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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
1976年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浮雕上面，被人贴上了一篇悼词。这是丙辰清明前第一篇贴在纪念碑上的悼词。浮雕上放置了一个洁白的花圈，有29人签名。悼词不长，现全文抄录如下：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今天，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壮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您——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辉高大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无法磨灭的。您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您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这都是不可磨灭的。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生。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您庄严宣誓：我们决心学习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认真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品质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把毕生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献给灿烂的共产主义。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高度的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发扬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我们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实现您的遗志，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
尽管这篇悼词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在当年却被誉为“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当年的历史文献，是这样描述这篇悼词贴出后的情景的：
这篇悼词，像一块磁石，吸引了上千群众。开始，人们只是默默地抄录，后来抄录的人越来越多，站在悼词旁边的一位男青年，便自告奋勇地高声朗读起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您庄严宣誓：……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大家心里明白，这里的资产阶级是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之流。人们听了，都打心眼里佩服作者和朗诵者，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暂时还不敢说的心里话。“一人说破万人心”，这第一声呐喊，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关键时刻“四人帮”干了两件愚蠢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那段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更加变本加厉地攻击周恩来，妄图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各种娱乐活动要求继续进行。这一切，无疑加剧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抗议那些无理的禁令，首都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久久地伫立在十里长街，默默地哭送总理的灵车。人们把自己制作的花圈献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自己撰写的祭文。周恩来总理去世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副组长、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干部曹志杰和理论组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处处是花圈，人头攒动，整个广场上的气氛显得格外沉闷和压抑。这一切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从那天起，曹志杰和理论组的一些同志就经常到天安门广场，通过观察那里的气氛来了解全市的民心所向。
1976年初，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被抽调出来，集中到陶然亭附近的北京市总工会干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以“五四一厂”的白纸坊礼堂为主要讲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在全市工人中开展“文化大革命好”的宣传教育。在他们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深深感触到工人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尤其是对江青的反感和憎恶。工人们经常向他们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没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当然，广大工人群众对“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话语更是不断地传到理论组来。当他们在大会讲台上宣讲时，不少工人干脆走上台来，直接向他们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不满。曹志杰回忆，记得一次他们正在白纸坊礼堂进行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宣讲时，一名工人就直接走上台来，质问：“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对此，曹志杰和理论组成员无言以对。工人理论组的人员来自工厂企业，他们同广大工人群众的心是相通的。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质问和不满，大家很感憋闷。
