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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华,1956年生。四川省平昌县人。1977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9月晋升教授。1998年在职攻读四川大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志烈教授,2001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7月任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诗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重庆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著有《杜诗修辞艺术》《杜甫研究论集》《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等。
问者: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您是唐宋文学的研究专家,请问您怎样看待唐代文人的诗意?
答者:唐朝是开放的盛世,在那个时代滋养下孕育出来的唐诗,也显示了开放的诗意的格调。那个时代,文人有充分自由的创作空间。唐代,实际上也包括宋代,文人都可以用诗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善于用艺术的手段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处理生活中的一些困惑,变烦恼人生为诗意人生。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没有唐人那种用文学,用诗歌去交际的时间和心境了。但是,通过读唐诗来接近那种诗意的人生,似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问者:能否推荐几首诗歌让我们也同读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唐代文人的诗意?
答者:好的,我很愿意和大家来分享。我认为陈子昂的《感遇》和张九龄的《感遇》很有代表性。先来看陈子昂的《感遇》: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是一首咏物诗,字面上它是在写一种自然界生物生命的周期更替,写美好事物的“芳意难成”,但实际上却是在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任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不被朝廷重用,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失落感。
张九龄也写下了一组《感遇》诗,其中“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这首是被《唐诗三百首》收录的: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这首诗的字面意义非常清楚,写的是江南的丹橘有耐寒的本性,它之所以冬天不掉叶子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是它本性如此。
读诗,要把握住诗歌的创作背景,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对于士人来说,这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然而开元盛世后的张九龄却郁郁不得志,从一个盛世宰相贬到了荆州做刺史。唐代政治气候跟现在不一样,它们那个时候的宰相不断地更换,张九龄的任期算是较长的。我通读《资治通鉴》后发现,在唐朝差不多三年到五年,一般超不过五年宰相就要换。
唐朝那些宰相群中被贬的官,实际上是派到地方上主持工作,做一个区域主要的长官。一个刺史还有他发挥能力的机会,也有被上级再度考察、考量的机会,三年考察期里上级发现被贬的官做得不错,一般就会再根据需要将其调回靠近京城的地方做官。这种“量移”政策对唐代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有一种激励作用。
这两首诗都具有一种古典意味。这样的描写,这样的场景和这样的情感在当代社会是不复存在的。一首古代的文学作品,但未必具有古典意味。我之所以说这两首诗具有古典意味,因为它的字面上表现出的情境,只能是由古代的这种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古代人的感受决定的。例如第二首诗歌中的“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阻重深”是指交通不便,因为山重水阻,北方人很难吃到南方的红橘,于是就会很珍惜它。现在看来,这个现象在三十年前就不存在了,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从重庆出发去南京开会,那个时候的三峡山高水深,还没有三峡大坝,行航很不方便。途中一定得在万州靠岸停留,歇一晚上,再过三峡进入宜昌,那么到了万州的旅客干什么呢?差不多都要带上一小竹篮的橘子回去,那个时候红橘三到五块一篮,这一篮橘子一到武汉、南京、上海就成了非常稀奇的水果。当然,湖北也产橘子,但毕竟是隔山涉水从重庆带来的,就比本地的珍贵了。现在交通方便了,诗中所说的情况,我们感受也不太明显了。
张九龄感叹“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运命”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在一个圆圈上面找某一个起点,或某一个终点,这是不可能找到的。这里写丹橘而不写桃李,是有诗人自己的理解的。第一,橘树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品质,但却不被人们了解重视,原因是偏居一隅,没有条件展示自己的丰采。第二,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词语跟“桃李”有关,像“桃李满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是对橘的描写不多。所以张九龄就采取这样一个对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其实他的隐含意义是,我张九龄是一个优秀人才,现在被贬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无处实现抱负,世道真是不公。
