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修辞的双向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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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变异修辞交际目的和语用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性。本文将从隐含读者和读者接受两部分探讨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相互交流的过程。
  关键词:变异;修辞;语境
  变异修辞是对常规修辞的偏离形式,是为了更好地适切题旨情境,最大程度地达到表达效果而产生的语用手段。要达到变异修辞的语用效果,不光要在创作过程中,积极调动联想加工组织语言材料,更要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性。
  变异修辞的双向互动性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读者的预设和期待及读者对作者和文本的品读、感悟和理解过程。也就是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相互交流的过程。双向互动性可以狭义地概括为隐含读者和读者接受两部分。
  一、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
  “隐含读者”(德国美学家伊瑟尔提出)是指在作者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已然设定的特定的能对文本理解和欣赏的读者群,即作者的创作中就包含的对特定接受者的选择和期待。隐含读者是作者为了达到交流目的幻想出来的角色,与直接参与阅读活动,享有阅读成果的实体的真实读者相对。当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达到高度重合时,变异修辞才能达到最理想的表达效果。
  “由于接受者通常以自己的方式获取修辞信息,因此,经过接受者解码的所指,已经不完全是表达者编码的所指”①。接受者的“言语经验、审美经验和文化经验”②都会影响到他们对文本的理解。也就是说,要达到变异修辞的理想效果,就要把握叙述“对象”这一问题,即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对象的各方面特点,如:年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文化水平和政治立场等。有这样一个例子:
  在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作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要进行闭幕致辞。发言词《科学的春天》的完成“一波三折”。最初交由徐迟创作,但他的文章太过散文诗化,语言分散、浪漫,组委会认为他的稿子比起演讲更适合登载在报刊上。于是又交由胡平重重拟。胡平重首先结合时令春分过后,定题目为《科学的春天》;再考虑演讲者郭沫若政治家,科学家,诗人的三重身份,将艺术的语言与科学的事例相结合;另外也把喜悦的心情和严谨的态度相协调。完成了“适时、适人、适地、适情”之作。相反徐迟的作品缺乏对演讲形式和听众的考虑无法达到讲演的交流目的。
  再如,广告语篇的交际目的是向潜在的消费者销售产品,但就基调方面而言,广告商与顾客的关系是疏远的。因而,广告语篇的编撰就必须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生活环境、文化水平等因素,积极调动语言因素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例如使用口语词、方言词增加亲切感,使用拟人修辞增加趣味性吸引观众等等。使用变异修辞时更需注意,虽然变异修辞有创意,能增强文本可读性,但为了照顾大多数受众,广告语言一定不能过于晦涩难懂,意象的选择也必须是随处可见的。如“传承意大利手工精神,精选的制作原料,独特的细腻口感,隽永的外形如金子般珍贵”(费列罗)中的比喻选人们熟知的“金子”作为喻体,“隽永”和“外形”的超常搭配也很容易解码。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很轻松地理解到产品的卖点“精致”。
  正如《论语·子路》中说的“可与言者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者而与之言,失言”,明确交际对象变异修辞才能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这要做到充分地理解对象。
  二、读者的接受
  读者接受是指读者阅读、理解变异修辞文本的过程。变异修辞的接受是变异修辞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想完成好这一部分,也就是读者要想贴近隐含读者,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情感,并与作者产生共鸣,就一定要把握变异修辞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上下文语境。
  (一)文化背景
  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自然也与变异修辞关系密切。任何变异修辞手段的运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里分为自然文化背景,风俗文化背景和时代文化背景。
  1.自然文化背景
  自然文化背景指有关自然界的及与衣食足行紧密相关的物质的常识。这种常识或是自然本身存在的,或是人类赋予的。如: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浣溪沙》)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而有河水东流的自然现象。有这一自然常识,就能明白为什么苏轼把水流向西与人生再少联系起来。连水流方向都可以改变,人生为什么不能重获青春(指心境)?从而传达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自然的文化背景除了上述这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属性,还有被人类赋予的自然文化背景。古诗的常见意象就是最好的例子。“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表达思乡之苦的“月”;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中表达挽留之情的“柳”;“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中表达凄苦之意的“梧桐”;“阶前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抒发往事成空悲叹的“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表达相思的“红豆”。有些出现频率之多甚至成为专名,如 “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中的“南浦”,古人水边送别并非只在南浦,但由于长期的民族文化浸染,南浦已成为水边送别之地的代称了。如果不知道这些自然物的涵义,就很难理解诗句的意思。
