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4年），时值甲午战争开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晚清政治腐败，列强入侵，使他幼年饱受民不聊生的苦难，加上老师周先生的教诲，启蒙了他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4岁时，我父亲父母双亡，为了生计，报名参加新军。他带着一吊铜钱、几双麻鞋徒步从兰州远赴新疆伊犁，成为一名青年战士。
　　髫龄失怙走天涯，荆花憔悴惨无家。
　　马蹄踏遍天山雪，饥肠饱啖玉门沙。
　　这是父亲后来回忆当时情形写的一首诗。
　　由于自幼好学，父亲在家乡天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及李白、杜甫的诗作。有此文化基础，他很快成为军中笔杆子，不久升为连长。受当时伊犁革命思潮的影响，他16岁就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开始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生历程。
　　父亲始终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身体力行。此后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都无役不予。
　　刘蔼如是父亲新疆革命时期的同盟会战友，可谓生死之交。他年长父亲几岁，虽不是兄长却亲如兄长。伊犁革命失败后，他们逃离新疆，转道西伯利亚回到陕西，在陕西发起同盟会员“华山聚义”。刘伯伯晚年隐居陕西农村，每年都来我家“过冬”。父亲手绑沙袋练字，伤寒病中的坚忍不拔、刻苦学习，都是刘伯伯在闲聊中告诉我的。
　　许多同盟会革命同志与父亲亲如兄弟，此外大多是共产党朋友。

帮助多位共产党员

　　大革命时期，父亲与刘伯坚、李大钊、葛霁云等共产党员有亲密来往。葛是李大钊推荐给他的秘书，也是天水老乡。刘伯坚是父亲好友，刘夫人王淑振是陕西妇女运动的活跃人物，也是我母亲张玉燕的好友。刘、王二人于1927年在西安南院门市府大楼举办了婚礼，父亲为他们主婚，于右任是证婚人。当天，还有冯玉祥、史可轩、葛霁云、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国共两党许多名人前去祝贺。
　　刘伯坚被捕后的家信多通过我母亲转交，并嘱托对“虎豹两儿的照顾”。刘被杀害后，父亲对蒋介石更加不满，在家时有念起刘就义前的遗作《带镣长街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大革命转入低潮后，父亲抵制国民党右派“清党”行动，帮助许多共产党员脱离危险。
　　1927年5月，刘伯承来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父亲与刘伯承并不认识，却立即叫秘书葛霁云设法转去六百银圆，又开具通行证明，帮助行走。
　　有一次，父亲听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因出国缺乏费用要卖掉大衣，便典当了家里的皮箱，让知情人把钱送去，阻止他卖掉大衣。
　　还有一次，聂荣臻受到特务跟踪，正好躲进父亲的住所。父亲当时并不认识聂荣臻，但看他的行踪认为可能是一进步青年或共产党员，立即带他从另一通道迅速离开。
　　在上海，父亲通过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父亲还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该组织准备在1931年上半年武装起义，但邓不幸被捕，被国民党拿麻袋装着扔到了黄埔江里。
　　父亲和共产党人的秘密来往逐渐被特务机关盯上，葛霁云等以我母亲名义写给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封联系信被查获。特务搜查了我家，虽没找到什么证据，但并未罢休，勾结巡捕房将我父亲逮捕。母亲找到了上海著名女律师郑毓秀（中华民国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律师），在她的帮助下，父亲因证据不足得以无罪释放。

患难之交于右任

　　父亲与于右任的情谊匪浅：他在国民革命军中是于右任的副司令;于又和我的外祖父是三原同乡，科举考试中于考取举人，外祖父只是个秀才;我父母的婚姻则是于右任、胡景翼撮合的。
　　于右任留有长须，家乡人称他“于胡子”，我们叫他“胡子伯伯”。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行二度合作，而国民党内部反共喧嚣。父亲向蒋直陈内战千万打不得：“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内心震怒，但未予作答。父亲回来后向于右任说了经过，于埋怨他：“你讲那话不要‘颡’了？！”关中人称人头为“颡”，足见问题严重。父亲表示，国难当头，再打内战后果不堪设想，自己这次冒险犯难，顾不得许多了。于右任转而称赞他敢于直言，说：“你老弟为国事不怕活不到50岁，我反倒希望你为国家高寿百岁！”
　　这年11月是我父亲50岁大寿，于右任写了100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可惜这件珍品内战期间在榆林遗失了。
　　20世纪50年代，父亲受党中央指示，对台湾友人喊话，虽然没有得到回应，但于右任的思乡诗却是可以说明老人的大陆情结。