这一时期，“四人帮”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利令智昏的“四人帮”却偏偏在这种关键时刻干了两件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愚蠢事。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重新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恩来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这是射向周恩来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工人理论组的同志极为愤慨：周总理刚刚去世几个月，尸骨未寒，人家就赤裸裸地打上门来。
一天晚上，曹志杰和理论组的几个同志饭后聊天，在发了一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后，孙惠提议清明节时到天安门广场向总理敬献花圈，反击“四人帮”。她的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他们连夜进行了分工：由孙惠负责起草悼词，由殷绥冬负责找书法好的人写挽联，由郄承志和夏增志等人负责制作花圈。为了防止单位领导阻止这项活动，他们决定对外尽量保密，白天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工作不能停，这项活动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第二天晚上10点多，孙惠把起草好的悼词交给曹志杰。曹志杰看后感觉有点平淡，针对性不够强，便在悼词中特意加上了“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和“您的遗志自有后人 继承”两句话。当时，人们对于悼词中的话语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悼词中说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制作花圈，松枝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在采摘松枝的过程中，夏增志还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市总工会干校附近只有陶然亭有松枝，他到陶然亭采摘松枝时，被陶然亭的工作人员当场抓住，受到严厉斥责。但当他把情况向那位工作人员解释清楚后，那位工作人员非但不再斥责他，反而帮助他采摘，临走还一再叮嘱他，如果不够再来。
北京市委的“禁令”比工人理论组的行动晚了一步
《文汇报》制造的这南起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线。由于预感到清明节时“四人帮”会禁止民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曹志杰他们决定把悼念活动提前到3月底。3月30日刚好是理论组的活动日，理论组的成员来的比较多，他们就把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3月30日中午，工人理论组的29位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北面集中后，列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许多路过的群众自动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他们到达纪念碑时，队伍人数已多达数百人。他们把花圈放在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前面，并把悼词贴在了纪念碑上(原来打算别在花圈上，但因当时风太大，只好改贴在了纪念碑上)。当他们进行悼念活动的时候，周围的数百名群众同他们一起默哀、致敬、宣誓，一起高唱《国际歌》。悼念活动结束后，许多群众立刻围上来观看他们的悼词，并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晚上10点多，曹志杰同李宁、王国良等人重返天安门广场，只见悼词前面围着数百人。前面有人打着手电大声朗读悼词，后面的人中不仅有听的，还有记录的。人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始终不断。当曹志杰走到纪念碑西侧时，看见两位外地人坐在台阶上相互认真地在一句一句地对着各自的记录。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就在他们贴出悼词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就向全市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紧急通知，但这个通知毕竟晚了一步。在悼词贴出之前，已经有一些单位送来了花圈，其中还包括第二炮兵部分军人送来的花圈。此后，不仅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而且歌颂周恩来丰功伟绩，批判影射“四人帮”的诗词、悼词也越来越多。到4月3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不仅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不少人还高唱《国际歌》。他们的悼词贴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据市总工会的同事后来告诉他们，仅3天时间，市总工会就收到了600多个电话，300多封信。这些电话和信件都是各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打来或寄来的，内容大都是一个声音：你们的话代表了首都工人阶级，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市人民支持你们等等。当然，这些信件，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一个也没有收到，都落入了公安局之手。“四人帮”垮台后，曹志杰在临出监狱前，一位青年工人知道他就是曹志杰后，走上前来质问他：“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不给我回信?”他告诉曹志杰，公安局就是根据那封信抓的他。悼词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度恐慌。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第一号案件”
随后，“四人帮”便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首先对曹志杰的行动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监视。他当时住在东四六条公安部宿舍，街道派出所自他们贴出悼词开始，便派出两名警察住进他所住楼下的一间平房，专门负责对他进行监督。同时还责成他的邻居、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公安干校的老干部，对他每天的行动进行监视。就在抓曹志杰的那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还没来得及打开门，那位老干部便急急忙忙地出来，询问他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专门在家中听他这边的动静，是不会出来得如此之快的。曹志杰说他们做邻居多年，他是从来不关心自己的活动的。当然，曹志杰对他也很理解：在上级指派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4月30日，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名要求逮捕曹志杰的报告。当晚，他们出动了两卡车民兵和三辆警车，全面包围了曹志杰所住的大院。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对他的房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搜查。与此同时，孙惠被隔离审查，殷绥冬、郄承志、夏增志等人也进了“审查班”，工人理论组的全体同志也被多次召开全体会议，要求进行检查和揭发。但这些会议均遭到了大家的坚决抵制，结果不了了之。理论组的活动随即彻底瘫痪。他们的行动也被定作“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八大案件的“第一号案件”。
