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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夫卡的创作和思想明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曾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从卡夫卡的《地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在叙事层次及文本内容等方面的相似性，但在叙述者身份及作品的空间意义等方面又存在细微差别，由此可知卡夫卡并未完全模仿陀氏的创作，而是主动接受并消化了陀氏的影响，使其内化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卡夫卡式”的创作。
关键词： 卡夫卡 《地洞》 接受影响 《地下室手记》
弗兰茨·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氏的影响。意大利学者热那多·波吉奥里指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艺术除非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话，否则是无法解释的。”①英国卡夫卡学专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于卡夫卡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他想象力的一个源泉，卡夫卡以及他笔下那些没有个性特征的角色显然是陀氏作品中地下人的后代。”②
卡夫卡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某种血亲关系。1931年9月2日写给菲利斯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个人中——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1913年12月14日在日记中又提到：“现在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那处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似的地方”③；他甚至和好友马克思·布罗德争论过陀氏作品中的形象特征及其象征意义：马克思认为陀氏作品中有太多的精神病患者，卡夫卡并不同意此种看法，反而对陀氏笔下的变态人物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青睐有加。从他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书信中，不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甚至被他奉为精神先驱，足以说明陀氏在卡夫卡心中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创作巅峰时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是评论界较为关注的一部作品。安德烈·纪德曾说：“我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氏文学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当做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我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④高尔基曾这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荣誉在于：他以非常生动而富有色彩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绘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⑤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地下室”，先是“地下人”语无伦次地自我介绍，讲述自己原是八等文官，厌弃官场生活，故而辞官归隐于彼得堡的某个角落的破房子里生活，接着又以与假想敌争论的方式，自言自语地对社会规则、文明理性等进行一番批判，最终说明自己为打发无聊，写《手记》以消遣，从而开始第二部分的叙述；第二部分“雨雪霏霏”则回忆了自己24岁时遭遇的几件事，包括工作中与同僚的关系、生活中受到有钱有势朋友的欺侮、感情上对无辜女孩的狠心伤害等等，其间穿插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混乱的思绪。最后叙述者忽然觉得写《手记》是个错误，不想再继续写下去，因此收笔。对于“地下人”形象的定位，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这个地下人像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在充满邪恶堕落的社会里蛆行。
《地洞》的叙述者是一只生活在地下的类似于老鼠的动物。在这部后期创作的作品中，卡夫卡将动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正像平野嘉彦所指出的那样：本来动物本身不会说话，实际上是以人作为解说者谈论动物⑥。这部小说，通篇是叙述者担惊受怕、自惊自扰的思绪的叙述。为了安全生存，小动物开始建造地洞，工程刚开始他就陷入了不安的惊恐焦虑中，先是为地洞进出口的隐秘担忧，害怕被别人发现，于是不停地观察在洞口处来来往往的经过者，接着为地下储存的一堆食物担忧，后来又迷失在自己建造的“迷宫”中，而当它把整个地洞工程可能存在的隐患一一排除后，并对整个建筑都了如指掌时，他却仿佛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几乎无法听到的‘曲曲’的响声”，它不仅无法判断声音的来源，更无法判断声音传来的时间，它又开始焦虑不安，始终没办法弄清楚“曲曲”声无处不在的原委，只是越来越强烈的感到某种危险的临近，它就这样一直处在无尽的不安与恐惧之中。
