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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爽/译
摘要：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层面，这些层面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正义的全球化。因此，对全球化进行单纯的批评和支持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理性的分析才能阐释多元全球化。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我们时代自我理解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多元全球化；知识分子；世界公民
作者简介：车仁实（In-suk Cha），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主席，国际哲学和人道主义研究协会主席，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爽（197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2８-05收稿日期：2006-10-15
一、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多重维度
人们在全球化概念问题上所进行的大量的辩论、阐释和争吵持续了十多年，现在人们或许应该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上。有人可能会质疑全球化是否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化的东西，它能否在可以引导人们进行集体行动和思维的众多概念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有人会问全球化是否仅仅是一个一时流行的观念。尽管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对新颖，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在证明或评判人类各种活动时对它的过度使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词已被普遍使用。此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也使我们意识到，全球化作为一个现象伴随了我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
然而，在一些社会领域中，全球化概念和“现代性”概念是互换使用的。在这种情境下，这两个术语——现代性和全球化——包含了或者非常贬义或者非常褒义的内涵。当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时，外来价值的强加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独特的传统文化纯洁性肆意妄为的破坏。这种行为带来的损失令人悲叹、悲伤。然而，令事情更糟糕的是，丧失掉的纯洁性被那些丑陋的和无价值的东西所取代了。当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件好事时，据说由于外来科技或思想的输入，生活丰富了或者被拯救了。
但是，如果全球化真的像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久远的概念，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我们曾用来描述观念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转型、变化和进程的概念，那么，我们说全球化是好的或坏的就是错误之举。有人会说这是自然的并在每一个为人所知的时期以多种形式出现过。有些人(包括我)甚至说，全球化恰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本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和生活世界中发现一些未经历全球化的事情的确是很困难的。宗教、疾病的传播，治疗方法的共享，我们可以给出无数个例子。如果我们通过全球化的各个维度来审视我们的历史和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应被解释学加以探究和理解，应作为我们人性中首要的元素来推敲和解释。我们对全球化维度理解得越广泛，我们对全球化引起的现象的理解就会越深刻，或许因此，我们掌控所谓的“人类命运”的能力就会越强。知识分子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一个角色在此就变得很清楚了：通过描绘其纷繁演化的所有特例阐明和解释全球化的含义。
弗朗西斯·德·伯纳德（Francois de Bernard）在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的演讲中主张把全球化概念放到广阔的范畴中，在多元全球化的概念中来理解，而不是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实体、一种过程或任何某个东西。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构想教育全球化、出版全球化、科学全球化等等。他认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倾向于把全球化仅仅认为是好的或坏的。我们将很难说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将会把它仅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过程而已。我们也将会辨别出一种全球化对另一种全球化的冲击。
为了远离对全球化概念的简单理解或者仅仅把全球化限制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德·伯纳德使我们能够解释其他的全球化运动，它们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艺术领域、个体和集体的哲学观念、自我和他人的哲学观念等等。把全球化理解为多重含义，可以使我们自由地去审视一种全球化与另一种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冲击，去探索更新的类别，如世界公民，或用德·伯纳德的术语，即“公民全球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在这篇文章中着手简要地阐述我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理解为引领时代的那些观念知识的阐释者、描绘者、探索者和传播者。这些作用绝不是消极之为。它们不仅活跃于自身之中，它们也是更多活力的跳板。作为学者和研究者的知识分子进而转变成为依照完善世界共同体的信仰和信念而行动的世界公民。
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和他的世界体系概念使我们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对全球化概念有了清醒的认识和使用，尤其是我们对历史上争夺主导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君主制等诸如此类的体系的理解更应归功于他。虽然世界体系概念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在政治话语和行动中产生强大影响，但是，现在这些概念的当下转型研究不会用很长时间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观念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传播。如果一个观念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它就会被迅速地传播，这个观念将由于传播得到丰富和发展。过去十年中，对概念的综合和整合能力的提高令我感到惊奇。同时我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说的概念的综合得益于毫不费力地获得的并被热烈讨论的信息。
