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的一幕成为中国厚重的历史中鲜活的一页，让荆轲从此青史留名。
　　可是细读《史记·刺客列传》，不免生疑。《刺客列传》中所记五人：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而获齐侵鲁之地；专诸刺王僚而公子光为吴王、专诸之子为上卿；豫让刺赵襄子再而击衣以报智伯，聂政在母逝姊嫁后独自赴韩直入相府得刺侠累而报严仲子知遇之恩。此四人为人所识、乐为所用，有其志赴其志并得偿所愿。而独荆轲之事迹读来好似荆轲是被绑架到刺秦的战车上，一路磕磕绊绊，刺秦失败的结局也似在预料之中，比之前四人，荆轲何其逊也。
　　可问题又来了，一篇《刺客列传》五千余言，最逊的荆轲却占了三千多言，其传几乎可以当传奇小说来看，太史公为何“偏爱”于他？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司马迁是尊重历史的，荆轲刺秦的失败从他一出场时时处处可见。
　　首先刺秦有悖天时，一必败也。太子丹的老师鞠武已将太子丹刺秦策之不得分析得全面入理，而太子丹一面自知“心惛然”，一面决绝地往刺秦路上走。太子丹给荆轲的指令是“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纵，其破秦必矣”。曹沫劫持齐桓公，“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所以，曹沫不是成功在有胆劫持齐桓公上，只是成功在此时的齐国君臣还需要假“信”谋大利的天时上。而到荆轲刺秦之时，时间倏忽五百年已过，世易时移，群雄相争，尘埃将定，太子丹之计似刻舟求剑注定行不通，“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况刺秦之艰难已非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可比，哪里还有一劫不得再施刺杀之机。可这样的方案就这样定下了，而实施者荆轲就这样执行了——“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所以荆轲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事果如鞠武所料，燕国灭亡的速度不仅没能减缓，反倒加剧，“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即使燕王给秦王献上儿子太子丹的头颅，“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五年后，燕为秦灭。
　　其次刺秦“地利”得之为艰，二必败也。“地利”于刺客就是一个近身的机会，得之者难。曹沫借了盟约之机，专诸借了酒宴进鱼之机，豫让入厕蔽桥而不得，聂政恃勇直入来了个出其不意。荆轲的机会就是“图穷匕见”。而这个机会是樊於期的头颅、督亢的地图、厚赂秦之宠臣、举国为内臣的诳语换来的。高付出更见得之不易。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千钧一发的机会，在荆轲这里是“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与“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两发的预案，都说态度决定一切，“一发”不得，刺秦必败。
　　第三就是人和了。人和可补天时地利之弊。五位刺客事迹中，曹沫之事最无血腥气正在于人和，“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君信任臣，臣效忠于君。专诸之事中，“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时机到来之时，专诸回应公子光“王僚可杀也”，一番陈词可谓与公子光思想高度统一：“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人和聚力，事成。豫让不以臣事赵襄子“怀二心”行刺而是坦荡荡一刺不成残身苦形，二刺以报智伯国士知遇之恩，终了，赵襄子也成全了他的刺衣伏剑，智伯的精诚感人，赵襄子的理解亦感人。聂政之刺由“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聂政“固谢”“竟不肯受”“见严仲子曰‘请得从事焉’”到主宾相谋、“聂政乃辞独行”，明晰地显示出主宾彼此的尊重相合、聂政的轻装上阵是行刺韩相成功的保证。