从叙事层面看，首先，《地洞》与《地下室手记》的叙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进行的无休止的自我讲述、自我幻想或自我担忧。“地下人”的叙述，像一个清醒的精神病患者，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又生性软弱，历经坎坷，受尽侮辱；他向往“美与崇高”，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做各种坏事；他渴望自由，厌恶社会规律的约束，却无法摆脱其束缚，甘心屈服于人世的羁绊。《地洞》中的叙述者，整日忙于自己地洞的防御工事，却又时刻觉得外界的威胁。它一直处在自我假想的担惊受怕中，虽然造好了地洞，仍时时感到危险的存在。这种自我幻想的危险和《地下室手记》中叙述者自我幻想的与假想敌的辩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这两部小说这都具有“轻与重”、“虚与实”⑦交替的叙事艺术。一方面，“地下人”和“地洞主人”的自我叙述中都有用轻松诙谐的语言表现沉重的生命意识的“悖谬性”。地下人的胡言乱语似的自白，看似自相矛盾、毫无头绪，实则真实犀利地批判社会主流价值和科学理性；地洞主人的神神叨叨的自叙中，似乎给人荒诞不经的感觉，实则真实地展示了现代人无处安放的恐惧不安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地下人”和“地洞主人”的叙述都在“虚与实”之间来回交替。《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涉及现实社会的种种主流文化思想，时而幻想与第三者进行争论；地洞主人公则几乎整日在幻想外界的侵袭而使自己处于永无止境的惶恐不安中，这种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交替的叙述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具有多样的精神内涵。
从文本内容分析，《地洞》和《地下室手记》文本的相似性表现在塑造了两个从精神品格到生存状态都十分相似的主人公。首先，两位主人公都对“地下室”或“地洞”有着过度的依恋和喜爱，这种选择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存方式是相似的。地下室中的叙述者甘愿躲在彼得堡的某个角落，和自己的假想敌进行各种争辩，尽情抨击社会流行的文化观念和道德理性，而不愿站出来大胆地反抗，这和他自身的自卑胆怯的性格有直接联系。《地洞》中的主人公以地洞为生存的保障，他非常清楚自己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故而躲在地洞里会使它感到有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它已经与地洞融为一体，因此对地洞的破坏在它看来也是对它的威胁。其次，“地下人”和“地洞主人公”都揭示了现代人真实存在的境遇。两者的这种蜗居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观察视角，在地下人的眼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理性也暴露着“非理性”，因此地下人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景象和人类生存状态也比常人更清醒，更全面。考夫曼曾说，“《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⑧，它真实地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来。《地洞》中主人惊恐不安的自叙，也为我们展示了人的真实存在状态。地洞主人整日忙于修筑地洞，为地洞里的食物做准备，甚至设置各种迷津通道，并时时刻刻担心外来物的侵袭，他的这种无法抗拒的恐惧感，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的真实反映。 虽然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在《地下室手记》和《地洞》中这种相似性也显而易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部作品依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卡夫卡在接受陀氏影响的同时，不断地用自己的感悟方式体会生活，他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使其将陀氏的思想和创作不断沉淀，从而内化为自己的独特风格。或者借用一位俄国学者的话来说：卡夫卡在陀氏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卡夫卡式’的东西。使他感到亲切，引起他兴趣并在他作品中得到直接或间接反映的，不是陀氏创作中的一切，而只是他创作中某些哲学象征性的主题，而且这种反映始终是与涂抹了主观色彩的过分强调和变形相联系的。⑨
首先，这两部作品的明显区别在于叙述者的身份，或者说，卡夫卡是从《地下室手记》中的“人”的叙述者转向《地洞》中“动物”的主人公身份。卡夫卡笔下的“弱的形象”最终变形为小动物，陀氏的人物从常态走向了病态。西方学者指出：“在后期小说《地洞》中，卡夫卡的有关所有动物生存的主题，即人的真实自我的问题，得到了最彻底的深入和生动刻画。”⑩陀氏笔下的“地下人”是人，并不是“虫豸”或“一只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而“地洞”的主人公是动物，或者是类似于老鼠之类的动物。{11}卡夫卡在1913年给菲利斯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带着我的写作用品和灯具，住进一个大大的和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我绝望得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老鼠”，1917年卡夫卡病重，在疗养院看到窜来窜去的老鼠时便联想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一只虫子的恐惧，都与这些动物出乎意料的、不请自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几分沉默的、顽强的、鬼鬼祟祟的出现相关，我总觉得，老鼠在墙周围挖掘了千百次，并在那里伺机等待属于它们的夜间”。卡夫卡便是在此时写的《地洞》，他用半自传性的特点构思出笔下的主人公，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体验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存在差别。因此，斯默言在《卡夫卡传》中说：“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极度敏感和充满恐惧的，他那源于犹太血统、动乱年代和世态炎凉的无家可归感，他那对人类灾难的颤栗着的眺望，他那对人性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现代启示录。’”{12}
其次，两部作品中的空间有不同的隐喻意味。陀氏作品侧重于生活在地下室的那位“地下人”，地下室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隐喻，象征地下人保持自己个性，拒绝与外界社会联系的屏障，而《地洞》描写的重点，则是这个地洞如何被构筑和不断修筑的整个过程，地洞主人的整个生存状态只有在地洞中才能呈现，而离开了彼得堡市区的那个角落，地下人仍可以是地下人，可离开了地洞，地洞主人就不再存在。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曾这样比较两部作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地下室’是他们存在的负极，像他们的塑造者一样，他们竭力要从这一极点中挣脱出来并满怀热情地奔向‘活生生的生活’。而卡夫卡的童话小说中‘狭窄阴暗的住所’的近似形象，则变成了一种抒情得令人激动的象征——象征着人类存在的痛苦的无出路性。”{13}也就是说，地下室主要是为了凸显地下人对社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反叛，而地洞则是一种象征人类存在痛苦的无出路的所在。