问者:您对两首同题诗歌的比较,似乎又带出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比兴体”的诗歌。我们知道,比兴艺术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是否说我们的诗歌中有这个比兴的传统呢?比兴艺术发展到唐朝展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答者:是的,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是有这个传统存在的。从早期诗歌《诗经》《离骚》开始,比兴就已经大量存在,比如以“美人”、“香草”喻忠贞,但是这些都是局部的一个比方,只在一句诗文里出现。而唐诗《感遇》已经展现出了比兴手法作为一种整体艺术手段在诗歌里面运用的可能,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比兴体式。在这里,比兴手法从局部比喻过渡到整体比喻,这是一个体式的转换,体现出来比兴体成熟化、整体化的特点。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了文人们自由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个自由包括了表现形式,他们可以用非常雅致的形式来抒发感情。
这两首诗有很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它们的客观意义已经超出了自喻的范畴,而对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达到了现实人生的艺术审美的境界。其实,“感遇”诗题,李白写过,中唐的诗人也写过,总共不超过100首,但是李白的《感遇》也没法和陈子昂、张九龄的作品相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作品的形式、题材和内容都结合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从唐朝到现在以“感遇”为题来写的诗,或者说写人才问题方面的作品,没有能超过他们的。
问者:艺术不是无源之水,它来源于生活。那么,唐诗比兴体的出现应该也有其独有的社会历史背景,请您就这个话题跟读者们谈谈。
答者:比兴体的出现,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其中有一些唐诗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度过“危机”,起到了“危机公关”的作用。还是举具体的例子来谈吧。我认为,唐代最经典的“诗化”政治案例,是张籍的《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先来还原一下这首诗的情景:男子知道女子有了丈夫,但还是送给她一对明珠。明珠,古往今来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男子送女子明珠,说明男子对女子非常好,好到让女子没法断然拒绝。遇到这种情况,女子因“感君缠绵意”将明珠“系在红罗襦”。这表达了女子对男子含蓄的情意。因为她对男子的情意不好拒绝,就把明珠拴在“红罗襦”上――在我看这是“试戴”。接着,话锋一转,“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女子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家里有高楼、有花园的已婚女子。我的丈夫在明光宫里站岗放哨,是禁卫军军官,家里有权、有钱,过着富裕的生活。她向男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向男子表了态:拒绝男子。知道“君”对她爱得很热烈、执着,如“日月”般的光明,但她有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事夫誓拟同生死”,所以她不可能接受“君”的追求,最后回到“节妇”的主题,“还君明珠双泪垂”,我们没有这个缘分,“恨不相逢未嫁时”,只恨在未嫁时没有遇上你,于是只能感叹我们相见恨晚,从这点来看,作品写了一个已婚女子委婉地拒绝一个第三者的追求,她保持了一个女性的贞洁。
我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一个材料,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里对张籍评论说:“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编辑或编著一本书的时候,大多会说明为什么选择所选作品的理由,而不会特意说明为什么不选这个作品的原因。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特意指出不录用《节妇吟》,并指出了原因:“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这在今天的各种选本里面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一篇没有入选的作品发表了意见,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说他选诗的标准是儒家诗教,即温柔敦厚。可能是因为这首诗不符合温柔敦厚的风格,不符合儒家诗教对女性品格的要求,所以他不选。
问者:我认为,封建社会的女性要成为节妇就应该很愤怒地把明珠还给他,像罗敷一样,不要讲“恨不相逢未嫁时”,所以说,按古代的道德观念,她不是标准的节妇。但如果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她在行动上并未越雷池半步,对丈夫已经很忠诚了。当然,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作为一个贞妇,遇此情景她内心就应该很平静,一点波澜都不应该起,达到所谓“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的境界。