1976年5月22日，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首都体育馆全市支部书记以上党政干部万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真相》中，多次点名指责曹志杰和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他除污蔑他们“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的‘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之外，还说曹志杰“4月2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其实，那天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驳斥”之类的事情。1974年，曹志杰在北大法律系给工农兵学员讲过课，同学员们比较熟。4月2日那天他到法律系后，向学员们讲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指出有人反对周总理。学员们起初只是感到疑惑。当曹志杰给他们指看了3月25日《文汇报》上那篇文章中的“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话后，他们除了感到惊讶之外，根本就没有发生对曹志杰进行什么“驳斥”之类的事。
“四人帮”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天安门事件”被压制之后，中央于1976年4月7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该决议是这样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曹志杰回忆说：既然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认定是邓小平策划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就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由于我们是整个“天安门事件”中第一个贴出悼词者，如果我们的行动受到了老干部的指挥或暗示，就可以把邓小平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天安门事件”中，“四人帮”之所以把我们作为了重点，原因正在于此。而曹志杰之所以被作为重点，既由于他在理论组中的作用，同时也是因为他出生在干部家庭，特别是他认识当时正在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胡耀邦等老于 部。“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将邓小平置于死地，“四人帮”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
曹志杰被关进监狱后，审问的重点也始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追查他们的后面是否有老干部的指挥或暗示，是否同邓小平有关联。曹志杰被抓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审讯。审讯首先是从他们的那篇悼词开始的：“你们说什么‘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冲着谁?”“地富反坏右，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冲着谁!”“是不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首长?”起初，曹志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到后来他才干脆承认是指向他们，并且指出“因为他们反对总理”。审讯人员在吹捧了江青一番后，威胁曹志杰说：“你攻击中央首长就是反对毛主席。”曹志杰以事实指出了江青等人对周总理的攻击。当他讲到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时，一位审讯人员听不懂，问了他一句：“《创业》批示是怎么回事儿?”曹志杰便把《创业》批示的经过讲了一遍。“谁让你讲这个的!”一位头头大概对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是批评江青等人的这一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不等曹志杰说完，就立刻不许他再往下说。由于曹志杰的岳父和胡耀邦都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审讯人员便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逼供、诱供。他们装出一副关心曹志杰的样子，一再对他说：“你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你受了谁的害，这是你的主要问题。”“你同别人不一样，你有立功的条件。立大功还可以授奖呢。”“你还很年轻，中央首长很关心你，你交代清楚问题就可以出去。”
他们见曹志杰并不为之所动，就改换另一副面孔，反复追查胡耀邦和他岳父几年来都讲过什么话，看过什么书，他们的子女、亲属都说过什么活。他们还阴险地对曹志杰说：“他们那么大的干部，不该倒的话，你再揭发也倒不了。该倒的话，你再保也保不住。”经过考虑，曹志杰如实地讲了胡耀邦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青年学习，以及他主持科学院工作以后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审讯人员听着听着就变了脸，对曹志杰拍桌子瞪眼睛：“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吹捧走资派!”这次审讯又没有什么结果。有一次，审讯人员对曹志杰特别“客气”，不仅让他坐椅子，递给他带过滤嘴的香烟，还给了他一杯开水。他们拿出1976年的《红旗》杂志第5期，让曹志杰阅读其中“梁效”和“洪广思”诬陷邓小平、指责邓小平策划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章。然后对他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后台，那么你是怎样受邓小平指挥的?”曹志杰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邓小平，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邓小平。”“你当然没有见过邓小平，他是通过别人来指挥你的。”曹志杰回答说：“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指挥。”“像你这样的人用不着直接指挥，点一下就可以了。你应该回忆一下，看有谁对你暗示过。”“是路线指挥的吧!”