在完成早期著作之后，华勒斯坦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其他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现在也在其他全球化渠道中——如福利问题和生态恶化问题等，解释体系和循环观念。我们所听到的呼声不是来自冷漠的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在知情的、理性的抗议中成长的公民知识分子（civic intellectuals）。
二、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的相互作用
在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观念的核心问题中，我们现在讨论最多的是，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名义为人所知的经济统治的世界体系对世界的大多数人构成了威胁。自由主义以解放和自由为自己的核心原则而使自己变得很有诱惑力。然而哲学家和政治家却都认识到毫无束缚的自由主义如何创造并维护了精英阶层，又如何否定了世界大多数人的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知识分子和世界领袖都担心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将会导致另一场战争。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贸易往来引起的全球化，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的行为对其他民族经济造成危害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就是对人们内心存在的那种恐惧的最好见证。现在声名狼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成立的。这个机构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没有转向好的方面。不过这个机构成立的最初动机肯定是非常高尚的。其目的是试图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受创最深的国家，并确保国家之间能够进行国际援助，对自由主义施以人道的限制，保证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市场。卡尔·博兰妮（Karl Polanyi）对此作了最好的表述。他断言，市场驱动的经济注定了社会的失败。他还说，市场经济通过侵蚀维系我们人类统一的关系网络来摧毁我们人类（1944）。通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记录，我们猜测，联合国代表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自由主义不与社会主义的更人道主义的方法相调和，那么自由主义的自由就意味着强权者的自由。上述的内容就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宗旨。众所周知，在新自由主义重新获得影响力和市场再次被经济所驱动时，那些良好的意愿被侵蚀掉了。
社会主义反对市场驱动的社会。这一点与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而且社会主义经常被认为是纯粹自由主义的解毒剂。一些人在二战的灰烬中觉醒，意识到如果不用人道主义的关切限制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未来将是暗淡无光的。这些人一定也同样预见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私有化削减了福利国家的外表。“精简的国家”和“精简的企业”的座右铭就是博兰妮梦魇中可触摸到的幽灵。国家和市场异口同声地宣布，全球效率和竞争能力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奋斗目标。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曾经作为对不良竞争的一种人道的限制性手段的工会和农业津贴被废除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被看作是全球性的惨败。在发展中国家，这场悲剧是复杂的，因为它还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希望的一种背叛。我们现在明白了是全球化多重维度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灾难：例如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远远落后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结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财富梦想。于是他们就开始把其历史中的专制传统嫁接到新近奉行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上。甚至他们的技术全球化进程也遭到阻抑并失衡，以至于贫穷的省份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讯网络。他们对不可持续的发展造成的后果全然无知，他们也没有充分享受到生态全球化的成果。在那些不惜任何代价、一心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中，生态全球化成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受到阻抑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全球化已经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了。自由主义终于倒退回了至少六百年之前的起点上去了。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世人才开始意识到生态恶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产生的后果，甚至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也无法远离生态恶化的影响。然而正像发展中国家中的穷人们所知道的，生态恶化首先是由那些与生态环境关系最近的人们最先感知到的，这些人与遭受污染的环境或变得荒芜、贫瘠的风景区比邻而居。
我提到的灾难终于使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即使在自由主义的那些坚定可靠的支持者中也有些人开始呼吁人性化的方法。例如，我们看到西方一些新起的富翁们开始捐献大笔金钱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保持尊严地、自由地步入到世界现代生活中。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捐献者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抑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然而，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行为在质上和量上都要优于以慈善事业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先祖们。
除了这些人道的慈善事业外，我们还听到了对自由主义强权强大的抗议声音。当前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知识分子广为流传的著作的滋养。知识分子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还把这些过程放到了其他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知识分子严格地比较和探究了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们采用的是以前从未使用过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更成熟、全面，包含了更具体的事例和更可靠的统计数据。他们还清醒地意识到不同的全球化之间还存在的差距，及其与每种全球化效应和过程之间的关系。例如女性权利的全球化就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1998年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提交的报告显示，妇女在经济全球化变迁的过程中忍受着经济上不成比例的代价，然而她们却无法享受到正当的权益，如医疗保健和机会平等的权益。经济重建中的低薪工作也总是由女性来承担。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与统计数字相关的那些事实和数据，甚至包括那些人的名字和面孔。技术全球化使知识分子能够怡情地从具体的例子和事实中建构理论。正像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理论建构是秉持着负责的态度的。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去审视以责任为名指导世界的理论，也即依它们作出承诺的程度来检验它们。
