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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七年”新诗中，一些以爱情、日常生活以及童话等为题材的诗作，往往被认为属于“纯诗”，很少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十七年”这些诗歌同样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最终为“十七年”“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总特征服务。
关键词：“十七年” “纯诗” 政治潜能
在中国新诗中，一些以描写爱情、日常生活以及童话等为题材的诗作，往往被认为是很少受政治与党派等因素影响的“纯诗”，显示出中国新诗的另一种风貌。但在“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十七年”，这些所谓的“纯诗”同样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
一、爱情诗
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十七年”的爱情书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的反映，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不是很多。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有一些被称之为“新情歌”的爱情诗存在，“它之所以新，不是别的新，而是主题新，思想感情新”，这些作品“不只是给予我们以深湛的艺术上的享受；更给我们以革命的干劲和向着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幸福的前景跃进的决心”{1}。这些“新情歌”，从反映的生活情况来看，一类是对爱情神话传说的加工与整理，如《阿诗玛》《黑鳗》《望夫云》等；另一类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情的描写，如闻捷的《天山牧歌》、郭沫若与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等诗选中的部分诗作。
上述两个方面的爱情诗，在“十七年”阶段依然潜藏着政治的影子。同样是对爱情神话故事的“再叙述”，《阿诗玛》与《黑鳗》发表后的批评是不一样的——肯定前者而批评后者。主要原因在于，《阿诗玛》的故事是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要求、以“集体加工”的方式反复删改而完成的{2}，而艾青的《黑鳗》则不同，虽然发表时编者认为是“诗人近年来在长诗写作中值得注意的新收获”{3}，但很快就遭到批评，原因在于它是“个人创作”，有“不健康”的思想成分在里面，“没有表现出人民火热的斗争和反抗的一面”，“没有把黑鳗和陈全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精神强烈地表现出来”{4}。因此，在反右斗争中，艾青被打成右派。
被认为有着单纯、明朗等主要特点的闻捷的《天山牧歌》{5}中的爱情诗，也同样有着既定的政治诉求。典型的做法之一便是诗人往往在一首诗歌的末尾以“点睛”的方式表达出时代色彩，如“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一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羞得脸发烫，/她说：‘那得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金色的麦田》）；“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舞会结束以后》），等等，这里“奖章”“团员”“生产队长”“发电厂”等词汇所负载的政治意义很明显。
相比较而言，一些多人合集的诗歌选本中的爱情诗，大多数同样属于把诗歌“作为新的价值观和某种政治性原则的证明”{6}的作品。如《红旗歌谣》中的大部分爱情诗，虽然有学者从“联系的”和“互动的”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新的解读，认为这些爱情诗的存活，不是“爱情”本身的永恒因素，而在于“爱情在表达上对时代政治的假借与改造”{7}。在笔者看来，这种解读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诗歌本身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即便有部分爱情诗来自民间，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情诗大都充满了浮夸与矫饰。如安徽民歌《妹妹挑土哥挖塘》：“妹妹挑土哥挖塘，/汗珠跟着泥土淌。/妹挑千斤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人多不好把话讲，/纸糊灯笼心里亮。/妹妹英雄哥好汉，/挖到星落露太阳”{8}，就属于典型的“劳动 爱情”的思维模式。同样，在新诗选本《好不过毛泽东时代》中的“新情歌”，如《挑个思想好的》《维的庄稼汉》《劳动的心劲大哩》等也大都属于此类。
二、生活诗
“十七年”新诗创作中，还有一批被誉为“对拓展50年代诗歌的艺术空间”“有积极意义的”{9}“生活诗”。这些诗作，或记乡村剪影：“二月的雨：红雨，/无声地，洒遍了江南，/一颗雨点染红—个骨朵，/一颗雨点染红一张笑脸”（严阵《红雨》），或写边地风貌：“站在雪山上我了望远处，/山下呵，—片肥沃的田土；/青稞的叶子像绿色的珊瑚，青稞的穗子像黄色的珍珠”（傅仇《珍珠一样的青稞》），或歌颂建设热情：“我们是钢铁的筑路工人，/建设祖国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火车穿过群山驰向北京”（雁冀《筑路工人之歌》）……这些“生活诗”在“十七年”给读者带来一股清新的阅读体验。
