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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仍然是启蒙观念中的奴役性关系概念，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大写的规律和自然必然性都是这种支配性思维的产物。文章依据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科学理解直接回应了鲍德里亚的上述批评，并指认了其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他开始走上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的道路。
关键词：青年鲍德里亚；生产之镜；自然的支配
作者简介：张一兵（1956-），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5JJD710128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33-05收稿日期：2006-09-22
在1973年，青年鲍德里亚通过《生产之镜》一书，公开告别了马克思。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他以生态伦理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言形象，批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观念之所以出问题，就在于这种世界观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是暴力式的支配和奴役。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理想化的自然概念，是原始人意象中的那种存在中“被隐藏起来的本质”和神秘力量［1］(P51)。所以他指责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的潜在线索恰恰是资产阶级启蒙意识的理性主义逻辑。对此，本文将对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作出必要的理论回应。
一、启蒙思想中的奴役性自然概念
鲍德里亚说，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概念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核心，作为马克思全部思想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建立在这个自然观念之上的。他认为，一直到17世纪未，在西方人眼中，“自然还仅仅意味着规律的总和，正是这种规律奠定世界可知性的并保证人与事物之间能够交换各自意义的秩序”［2］(P36)。在更高的意义上，自然同义于神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到了18世纪，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被改变了，这当然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鲍德里亚说，这是“自然进入到了技术支配的时代”。此时，主体与自然客体第一次分裂开来，“两者同时服从于操作的最终目的”，所以，这里的自然不再是自然规律的总和，它成为主体的对象。
自然确实在其全部荣耀中呈现出本质，但这是在生产原则的符号下实现的。这种分裂也包含着意义原则。在大写的科学、技术、生产的客观标记下，大写的自然成为最大的大写所指，最大的大写指涉(the great Referent)。人们把它当作“现实”的理想载体，它就变成了大写的现实，从过程上看，它总是体现为劳动过程中的现实，同时又是改造和复写中的大写的现实。它的现实原则也就是工业结构和意义模式的操作原则［3］(P54)。
我以为，鲍德里亚在这里基本上是复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晚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问题上的观点。从这里的分析看，我们不能说鲍德里亚是错的。这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共鸣。这些观点，在晚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评文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莱斯《自然的控制》等书中都有大量论述。他所增加的新东西，就是他的所谓生产原则的符号编码，以及从符号学中取来的大写的所指和拉康那里挪用来的伪现实概念。在一个很长的注释中，鲍德里亚专门指认道，除去在生产中自然变成商品，同时自然也被符号编码，这使得每个产品不仅具有交换价值，还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越走向现代消费社会，商品的符号价值操纵就越显得重要和处于支配地位。这是鲍德里亚在他自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新发现”。
鲍德里亚说，在启蒙思想的自然概念中，自然是一个被征服和支配的对象，或者叫“被剥夺的现实”。在这种对象性的位置上，自然被科学技术解剖、利用和制造。鲍德里亚说：“大写科学把自身看作是不断进步的筹划，这种筹划的对象是被大写自然预先决定的客体。大写的科学和技术把自己理解为揭示大写自然身上的奥秘：不仅包括大写自然本身的奥秘，而且包括它的深层目的。”［3］(P55)显然，这里鲍德里亚所使用的大写性，是施蒂纳、尼采、拉康那个贬义上的类概念中的大写性。这种大写性则意味着人的理性统治的同一性暴力。在暴力性的科学技术之中，自然不断被交出自己的秘密和功能，科学之下的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支配（dominated）概念”［2］(P38)。同时，自然在今天的存在意义是为主体而存在的，用黑格尔开始的话语，叫“为我性存在”，由此它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自然物不能“物着”，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人性。所以，鲍德里亚愤怒地说，“任何唤醒大写自然的东西，都唤醒了对大写自然的支配”［3］(P56)。
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则下突现出来的主体与自然的分裂，其真正的源头还更早些：
这种分离，植根于灵魂与大写的自然分裂的伟大的犹太-基督教。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同时又创造了人类利用的自然。灵魂是精神的中枢，正因为有灵魂，人才是上帝的形象并从根本上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的肉体）区别开来。［2］(P47)
这是更早的思想原罪。鲍德里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基督教是最早期建构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这种观念构成了当代支配性自然观的理论核心。我觉得，鲍德里亚的这个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原创，而是20世纪生态伦理思想中的共识。
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半截子革命”