答者:你的意见很能代表当下一些人的看法。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子跟丈夫之外的一个男人约会肯定是有违道德的,尤其是她还觉得遗憾,仅仅只差行动而已。我们现代人说“行动不如心动”。“心动”就是精神出轨,所以沈德潜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批评那个女子的。当然,更为苛严的标准就是要女子做到波澜不惊,她一见到这个男子就应该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让他断了对自己非分的想法。
现实生活是丰富的,它有多种可能性。婚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美满的婚姻往往是天作之合。但婚姻确实会受时间、地点各方面的限制,结婚双方可能会在婚后发现更好的对象。旧社会的女子出现这种状况,她并没有所谓现代意义上选择的权利。这里,她“发乎情,止乎礼”,最终还是守住了婚姻和家庭。当然,从她内心的波澜看得出来她对丈夫的忠诚度还是差一点儿的。其实,就算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她的处理方式已经算是比较得当了。
问者:刚才您讲到的是这首诗歌的本意,那么这首诗有比兴意义吗?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答者:这个比兴意义得结合沈德潜的原文才能理解。他说“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当时,张籍已有工作,“李师道(古)以书币聘之”,李师道(古)邀请他去工作,“因作此词以却”,这是《唐诗别裁》里面的“本事”。“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这是对创作背景的交代。当时张籍为了拒绝一个地方军阀的邀请而写下了这首诗。当然这种拒绝不好直接表达出来,假托一个女子拒绝一个男子的口吻委婉道出比较好。这首诗存在的比兴意义就由此得来。
但这首诗的副题是到了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寄东平李司空”,到了清代出现了“李师道”或“李师古”。这样就引出了一个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张籍的《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于是,我在思考《节妇吟》这个“本事”究竟是怎么来的?那个异文“恨不相逢未嫁时”在清代才出现,在清代以前各个朝代各个版本都是“何不相逢未嫁时”,现在可以看出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绝不是它的原文,它最可靠的原文是“何不相逢未嫁时”。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但让我个人选择,我觉得“恨不相逢未嫁时”更好,那个遗恨的感情色彩更浓烈。在宋初的别集里,这首乐府没有副题,到了《唐文粹》,副题开始出现,有了“李司空”,再到南宋以后“李师道”或者“李师古”就出现了。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了这两个问题:第一,这副题是怎么来的,从北宋南宋元明清一步一步是怎样一个线索?第二,这个“李司空”和“李师道”或者“李师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认为这个李师道(古)与白居易《琵琶行》里最后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是有关系的。当年,白居易被贬就与李师道有关。唐朝在中唐以后衰微到灭亡有两大政治弊端:第一,宦官专权;第二,藩镇割据。而李师道就是这样一个“藩镇”,他不向中央送交税款,同时又大量网罗人才跟朝廷分庭抗礼。史书记载,当时宰相武元衡力主抑制藩镇势力,李师道因而派刺客暗杀了武元衡。白居易上疏力主缉拿凶手,反而因越职言事而被当局贬为了江州司马。
李师道要请张籍到自己的幕下做官,这对张籍来讲是一个考验。李师道的野心路人皆知,但如果不去又会很麻烦,所以对张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他内心里肯定是不愿意去的,但如何能把这个话带到呢?如何处理这个危机呢?可能是挣扎了很久,他最终决定写一首诗来表明他的心迹,这就是上面的那首诗。
问者:文学文本产生的背后都有它的社会历史、个人经历这样的背景,充分考察这个背景后再来读诗的确很有意思。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诗的副题中提及的那个人到底是李师道还是李师古?如果他的身份不能确定,上面的理解可能就是误读了。
答者: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两篇文章做过说明。我查了《资治通鉴》,李师古跟李师道是异母同胞的弟兄。李师古也是个坏人,但是他死得早一点,他和张籍中进士后共时的时间比较短,而李师道跟张则有十几年共时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就是张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我推断这个副题涉及的人物应是“李师道”。
同时,我发现姚铉在编《唐文粹》时,这首诗开始出现副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姚铉喜爱根据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兴趣来对文章取舍或删改。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姚铉在选编唐诗时,所添加的材料一般是有一定依据或传闻的。不过,从选编者的时代背景的角度讨论,我发现后人一直在慢慢强化“辞聘”的事情。