但是，这些“生活诗”在看似安静与祥和的氛围中依然有着潜在的政治诉求。如安徽诗人严阵的这首《蛙声》：“阵阵蛙声响在村边，/白窗纸上月光洒满，/生产队长睡不着，/他踏着月色来到江边。//月色。蛙声。江湖。/立刻把他带回了十年以前：/那时他作为一个侦察兵，/曾经偷渡长江来到南岸。//咕咕咕，敌入射来了枪弹，/咯咯咯，他学着青蛙叫唤，/狡猾的敌人受了骗，/抱着枪慢慢走远……//蛙声更响了，村庄睡得正甜，/生产队长来到麦田里，/他在月色里微笑着弯下了腰，/把初秀的麦穗托在手掌上细看。”{10}
乡村、朗月、蛙鸣、麦穗、青葱……多么静谧的一幅乡村月夜图！当年被誉为是“描绘了江南新农村的新景象”{11}的代表而受到褒扬。但是，诗中的情感基点，不是感叹这自然美景，而是想到了“十年以前”“他”在这相似的月夜下为革命奔波差点送命，于是“他在月色里微笑着弯下了腰，/把初秀的麦穗托在手拿上细看”，此句意义所指很明确：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来，这首诗便成为一首忆苦思甜的作品。另外，这首诗作于1960年前后，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诗人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生活的现实越是严峻，诗中的意境越是轻松”，“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12}。这类诗作在“十七年”“生活诗”中比比皆是，它们承载的不是单纯地表现个人情感，而是“和时代的、人民的、阶级的感情相一致”{13}的精神诉求。 三、童话诗与童谣
作为文学花园的另一支花朵——童话诗与童谣，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儿童心灵的歌声，“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五）。尽管“诗”与“谣”还有些区别，但这里我们取其共性，即二者均是为“童”而作，适合儿童阅读与欣赏的韵文，故将它们并为一类进行论述。
在“十七年”，童话诗与童谣的创作也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作，如《金色的海螺》《马莲花》《春姑娘和雪爷爷》等。另外，还出现了一批童谣选本，如《中国儿歌选》《北京儿歌》《上海新儿歌选》《江西童谣选》等。但正如周作人所言：“儿歌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14}“或本大人所作”这就点出了儿歌受制于成人思维的影响，必然有着历史的烙印。因此，“十七年”间的童话诗与童谣也同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现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其一，在诗集（选本）生产过程中的“提纯”与“加工”。“十七年”时期国家对出版物的出版施行严格的把关制度，儿童读物也不例外，因为“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5}。为此，对大量原始民间童谣以及民间童话传说进行“提纯”与“加工”便必不可少，“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对待民间童谣的搜集与整理上，有着鲜明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前，有不少作品的编选，是从个人的爱好趣味出发的，没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因而所选作品就必然是精华与糟粕杂凑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许多民间童谣的编选者，往往注意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编选出那些最有教育意义的作品。”{16}如1959年编选的《中国儿歌选》，共编选了包括台湾在内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儿歌1515首，这些儿歌就是先从全国各地报章中挑选出四千余首，然后“在初选工作的基础上，经我社编辑部删除了一部分内容重复的，对欠缺的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17}而成的。这里的“删除”与“补充”，便是对原有作品的“再加工”，以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同样，1958年出版的《江西童谣选》，也是从众多的民间童谣中挑选出179首，分为“红军像爹娘”“自己聪明会唱歌”“小白菜呀地里黄”“放牛孩子歌儿多”“斗智歌”等五辑，其中大部分为红色歌谣，“它是全书精华的部分”{18}，“也是我们十分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19}。
其二，直接对革命或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书写。经过“提纯”与“加工”后的童话诗与童谣，其意义指向非常明显。如在《中国儿歌选》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党、领袖、革命的颂歌以及对旧社会与敌人的诅咒。如，辽宁童谣《念书别忘共产党》：“红红的楼房，蓝蓝的墙，/宽宽的操场在中央，/教室的窗，明晃晃，/坐在里面哦真漂亮，/念书别忘毛主席，/念书别忘共产党。”此诗就含有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喜爱。而安徽童谣《打鬼子》则直接描绘了儿童们“如何革命”和如何捍卫“革命果实”的情形：“小红孩，盖红被，/鬼子打不过游击队。/摸碉堡，攻县城，/吓的鬼子摸不着门。/挖战沟，运子弹，/打死鬼子千千万。”