在“四五运动”中被抓的唯一的一位高干子弟
笔者曾问曹志杰：听说当时一些高干子弟也参加了，有没有这回事儿?他说：是有，据我所知就有一位。他叫刘润伏，是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儿子，“文革”前是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文革”初期，因其父被打倒受牵连，被部队作复员处理回到北京，1976年时在北京市无线电三厂当工人。
“四五运动”时，他们厂工人自发地制作了花圈，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由于刘润伏在工人中威信很高，人缘极好，大家便推他领头去广场敬献花圈。为此，他到厂党委向领导汇报此事，并请假(因是上班时间去)，领导对他们的行动很支持。得到领导同意后，他便带领全厂数百名职工，抬着花圈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
“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由于刘润伏他们只是单纯地敬献了一个花圈，并没有其他任何活动，因此，公安局并未抓刘润伏。但厂党委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刘润伏又是“走资派”的儿子，为表示对中央决定的烙决拥护，厂党委主动把刘润伏送进了公安局。结果，刘润伏一直被关押到年底，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多月才被无罪释放。刘润伏是“四五运动”中被抓的唯一的一位高干子弟。
1976年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浮雕上面，被人贴上了一篇悼词。这是丙辰清明前第一篇贴在纪念碑上的悼词。浮雕上放置了一个洁白的花圈，有29人签名。悼词不长，现全文抄录如下：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今天，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壮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您——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辉高大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无法磨灭的。您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您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这都是不可磨灭的。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生。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您庄严宣誓：我们决心学习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认真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品质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把毕生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献给灿烂的共产主义。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高度的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发扬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我们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实现您的遗志，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
尽管这篇悼词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在当年却被誉为“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当年的历史文献，是这样描述这篇悼词贴出后的情景的：
这篇悼词，像一块磁石，吸引了上千群众。开始，人们只是默默地抄录，后来抄录的人越来越多，站在悼词旁边的一位男青年，便自告奋勇地高声朗读起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您庄严宣誓：……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大家心里明白，这里的资产阶级是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之流。人们听了，都打心眼里佩服作者和朗诵者，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暂时还不敢说的心里话。“一人说破万人心”，这第一声呐喊，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关键时刻“四人帮”干了两件愚蠢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那段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更加变本加厉地攻击周恩来，妄图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各种娱乐活动要求继续进行。这一切，无疑加剧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抗议那些无理的禁令，首都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久久地伫立在十里长街，默默地哭送总理的灵车。人们把自己制作的花圈献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自己撰写的祭文。周恩来总理去世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副组长、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干部曹志杰和理论组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处处是花圈，人头攒动，整个广场上的气氛显得格外沉闷和压抑。这一切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从那天起，曹志杰和理论组的一些同志就经常到天安门广场，通过观察那里的气氛来了解全市的民心所向。
1976年初，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被抽调出来，集中到陶然亭附近的北京市总工会干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以“五四一厂”的白纸坊礼堂为主要讲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在全市工人中开展“文化大革命好”的宣传教育。在他们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深深感触到工人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尤其是对江青的反感和憎恶。工人们经常向他们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没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当然，广大工人群众对“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话语更是不断地传到理论组来。当他们在大会讲台上宣讲时，不少工人干脆走上台来，直接向他们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不满。曹志杰回忆，记得一次他们正在白纸坊礼堂进行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宣讲时，一名工人就直接走上台来，质问：“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对此，曹志杰和理论组成员无言以对。工人理论组的人员来自工厂企业，他们同广大工人群众的心是相通的。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质问和不满，大家很感憋闷。