问者: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实际上,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很难保持原初的意义,更何况,文本意义的完成必须有读者的参与,这更增加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上面谈到的强化“辞聘”的现象又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具体到这首诗歌,为何会出现强化“辞聘”的现象?这和时代背景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答者:实际上,这跟后来诗的争鸣有关系。在南宋前期,由于南北分裂,在这样的局势下,“一臣不事二主”的忠臣观点渐渐得到提倡和强化,成为官员们的共识。说后人故意在强化“辞聘”,这是有道理的。这是借用“一女不嫁二夫”来比喻“一臣不事二主”。诗的意义演变与解读跟时代的大环境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这首诗在后世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清人黄周星在《唐诗快》里说:“双珠系而复还,不难于系,而难于复还。系者知己之感,还者从一之义也。此诗为文昌却聘之作,乃假托节妇言之。徒令千载之下,增才人无限悲感。”明代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也有:“予少日尝拟乐府百篇,《续还珠吟》云:‘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室家全。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明代的高棅在《唐诗品汇》里也评价过《节妇吟》,他们都是以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这个女子的。
问者:您讲到这儿,倒让我想起了唐人朱庆馀那首很出名的《闺意献张水部》,恰好又涉及到了张籍,那是朱庆馀为了得到他的赏识而向他献的诗。
答者:对,这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是具有古典意味的绝唱。我认为,朱庆馀的描写既空前又绝后,是个“绝唱”。他这首诗整首诗纯粹是白描,可能只有“画眉”存有典故。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等待天亮上堂去拜见公婆,这是旧式婚姻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夫妻洞房花烛夜后,新郎带新娘去拜见家人。旧式婚姻里不少夫妻双方只有到被送入洞房,揭开盖头的时候才会第一次见到对方的相貌,所以那个时候男女双方的心情是又喜又怕的,所以说,旧式婚姻的这一刻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悬念。等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新郎要领着新娘拜见公婆和叔伯姑嫂,她才能正式融入这个家庭。杜甫的《新婚别》也是描写这个风俗的:“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再看朱的诗,新娘子对即将接受丈夫家人检验的这一刻非常担心。这关系到她以后生活的幸福,所以她要精心打扮自己。“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觉得这二句非常生动,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新娘的神态和心理。“画眉”可能含有“张敞画眉”这个典故。这后两句对女孩的心理描写很好,非常切合当时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对于新娘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环境,或许她面对的是很凶狠的婆婆,很厉害的姑嫂,所以她是很担心的。她也不能半夜三更高声嚷嚷,只能说悄悄话,这一切非常符合情景和她的心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新娘在拜见公婆后受到大家的喜欢,或者三五个月后怀孕了,接着她掌控了整个家庭的状况了,她还会“低声问夫婿”吗?她可能会变成一个小喇叭,指点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首具有古典意味的诗。
同时,这首诗刻画出了人类对未知事物揭晓前的惶惑心理,这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首诗本意不在写新娘,而是用它来问自己的前程,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要清楚这一点,就要知道唐代科举考试的情况。在唐代有一个明规则,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在考试之前可以把自己的诗、文、小说等写成卷子送给考官的朋友、文坛的领袖或知名人物,以求得这些人的赏识并希望他们向考官推荐自己,而考生本人却不能跟考官见面,这是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事情,这叫做“行卷”。考官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就会对这些考生在心里面排一个名次,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唐诗的创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行卷之后,考生有了新的作品可以再送一份给相关人员,这叫做“温卷”。这就是朱庆馀《闺意》的写作背景,他是想通过写婚嫁娘焦心、惶惑的心理来曲折表达这样一种担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被文坛前辈认可、赏识?
朱庆馀之所以给张籍行卷,是因为后者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名气,很有影响。朱希望得到张的推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首标准的比兴体的诗,意在言外。张籍是运用比兴体的高手,看后,他应该是会心一笑,立即也回诗一首,即《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是对朱庆馀作品的高度评价。据说,朱庆馀当年顺利考中进士。
祁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本刊记者。本文编校:洪鸣
问者: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您是唐宋文学的研究专家,请问您怎样看待唐代文人的诗意?