综上，在“十七年”，在所谓的“纯诗”创作当中，依然受到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为此时期“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总特征服务。
{1} 李岳南：《与初学者谈民歌和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2} 《阿诗玛》的加工整理，是“将二十份异义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中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阿诗玛专集》（内部参考资料），1979年版，第19页。
{3} 《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5年第4期。
{4} 郭小川：《沸腾的生活和诗》，《文艺报》1956年第3期。
{5} 闻捷：《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下所引闻捷诗句均出自该书）
{6}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7} 薛祖清、席扬：《“符号”与“歧义”——〈红旗歌谣〉“情诗”解读》，《文艺评论》2005年第5期。
{8} 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60年版，第120页。
{9}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0} 严阵：《江南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11} 治芳：《抒情诗的典型化》，《安徽文学》1962年第5期。
{12} 谢冕：《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3}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号。
{14} 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15} 《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
{16} 谭达先：《民间童谣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17}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中国儿歌选·编者说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以下所引儿歌均出自该书）
{18} 周鸿铸、奉浜：《唱回了我的童年——读〈江西童谣选〉》，《读书》1959年第10期。
{19} 《星火》杂志社编：《江西童谣选·写在前面的话》，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编 辑：康慧
关键词：“十七年” “纯诗” 政治潜能
在中国新诗中，一些以描写爱情、日常生活以及童话等为题材的诗作，往往被认为是很少受政治与党派等因素影响的“纯诗”，显示出中国新诗的另一种风貌。但在“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十七年”，这些所谓的“纯诗”同样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
一、爱情诗
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十七年”的爱情书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的反映，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不是很多。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有一些被称之为“新情歌”的爱情诗存在，“它之所以新，不是别的新，而是主题新，思想感情新”，这些作品“不只是给予我们以深湛的艺术上的享受；更给我们以革命的干劲和向着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幸福的前景跃进的决心”{1}。这些“新情歌”，从反映的生活情况来看，一类是对爱情神话传说的加工与整理，如《阿诗玛》《黑鳗》《望夫云》等；另一类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情的描写，如闻捷的《天山牧歌》、郭沫若与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等诗选中的部分诗作。
上述两个方面的爱情诗，在“十七年”阶段依然潜藏着政治的影子。同样是对爱情神话故事的“再叙述”，《阿诗玛》与《黑鳗》发表后的批评是不一样的——肯定前者而批评后者。主要原因在于，《阿诗玛》的故事是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要求、以“集体加工”的方式反复删改而完成的{2}，而艾青的《黑鳗》则不同，虽然发表时编者认为是“诗人近年来在长诗写作中值得注意的新收获”{3}，但很快就遭到批评，原因在于它是“个人创作”，有“不健康”的思想成分在里面，“没有表现出人民火热的斗争和反抗的一面”，“没有把黑鳗和陈全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精神强烈地表现出来”{4}。因此，在反右斗争中，艾青被打成右派。