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自然概念正是全部西方启蒙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或者叫“启蒙的道德哲学”。他说，马克思的确意识到要打破资产阶级自然观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支撑的唯心主义人类学。可是，马克思只是“部分地打破了大写自然的神话”。
马克思的确将私有财产、竞争机制和市场、劳动和资本过程“去自然化”了，但他没能质疑下面的自然主义观点：
——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
——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2］(P39-40)
鲍德里亚还是不能放过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有效的，这种批判去掉了布尔乔亚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自然意识形态诡计，可是，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强调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仍然将社会生活基于物品的终有用性，所以，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是“半截子革命”。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与前面他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马克思的问题就是出在没有对物质生产进行批判性反思，所以他无法意识到，劳动与自然的有用性仍然是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核心。鲍德里亚说：
大写自然的功能是由劳动建构的，与此相应，主体的功能是围绕着需要建构的，从属于使用价值的人类学领域，这种使用价值被大写的启蒙理性所描述，并以某种抽象的、线性的、不可逆的终极性规定着整个文明（这种文明把自身强加到其他文明身上）：随后，这种特定的模式延伸到了个人和社会实践的全部领域中。［2］(P40)
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是他没有能彻底跳出这种生产方式制造出来的奴役自然的逻辑。我想，在一定的意义，鲍德里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计。”［4］(P393)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重要作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种浪漫主义的价值批判不同，马克思在这里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伟大文明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4］(P392-393)。
我觉得，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这种指认是对的，马克思没有想过要离开整个工业文明创造的社会历史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因为，真正现实的人类彻底解放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历史也证明了贫穷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鲍德里亚此处所依从的技术批评和生态伦理观，从时代发展角度看，它们关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利用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已经注意到问题［5］。但是，鲍德里亚将这种合理的反思绝对化了，他是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再加上莫斯－巴塔耶的东西，他就开始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这构成了他的草根浪漫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点。我认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鲍德里亚说，“为了不成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划分为可被支配和理性化的‘好的’自然（它成为理想文化的指涉物），和不友好的、威胁性的、灾难性的、污染的‘坏的’自然。所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被分割为这两极”［2］(P40)。能够为人所用的东西就是好的自然，而相反，人就“宰制”自然（海德格尔语）。人自己也是如此，能够“作为生产力加以规划的”人就是好人，而无法进入理性规制的人就是疯子。鲍德里亚说，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将人理性化的乐观主义结成了同盟。甚至在所谓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中，“无意识也被解释为人的‘自然’财富，一种被遮蔽的、在革命行为中将要爆发的积极性”。
我们不难发现，鲍德里亚的自然观，是原始生存中那种没有对象化和支配性的原初自然，他与他的老师们崇尚自然的神秘性和不透明性，在他们那里，自然不是被规划和被制作的对象。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在象征交换和相互性层面，既不存在大写的法则，也不存在大写的必然性”［2］(P45)。从这一点出发，鲍德里亚很自然地又回想到生产那个万恶之源。他说，马克思之所以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自然观，恰恰因为：
生产的概念从未受到质疑，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观点，也无法摆脱对政治经济学的依赖。反对大写的必然性，就要反对大写的自然之控制，反对大写的匮乏，就要反对大写的丰裕（“各取所需”），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克服这些概念的独断论，也没有克服它们的唯心主义多元决定论。［3］(P59)
在鲍德里亚看来，资产阶级自然观的核心问题还是物质生产。正是物质生产这个基始性的逻辑起点，导致了线性的进步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进步中，自然被规制、被奴役和被控制，生活中制造出永远不可能填满的人工欲望（大写的匮乏），于是，在永远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自然成为一个可怜的操控对象。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建立在这种未经反思的资产阶级自然观之上的，所以，他才会憧憬物质财富泉涌时的“按需分配”。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想正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普罗米修斯主义之上的，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相信了“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永恒超越的观念”［2］(P45)：