由于拥有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资料和洞察，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就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经济统治体系。我们谈论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化了的自由主义。约翰·杜威提到的是改良的自由主义。个体、宽容、和平、自由等观念现在越来越呈现全球化趋势，而且这些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扩展，并显现出新的深度和意义。随着这些观念的广泛传播，纯粹的自由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都变得不具有可行性，而且也不堪一击。现在到了从旧理论中建构新理论的时候，到了合并和重组的时候。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发生在世界的这一端的会议上，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会议上。我们现在正在分享的成果也会被遥远地方的其他人所分享。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汲取关于自由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更多知识养料，其他人也可以从我们在此宣读的文章中吸收养分。我们的思想和那些组织者、抗议者的思想一样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取养分的。这种交流方式不仅是滋养了作为个体的我们，我们也不能忘记它对集体和集体行动也给予营养和能量。
我并不想暗示说存在于所有事情中的和平、宽容、正义和公平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后院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在那些已经承担起和平、合作和宽容的责任的地方也是这样。人类的精神由如此多的能力、习性和它们的混合共同构成，以至于我们必须认识到观念和情感的冲突将会一直存在。历史永远不会走到尽头，因为恰恰在每一代人参与到下一代人的历史及其历史创造时，每一代人重新定义了历史。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继续奋斗下去而永远不会实现它的理想，没有其他原因仅是因为这些理想变化了、扩展了。
三、知识分子的全球化和作为世界公民的知识分子
在上面提到的所有全球化中，我强调的重点是观念的传播。随着世界体系的概念化，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我们把这些观念从它们相互冲突的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到其他转型观念（如宽容、和平和人权）的扩展了的语境下，这些观念的变化更加显著。通讯全球化改变了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当代科技发展引起的时空压缩加快了运动并改变了整个社会。此外，所有的这些全球化运动都朝向一个国家的联邦、一个地球国家。那些承担着各国权力的全球国际组织在此时此刻显得比较弱小，但是随着政治观念全球化倾向的加强，这些组织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联合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在各成员国的选择而非强迫下成立的组织。当然，选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好事。也有一些错误的选择和变坏了的选择，比如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在那次会议上建立的机构已经远离了它的初衷，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用它的最初的目标去监视这个组织。如果这个目标体现了，就像布雷顿森林协议一样，高尚的或人道主义的理想，那么这个机构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从责任的角度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
在许多年里，除了宗教思想中的理性道德外，理性化被认为在各个领域中都与道德疏离，我不想争论那些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裂隙。现在的趋势是把道德纳入到理性中进行思考。比如，我们现在都接受了普遍的人权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观念放入到我们的实践理性思考中。我们可以依照自由主义所遵循的人权原则来衡量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可讨论切实可行的、必不可少的人道主义目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结，我们也倾向于把它们理解为彼此相关的。世界经济控制体系包含着一个社会中、两个社会之间和众多社会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当讨论知识分子面对当代挑战的作用时，我希望将包括公民全球化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全球化置于此种语境之中。
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到公共讨论、民主辩论中，为报纸和期刊写文章或写书。这些角色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我想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还有其他方式使我们与时代保持同步。杜威对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感到惊骇。他觉得自由主义是对他视为诚实的和创造性竞争的破坏。他还把自由主义视为对个体全面发展权、服务社会和自身潜能的摧残。因此自由主义需要改革。他的改革举措是使自由主义民主化。他预想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其中每一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学校的作用就是培养接受过民主原则和程序教育的公众。要实现这种目的，学校的各个方面就应该是民主的。杜威预想的社会是一个在参与式民主环境下训练出来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我们不会看到工人孤身与资方抗争。我们至少将看到，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包括知识分子和教授出于对工人的关切而大声疾呼。在他们共同实现其决定的过程中，对民主理想和环境保护的关心在共同体所关心的事情中是重点。