这一时期，“四人帮”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利令智昏的“四人帮”却偏偏在这种关键时刻干了两件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愚蠢事。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重新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恩来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这是射向周恩来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工人理论组的同志极为愤慨：周总理刚刚去世几个月，尸骨未寒，人家就赤裸裸地打上门来。
一天晚上，曹志杰和理论组的几个同志饭后聊天，在发了一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后，孙惠提议清明节时到天安门广场向总理敬献花圈，反击“四人帮”。她的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他们连夜进行了分工：由孙惠负责起草悼词，由殷绥冬负责找书法好的人写挽联，由郄承志和夏增志等人负责制作花圈。为了防止单位领导阻止这项活动，他们决定对外尽量保密，白天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工作不能停，这项活动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第二天晚上10点多，孙惠把起草好的悼词交给曹志杰。曹志杰看后感觉有点平淡，针对性不够强，便在悼词中特意加上了“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和“您的遗志自有后人 继承”两句话。当时，人们对于悼词中的话语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悼词中说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制作花圈，松枝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在采摘松枝的过程中，夏增志还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市总工会干校附近只有陶然亭有松枝，他到陶然亭采摘松枝时，被陶然亭的工作人员当场抓住，受到严厉斥责。但当他把情况向那位工作人员解释清楚后，那位工作人员非但不再斥责他，反而帮助他采摘，临走还一再叮嘱他，如果不够再来。
北京市委的“禁令”比工人理论组的行动晚了一步
《文汇报》制造的这南起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线。由于预感到清明节时“四人帮”会禁止民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曹志杰他们决定把悼念活动提前到3月底。3月30日刚好是理论组的活动日，理论组的成员来的比较多，他们就把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3月30日中午，工人理论组的29位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北面集中后，列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许多路过的群众自动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他们到达纪念碑时，队伍人数已多达数百人。他们把花圈放在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前面，并把悼词贴在了纪念碑上(原来打算别在花圈上，但因当时风太大，只好改贴在了纪念碑上)。当他们进行悼念活动的时候，周围的数百名群众同他们一起默哀、致敬、宣誓，一起高唱《国际歌》。悼念活动结束后，许多群众立刻围上来观看他们的悼词，并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晚上10点多，曹志杰同李宁、王国良等人重返天安门广场，只见悼词前面围着数百人。前面有人打着手电大声朗读悼词，后面的人中不仅有听的，还有记录的。人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始终不断。当曹志杰走到纪念碑西侧时，看见两位外地人坐在台阶上相互认真地在一句一句地对着各自的记录。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就在他们贴出悼词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就向全市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紧急通知，但这个通知毕竟晚了一步。在悼词贴出之前，已经有一些单位送来了花圈，其中还包括第二炮兵部分军人送来的花圈。此后，不仅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而且歌颂周恩来丰功伟绩，批判影射“四人帮”的诗词、悼词也越来越多。到4月3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不仅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不少人还高唱《国际歌》。他们的悼词贴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据市总工会的同事后来告诉他们，仅3天时间，市总工会就收到了600多个电话，300多封信。这些电话和信件都是各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打来或寄来的，内容大都是一个声音：你们的话代表了首都工人阶级，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市人民支持你们等等。当然，这些信件，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一个也没有收到，都落入了公安局之手。“四人帮”垮台后，曹志杰在临出监狱前，一位青年工人知道他就是曹志杰后，走上前来质问他：“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不给我回信?”他告诉曹志杰，公安局就是根据那封信抓的他。悼词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度恐慌。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第一号案件”
随后，“四人帮”便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首先对曹志杰的行动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监视。他当时住在东四六条公安部宿舍，街道派出所自他们贴出悼词开始，便派出两名警察住进他所住楼下的一间平房，专门负责对他进行监督。同时还责成他的邻居、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公安干校的老干部，对他每天的行动进行监视。就在抓曹志杰的那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还没来得及打开门，那位老干部便急急忙忙地出来，询问他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专门在家中听他这边的动静，是不会出来得如此之快的。曹志杰说他们做邻居多年，他是从来不关心自己的活动的。当然，曹志杰对他也很理解：在上级指派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4月30日，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名要求逮捕曹志杰的报告。当晚，他们出动了两卡车民兵和三辆警车，全面包围了曹志杰所住的大院。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对他的房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搜查。与此同时，孙惠被隔离审查，殷绥冬、郄承志、夏增志等人也进了“审查班”，工人理论组的全体同志也被多次召开全体会议，要求进行检查和揭发。但这些会议均遭到了大家的坚决抵制，结果不了了之。理论组的活动随即彻底瘫痪。他们的行动也被定作“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八大案件的“第一号案件”。