西安事变后襄助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后阶段，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不断施压，杨虎城的处境日益艰难。他与父亲反复计议，认为当时只有请准国民党政府给他以出国考察名义暂去海外为上策，以此委曲求全，保存实力。父亲受杨之托，三次南行向蒋介石进言。
　　起初，蒋的态度十分严峻，声色俱厉。父亲说：“这次西安事变，是一个非常事件，假如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现在出了，我希望委员长以圣贤兼豪杰之心来处理这件事，更会引起中外人士的敬佩！”戴笠送父亲到门口说：“邓先生真会讲话！你怎么会想起这两句话呢？”
　　父亲后来透露：“蒋介石以总理继承人自居，最怕别人说他背叛总理遗教。我说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点到他的痛处。蒋终于不得不审度形势，权衡利害。”蒋介石最终同意杨虎城以军事专使名义出国考察。
　　父亲又通过郑毓秀的关系，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作了杨虎城到上海后的安全保證。然后迅返西安，由西安飞上海，中共派周恩来为杨虎城送行，也同机前往。在上海码头，父亲再三叮嘱，蒋介石反复无常，劝杨虎城千万别回国。可仅几个月后，杨虎城给父亲发电报：“抗战发生，弟身为军人，不能再滞留国外，决定日内动身返国……”然而，杨虎城归国后不久，即被蒋介石诱往南昌软禁，从此永绝。

桃园结义，不让日伪过黄河

　　1937年10月，父亲临危受命，前往榆林出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当时，榆林及周边的很多国民党军队来自不同系统，互不统属，号令不一，粮草不济，人心浮动，混乱不堪。
　　父亲从甘肃到榆林，就带了个参谋，是个“光杆司令”。陕北当地有好几个地方军，他要团结人家，首先就要与原驻榆林的八十六师高双成搞好关系。论资历、职务，父亲都优于高双成，但高大父亲12岁。八年间，一直到高双成1945年去世，父亲对他始终以兄长待之，形成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绝好搭档。父亲又拜会了各部队主要将领，团结一致抗战，形成了分工明确、相对严密的军事防线。
　　当时，榆林地区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马占山。他率部在绥远顽强抵抗日伪军进攻，失利后撤到榆林。东北挺进军驻防地属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是十二战区司令，马占山是副司令。1938年8月，傅作义邀请父亲到河曲开会，协商合作抗日问题。他们二人的友谊也自此开始。
　　不久，傅作义脱离阎锡山，与我父亲和马占山联合，三人结拜为兄弟，一致抗日，组成了晋陕绥边区抗日联合部队，父亲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员。傅作义部的董其武任副总司令员。这支联合部队打得日本人一直没过黄河，支撑了北线抗战，保卫了大西北。
　　1942年，为纪念牺牲将士，马占山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忠烈祠，告慰忠魂。山下建有拜碑亭，内立父亲题字：“碧雪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碑亭。”傅作义则题写“浩气长存”。
　　抗战期间，父亲驻守陕北榆林，两个家属分别住在后方陕西和甘肃兰州。我另外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日寇轰炸兰州时，因防空洞倒塌全部遇难。父亲得知消息后因战事紧急，未能回兰州处理丧事，决定由内侄孙伯琦全权处理一切后事。我母亲因家中子女尚小，不能去榆林，只好派大姐惠林去劝慰父亲。数月后大姐因开学在即必须返回陕西，在依依难舍中父亲写就了 《玉蝴蝶》送别女儿：
　　秋风到边关，新凉扑人面，把酒唱骊歌，目送南归雁。
　　志切复国仇，勒马趋前线，挥戈捣黄龙，莫负男儿愿。
　　（注：诗中的“雁”为惠林小名小燕的谐音）
　　团结少数民族，成陵西迁
　　父亲一生都奋斗在西北，与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兄弟民族有着很深的友谊。
　　在绥西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有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园。成陵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不同，既无封土又无庙堂，只是在沙漠中有两座蒙古包。成吉思汗的银棺被安置在后包里，并且长年有一守灵人。
　　那时陕北跟蒙古是接壤的，七七事变后，蒙古东部被日军侵占，以德王为首的民族败类阴谋盗走成吉思汗陵，东移归绥，以此欺骗蒙古族上层和群众归附其统治。日军向伊克昭盟进攻，企图占据伊金霍洛旗，夺走成吉思汗灵柩。父亲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蒙古爱国王公沙王等向国民政府陈情，将成吉思汗灵柩内迁西移，中共也深表赞成。
　　1939年6月，成吉思汗灵柩离开伊克昭盟后，经过了榆林、米脂、绥德、延安等地，最后安放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兴隆山上。父亲一路护送。经过延安的时候，还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成陵西迁稳定了蒙古王公的抗日情绪。反映成陵西迁的纪录片在当时放映后，鼓舞了大后方抗日热情。于右任曾作 《谒成陵》 曲：
　　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专车将成吉思汗灵柩送回原地安放。