民主理想和环境保护包含在全球化的观念中。我们还可以设想，当工人在其所处环境中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代表他们的心声时，他们可以寻求国际组织给予他们帮助，比如非政府组织（NGO）。杜威也许并没有以一种全球化思维来思考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思维。杜威还建议在地方和国家层次上把人道主义原则注入到自由主义中。在这点上杜威显然是正确的、中肯的。这点在现在看来也是中肯的。今天，我们也努力坚持跨越民族界限、在国际水平上加强人道主义建设。在我看来，劳工还没有开始这项工作，但是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了。现在，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参加像这样的一些会议，而是参与到抗议活动和阐释活动中，促进非政府组织，例如像国际特赦组织（International Amnesty）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
在亚洲，市民群体的地区联合活动很活跃。例如在1999年，来自韩国和其他地区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组织的代表团发起了共同行动应对该地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活动之一是成立了亚洲社会和经济研究所，目的在于解决地区贸易、投资、国外债务管理和短期地区控制。太古圆桌会议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主要是针对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下成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他组织。太古（Taegu）圆桌会议宣言号召解散世界货币资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为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贫穷、失业和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引起社会和平的紧张和瓦解，违背了人权法。我没有过多解释宣言的措辞，我想指出这个宣言的措辞与布雷顿森林协议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支持忠于其初衷的组织机构。那些没有按其目的行为的机构就应该被解散。那些机构不仅没有遵循它们的初衷，而且我们还发现它们一直以来的行为都是违背其目的的。在其他情况下，韩国市民组织先于民选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化关怀，并坚持他们的行为应得到认可。市民组织已经为劳工、妇女权益和环境问题游说四方。他们还坚持对政府的各种行为进行监控，从浪费到税收、偏袒，然后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确信他们的心声可以被公众听到。他们利用每一次使用媒体的机会。最大的市民组织，经济正义市民联合组织（CCEJ），为了使自身更民主、更具参与性和更具有效率，经常对自身进行重组。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看到人权和民主的全球化观念在地方、民族和地区等层次上都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在新世纪转折点上他们展现出改良了的自由主义，对于面对全球化挑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在下一步采取市民行为主义的好例子。
有许多领域知识分子可以掌控，有许多领域知识分子应该掌控。当然，他们需要网络来获得和传播信息。他们需要经常会晤，需要有能力加入到非政府组织，即使是在会费支持的水平上。在健康和环境允许的地方，知识分子应该以志愿者的方式通过写作和教育行使他们的市民职责。知识分子加入非政府组织后应该大胆利用报纸和电视来促进他们的事业。理念统治世界，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了。我在此所讨论的理念——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体自由到宽容，首先是由知识分子说明的。就像我们对其进行的推理，它们属于我们人类，属于我们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意欲如何等问题无尽的探究。推理、说明、交流和行动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知识分子的这些任务就像历史一样永远不会结束。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摘要：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层面，这些层面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正义的全球化。因此，对全球化进行单纯的批评和支持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理性的分析才能阐释多元全球化。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我们时代自我理解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多元全球化；知识分子；世界公民
作者简介：车仁实（In-suk Cha），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主席，国际哲学和人道主义研究协会主席，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爽（197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2８-05收稿日期：2006-10-15
一、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多重维度
人们在全球化概念问题上所进行的大量的辩论、阐释和争吵持续了十多年，现在人们或许应该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上。有人可能会质疑全球化是否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化的东西，它能否在可以引导人们进行集体行动和思维的众多概念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有人会问全球化是否仅仅是一个一时流行的观念。尽管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对新颖，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在证明或评判人类各种活动时对它的过度使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词已被普遍使用。此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也使我们意识到，全球化作为一个现象伴随了我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
然而，在一些社会领域中，全球化概念和“现代性”概念是互换使用的。在这种情境下，这两个术语——现代性和全球化——包含了或者非常贬义或者非常褒义的内涵。当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时，外来价值的强加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独特的传统文化纯洁性肆意妄为的破坏。这种行为带来的损失令人悲叹、悲伤。然而，令事情更糟糕的是，丧失掉的纯洁性被那些丑陋的和无价值的东西所取代了。当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件好事时，据说由于外来科技或思想的输入，生活丰富了或者被拯救了。
但是，如果全球化真的像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久远的概念，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我们曾用来描述观念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转型、变化和进程的概念，那么，我们说全球化是好的或坏的就是错误之举。有人会说这是自然的并在每一个为人所知的时期以多种形式出现过。有些人(包括我)甚至说，全球化恰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本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和生活世界中发现一些未经历全球化的事情的确是很困难的。宗教、疾病的传播，治疗方法的共享，我们可以给出无数个例子。如果我们通过全球化的各个维度来审视我们的历史和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应被解释学加以探究和理解，应作为我们人性中首要的元素来推敲和解释。我们对全球化维度理解得越广泛，我们对全球化引起的现象的理解就会越深刻，或许因此，我们掌控所谓的“人类命运”的能力就会越强。知识分子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一个角色在此就变得很清楚了：通过描绘其纷繁演化的所有特例阐明和解释全球化的含义。
