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以私人名义奖励了她800港币奖学金。张爱玲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母亲黄素琼看。黄素琼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黄素琼在牌桌上输掉了。
　　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或许是她这一生最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这世上最值钱的钱”，乃至一张“生存许可证”。黄素琼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可能是黄素琼觉得张爱玲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佛朗士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打压她一下，给她泼点冷水。可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打压教育，给张爱玲留下了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黄素琼也崇拜有加。黄素琼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黄素琼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牛肉色的旧棉袍时，母亲的世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火柴时那瞬间出现的光亮，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母亲那儿几次，这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关了禁闭。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黄素琼家。
　　黄素琼对她不算差，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她补习数学，还亲自教她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她如果没有幽默天赋，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想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但很不幸，张爱玲不是这块料。她没有那种活泼曼妙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嘴巴就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这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张爱玲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患了伤寒病的张爱玲，还说张爱玲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黄素琼发泄完情绪，该干吗干吗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奋发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东亚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800港币事件”。这是张爱玲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在黄素琼看来也许只是一桩不动声色的成功干预——她四两拨千斤，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幼苗。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告诉姑姑，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母亲。还给母亲，母亲就不是自己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自己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自己生活在她质疑的目光里了。黄素琼一直都不知道，她撼动的，是张爱玲的整个世界。
　　张爱玲认为最完美的做法是将钞票放在一束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黄素琼。但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成为一个作家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黄素琼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不比当初她把那800港币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她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以佣人的口气，引用这句俗语。
　　之后，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写信给张爱玲：“我现在只想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自己的好友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也寄了去，希望她看后能得到一星星安慰。”
　　一个月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
　　就在黄素琼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怀孕，随后流产。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黄素琼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人世间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母亲，最后只能是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馨语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