最后，两部作品的倾向有所差别，说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是一部思想小说一点也不为过，而卡夫卡笔下的地洞主人除了恐惧不安之外再无其他明显的性格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具有明显的思想个性，巴赫金说：“地下人是陀氏创作中最早一个思想家似的主人公”{14}，第一部分“地下人”的自叙中，批判主流社会文化价值、批判科学理性和现代社会异化人性的例子俯拾皆是。主人公对对人性虚伪的批判、对科学理性的嘲弄使他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具有“反英雄”的叛逆性格。此外，“地下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双重思想”。他既非善良也非邪恶，既非无赖也非正直，既非英雄也非虫豸，他本质上很自卑却极度自大，他又同时生活在幻想与现实两个世界，幻想自己勇敢反抗朋友的侮辱实则顺从地接受……卡夫卡的地洞主人则属于无性格的艺术形象，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进入到“地洞”这样的环境中都会产生恐惧不安的心理和情绪，所以整部作品并不在于强调地洞主人独立鲜明的个性，而是通过他内心深处的惊恐不宁的生存体验，感受真实的生命存在。
综上分析，从陀氏作品《地下室手记》和卡夫卡的《地洞》两部作品中，不难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和思想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或者说，卡夫卡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接过文学创作的接力棒，无论是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去感知陀氏作品，或者是单纯地在陀氏作品中感受到了那个与自己相似的生命个体，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都弥漫着一种陀氏笔下“地下室”的气息，他笔下的主人公也与陀氏作品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有相似的精神气质，甚至他要表达的那份迷惘、恐惧、焦虑、不安等等在陀氏作品中都能找到某种精神渊源。然而，卡夫卡又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属于什么流派，也不是能仅仅用“什么主义”来概括，他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独特的犹太血统的身份、紧张的父子关系、对人性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敏感的心灵受到震撼，我们无法将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分开，因为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艺术品，一部不朽之作。也正因为他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作品，才使得他是“卡夫卡式”的，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使得他作品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评论家瓦尔特·H·索克尔说：“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气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把握住他的作品。”{15}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卡夫卡是20世纪最经典的作家。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走出的是属于自己的道路。
注释：
①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0.
②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刘凯芳，译.弗兰茨·卡夫卡.外国文艺，1999（6）.
③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VOL6：252-320.
④赫尔曼·海塞.斯人，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 ⑤陀思妥耶夫斯基.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前言第1页.
⑥平野嘉彦.刘文柱，译.卡夫卡——身体的位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1.
⑦张莉.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5.
⑧考夫曼编.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
⑨格·米·弗里德连杰尔.施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35.
⑩瓦尔特·比梅尔.孙周兴，等译.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
{11}斯默言.卡夫卡传.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页.
{12}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85.
{13}巴赫金.巴赫金集.张杰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5.
{14}同{13}.
{15}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41.
参考文献：
[1][俄]巴赫金.白春仁，顾亚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曹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俄]格·米·弗里德连杰尔.施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瑞]赫尔曼·海塞.斯人，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奥]马克斯·布罗德.叶廷芳，等译.卡夫卡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刘凯芳，译.弗兰茨·卡夫卡[J].载《外国文艺》，1999（6）.