答者:唐朝是开放的盛世,在那个时代滋养下孕育出来的唐诗,也显示了开放的诗意的格调。那个时代,文人有充分自由的创作空间。唐代,实际上也包括宋代,文人都可以用诗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善于用艺术的手段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处理生活中的一些困惑,变烦恼人生为诗意人生。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没有唐人那种用文学,用诗歌去交际的时间和心境了。但是,通过读唐诗来接近那种诗意的人生,似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问者:能否推荐几首诗歌让我们也同读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唐代文人的诗意?
答者:好的,我很愿意和大家来分享。我认为陈子昂的《感遇》和张九龄的《感遇》很有代表性。先来看陈子昂的《感遇》: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是一首咏物诗,字面上它是在写一种自然界生物生命的周期更替,写美好事物的“芳意难成”,但实际上却是在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任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不被朝廷重用,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失落感。
张九龄也写下了一组《感遇》诗,其中“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这首是被《唐诗三百首》收录的: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这首诗的字面意义非常清楚,写的是江南的丹橘有耐寒的本性,它之所以冬天不掉叶子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是它本性如此。
读诗,要把握住诗歌的创作背景,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对于士人来说,这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然而开元盛世后的张九龄却郁郁不得志,从一个盛世宰相贬到了荆州做刺史。唐代政治气候跟现在不一样,它们那个时候的宰相不断地更换,张九龄的任期算是较长的。我通读《资治通鉴》后发现,在唐朝差不多三年到五年,一般超不过五年宰相就要换。
唐朝那些宰相群中被贬的官,实际上是派到地方上主持工作,做一个区域主要的长官。一个刺史还有他发挥能力的机会,也有被上级再度考察、考量的机会,三年考察期里上级发现被贬的官做得不错,一般就会再根据需要将其调回靠近京城的地方做官。这种“量移”政策对唐代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有一种激励作用。
这两首诗都具有一种古典意味。这样的描写,这样的场景和这样的情感在当代社会是不复存在的。一首古代的文学作品,但未必具有古典意味。我之所以说这两首诗具有古典意味,因为它的字面上表现出的情境,只能是由古代的这种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古代人的感受决定的。例如第二首诗歌中的“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阻重深”是指交通不便,因为山重水阻,北方人很难吃到南方的红橘,于是就会很珍惜它。现在看来,这个现象在三十年前就不存在了,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从重庆出发去南京开会,那个时候的三峡山高水深,还没有三峡大坝,行航很不方便。途中一定得在万州靠岸停留,歇一晚上,再过三峡进入宜昌,那么到了万州的旅客干什么呢?差不多都要带上一小竹篮的橘子回去,那个时候红橘三到五块一篮,这一篮橘子一到武汉、南京、上海就成了非常稀奇的水果。当然,湖北也产橘子,但毕竟是隔山涉水从重庆带来的,就比本地的珍贵了。现在交通方便了,诗中所说的情况,我们感受也不太明显了。
张九龄感叹“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运命”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在一个圆圈上面找某一个起点,或某一个终点,这是不可能找到的。这里写丹橘而不写桃李,是有诗人自己的理解的。第一,橘树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品质,但却不被人们了解重视,原因是偏居一隅,没有条件展示自己的丰采。第二,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词语跟“桃李”有关,像“桃李满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是对橘的描写不多。所以张九龄就采取这样一个对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其实他的隐含意义是,我张九龄是一个优秀人才,现在被贬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无处实现抱负,世道真是不公。
