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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后差不多经历了党的十六大的全过程，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许多事情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的前期准备工作着手比较早。
2001年5月11日上午，我参加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的关于党建问题的讨论会，就两份研究报告所涉及的关于现代化建设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关于党的性质的新表述，以及关于“中产阶级”的问题，作了20分钟的发言。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关于十六大前期准备工作的讨论，更早些时候的研究和讨论我没有参加。
我主持和十六大有关的课题研究，是在两个多月之后。8月30日下午，我参加胡锦涛主持召开的部署第二轮党建问题研究的会议。这次会议除布置关于党建问题的专题调查研究外，还有几个和十六大报告前期准备工作有关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基本国情的研究，胡锦涛点着我的名说：梦奎，这个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散会时我请胡锦涛再明确一下，这个关于基本国情研究的课题，是否可以理解为专指社会经济，而不包括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得到他的确认。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已另立专题研究，也是这次会议布置的。
次日上午，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主任办公会议，讨论落实中央布置的研究课题。决定成立重点课题组，我任组长，陆百甫为副组长，卢中原为课题组协调人。课题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研究部的研究人员。
为了集思广益，在接下来课题组紧锣密鼓的讨论中，多次吸收各研究部部长和其他专家参加。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刘国光、张卓元、林兆木和李强等人，开过两次座谈会。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哪些带根本性的变化？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困难是什么？需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取向？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前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作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判断。那次全会讨论的，只是“十五”计划（2001—2005年），还没有来得及从总体上讨论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更长时期发展的问题。我们把这次课题研究，定位于由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判断继续前行，着重讨论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讨论阶段性变化，实际上是正确认识继续前进的出发点的问题。我们的课题研究，比较深入地从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工业化进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社会结构变迁诸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阶段性变化的表征，并且从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国际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诸方面，分析了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课题研究以这些分析为基础，提出关于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讨论和修改研究报告时，我把原来布置的题目《中国基本国情研究》，改为《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研究内容也作了相应的充实和调整。这样改动得到课题组同志的一致赞同。我从多年的经验中体会到，中央布置的研究课题，有时只是指出一个大的方向，在具体研究和表达上并不限制创造性发挥，题目作这样的修改更鲜明，能更贴切地体现设立这个研究课题的意图。
当初邓小平提出2000年的奋斗目标，有经济翻两番、人均800美元和达到小康水平三个不同的提法。三个目标是一致的，是同一目标的不同表述。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到2000年，翻两番和人均800美元都超额完成了，按照逻辑自然就是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即使按照当时国家确定的比较低的标准，全国农村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6000多万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城镇还有1800多万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宣布达到了小康的，也还是低水平的小康。我们分析了这些实际状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小康水平的普及和巩固，使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城乡1亿左右人口达到小康;二是提高小康水平，从目前低水平的小康达到较高水平的小康;三是全面性的要求，即不仅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包括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设想，未来50年，前20年侧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逐渐淡化“小康”色彩，把着重点转到“实现现代化”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不能绕开的发展阶段，只有这个阶段完成了，才能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题研究12月完成初稿，除总报告外还有14篇专题研究报告。这些专题研究报告是为撰写总报告而作的基础性研究，内容涵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广泛的领域，都有独立存在和阅读的价值。为了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总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所使用的范畴和基本精神，还编写了若干专题参考资料和重要名词解释。总共23万字。
12月20日下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课题研究汇报，我和课题组的陆百甫、卢中原、隆国强参加。我在会上除说明课题研究的框架和主要结论外，还解释了变更题目的考虑，得到认可。我们根据讨论意见补充修改后报送中央。后来在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根据要求前后两次上送若干本，供中央和相关领导同志参阅。十六大闭幕后，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据我所知，这是国内外最早比较系统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著作。
在此前后，胡锦涛陆续召开多次汇报会，讨论前述8月30日布置的十几个研究课题，我大多参加了，并就课题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作过几次发言。
顺便说一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有关的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初召开有地方研究中心（不设发展研究中心的地方是研究室或体改办）主任参加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准备2002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的时候，我把多年来关于小康问题的思考，包括在这次课题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想法，加以系统梳理，写成报告稿《关于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研究》。报告比课题研究更进一步，明确地概括指出：“现在达到的，还只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后來，我因为要参加十六大报告起草组会议，未能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这篇准备好的讲稿作为书面报告印发。这篇讲话，对于推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以及后来理解十六大报告精神，起了一定作用。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在2002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六大的决定。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并通过起草组和工作班子成员名单。起草组由胡锦涛任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任副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起草工作。