[7][英]马尔科姆·琼斯.赵亚莉，等译.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日]平野嘉彦.刘文柱，译.卡夫卡——身体的位相[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斯默言.卡夫卡传[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11]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叶廷芳.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
[14]张莉.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 卡夫卡 《地洞》 接受影响 《地下室手记》
弗兰茨·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氏的影响。意大利学者热那多·波吉奥里指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艺术除非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话，否则是无法解释的。”①英国卡夫卡学专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于卡夫卡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他想象力的一个源泉，卡夫卡以及他笔下那些没有个性特征的角色显然是陀氏作品中地下人的后代。”②
卡夫卡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某种血亲关系。1931年9月2日写给菲利斯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个人中——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1913年12月14日在日记中又提到：“现在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那处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似的地方”③；他甚至和好友马克思·布罗德争论过陀氏作品中的形象特征及其象征意义：马克思认为陀氏作品中有太多的精神病患者，卡夫卡并不同意此种看法，反而对陀氏笔下的变态人物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青睐有加。从他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书信中，不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甚至被他奉为精神先驱，足以说明陀氏在卡夫卡心中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创作巅峰时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是评论界较为关注的一部作品。安德烈·纪德曾说：“我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氏文学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当做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我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④高尔基曾这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荣誉在于：他以非常生动而富有色彩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绘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⑤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地下室”，先是“地下人”语无伦次地自我介绍，讲述自己原是八等文官，厌弃官场生活，故而辞官归隐于彼得堡的某个角落的破房子里生活，接着又以与假想敌争论的方式，自言自语地对社会规则、文明理性等进行一番批判，最终说明自己为打发无聊，写《手记》以消遣，从而开始第二部分的叙述；第二部分“雨雪霏霏”则回忆了自己24岁时遭遇的几件事，包括工作中与同僚的关系、生活中受到有钱有势朋友的欺侮、感情上对无辜女孩的狠心伤害等等，其间穿插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混乱的思绪。最后叙述者忽然觉得写《手记》是个错误，不想再继续写下去，因此收笔。对于“地下人”形象的定位，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这个地下人像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在充满邪恶堕落的社会里蛆行。
《地洞》的叙述者是一只生活在地下的类似于老鼠的动物。在这部后期创作的作品中，卡夫卡将动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正像平野嘉彦所指出的那样：本来动物本身不会说话，实际上是以人作为解说者谈论动物⑥。这部小说，通篇是叙述者担惊受怕、自惊自扰的思绪的叙述。为了安全生存，小动物开始建造地洞，工程刚开始他就陷入了不安的惊恐焦虑中，先是为地洞进出口的隐秘担忧，害怕被别人发现，于是不停地观察在洞口处来来往往的经过者，接着为地下储存的一堆食物担忧，后来又迷失在自己建造的“迷宫”中，而当它把整个地洞工程可能存在的隐患一一排除后，并对整个建筑都了如指掌时，他却仿佛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几乎无法听到的‘曲曲’的响声”，它不仅无法判断声音的来源，更无法判断声音传来的时间，它又开始焦虑不安，始终没办法弄清楚“曲曲”声无处不在的原委，只是越来越强烈的感到某种危险的临近，它就这样一直处在无尽的不安与恐惧之中。
从叙事层面看，首先，《地洞》与《地下室手记》的叙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进行的无休止的自我讲述、自我幻想或自我担忧。“地下人”的叙述，像一个清醒的精神病患者，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又生性软弱，历经坎坷，受尽侮辱；他向往“美与崇高”，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做各种坏事；他渴望自由，厌恶社会规律的约束，却无法摆脱其束缚，甘心屈服于人世的羁绊。《地洞》中的叙述者，整日忙于自己地洞的防御工事，却又时刻觉得外界的威胁。它一直处在自我假想的担惊受怕中，虽然造好了地洞，仍时时感到危险的存在。这种自我幻想的危险和《地下室手记》中叙述者自我幻想的与假想敌的辩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这两部小说这都具有“轻与重”、“虚与实”⑦交替的叙事艺术。一方面，“地下人”和“地洞主人”的自我叙述中都有用轻松诙谐的语言表现沉重的生命意识的“悖谬性”。地下人的胡言乱语似的自白，看似自相矛盾、毫无头绪，实则真实犀利地批判社会主流价值和科学理性；地洞主人的神神叨叨的自叙中，似乎给人荒诞不经的感觉，实则真实地展示了现代人无处安放的恐惧不安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地下人”和“地洞主人”的叙述都在“虚与实”之间来回交替。《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涉及现实社会的种种主流文化思想，时而幻想与第三者进行争论；地洞主人公则几乎整日在幻想外界的侵袭而使自己处于永无止境的惶恐不安中，这种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交替的叙述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具有多样的精神内涵。