1976年5月22日，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首都体育馆全市支部书记以上党政干部万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真相》中，多次点名指责曹志杰和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他除污蔑他们“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的‘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之外，还说曹志杰“4月2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其实，那天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驳斥”之类的事情。1974年，曹志杰在北大法律系给工农兵学员讲过课，同学员们比较熟。4月2日那天他到法律系后，向学员们讲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指出有人反对周总理。学员们起初只是感到疑惑。当曹志杰给他们指看了3月25日《文汇报》上那篇文章中的“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话后，他们除了感到惊讶之外，根本就没有发生对曹志杰进行什么“驳斥”之类的事。
“四人帮”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天安门事件”被压制之后，中央于1976年4月7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该决议是这样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曹志杰回忆说：既然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认定是邓小平策划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就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由于我们是整个“天安门事件”中第一个贴出悼词者，如果我们的行动受到了老干部的指挥或暗示，就可以把邓小平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天安门事件”中，“四人帮”之所以把我们作为了重点，原因正在于此。而曹志杰之所以被作为重点，既由于他在理论组中的作用，同时也是因为他出生在干部家庭，特别是他认识当时正在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胡耀邦等老于 部。“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将邓小平置于死地，“四人帮”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
曹志杰被关进监狱后，审问的重点也始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追查他们的后面是否有老干部的指挥或暗示，是否同邓小平有关联。曹志杰被抓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审讯。审讯首先是从他们的那篇悼词开始的：“你们说什么‘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冲着谁?”“地富反坏右，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冲着谁!”“是不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首长?”起初，曹志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到后来他才干脆承认是指向他们，并且指出“因为他们反对总理”。审讯人员在吹捧了江青一番后，威胁曹志杰说：“你攻击中央首长就是反对毛主席。”曹志杰以事实指出了江青等人对周总理的攻击。当他讲到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时，一位审讯人员听不懂，问了他一句：“《创业》批示是怎么回事儿?”曹志杰便把《创业》批示的经过讲了一遍。“谁让你讲这个的!”一位头头大概对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是批评江青等人的这一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不等曹志杰说完，就立刻不许他再往下说。由于曹志杰的岳父和胡耀邦都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审讯人员便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逼供、诱供。他们装出一副关心曹志杰的样子，一再对他说：“你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你受了谁的害，这是你的主要问题。”“你同别人不一样，你有立功的条件。立大功还可以授奖呢。”“你还很年轻，中央首长很关心你，你交代清楚问题就可以出去。”
他们见曹志杰并不为之所动，就改换另一副面孔，反复追查胡耀邦和他岳父几年来都讲过什么话，看过什么书，他们的子女、亲属都说过什么活。他们还阴险地对曹志杰说：“他们那么大的干部，不该倒的话，你再揭发也倒不了。该倒的话，你再保也保不住。”经过考虑，曹志杰如实地讲了胡耀邦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青年学习，以及他主持科学院工作以后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审讯人员听着听着就变了脸，对曹志杰拍桌子瞪眼睛：“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吹捧走资派!”这次审讯又没有什么结果。有一次，审讯人员对曹志杰特别“客气”，不仅让他坐椅子，递给他带过滤嘴的香烟，还给了他一杯开水。他们拿出1976年的《红旗》杂志第5期，让曹志杰阅读其中“梁效”和“洪广思”诬陷邓小平、指责邓小平策划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章。然后对他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后台，那么你是怎样受邓小平指挥的?”曹志杰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邓小平，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邓小平。”“你当然没有见过邓小平，他是通过别人来指挥你的。”曹志杰回答说：“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指挥。”“像你这样的人用不着直接指挥，点一下就可以了。你应该回忆一下，看有谁对你暗示过。”“是路线指挥的吧!”
在“四五运动”中被抓的唯一的一位高干子弟
笔者曾问曹志杰：听说当时一些高干子弟也参加了，有没有这回事儿?他说：是有，据我所知就有一位。他叫刘润伏，是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儿子，“文革”前是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文革”初期，因其父被打倒受牵连，被部队作复员处理回到北京，1976年时在北京市无线电三厂当工人。
“四五运动”时，他们厂工人自发地制作了花圈，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由于刘润伏在工人中威信很高，人缘极好，大家便推他领头去广场敬献花圈。为此，他到厂党委向领导汇报此事，并请假(因是上班时间去)，领导对他们的行动很支持。得到领导同意后，他便带领全厂数百名职工，抬着花圈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
“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由于刘润伏他们只是单纯地敬献了一个花圈，并没有其他任何活动，因此，公安局并未抓刘润伏。但厂党委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刘润伏又是“走资派”的儿子，为表示对中央决定的烙决拥护，厂党委主动把刘润伏送进了公安局。结果，刘润伏一直被关押到年底，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多月才被无罪释放。刘润伏是“四五运动”中被抓的唯一的一位高干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