问者:您对两首同题诗歌的比较,似乎又带出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比兴体”的诗歌。我们知道,比兴艺术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是否说我们的诗歌中有这个比兴的传统呢?比兴艺术发展到唐朝展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答者:是的,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是有这个传统存在的。从早期诗歌《诗经》《离骚》开始,比兴就已经大量存在,比如以“美人”、“香草”喻忠贞,但是这些都是局部的一个比方,只在一句诗文里出现。而唐诗《感遇》已经展现出了比兴手法作为一种整体艺术手段在诗歌里面运用的可能,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比兴体式。在这里,比兴手法从局部比喻过渡到整体比喻,这是一个体式的转换,体现出来比兴体成熟化、整体化的特点。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了文人们自由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个自由包括了表现形式,他们可以用非常雅致的形式来抒发感情。
这两首诗有很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它们的客观意义已经超出了自喻的范畴,而对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达到了现实人生的艺术审美的境界。其实,“感遇”诗题,李白写过,中唐的诗人也写过,总共不超过100首,但是李白的《感遇》也没法和陈子昂、张九龄的作品相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作品的形式、题材和内容都结合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从唐朝到现在以“感遇”为题来写的诗,或者说写人才问题方面的作品,没有能超过他们的。
问者:艺术不是无源之水,它来源于生活。那么,唐诗比兴体的出现应该也有其独有的社会历史背景,请您就这个话题跟读者们谈谈。
答者:比兴体的出现,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其中有一些唐诗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度过“危机”,起到了“危机公关”的作用。还是举具体的例子来谈吧。我认为,唐代最经典的“诗化”政治案例,是张籍的《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先来还原一下这首诗的情景:男子知道女子有了丈夫,但还是送给她一对明珠。明珠,古往今来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男子送女子明珠,说明男子对女子非常好,好到让女子没法断然拒绝。遇到这种情况,女子因“感君缠绵意”将明珠“系在红罗襦”。这表达了女子对男子含蓄的情意。因为她对男子的情意不好拒绝,就把明珠拴在“红罗襦”上――在我看这是“试戴”。接着,话锋一转,“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女子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家里有高楼、有花园的已婚女子。我的丈夫在明光宫里站岗放哨,是禁卫军军官,家里有权、有钱,过着富裕的生活。她向男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向男子表了态:拒绝男子。知道“君”对她爱得很热烈、执着,如“日月”般的光明,但她有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事夫誓拟同生死”,所以她不可能接受“君”的追求,最后回到“节妇”的主题,“还君明珠双泪垂”,我们没有这个缘分,“恨不相逢未嫁时”,只恨在未嫁时没有遇上你,于是只能感叹我们相见恨晚,从这点来看,作品写了一个已婚女子委婉地拒绝一个第三者的追求,她保持了一个女性的贞洁。
我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一个材料,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里对张籍评论说:“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编辑或编著一本书的时候,大多会说明为什么选择所选作品的理由,而不会特意说明为什么不选这个作品的原因。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特意指出不录用《节妇吟》,并指出了原因:“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这在今天的各种选本里面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一篇没有入选的作品发表了意见,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说他选诗的标准是儒家诗教,即温柔敦厚。可能是因为这首诗不符合温柔敦厚的风格,不符合儒家诗教对女性品格的要求,所以他不选。
问者:我认为,封建社会的女性要成为节妇就应该很愤怒地把明珠还给他,像罗敷一样,不要讲“恨不相逢未嫁时”,所以说,按古代的道德观念,她不是标准的节妇。但如果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她在行动上并未越雷池半步,对丈夫已经很忠诚了。当然,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作为一个贞妇,遇此情景她内心就应该很平静,一点波澜都不应该起,达到所谓“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的境界。
答者:你的意见很能代表当下一些人的看法。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子跟丈夫之外的一个男人约会肯定是有违道德的,尤其是她还觉得遗憾,仅仅只差行动而已。我们现代人说“行动不如心动”。“心动”就是精神出轨,所以沈德潜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批评那个女子的。当然,更为苛严的标准就是要女子做到波澜不惊,她一见到这个男子就应该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让他断了对自己非分的想法。