  2.风俗文化背景
  风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人民,经过长时间实践沉淀下来的风俗、礼仪和信仰。它有民俗方方面的,有制度方面的也有心理层面的。例如,由于古代生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了避免以下犯上,中国人讲话自然委婉,因而借代多。
  ①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②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
  ①中“朱门”指贵族人家的红漆大门,这里代指贵族官宦人家。诗句以朱门内和路边两个地点,“酒肉臭”和“冻死骨”两个场面分别作对比,哀叹贫富不均,百姓受苦的颓世。②中因为颜色的缘故,就用“绿”代指海棠叶,用“红”代指海棠花。如果说①是为了避讳婉讽的话,②则是为了使辞藻优美,富有形象性。借代在使用过程中,文学性质渐渐变浓了。   再如“和谐”,“天人合一”,“五行相生相克”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中的表达,这些都是不了解风俗文化背景的外国民族人民难以理解的。
  3.时代文化背景
  时代文化背景是指特定年代的社会背景。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作者所处年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折射那个时代的民族心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有这样的句子:
  ①如果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②戈多是掌握你们未来的人,至少他掌握你们即将面临的未来。
  ③如果我们放弃戈多,那么他会惩罚我们。
  如果我们不了解贝克特生存年代的社会环境,我们很难理解这两个等待戈多的人的“疯言疯语”。“戈多”是被作者构建的现实,是变异修辞的此岸;而他的彼岸是“上帝”。这种苦苦无果的“等待”正是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这是六十年代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贝克特以戏剧化的荒诞手法,揭示了世界的荒谬丑恶、混乱无序的现实,写出了在这样一个可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痛苦与不幸。剧中代表人类生存活动的背景是凄凉而恐怖的,正如人在世界中处于孤立无援、恐惧幻灭、生死不能、痛苦绝望的境地。假如接受者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积累就很难理解其中深意,更加不会明白这部戏剧为什么会被称为经典。
  (二)上下文语境
  上下文语境是狭义的语境,指“词、短语、句子等在语流中出现时,它前面或后面出现的其他语言单位”③。上下文语境是话语含义产生的重要依据。变异修辞想要实现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就要靠语言形式和特定语境的结合来实现。如,“你放着吧!我来摆”,一句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带有帮忙的意思,本没有太多感情色彩。但在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听后却“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这是因为那是的封建社会容不得她这样“不守妇道”的人。其他下人不是为了帮祥林嫂,而是因为祖籍这样的事不能由“污秽”之人准备。这样一句“你放着吧!我来摆”,就成了粉碎祥林嫂生活希望的刽子手。不结合上下文,就不会读出这层意思。
  有些语句,看似前后矛盾。但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理解,如:
  ①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秋夜》)
  ②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
  (老舍《骆驼祥子》)
  一句看似重复,一句看似矛盾,事实果真如此么?鲁迅先生素来惜字如金,为什么像例①这样重复呢?首先,我们结合全文,就会知道这里的枣树是与黑暗势力顽强搏斗的战士形象。如果单单写“我家门前有两棵枣树”,读来必定缺少一种情绪。孤寂,这两个字在反复诵读间流淌开来。院子外边其实什么都没有,除了枣树还是枣树。单调地让人不满。鲁迅期盼他的园里能有新的像枣树这样的挺拔的身姿,周围能有什么新鲜的现象,社会能有什么新的气象。奈何它的周围只是无尽的黑暗和无知的平庸者。句②是祥子在得到了车后自我的心理活动。他觉得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已经长高了一寸多。明明已经过了发育年纪,但还是觉得自己再长。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成人又是孩子?事实上这种高度应当是心理的。有了自己的车就能挺直腰板,就可以凭力气赚钱了,祥子是一个勤劳,简单的人,他的追求不过如此,因而“成人”是身体上的,“孩子”是心理上的。
  综上所述,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直接决定了变异修辞交际目的和语用效果的实现与否。要想完成这种互动,表达者需在创作时要把握叙述“对象”的年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文化水平和政治立场等方面;接受者也必须成分理解变异修辞生成的文化背景和上下文语境。
  注释:
  ①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91-292.
  ②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92-304.
  ③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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