弗朗西斯·德·伯纳德（Francois de Bernard）在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的演讲中主张把全球化概念放到广阔的范畴中，在多元全球化的概念中来理解，而不是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实体、一种过程或任何某个东西。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构想教育全球化、出版全球化、科学全球化等等。他认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倾向于把全球化仅仅认为是好的或坏的。我们将很难说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将会把它仅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过程而已。我们也将会辨别出一种全球化对另一种全球化的冲击。
为了远离对全球化概念的简单理解或者仅仅把全球化限制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德·伯纳德使我们能够解释其他的全球化运动，它们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艺术领域、个体和集体的哲学观念、自我和他人的哲学观念等等。把全球化理解为多重含义，可以使我们自由地去审视一种全球化与另一种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冲击，去探索更新的类别，如世界公民，或用德·伯纳德的术语，即“公民全球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在这篇文章中着手简要地阐述我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理解为引领时代的那些观念知识的阐释者、描绘者、探索者和传播者。这些作用绝不是消极之为。它们不仅活跃于自身之中，它们也是更多活力的跳板。作为学者和研究者的知识分子进而转变成为依照完善世界共同体的信仰和信念而行动的世界公民。
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和他的世界体系概念使我们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对全球化概念有了清醒的认识和使用，尤其是我们对历史上争夺主导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君主制等诸如此类的体系的理解更应归功于他。虽然世界体系概念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在政治话语和行动中产生强大影响，但是，现在这些概念的当下转型研究不会用很长时间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观念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传播。如果一个观念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它就会被迅速地传播，这个观念将由于传播得到丰富和发展。过去十年中，对概念的综合和整合能力的提高令我感到惊奇。同时我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说的概念的综合得益于毫不费力地获得的并被热烈讨论的信息。
在完成早期著作之后，华勒斯坦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其他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现在也在其他全球化渠道中——如福利问题和生态恶化问题等，解释体系和循环观念。我们所听到的呼声不是来自冷漠的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在知情的、理性的抗议中成长的公民知识分子（civic intellectuals）。
二、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的相互作用
在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观念的核心问题中，我们现在讨论最多的是，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名义为人所知的经济统治的世界体系对世界的大多数人构成了威胁。自由主义以解放和自由为自己的核心原则而使自己变得很有诱惑力。然而哲学家和政治家却都认识到毫无束缚的自由主义如何创造并维护了精英阶层，又如何否定了世界大多数人的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知识分子和世界领袖都担心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将会导致另一场战争。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贸易往来引起的全球化，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的行为对其他民族经济造成危害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就是对人们内心存在的那种恐惧的最好见证。现在声名狼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成立的。这个机构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没有转向好的方面。不过这个机构成立的最初动机肯定是非常高尚的。其目的是试图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受创最深的国家，并确保国家之间能够进行国际援助，对自由主义施以人道的限制，保证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市场。卡尔·博兰妮（Karl Polanyi）对此作了最好的表述。他断言，市场驱动的经济注定了社会的失败。他还说，市场经济通过侵蚀维系我们人类统一的关系网络来摧毁我们人类（1944）。通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记录，我们猜测，联合国代表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自由主义不与社会主义的更人道主义的方法相调和，那么自由主义的自由就意味着强权者的自由。上述的内容就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宗旨。众所周知，在新自由主义重新获得影响力和市场再次被经济所驱动时，那些良好的意愿被侵蚀掉了。