现实生活是丰富的,它有多种可能性。婚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美满的婚姻往往是天作之合。但婚姻确实会受时间、地点各方面的限制,结婚双方可能会在婚后发现更好的对象。旧社会的女子出现这种状况,她并没有所谓现代意义上选择的权利。这里,她“发乎情,止乎礼”,最终还是守住了婚姻和家庭。当然,从她内心的波澜看得出来她对丈夫的忠诚度还是差一点儿的。其实,就算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她的处理方式已经算是比较得当了。
问者:刚才您讲到的是这首诗歌的本意,那么这首诗有比兴意义吗?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答者:这个比兴意义得结合沈德潜的原文才能理解。他说“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当时,张籍已有工作,“李师道(古)以书币聘之”,李师道(古)邀请他去工作,“因作此词以却”,这是《唐诗别裁》里面的“本事”。“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这是对创作背景的交代。当时张籍为了拒绝一个地方军阀的邀请而写下了这首诗。当然这种拒绝不好直接表达出来,假托一个女子拒绝一个男子的口吻委婉道出比较好。这首诗存在的比兴意义就由此得来。
但这首诗的副题是到了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寄东平李司空”,到了清代出现了“李师道”或“李师古”。这样就引出了一个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张籍的《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于是,我在思考《节妇吟》这个“本事”究竟是怎么来的?那个异文“恨不相逢未嫁时”在清代才出现,在清代以前各个朝代各个版本都是“何不相逢未嫁时”,现在可以看出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绝不是它的原文,它最可靠的原文是“何不相逢未嫁时”。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但让我个人选择,我觉得“恨不相逢未嫁时”更好,那个遗恨的感情色彩更浓烈。在宋初的别集里,这首乐府没有副题,到了《唐文粹》,副题开始出现,有了“李司空”,再到南宋以后“李师道”或者“李师古”就出现了。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了这两个问题:第一,这副题是怎么来的,从北宋南宋元明清一步一步是怎样一个线索?第二,这个“李司空”和“李师道”或者“李师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认为这个李师道(古)与白居易《琵琶行》里最后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是有关系的。当年,白居易被贬就与李师道有关。唐朝在中唐以后衰微到灭亡有两大政治弊端:第一,宦官专权;第二,藩镇割据。而李师道就是这样一个“藩镇”,他不向中央送交税款,同时又大量网罗人才跟朝廷分庭抗礼。史书记载,当时宰相武元衡力主抑制藩镇势力,李师道因而派刺客暗杀了武元衡。白居易上疏力主缉拿凶手,反而因越职言事而被当局贬为了江州司马。
李师道要请张籍到自己的幕下做官,这对张籍来讲是一个考验。李师道的野心路人皆知,但如果不去又会很麻烦,所以对张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他内心里肯定是不愿意去的,但如何能把这个话带到呢?如何处理这个危机呢?可能是挣扎了很久,他最终决定写一首诗来表明他的心迹,这就是上面的那首诗。
问者:文学文本产生的背后都有它的社会历史、个人经历这样的背景,充分考察这个背景后再来读诗的确很有意思。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诗的副题中提及的那个人到底是李师道还是李师古?如果他的身份不能确定,上面的理解可能就是误读了。
答者: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两篇文章做过说明。我查了《资治通鉴》,李师古跟李师道是异母同胞的弟兄。李师古也是个坏人,但是他死得早一点,他和张籍中进士后共时的时间比较短,而李师道跟张则有十几年共时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就是张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我推断这个副题涉及的人物应是“李师道”。
同时,我发现姚铉在编《唐文粹》时,这首诗开始出现副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姚铉喜爱根据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兴趣来对文章取舍或删改。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姚铉在选编唐诗时,所添加的材料一般是有一定依据或传闻的。不过,从选编者的时代背景的角度讨论,我发现后人一直在慢慢强化“辞聘”的事情。