对辩证的唯意志论来说，大写的必然性仍然存在并且必须被征服；大写的匮乏存在着，但必须被克服；大写的生产力存在着，但必须被解放；大写的目的存在着，只需发现手段。全部革命的希望都奠基在生产力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上，但这种神话只是政治经济学的时空。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操纵命运的欲望，一头扎进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时空中。［3］(P60)
鲍德里亚反对发展生产力，反对征服和改造自然，反对历史的进步，甚至反对一切向前看的解放理想。在这种面向过去的草根逻辑中，马克思自然是要被否定的。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历史能否真的可能开倒车？鲍德里亚和他的老师们所举起的原始人的木棍是否能够支得起滚滚向前的巨大历史潮流。
三、大写的规律与大写的自然必然性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没有真正消除启蒙话语中的“道德成见”，固然他拒绝了启蒙思想中的素朴和感情的一面，也消除了其中宗教色彩，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自然必然性的幻象。
在经济学的匮乏概念中，自然被世俗化了，马克思主义毫无改变地保留了大写的必然性的观念。实际上，“自然的大写必然性”的观念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支配的道德理念，对坏的大写自然的伦理与哲学的校正，与经济学的独断主张系统化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学的镜象中，大写自然以必然性的眼光看着我们［2］(P41)。
鲍德里亚要否定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人通过生产创造自己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重要的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即使在原始社会，人们也不可能不从事物质生产。鲍德里亚在此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表述，在这一表述中，马克思明确说明，原始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与自然斗争，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同样基于这种自然必然性。马克思说，这种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6］(P928)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无法认识到在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中，人“没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自我规制（guage himself）”［3］(P59)。此话不错，原始人类不可能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也不会十分自觉地提出“满足需要的生产力”，但马克思并非是真的认为原始社会中存在着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形式，而只是强调一般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大写的必然性、规律只同大写的自然之客观化相关。大写的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才获得自己明确的形式，它只是大写匮乏的哲学表达。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大写匮乏，并不是既定的经济尺度，正是它生产和再生产着经济交换。在这一点上，经济交换与原始交换不同，原始交换根本不知道充当着人的本体论尺度的“大写的自然规律（Law of Nature）”。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保留这些关键的概念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些概念普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尤其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3］(P59)。
这可能是鲍德里亚此书中写得比较好的一段话。与他反对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草根浪漫主义谬误不同，他这里所指出的问题在另一个认识论平台上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首先，对科学视域中的自然规律认识而言,鲍德里亚的问题不是伪命题。因为，从康德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发现，科学视域中的自然规律之本质是不同时代的科学认知主体的历史性的认知结果，“人在向自然立法”。而“自然规律”向主体的呈现，即整个自然科学的在场，的确是随着自然界在资本主义工业实践中被全面对象化中逐步发展起来。
其次，鲍德里亚所说的“大写的规律”如果是指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也真的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第一次创造，并由古典经济学首先部分揭示出来的，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规律（比如价值规律）正是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关注的对象。这一点，鲍德里亚没有完全说错。如果鲍德里亚所指的“大写的匮乏”是特指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制造出来的虚假欲望（如他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和德波的应声虫所指认的虚假消费），是可以说成“生产和再生产着经济交换”的基础性方面。
其三，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中的交换与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交换是异质性的，这同样是正确的，原始人当然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切“自然规律”，因为那些规律只是不明的神威。
然而，当鲍德里亚由此指责马克思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些奇怪。说自然规律、客观必然性等概念“普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尤其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十分狭义的语境中才是可能成立的，即特指当代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范畴，因为，这些概念的出现是西方思想史上很早出现的东西，只是那时的规律和必然性有其历史性的内容，鲍德里亚的这一断言显然有些武断。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然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依存关系，而人们在今后的科学认识中又无法不使用这些概念来面对世界（人们真的无法跟巴塔耶－鲍德里亚回到他们钟爱的原始社会），那么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况且，鲍德里亚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最大的贡献就是指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自然秩序和人之天性的自然法的历史性。