与毛主席的交往

　　抗战中，父亲总军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邻居和八路军友军。毛泽东称道他：“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父亲曾三次到访延安，每次都要逗留数天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则对父亲礼遇有加，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的交往不断加深。
　　毛泽东和父亲书信往来非常频繁，常互赠礼物。父亲每次去延安，都会给毛泽东带三炮台香烟，毛泽东有一次送了他一张狗皮褥子。我还记得那张狗皮褥子，是用灰色的布包边，上面镶了一块狗皮。60年代时，我去张掖参加社教还带着这张褥子，非常暖和。
　　甘肃深处内陆，自然环境严酷，素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父亲为此忧心忡忡。
　　有一次，父亲到永昌县焦家庄一带视察，发现当地群众多面带菜色，身体浮肿，普遍吃的是榆树皮面和野菜烙的饼。他特意把这种饼带回来，对我们说：“人在福中要知福。农民现在就是以此果腹，在饥饿线上挣扎。”他顶着压力，把榆树皮野菜饼子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这份特殊的礼物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以后，脸色沉重，只讲了一句话：“我在延安的时候尝过这个东西，很难吃。”
　　1941年，毛泽东请父亲到杨家岭驻地畅叙时局，续范亭应邀陪同。他们在窑洞里纵论天下，续范亭即兴作诗一首赠父亲：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革命挚友续范亭

　　当年，陕西华山聚义，父亲和续范亭初次相识，志同道合。他俩是聚义志士中年龄最小的，从此结下手足之情。
　　续范亭伯伯绝对是一位爱国英雄。为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他决心以一死唤起国人，实现全民抗战。他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幸被人及早发现救治。事前，他写有绝命诗五首和 《敦促抗日绝命书》。父亲闻讯立电慰问，同时派代表携款协助抢救。续范亭拒绝了蒋介石的巨额赠款，但对老朋友的馈赠则欣然接受。记得后来我见了续伯伯还要求看他“肚子上的长龙”。
　　续范亭久居延安，曾劝说父亲起义，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借以动员父亲：
　　厨子不要夸，先看炒腰花。
　　将军不要夸，就看为谁打。

广交文人雅士

　　父亲爱好戏曲、书画，曾云游大江南北，广交朋友。他的朋友圈还有知识界和文艺界人士，包括旧时代的文人雅士，“五四”以来和30年代以来的专家、学者、作家、记者、画家和演员等。他和齐白石、陈半丁、梅兰芳等人交谊很深厚。
　　抗战胜利后，父亲结识了画家齐白石。当时的齐白石并没有后来那样广受重视，父亲却因喜好他的画而经常登门看望，还互相讨论画作。齐白石深为感动，有一次从画框中拿出他最得意的一幅题有 《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山水画轴送给父亲，父亲以四百大洋作为酬谢。
　　父亲对国画有强烈的爱好和钻研的兴趣，提起历代名家，如数家珍。小时候，父亲常与我一人拿着画轴的一边，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解他收藏的字画。
　　父亲爱好戏曲，高兴时会哼唱几句秦腔。他与戏曲界名伶也有过往来。他给叶盛长的信中写道：
　　谭门古调久无闻，欣看歌坛起异军。
　　闹府杀家本名剧，得君演出更超群。
　　父親还很喜爱民间灯谜活动。他自己不仅能“打”，而且善出谜语，内容有古诗词、中外古今人名、地理、中药名、成语、物件等，十分丰富。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请他的朋友来家里，都是文化人，如 《大公报》 记者范长江、《光明报》 记者杨定德等。他们几个大人出灯谜，一条一条地挂在灯上。灯谜有不同的格，我一个人猜出了90%。
　　（选自《纵横》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