　　可是荆轲行刺秦王的前奏处处违和。较之于前几人，《刺客列传》是突出了荆轲希望为人所用的主观愿望的，“以术说卫元君”，“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但荆轲行刺之任却接得颇为勉强——一是田光“自杀以激荆卿”；二是“久之”拒绝，“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许诺后却没有主宾之间的相谋默契。一面是太子日造门下，顺适其意，一面是荆轲未有行意。终于秦兵略地至燕界，太子恐惧请荆轲，荆轲方言以樊於期首级为信物之谋，又在太子拒绝的情况下私见樊於期。动之以家国之情，使得樊於期自刭有了信物。刺秦之行何其艰难：田光以死明信、樊於期穷困归丹而为信、匕首试人无不立死者，还未成行，已是血雨腥风；而成行之计谋是“窥以重利”“举国为内臣”之诳语，凡此种种，凶兆多多。在太子以为人首匕首助手诸事皆备即刻可以出发的情况下，荆轲因所待之人居远未来顷之未发，太子复请，荆轲怒叱太子而辞诀。秦王殿上，舞阳色变振恐，几坏大事，没帮上忙，倒是添了乱，徒然显示了荆轲的胆识、应变能力了。荆轲刺秦，违和感处处，荆轲刺秦失败已然早成定局。
　　但荆轲是动人的、独具魅力的。
　　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中说，《刺客列传》能“逐段脱卸，如鳞之次，如羽之压，故论事则一人更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当我们从刺客群体的角度来看荆轲，就可感受到太史公的良苦用心，感受到荆轲的特有的魅力，前文所述疑问就有了答案。太史公在《刺客列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当把事迹各异、行刺缘由有别的五位刺客穿越五百多年的历史串成了一条线，前面四位就做了荆轲形象的背景，荆轲在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具备的情况下更彰显了刺客群体所具备的精神。“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情恰是司马迁要张扬的剑术疏的荆轲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精神——生当有所为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重信守诺的精神、蹈死不顾的精神、冷娃的精神。
　　士为知己者死，是一种幸福。寄蜉蝣于天地，草芥之人面对浩渺天地何其渺小。我来过，我存在过，几人能够。所以我感动于豫让对智伯的“国士遇我”“国士报之”的一腔赤诚，感动于聂政非为百金乃“为知己者用”的一腔赤诚。一份信任、一份尊重足以让人赴汤蹈火万死而不辞。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人生的三不朽也为司马迁所看重——“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司马迁《与挚伯陵书》）。所以，渴望为人所用的荆轲（以术说卫元君）、极度敏感自尊的荆轲（盖聂目之而去，鲁勾践叱之而逃）接下了鞠武、田光都没有接下的刺秦之任，又在诚信受到怀疑的情况下匆匆就任。是啊，即使整个世界将我背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大写一个人字。芸芸众生有几人能青史留名；倏忽百年，有几人能得知己相知相惜。所以荆轲偏蹈死地“终已不顾”，秦廷之上处变不惊，图穷匕见，“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一时秦廷君臣惶急無措。至荆轲股断、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已死而“秦王不怡者良久”，这是何等悲壮惨烈绚烂的一幕，蚍蜉撼大树别有一种识时务者难以企及的壮美。
　　人，一撇一捺，多么难写！可能我们生不逢时，可能我们剑术荒疏，可能我们遇人不能，但我们仍要书写我们的存在。凡事都要八面来风才做吗？几人能够左右逢源？人生自有一种不识时务的存在，一种蚍蜉撼大树的情怀。李陵被俘，武帝惨怛，满朝唯唯，司马迁为李陵分辩替武帝解忧。赤胆忠心却换来宫刑之祸。“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司马迁用《史记》回击了皇权一记响亮的耳光，荆轲们无畏就死，留名青史。
　　司马迁，陕西韩城人。世人评价陕西人常以“冷娃”呼之。笔者以为“冷”是一种赞誉，是不随波逐流赶世俗的热浪，是为着一个执念可以慨然赴死不惜生，是不会虚与委蛇蝇营狗苟的直愣愣的傻乎乎的戆直的热心肠。“冷娃”笔端的荆轲确有太多的不是，但第二历史注定使荆轲具有了“冷娃”的魅力，这魅力足以使他青史留芳。
　　于是我看到了张溥《五人墓碑记》中蹈死不顾的平民英雄，看到了为变法而流血的谭嗣同，看到了率性就死的林觉民……
　　当我再次翻开《史记》，不由心潮澎湃，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