鲍德里亚也不知道，自然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同样有着十分丰富的不同语境。鲍德里亚的头脑中似乎装不下太立体和复杂过程性的思想史。正如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指认过的那样，除去在正常意义上使用的自然规律的概念，1845年以前，青年马克思分别在黑格尔哲学和人本主义话语中使用过不同意义的、作为关系性范畴出现的自然概念［7］(P184-185)。而当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他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转喻性的语境中，将鲍德里亚十分痛恨的商品－市场经济规律称之为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规律，即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进程中出现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状况。我将其命名为似自然性［7］(P191-204)。令人好笑的是，马克思此处想说明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将是被消除和扬弃的东西，而鲍德里亚却正好反对这种进步。
这一章的最后，鲍德里亚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认识论小结，标题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结构性局限”。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所谓认识论小结中，除去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观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这是他理论逻辑上很失败的伪超拔。特别是当他说，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观点“投射到所有以前的历史”会带来“自我侮辱”时，其对马克思的有意歪曲显而易见。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做过僭越性的断言，可是，一旦他们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历史研究中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后，他们立即公开修改自己的文本，在最重要的断言前加上了特设定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此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鲍德里亚真的是不知道。
参考文献
［1］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 佘碧平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 Mark Poster［M］.Telos Press,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张一兵.当代生态学视界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J］.哲学研究,1993,(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关键词：青年鲍德里亚；生产之镜；自然的支配
作者简介：张一兵（1956-），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5JJD710128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33-05收稿日期：2006-09-22
在1973年，青年鲍德里亚通过《生产之镜》一书，公开告别了马克思。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他以生态伦理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言形象，批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观念之所以出问题，就在于这种世界观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是暴力式的支配和奴役。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理想化的自然概念，是原始人意象中的那种存在中“被隐藏起来的本质”和神秘力量［1］(P51)。所以他指责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的潜在线索恰恰是资产阶级启蒙意识的理性主义逻辑。对此，本文将对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作出必要的理论回应。
一、启蒙思想中的奴役性自然概念
鲍德里亚说，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概念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核心，作为马克思全部思想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建立在这个自然观念之上的。他认为，一直到17世纪未，在西方人眼中，“自然还仅仅意味着规律的总和，正是这种规律奠定世界可知性的并保证人与事物之间能够交换各自意义的秩序”［2］(P36)。在更高的意义上，自然同义于神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到了18世纪，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被改变了，这当然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鲍德里亚说，这是“自然进入到了技术支配的时代”。此时，主体与自然客体第一次分裂开来，“两者同时服从于操作的最终目的”，所以，这里的自然不再是自然规律的总和，它成为主体的对象。
自然确实在其全部荣耀中呈现出本质，但这是在生产原则的符号下实现的。这种分裂也包含着意义原则。在大写的科学、技术、生产的客观标记下，大写的自然成为最大的大写所指，最大的大写指涉(the great Referent)。人们把它当作“现实”的理想载体，它就变成了大写的现实，从过程上看，它总是体现为劳动过程中的现实，同时又是改造和复写中的大写的现实。它的现实原则也就是工业结构和意义模式的操作原则［3］(P54)。