社会主义反对市场驱动的社会。这一点与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而且社会主义经常被认为是纯粹自由主义的解毒剂。一些人在二战的灰烬中觉醒，意识到如果不用人道主义的关切限制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未来将是暗淡无光的。这些人一定也同样预见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私有化削减了福利国家的外表。“精简的国家”和“精简的企业”的座右铭就是博兰妮梦魇中可触摸到的幽灵。国家和市场异口同声地宣布，全球效率和竞争能力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奋斗目标。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曾经作为对不良竞争的一种人道的限制性手段的工会和农业津贴被废除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被看作是全球性的惨败。在发展中国家，这场悲剧是复杂的，因为它还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希望的一种背叛。我们现在明白了是全球化多重维度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灾难：例如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远远落后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结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财富梦想。于是他们就开始把其历史中的专制传统嫁接到新近奉行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上。甚至他们的技术全球化进程也遭到阻抑并失衡，以至于贫穷的省份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讯网络。他们对不可持续的发展造成的后果全然无知，他们也没有充分享受到生态全球化的成果。在那些不惜任何代价、一心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中，生态全球化成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受到阻抑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全球化已经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了。自由主义终于倒退回了至少六百年之前的起点上去了。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世人才开始意识到生态恶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产生的后果，甚至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也无法远离生态恶化的影响。然而正像发展中国家中的穷人们所知道的，生态恶化首先是由那些与生态环境关系最近的人们最先感知到的，这些人与遭受污染的环境或变得荒芜、贫瘠的风景区比邻而居。
我提到的灾难终于使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即使在自由主义的那些坚定可靠的支持者中也有些人开始呼吁人性化的方法。例如，我们看到西方一些新起的富翁们开始捐献大笔金钱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保持尊严地、自由地步入到世界现代生活中。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捐献者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抑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然而，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行为在质上和量上都要优于以慈善事业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先祖们。
除了这些人道的慈善事业外，我们还听到了对自由主义强权强大的抗议声音。当前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知识分子广为流传的著作的滋养。知识分子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还把这些过程放到了其他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知识分子严格地比较和探究了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们采用的是以前从未使用过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更成熟、全面，包含了更具体的事例和更可靠的统计数据。他们还清醒地意识到不同的全球化之间还存在的差距，及其与每种全球化效应和过程之间的关系。例如女性权利的全球化就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1998年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提交的报告显示，妇女在经济全球化变迁的过程中忍受着经济上不成比例的代价，然而她们却无法享受到正当的权益，如医疗保健和机会平等的权益。经济重建中的低薪工作也总是由女性来承担。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与统计数字相关的那些事实和数据，甚至包括那些人的名字和面孔。技术全球化使知识分子能够怡情地从具体的例子和事实中建构理论。正像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理论建构是秉持着负责的态度的。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去审视以责任为名指导世界的理论，也即依它们作出承诺的程度来检验它们。
由于拥有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资料和洞察，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就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经济统治体系。我们谈论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化了的自由主义。约翰·杜威提到的是改良的自由主义。个体、宽容、和平、自由等观念现在越来越呈现全球化趋势，而且这些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扩展，并显现出新的深度和意义。随着这些观念的广泛传播，纯粹的自由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都变得不具有可行性，而且也不堪一击。现在到了从旧理论中建构新理论的时候，到了合并和重组的时候。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发生在世界的这一端的会议上，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会议上。我们现在正在分享的成果也会被遥远地方的其他人所分享。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汲取关于自由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更多知识养料，其他人也可以从我们在此宣读的文章中吸收养分。我们的思想和那些组织者、抗议者的思想一样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取养分的。这种交流方式不仅是滋养了作为个体的我们，我们也不能忘记它对集体和集体行动也给予营养和能量。
我并不想暗示说存在于所有事情中的和平、宽容、正义和公平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后院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在那些已经承担起和平、合作和宽容的责任的地方也是这样。人类的精神由如此多的能力、习性和它们的混合共同构成，以至于我们必须认识到观念和情感的冲突将会一直存在。历史永远不会走到尽头，因为恰恰在每一代人参与到下一代人的历史及其历史创造时，每一代人重新定义了历史。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继续奋斗下去而永远不会实现它的理想，没有其他原因仅是因为这些理想变化了、扩展了。
三、知识分子的全球化和作为世界公民的知识分子