被认为有着单纯、明朗等主要特点的闻捷的《天山牧歌》{5}中的爱情诗，也同样有着既定的政治诉求。典型的做法之一便是诗人往往在一首诗歌的末尾以“点睛”的方式表达出时代色彩，如“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一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羞得脸发烫，/她说：‘那得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金色的麦田》）；“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舞会结束以后》），等等，这里“奖章”“团员”“生产队长”“发电厂”等词汇所负载的政治意义很明显。
相比较而言，一些多人合集的诗歌选本中的爱情诗，大多数同样属于把诗歌“作为新的价值观和某种政治性原则的证明”{6}的作品。如《红旗歌谣》中的大部分爱情诗，虽然有学者从“联系的”和“互动的”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新的解读，认为这些爱情诗的存活，不是“爱情”本身的永恒因素，而在于“爱情在表达上对时代政治的假借与改造”{7}。在笔者看来，这种解读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诗歌本身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即便有部分爱情诗来自民间，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情诗大都充满了浮夸与矫饰。如安徽民歌《妹妹挑土哥挖塘》：“妹妹挑土哥挖塘，/汗珠跟着泥土淌。/妹挑千斤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人多不好把话讲，/纸糊灯笼心里亮。/妹妹英雄哥好汉，/挖到星落露太阳”{8}，就属于典型的“劳动 爱情”的思维模式。同样，在新诗选本《好不过毛泽东时代》中的“新情歌”，如《挑个思想好的》《维的庄稼汉》《劳动的心劲大哩》等也大都属于此类。
二、生活诗
“十七年”新诗创作中，还有一批被誉为“对拓展50年代诗歌的艺术空间”“有积极意义的”{9}“生活诗”。这些诗作，或记乡村剪影：“二月的雨：红雨，/无声地，洒遍了江南，/一颗雨点染红—个骨朵，/一颗雨点染红一张笑脸”（严阵《红雨》），或写边地风貌：“站在雪山上我了望远处，/山下呵，—片肥沃的田土；/青稞的叶子像绿色的珊瑚，青稞的穗子像黄色的珍珠”（傅仇《珍珠一样的青稞》），或歌颂建设热情：“我们是钢铁的筑路工人，/建设祖国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火车穿过群山驰向北京”（雁冀《筑路工人之歌》）……这些“生活诗”在“十七年”给读者带来一股清新的阅读体验。
但是，这些“生活诗”在看似安静与祥和的氛围中依然有着潜在的政治诉求。如安徽诗人严阵的这首《蛙声》：“阵阵蛙声响在村边，/白窗纸上月光洒满，/生产队长睡不着，/他踏着月色来到江边。//月色。蛙声。江湖。/立刻把他带回了十年以前：/那时他作为一个侦察兵，/曾经偷渡长江来到南岸。//咕咕咕，敌入射来了枪弹，/咯咯咯，他学着青蛙叫唤，/狡猾的敌人受了骗，/抱着枪慢慢走远……//蛙声更响了，村庄睡得正甜，/生产队长来到麦田里，/他在月色里微笑着弯下了腰，/把初秀的麦穗托在手掌上细看。”{10}
乡村、朗月、蛙鸣、麦穗、青葱……多么静谧的一幅乡村月夜图！当年被誉为是“描绘了江南新农村的新景象”{11}的代表而受到褒扬。但是，诗中的情感基点，不是感叹这自然美景，而是想到了“十年以前”“他”在这相似的月夜下为革命奔波差点送命，于是“他在月色里微笑着弯下了腰，/把初秀的麦穗托在手拿上细看”，此句意义所指很明确：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来，这首诗便成为一首忆苦思甜的作品。另外，这首诗作于1960年前后，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诗人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生活的现实越是严峻，诗中的意境越是轻松”，“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12}。这类诗作在“十七年”“生活诗”中比比皆是，它们承载的不是单纯地表现个人情感，而是“和时代的、人民的、阶级的感情相一致”{13}的精神诉求。 三、童话诗与童谣
作为文学花园的另一支花朵——童话诗与童谣，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儿童心灵的歌声，“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五）。尽管“诗”与“谣”还有些区别，但这里我们取其共性，即二者均是为“童”而作，适合儿童阅读与欣赏的韵文，故将它们并为一类进行论述。
在“十七年”，童话诗与童谣的创作也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作，如《金色的海螺》《马莲花》《春姑娘和雪爷爷》等。另外，还出现了一批童谣选本，如《中国儿歌选》《北京儿歌》《上海新儿歌选》《江西童谣选》等。但正如周作人所言：“儿歌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14}“或本大人所作”这就点出了儿歌受制于成人思维的影响，必然有着历史的烙印。因此，“十七年”间的童话诗与童谣也同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现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其一，在诗集（选本）生产过程中的“提纯”与“加工”。“十七年”时期国家对出版物的出版施行严格的把关制度，儿童读物也不例外，因为“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5}。