我以为，鲍德里亚在这里基本上是复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晚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问题上的观点。从这里的分析看，我们不能说鲍德里亚是错的。这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共鸣。这些观点，在晚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评文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莱斯《自然的控制》等书中都有大量论述。他所增加的新东西，就是他的所谓生产原则的符号编码，以及从符号学中取来的大写的所指和拉康那里挪用来的伪现实概念。在一个很长的注释中，鲍德里亚专门指认道，除去在生产中自然变成商品，同时自然也被符号编码，这使得每个产品不仅具有交换价值，还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越走向现代消费社会，商品的符号价值操纵就越显得重要和处于支配地位。这是鲍德里亚在他自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新发现”。
鲍德里亚说，在启蒙思想的自然概念中，自然是一个被征服和支配的对象，或者叫“被剥夺的现实”。在这种对象性的位置上，自然被科学技术解剖、利用和制造。鲍德里亚说：“大写科学把自身看作是不断进步的筹划，这种筹划的对象是被大写自然预先决定的客体。大写的科学和技术把自己理解为揭示大写自然身上的奥秘：不仅包括大写自然本身的奥秘，而且包括它的深层目的。”［3］(P55)显然，这里鲍德里亚所使用的大写性，是施蒂纳、尼采、拉康那个贬义上的类概念中的大写性。这种大写性则意味着人的理性统治的同一性暴力。在暴力性的科学技术之中，自然不断被交出自己的秘密和功能，科学之下的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支配（dominated）概念”［2］(P38)。同时，自然在今天的存在意义是为主体而存在的，用黑格尔开始的话语，叫“为我性存在”，由此它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自然物不能“物着”，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人性。所以，鲍德里亚愤怒地说，“任何唤醒大写自然的东西，都唤醒了对大写自然的支配”［3］(P56)。
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则下突现出来的主体与自然的分裂，其真正的源头还更早些：
这种分离，植根于灵魂与大写的自然分裂的伟大的犹太-基督教。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同时又创造了人类利用的自然。灵魂是精神的中枢，正因为有灵魂，人才是上帝的形象并从根本上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的肉体）区别开来。［2］(P47)
这是更早的思想原罪。鲍德里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基督教是最早期建构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这种观念构成了当代支配性自然观的理论核心。我觉得，鲍德里亚的这个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原创，而是20世纪生态伦理思想中的共识。
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半截子革命”
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自然概念正是全部西方启蒙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或者叫“启蒙的道德哲学”。他说，马克思的确意识到要打破资产阶级自然观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支撑的唯心主义人类学。可是，马克思只是“部分地打破了大写自然的神话”。
马克思的确将私有财产、竞争机制和市场、劳动和资本过程“去自然化”了，但他没能质疑下面的自然主义观点：
——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
——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2］(P39-40)
鲍德里亚还是不能放过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有效的，这种批判去掉了布尔乔亚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自然意识形态诡计，可是，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强调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仍然将社会生活基于物品的终有用性，所以，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是“半截子革命”。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与前面他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马克思的问题就是出在没有对物质生产进行批判性反思，所以他无法意识到，劳动与自然的有用性仍然是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核心。鲍德里亚说：
大写自然的功能是由劳动建构的，与此相应，主体的功能是围绕着需要建构的，从属于使用价值的人类学领域，这种使用价值被大写的启蒙理性所描述，并以某种抽象的、线性的、不可逆的终极性规定着整个文明（这种文明把自身强加到其他文明身上）：随后，这种特定的模式延伸到了个人和社会实践的全部领域中。［2］(P40)
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是他没有能彻底跳出这种生产方式制造出来的奴役自然的逻辑。我想，在一定的意义，鲍德里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计。”［4］(P393)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重要作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种浪漫主义的价值批判不同，马克思在这里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伟大文明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4］(P392-393)。
我觉得，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这种指认是对的，马克思没有想过要离开整个工业文明创造的社会历史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因为，真正现实的人类彻底解放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历史也证明了贫穷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鲍德里亚此处所依从的技术批评和生态伦理观，从时代发展角度看，它们关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利用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已经注意到问题［5］。但是，鲍德里亚将这种合理的反思绝对化了，他是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再加上莫斯－巴塔耶的东西，他就开始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这构成了他的草根浪漫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点。