在上面提到的所有全球化中，我强调的重点是观念的传播。随着世界体系的概念化，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我们把这些观念从它们相互冲突的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到其他转型观念（如宽容、和平和人权）的扩展了的语境下，这些观念的变化更加显著。通讯全球化改变了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当代科技发展引起的时空压缩加快了运动并改变了整个社会。此外，所有的这些全球化运动都朝向一个国家的联邦、一个地球国家。那些承担着各国权力的全球国际组织在此时此刻显得比较弱小，但是随着政治观念全球化倾向的加强，这些组织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联合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在各成员国的选择而非强迫下成立的组织。当然，选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好事。也有一些错误的选择和变坏了的选择，比如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在那次会议上建立的机构已经远离了它的初衷，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用它的最初的目标去监视这个组织。如果这个目标体现了，就像布雷顿森林协议一样，高尚的或人道主义的理想，那么这个机构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从责任的角度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
在许多年里，除了宗教思想中的理性道德外，理性化被认为在各个领域中都与道德疏离，我不想争论那些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裂隙。现在的趋势是把道德纳入到理性中进行思考。比如，我们现在都接受了普遍的人权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观念放入到我们的实践理性思考中。我们可以依照自由主义所遵循的人权原则来衡量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可讨论切实可行的、必不可少的人道主义目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结，我们也倾向于把它们理解为彼此相关的。世界经济控制体系包含着一个社会中、两个社会之间和众多社会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当讨论知识分子面对当代挑战的作用时，我希望将包括公民全球化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全球化置于此种语境之中。
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到公共讨论、民主辩论中，为报纸和期刊写文章或写书。这些角色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我想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还有其他方式使我们与时代保持同步。杜威对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感到惊骇。他觉得自由主义是对他视为诚实的和创造性竞争的破坏。他还把自由主义视为对个体全面发展权、服务社会和自身潜能的摧残。因此自由主义需要改革。他的改革举措是使自由主义民主化。他预想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其中每一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学校的作用就是培养接受过民主原则和程序教育的公众。要实现这种目的，学校的各个方面就应该是民主的。杜威预想的社会是一个在参与式民主环境下训练出来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我们不会看到工人孤身与资方抗争。我们至少将看到，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包括知识分子和教授出于对工人的关切而大声疾呼。在他们共同实现其决定的过程中，对民主理想和环境保护的关心在共同体所关心的事情中是重点。
民主理想和环境保护包含在全球化的观念中。我们还可以设想，当工人在其所处环境中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代表他们的心声时，他们可以寻求国际组织给予他们帮助，比如非政府组织（NGO）。杜威也许并没有以一种全球化思维来思考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思维。杜威还建议在地方和国家层次上把人道主义原则注入到自由主义中。在这点上杜威显然是正确的、中肯的。这点在现在看来也是中肯的。今天，我们也努力坚持跨越民族界限、在国际水平上加强人道主义建设。在我看来，劳工还没有开始这项工作，但是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了。现在，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参加像这样的一些会议，而是参与到抗议活动和阐释活动中，促进非政府组织，例如像国际特赦组织（International Amnesty）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
在亚洲，市民群体的地区联合活动很活跃。例如在1999年，来自韩国和其他地区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组织的代表团发起了共同行动应对该地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活动之一是成立了亚洲社会和经济研究所，目的在于解决地区贸易、投资、国外债务管理和短期地区控制。太古圆桌会议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主要是针对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下成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他组织。太古（Taegu）圆桌会议宣言号召解散世界货币资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为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贫穷、失业和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引起社会和平的紧张和瓦解，违背了人权法。我没有过多解释宣言的措辞，我想指出这个宣言的措辞与布雷顿森林协议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支持忠于其初衷的组织机构。那些没有按其目的行为的机构就应该被解散。那些机构不仅没有遵循它们的初衷，而且我们还发现它们一直以来的行为都是违背其目的的。在其他情况下，韩国市民组织先于民选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化关怀，并坚持他们的行为应得到认可。市民组织已经为劳工、妇女权益和环境问题游说四方。他们还坚持对政府的各种行为进行监控，从浪费到税收、偏袒，然后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确信他们的心声可以被公众听到。他们利用每一次使用媒体的机会。最大的市民组织，经济正义市民联合组织（CCEJ），为了使自身更民主、更具参与性和更具有效率，经常对自身进行重组。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看到人权和民主的全球化观念在地方、民族和地区等层次上都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在新世纪转折点上他们展现出改良了的自由主义，对于面对全球化挑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在下一步采取市民行为主义的好例子。
有许多领域知识分子可以掌控，有许多领域知识分子应该掌控。当然，他们需要网络来获得和传播信息。他们需要经常会晤，需要有能力加入到非政府组织，即使是在会费支持的水平上。在健康和环境允许的地方，知识分子应该以志愿者的方式通过写作和教育行使他们的市民职责。知识分子加入非政府组织后应该大胆利用报纸和电视来促进他们的事业。理念统治世界，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了。我在此所讨论的理念——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体自由到宽容，首先是由知识分子说明的。就像我们对其进行的推理，它们属于我们人类，属于我们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意欲如何等问题无尽的探究。推理、说明、交流和行动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知识分子的这些任务就像历史一样永远不会结束。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