为此，对大量原始民间童谣以及民间童话传说进行“提纯”与“加工”便必不可少，“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对待民间童谣的搜集与整理上，有着鲜明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前，有不少作品的编选，是从个人的爱好趣味出发的，没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因而所选作品就必然是精华与糟粕杂凑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许多民间童谣的编选者，往往注意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编选出那些最有教育意义的作品。”{16}如1959年编选的《中国儿歌选》，共编选了包括台湾在内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儿歌1515首，这些儿歌就是先从全国各地报章中挑选出四千余首，然后“在初选工作的基础上，经我社编辑部删除了一部分内容重复的，对欠缺的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17}而成的。这里的“删除”与“补充”，便是对原有作品的“再加工”，以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同样，1958年出版的《江西童谣选》，也是从众多的民间童谣中挑选出179首，分为“红军像爹娘”“自己聪明会唱歌”“小白菜呀地里黄”“放牛孩子歌儿多”“斗智歌”等五辑，其中大部分为红色歌谣，“它是全书精华的部分”{18}，“也是我们十分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19}。
其二，直接对革命或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书写。经过“提纯”与“加工”后的童话诗与童谣，其意义指向非常明显。如在《中国儿歌选》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党、领袖、革命的颂歌以及对旧社会与敌人的诅咒。如，辽宁童谣《念书别忘共产党》：“红红的楼房，蓝蓝的墙，/宽宽的操场在中央，/教室的窗，明晃晃，/坐在里面哦真漂亮，/念书别忘毛主席，/念书别忘共产党。”此诗就含有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喜爱。而安徽童谣《打鬼子》则直接描绘了儿童们“如何革命”和如何捍卫“革命果实”的情形：“小红孩，盖红被，/鬼子打不过游击队。/摸碉堡，攻县城，/吓的鬼子摸不着门。/挖战沟，运子弹，/打死鬼子千千万。”
综上，在“十七年”，在所谓的“纯诗”创作当中，依然受到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为此时期“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总特征服务。
{1} 李岳南：《与初学者谈民歌和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2} 《阿诗玛》的加工整理，是“将二十份异义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中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阿诗玛专集》（内部参考资料），1979年版，第19页。
{3} 《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5年第4期。
{4} 郭小川：《沸腾的生活和诗》，《文艺报》1956年第3期。
{5} 闻捷：《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下所引闻捷诗句均出自该书）
{6}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7} 薛祖清、席扬：《“符号”与“歧义”——〈红旗歌谣〉“情诗”解读》，《文艺评论》2005年第5期。
{8} 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60年版，第120页。
{9}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0} 严阵：《江南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11} 治芳：《抒情诗的典型化》，《安徽文学》1962年第5期。
{12} 谢冕：《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3}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号。
{14} 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15} 《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
{16} 谭达先：《民间童谣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17}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中国儿歌选·编者说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以下所引儿歌均出自该书）
{18} 周鸿铸、奉浜：《唱回了我的童年——读〈江西童谣选〉》，《读书》1959年第10期。
{19} 《星火》杂志社编：《江西童谣选·写在前面的话》，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编 辑：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