我认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鲍德里亚说，“为了不成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划分为可被支配和理性化的‘好的’自然（它成为理想文化的指涉物），和不友好的、威胁性的、灾难性的、污染的‘坏的’自然。所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被分割为这两极”［2］(P40)。能够为人所用的东西就是好的自然，而相反，人就“宰制”自然（海德格尔语）。人自己也是如此，能够“作为生产力加以规划的”人就是好人，而无法进入理性规制的人就是疯子。鲍德里亚说，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将人理性化的乐观主义结成了同盟。甚至在所谓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中，“无意识也被解释为人的‘自然’财富，一种被遮蔽的、在革命行为中将要爆发的积极性”。
我们不难发现，鲍德里亚的自然观，是原始生存中那种没有对象化和支配性的原初自然，他与他的老师们崇尚自然的神秘性和不透明性，在他们那里，自然不是被规划和被制作的对象。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在象征交换和相互性层面，既不存在大写的法则，也不存在大写的必然性”［2］(P45)。从这一点出发，鲍德里亚很自然地又回想到生产那个万恶之源。他说，马克思之所以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自然观，恰恰因为：
生产的概念从未受到质疑，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观点，也无法摆脱对政治经济学的依赖。反对大写的必然性，就要反对大写的自然之控制，反对大写的匮乏，就要反对大写的丰裕（“各取所需”），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克服这些概念的独断论，也没有克服它们的唯心主义多元决定论。［3］(P59)
在鲍德里亚看来，资产阶级自然观的核心问题还是物质生产。正是物质生产这个基始性的逻辑起点，导致了线性的进步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进步中，自然被规制、被奴役和被控制，生活中制造出永远不可能填满的人工欲望（大写的匮乏），于是，在永远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自然成为一个可怜的操控对象。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建立在这种未经反思的资产阶级自然观之上的，所以，他才会憧憬物质财富泉涌时的“按需分配”。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想正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普罗米修斯主义之上的，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相信了“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永恒超越的观念”［2］(P45)：
对辩证的唯意志论来说，大写的必然性仍然存在并且必须被征服；大写的匮乏存在着，但必须被克服；大写的生产力存在着，但必须被解放；大写的目的存在着，只需发现手段。全部革命的希望都奠基在生产力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上，但这种神话只是政治经济学的时空。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操纵命运的欲望，一头扎进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时空中。［3］(P60)
鲍德里亚反对发展生产力，反对征服和改造自然，反对历史的进步，甚至反对一切向前看的解放理想。在这种面向过去的草根逻辑中，马克思自然是要被否定的。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历史能否真的可能开倒车？鲍德里亚和他的老师们所举起的原始人的木棍是否能够支得起滚滚向前的巨大历史潮流。
三、大写的规律与大写的自然必然性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没有真正消除启蒙话语中的“道德成见”，固然他拒绝了启蒙思想中的素朴和感情的一面，也消除了其中宗教色彩，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自然必然性的幻象。
在经济学的匮乏概念中，自然被世俗化了，马克思主义毫无改变地保留了大写的必然性的观念。实际上，“自然的大写必然性”的观念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支配的道德理念，对坏的大写自然的伦理与哲学的校正，与经济学的独断主张系统化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学的镜象中，大写自然以必然性的眼光看着我们［2］(P41)。
鲍德里亚要否定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人通过生产创造自己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重要的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即使在原始社会，人们也不可能不从事物质生产。鲍德里亚在此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表述，在这一表述中，马克思明确说明，原始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与自然斗争，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同样基于这种自然必然性。马克思说，这种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6］(P928)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无法认识到在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中，人“没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自我规制（guage himself）”［3］(P59)。此话不错，原始人类不可能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也不会十分自觉地提出“满足需要的生产力”，但马克思并非是真的认为原始社会中存在着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形式，而只是强调一般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大写的必然性、规律只同大写的自然之客观化相关。大写的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才获得自己明确的形式，它只是大写匮乏的哲学表达。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大写匮乏，并不是既定的经济尺度，正是它生产和再生产着经济交换。在这一点上，经济交换与原始交换不同，原始交换根本不知道充当着人的本体论尺度的“大写的自然规律（Law of Nature）”。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保留这些关键的概念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些概念普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尤其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3］(P59)。