从文本内容分析，《地洞》和《地下室手记》文本的相似性表现在塑造了两个从精神品格到生存状态都十分相似的主人公。首先，两位主人公都对“地下室”或“地洞”有着过度的依恋和喜爱，这种选择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存方式是相似的。地下室中的叙述者甘愿躲在彼得堡的某个角落，和自己的假想敌进行各种争辩，尽情抨击社会流行的文化观念和道德理性，而不愿站出来大胆地反抗，这和他自身的自卑胆怯的性格有直接联系。《地洞》中的主人公以地洞为生存的保障，他非常清楚自己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故而躲在地洞里会使它感到有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它已经与地洞融为一体，因此对地洞的破坏在它看来也是对它的威胁。其次，“地下人”和“地洞主人公”都揭示了现代人真实存在的境遇。两者的这种蜗居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观察视角，在地下人的眼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理性也暴露着“非理性”，因此地下人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景象和人类生存状态也比常人更清醒，更全面。考夫曼曾说，“《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⑧，它真实地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来。《地洞》中主人惊恐不安的自叙，也为我们展示了人的真实存在状态。地洞主人整日忙于修筑地洞，为地洞里的食物做准备，甚至设置各种迷津通道，并时时刻刻担心外来物的侵袭，他的这种无法抗拒的恐惧感，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的真实反映。 虽然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在《地下室手记》和《地洞》中这种相似性也显而易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部作品依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卡夫卡在接受陀氏影响的同时，不断地用自己的感悟方式体会生活，他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使其将陀氏的思想和创作不断沉淀，从而内化为自己的独特风格。或者借用一位俄国学者的话来说：卡夫卡在陀氏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卡夫卡式’的东西。使他感到亲切，引起他兴趣并在他作品中得到直接或间接反映的，不是陀氏创作中的一切，而只是他创作中某些哲学象征性的主题，而且这种反映始终是与涂抹了主观色彩的过分强调和变形相联系的。⑨
首先，这两部作品的明显区别在于叙述者的身份，或者说，卡夫卡是从《地下室手记》中的“人”的叙述者转向《地洞》中“动物”的主人公身份。卡夫卡笔下的“弱的形象”最终变形为小动物，陀氏的人物从常态走向了病态。西方学者指出：“在后期小说《地洞》中，卡夫卡的有关所有动物生存的主题，即人的真实自我的问题，得到了最彻底的深入和生动刻画。”⑩陀氏笔下的“地下人”是人，并不是“虫豸”或“一只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而“地洞”的主人公是动物，或者是类似于老鼠之类的动物。{11}卡夫卡在1913年给菲利斯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带着我的写作用品和灯具，住进一个大大的和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我绝望得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老鼠”，1917年卡夫卡病重，在疗养院看到窜来窜去的老鼠时便联想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一只虫子的恐惧，都与这些动物出乎意料的、不请自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几分沉默的、顽强的、鬼鬼祟祟的出现相关，我总觉得，老鼠在墙周围挖掘了千百次，并在那里伺机等待属于它们的夜间”。卡夫卡便是在此时写的《地洞》，他用半自传性的特点构思出笔下的主人公，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体验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存在差别。因此，斯默言在《卡夫卡传》中说：“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极度敏感和充满恐惧的，他那源于犹太血统、动乱年代和世态炎凉的无家可归感，他那对人类灾难的颤栗着的眺望，他那对人性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现代启示录。’”{12}
其次，两部作品中的空间有不同的隐喻意味。陀氏作品侧重于生活在地下室的那位“地下人”，地下室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隐喻，象征地下人保持自己个性，拒绝与外界社会联系的屏障，而《地洞》描写的重点，则是这个地洞如何被构筑和不断修筑的整个过程，地洞主人的整个生存状态只有在地洞中才能呈现，而离开了彼得堡市区的那个角落，地下人仍可以是地下人，可离开了地洞，地洞主人就不再存在。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曾这样比较两部作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地下室’是他们存在的负极，像他们的塑造者一样，他们竭力要从这一极点中挣脱出来并满怀热情地奔向‘活生生的生活’。而卡夫卡的童话小说中‘狭窄阴暗的住所’的近似形象，则变成了一种抒情得令人激动的象征——象征着人类存在的痛苦的无出路性。”{13}也就是说，地下室主要是为了凸显地下人对社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反叛，而地洞则是一种象征人类存在痛苦的无出路的所在。