问者: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实际上,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很难保持原初的意义,更何况,文本意义的完成必须有读者的参与,这更增加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上面谈到的强化“辞聘”的现象又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具体到这首诗歌,为何会出现强化“辞聘”的现象?这和时代背景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答者:实际上,这跟后来诗的争鸣有关系。在南宋前期,由于南北分裂,在这样的局势下,“一臣不事二主”的忠臣观点渐渐得到提倡和强化,成为官员们的共识。说后人故意在强化“辞聘”,这是有道理的。这是借用“一女不嫁二夫”来比喻“一臣不事二主”。诗的意义演变与解读跟时代的大环境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这首诗在后世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清人黄周星在《唐诗快》里说:“双珠系而复还,不难于系,而难于复还。系者知己之感,还者从一之义也。此诗为文昌却聘之作,乃假托节妇言之。徒令千载之下,增才人无限悲感。”明代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也有:“予少日尝拟乐府百篇,《续还珠吟》云:‘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室家全。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明代的高棅在《唐诗品汇》里也评价过《节妇吟》,他们都是以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这个女子的。
问者:您讲到这儿,倒让我想起了唐人朱庆馀那首很出名的《闺意献张水部》,恰好又涉及到了张籍,那是朱庆馀为了得到他的赏识而向他献的诗。
答者:对,这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是具有古典意味的绝唱。我认为,朱庆馀的描写既空前又绝后,是个“绝唱”。他这首诗整首诗纯粹是白描,可能只有“画眉”存有典故。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等待天亮上堂去拜见公婆,这是旧式婚姻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夫妻洞房花烛夜后,新郎带新娘去拜见家人。旧式婚姻里不少夫妻双方只有到被送入洞房,揭开盖头的时候才会第一次见到对方的相貌,所以那个时候男女双方的心情是又喜又怕的,所以说,旧式婚姻的这一刻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悬念。等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新郎要领着新娘拜见公婆和叔伯姑嫂,她才能正式融入这个家庭。杜甫的《新婚别》也是描写这个风俗的:“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再看朱的诗,新娘子对即将接受丈夫家人检验的这一刻非常担心。这关系到她以后生活的幸福,所以她要精心打扮自己。“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觉得这二句非常生动,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新娘的神态和心理。“画眉”可能含有“张敞画眉”这个典故。这后两句对女孩的心理描写很好,非常切合当时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对于新娘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环境,或许她面对的是很凶狠的婆婆,很厉害的姑嫂,所以她是很担心的。她也不能半夜三更高声嚷嚷,只能说悄悄话,这一切非常符合情景和她的心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新娘在拜见公婆后受到大家的喜欢,或者三五个月后怀孕了,接着她掌控了整个家庭的状况了,她还会“低声问夫婿”吗?她可能会变成一个小喇叭,指点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首具有古典意味的诗。
同时,这首诗刻画出了人类对未知事物揭晓前的惶惑心理,这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首诗本意不在写新娘,而是用它来问自己的前程,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要清楚这一点,就要知道唐代科举考试的情况。在唐代有一个明规则,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在考试之前可以把自己的诗、文、小说等写成卷子送给考官的朋友、文坛的领袖或知名人物,以求得这些人的赏识并希望他们向考官推荐自己,而考生本人却不能跟考官见面,这是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事情,这叫做“行卷”。考官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就会对这些考生在心里面排一个名次,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唐诗的创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行卷之后,考生有了新的作品可以再送一份给相关人员,这叫做“温卷”。这就是朱庆馀《闺意》的写作背景,他是想通过写婚嫁娘焦心、惶惑的心理来曲折表达这样一种担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被文坛前辈认可、赏识?
朱庆馀之所以给张籍行卷,是因为后者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名气,很有影响。朱希望得到张的推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首标准的比兴体的诗,意在言外。张籍是运用比兴体的高手,看后,他应该是会心一笑,立即也回诗一首,即《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是对朱庆馀作品的高度评价。据说,朱庆馀当年顺利考中进士。
祁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本刊记者。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