这可能是鲍德里亚此书中写得比较好的一段话。与他反对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草根浪漫主义谬误不同，他这里所指出的问题在另一个认识论平台上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首先，对科学视域中的自然规律认识而言,鲍德里亚的问题不是伪命题。因为，从康德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发现，科学视域中的自然规律之本质是不同时代的科学认知主体的历史性的认知结果，“人在向自然立法”。而“自然规律”向主体的呈现，即整个自然科学的在场，的确是随着自然界在资本主义工业实践中被全面对象化中逐步发展起来。
其次，鲍德里亚所说的“大写的规律”如果是指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也真的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第一次创造，并由古典经济学首先部分揭示出来的，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规律（比如价值规律）正是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关注的对象。这一点，鲍德里亚没有完全说错。如果鲍德里亚所指的“大写的匮乏”是特指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制造出来的虚假欲望（如他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和德波的应声虫所指认的虚假消费），是可以说成“生产和再生产着经济交换”的基础性方面。
其三，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中的交换与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交换是异质性的，这同样是正确的，原始人当然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切“自然规律”，因为那些规律只是不明的神威。
然而，当鲍德里亚由此指责马克思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些奇怪。说自然规律、客观必然性等概念“普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尤其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十分狭义的语境中才是可能成立的，即特指当代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范畴，因为，这些概念的出现是西方思想史上很早出现的东西，只是那时的规律和必然性有其历史性的内容，鲍德里亚的这一断言显然有些武断。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然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依存关系，而人们在今后的科学认识中又无法不使用这些概念来面对世界（人们真的无法跟巴塔耶－鲍德里亚回到他们钟爱的原始社会），那么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况且，鲍德里亚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最大的贡献就是指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自然秩序和人之天性的自然法的历史性。
鲍德里亚也不知道，自然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同样有着十分丰富的不同语境。鲍德里亚的头脑中似乎装不下太立体和复杂过程性的思想史。正如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指认过的那样，除去在正常意义上使用的自然规律的概念，1845年以前，青年马克思分别在黑格尔哲学和人本主义话语中使用过不同意义的、作为关系性范畴出现的自然概念［7］(P184-185)。而当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他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转喻性的语境中，将鲍德里亚十分痛恨的商品－市场经济规律称之为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规律，即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进程中出现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状况。我将其命名为似自然性［7］(P191-204)。令人好笑的是，马克思此处想说明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将是被消除和扬弃的东西，而鲍德里亚却正好反对这种进步。
这一章的最后，鲍德里亚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认识论小结，标题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结构性局限”。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所谓认识论小结中，除去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观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这是他理论逻辑上很失败的伪超拔。特别是当他说，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观点“投射到所有以前的历史”会带来“自我侮辱”时，其对马克思的有意歪曲显而易见。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做过僭越性的断言，可是，一旦他们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历史研究中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后，他们立即公开修改自己的文本，在最重要的断言前加上了特设定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此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鲍德里亚真的是不知道。
参考文献
［1］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 佘碧平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 Mark Poster［M］.Telos Press,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张一兵.当代生态学视界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J］.哲学研究,1993,(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