最后，两部作品的倾向有所差别，说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是一部思想小说一点也不为过，而卡夫卡笔下的地洞主人除了恐惧不安之外再无其他明显的性格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具有明显的思想个性，巴赫金说：“地下人是陀氏创作中最早一个思想家似的主人公”{14}，第一部分“地下人”的自叙中，批判主流社会文化价值、批判科学理性和现代社会异化人性的例子俯拾皆是。主人公对对人性虚伪的批判、对科学理性的嘲弄使他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具有“反英雄”的叛逆性格。此外，“地下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双重思想”。他既非善良也非邪恶，既非无赖也非正直，既非英雄也非虫豸，他本质上很自卑却极度自大，他又同时生活在幻想与现实两个世界，幻想自己勇敢反抗朋友的侮辱实则顺从地接受……卡夫卡的地洞主人则属于无性格的艺术形象，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进入到“地洞”这样的环境中都会产生恐惧不安的心理和情绪，所以整部作品并不在于强调地洞主人独立鲜明的个性，而是通过他内心深处的惊恐不宁的生存体验，感受真实的生命存在。
综上分析，从陀氏作品《地下室手记》和卡夫卡的《地洞》两部作品中，不难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和思想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或者说，卡夫卡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接过文学创作的接力棒，无论是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去感知陀氏作品，或者是单纯地在陀氏作品中感受到了那个与自己相似的生命个体，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都弥漫着一种陀氏笔下“地下室”的气息，他笔下的主人公也与陀氏作品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有相似的精神气质，甚至他要表达的那份迷惘、恐惧、焦虑、不安等等在陀氏作品中都能找到某种精神渊源。然而，卡夫卡又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属于什么流派，也不是能仅仅用“什么主义”来概括，他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独特的犹太血统的身份、紧张的父子关系、对人性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敏感的心灵受到震撼，我们无法将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分开，因为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艺术品，一部不朽之作。也正因为他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作品，才使得他是“卡夫卡式”的，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使得他作品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评论家瓦尔特·H·索克尔说：“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气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把握住他的作品。”{15}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卡夫卡是20世纪最经典的作家。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走出的是属于自己的道路。
注释：
①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0.
②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刘凯芳，译.弗兰茨·卡夫卡.外国文艺，1999（6）.
③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VOL6：252-320.
④赫尔曼·海塞.斯人，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 ⑤陀思妥耶夫斯基.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前言第1页.
⑥平野嘉彦.刘文柱，译.卡夫卡——身体的位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1.
⑦张莉.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5.
⑧考夫曼编.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
⑨格·米·弗里德连杰尔.施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35.
⑩瓦尔特·比梅尔.孙周兴，等译.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
{11}斯默言.卡夫卡传.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页.
{12}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85.
{13}巴赫金.巴赫金集.张杰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5.
{14}同{13}.
{15}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41.
参考文献：
[1][俄]巴赫金.白春仁，顾亚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曹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俄]格·米·弗里德连杰尔.施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瑞]赫尔曼·海塞.斯人，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奥]马克斯·布罗德.叶廷芳，等译.卡夫卡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刘凯芳，译.弗兰茨·卡夫卡[J].载《外国文艺》，1999（6）.
[7][英]马尔科姆·琼斯.赵亚莉，等译.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日]平野嘉彦.刘文柱，译.卡夫卡——身体的位相[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斯默言.卡夫卡传[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11]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叶廷芳.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
[14]张莉.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