形成的与商品的符号性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商品具有由其内在属性所规定的固有属性，也具有人们基于炫耀性消费附加给商品的属性，从而使商品呈现出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相统一的特征。这是克尔文·莱卡斯特的理论创新，莱斯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当代西方社会人和商品关系的新变化的分析。在莱斯看来，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消费看作是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本身，由此导致了当代西方人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性，而只关注商品的符号象征性，再加上当代西方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分工的基础上，商品结构和信息越来越复杂，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商品物质性的淡漠，把兴奋点都集中到商品的符号象征性。而这种符号象征性又是社会制造出来强加给个人的，这就意味着对商品符号象征性的追求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基于以上认识，莱斯强调，必须从社会和自然双重维度探讨人的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具体说，从社会的维度看，正是由于广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人们无法分清自身真实需要和社会所制造出来的主观欲望，从而导致异化消费成为人们实现自身满足的方式;从自然的维度看，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又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这就意味着只有从变革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入手，才能处理好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和解决生态危机。 乔纳森·休斯则是通过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总结归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概念的内涵，以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原则的质疑。休斯认为，“需要”是与“欲求”不同的概念，“需要”通常是指人们的真实需要，即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需的物品;而“欲求”与真实需要没本质性的联系，是指人们主观希望得到某种物品。“欲求和需要是具有不同真值条件的不同概念。即使这里所谈的欲求和需要是指向同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的东西并不想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并不需要”。[6]232依据以上观点，休斯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需要概念理解为一个“A为了Y需要X的”三元结构的概念。这种三元结构意味着“所需要的一个事物（满足因素，X）始终需要作为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的条件”。[6]233休斯认为，这种三元结构的需要概念的优点不仅可以对不同理论家所秉承的需要概念的种类进行分类，而且为研究马克思对需要概念的使用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以此为基础，休斯分析了马斯洛提出的对需要概念三元结构的质疑：一是马斯洛根据他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应当把“需要”规定为“内驱力”或“动力”，休斯认为马斯洛的反驳并不能影响他关于马克思需要概念的三元结构界定。这是因为：第一，可以以“需要”与“欲望”的区别为基础，把“内驱力”的需要概念理解为最终的、非工具性的动机，虽然作为非工具性动机的内驱力的需要无法直接纳入到三元结构的需要概念中，但是依然可以把“欲求”规定为不合理的“需要”，从而与对马克思需要的三元结构概念保持一致;二是马斯洛对需要和需要的目标进行了区分，证明“‘需要’是指一个人的最终动机或目标，……我们需要某些事物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或满足我们的驱动”。[6]236休斯对此指出，马斯洛的上述质疑并不能对他所坚持的马克思需要概念的三元结构规定造成威胁，因为按照马斯洛的解释，依然遵循了“需要”与“A为了Y需要X”的形式，其中Y就是马斯洛所假设的驱动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休斯立足于马克思的原著，具体考察了马克思需要概念的演变。 在休斯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是通过考察“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区别，强调“自我实现”是人类需要的核心。在休斯看来，马克思所谓的“动物需要”仅仅是维持动物有机体生存的需要;所谓“工人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需要，而是被异化为仅仅维系身体生存的一种动物需要;所谓“人类需要”则是超越了仅仅维系身存的需要，更包括实现自我的诸多精神需要，并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如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意味着对其本质力量的实现，即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的外化，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友谊等内容，并且马克思把“自我实现”看作是人类需要的核心。而到了马克思后期，休息认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点转到区分真实需要和被资本激发的“虚假需要”。休斯实际上把马克思所说的“真实需要”理解为满足人的使用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虚假需要”则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被资本所制造出来的“想要”，这就意味着坚持马克思“需要概念”，就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总是要求优先实现那些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满足这些需要也不会产生生态问题。 本·阿格尔则是立足于异化消费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的矛盾，提出重建需求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不断增加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重新理顺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进而解决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坚持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消费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本质联系的异化消费，强调他所坚持的需求理论强调的是“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理论，我们就没有理由指望人们会对破坏他们的消费期望的现象作出反应，产生怨恨，和重新希望有能力对日益缺乏的商品分配进行监督的集权主义政权”。[5]494基于以上认识，本·阿格尔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消费领域，其核心是人们受广告所制造的“虚假需求”的操纵，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沉溺于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并形成对不断增加消费的习惯性期待，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对此，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就是指尽管人们对商品和消费不断增长形成了习惯性的期待，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无力支撑经济无限增长，由此导致对消费无限增长的期待破灭。“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促使人们理顺技术、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反思和否定消费主义价值观，进而把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作为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源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克服生态危机。 通过对需要理论的重建，本·阿格尔等人提出了他们的“易于生存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他们从个人、社会和自然三个维度论述了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途径。从个人的维度看，要把满足看作是生产劳动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也就是说，就是要把个人的满足从消费领域转向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从物质消费主义幸福观转向劳动幸福观，实现从单一的追求商品消费的满足转向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满足;从社会的维度看，一是要建立“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制度和管理制度，让工人参与到劳动和管理过程中，体会到劳动创造的欢欣;二是不再把短期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是把如何实现资源的公正分配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并让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视为消费活动，而是把满足的问题看作是生产的功能;从自然的维度看，主要是要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注重维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平衡问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尽量使用对自然影响比较小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和“软技术”，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二是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三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应当重新解释，即应当把它理解为旨在通过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促进人类伦理和道德的发展，使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进步和解放。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特质与当代价值
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存在，使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且人们反过来被资本所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支配，不能正确处理技术、商品、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其核心是混淆了“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从而沉醉于从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实现满足，去体验自由和幸福，这本质上是人生存的异化。不仅如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盛行，又必然会使得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体现为生态危机。因此，他们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建是由其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所决定的，这也使他们的理论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相比，具有其理论特质，同时也具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
第一，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路径问题上具有其理论的特殊性。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或者是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或者是直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主张红绿联合和以激进的有组织的阶级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建构生产目的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正义性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维度的分析，紧抓技术进步、商品、需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消費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带来人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然后要求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建，指出实现满足和幸福是生产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进而要求人们弄清楚“真实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从自身的真实需要出发，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理顺技术、商品、需要和幸福的关系，从个人的满足方式、社会的社会政策和对自然的尊重三个维度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显示出其理论重点和理论建构路径的特殊性。
第二，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处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系问题上，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深绿”生态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强调正是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和技术运用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放弃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技术运用，实际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技术运用看作是对立的关系;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技术运用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由于西方“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目的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所讲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这种环境保护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造成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经济增长的“真发展”，只能导致放任资本追求利益，最终形成有违公平正义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假发展”的结局。事实上，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既不否定经济增长，更不排斥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是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有机统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两山理论”形象地比喻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新发展观，其途径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发展方式，代替以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第三，他们关于“满足是生产领域的功能，而不是消费领域的功能”以及幸福在于“创造性的劳动”中的论断，对于我们当前反对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劳动幸福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物质主义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兴起和流行的，其核心就是把人的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中，具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特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改革开放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成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体现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得更好”，[7]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内容显然有别于不顾自然的限制，盲目追求感性满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幸福追求的合理性，而且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反复强调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才能获得，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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