10月26日下午，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起草组第一次会议，宣布起草组成立，并宣布由26人组成的起草组成员名单，我是其中之一。胡锦涛讲了开好十六大和写好报告的意义，起草报告必须遵循的原则、近期工作以及对起草组的要求。滕文生讲了起草组近一个多月工作的具体安排。
从11月1日起，报告起草组在玉泉山集中。最初的工作，是就报告的主题、框架和涉及的重要问题，讨论两天半，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调查研究的提纲。提纲包括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文化建设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四个大的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都列有若干具体问题。从11月8日至22日，分成八个调研小组，以中央调研组的名义，分赴广东、海南、上海、江苏、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辽宁、黑龙江、新疆、甘肃16个地方进行调研，每个小组去两个地方。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是起草组成员，在重庆组织了专题调研，加上重庆是17个地方。
按照起草组的安排，以我为组长，和张国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雪勤（中纪委纪检监察专员）11月10日至13日到四川调研。四川调研结束后，我赶回北京，出席15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16日赶赴郑州，17日至19日在河南调研。在两省调研期间，我们分别听取了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关于本省情况的总体介绍，召开了11次座谈会，就调研提纲所列的问题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省委、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省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企业负责人，以及党校、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20人。在四川还和温江县的部分县、乡干部进行了座谈。河南调研结束后，我到焦作看望母亲，20日上午碰巧赶上我的家乡温县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典礼，李克强省长邀我和他一道剪彩。典礼毕我顺便在温县召开一个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座谈会，21日返京。
起草组所进行的这次全国大范围的调研，和前述8月30日所布置的十多个研究课题的不同之处在于：课题研究是专题性的，主要是（当然不限于）关于党的建设，这次调研是综合性的，是专门为写好十六大报告而进行的;课题研究是由中央部门和研究机构做的，这次主要是听取地方的意见，主要形式是开座谈会。调研组在各地共召开80个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共有914人，其中省部领导干部71人。12月3日至4日，胡锦涛主持起草组会议，听取各调研组汇报，我汇报了四川、河南两省调研情况。汇报会实际上也是各个调研组交流情况和认识的会，有很多生动的来自不同地方的实际材料，对于全面了解情况和形成共识很有益处。汇报会后综合整理成2.6万多字的长篇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于这次调研，我有几点突出的印象：一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广泛的共识;二是对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反映比较充分，有的还相当尖锐，平时所了解到的大体上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基本上是清楚的;三是各地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各方面的利益有所不同，提出的具体政策诉求也不尽相同。问题是，如何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专题研究和各地调研的成果加以集中和提炼，从万端头绪中统揽全局，提纲挈领，确定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制定出能引导社会继续前进的方针政策——这正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分赴各地的调研汇报和总结后，起草组立即开始报告框架的设计和讨论。2002年1月形成报告提纲，几经修改并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后，开始报告起草工作。起草组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祖国统一与国际（包括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六个小组，每个组都包括起草组和工作班子成员。总论组以郑必坚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就是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负责报告第一、二、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作为小组召集人，我有机会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报告提纲和报告稿的多次讨论，得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中央核心领导层对于一些问题的考量。
报告初稿是4月初写成的。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讨论修改，形成报送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的稿子。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就十六大报告涉及的重大问题发表讲话，并作了公开报道。在党代会之前，把大会报告的精神用这种“吹风会”的做法公开宣传出去，为大会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是从十四大报告开始的。他的讲话稿，是起草组根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报告基本内容写成的，增加了一些资料和实例。
其后又经7月5日政治局常委讨论，8月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组都根据讨论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当时中央有暑期在北戴河休假办公的做法，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北戴河举行的，起草组的人也都到了北戴河。我是7月27日到北戴河，8月11日离开的。从1987年十三大报告起草以来，我多次在暑期到北戴河参加类似的会议，这是最后一次。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8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报告稿下发全国178个单位，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的成员，十六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党内部分老同志，共3100多人。讨论中普遍赞成报告的主题、基本框架、基本观点和重大提法，认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提出的修改意见共有2936条，涉及内容的有1003条，涉及文字表达包括标点符号的1933条，除相同意见外共2108条。起草组对每一条意见都作了认真研究和推敲，对报告稿作了600多处修改。修改稿经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成为提交十五届七中全会审议的报告稿。十五届中委、候补中委和十六大代表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都参加过讨论，所以在十五届七中全会和十六大讨论中虽然都有所修改，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見。我所经历过的许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讨论，情况都是如此。看来，事先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形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决议时往往比较顺利。这种做法是中国重大决策过程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从报告起草组成立到十六大召开，起草工作历时一年零20天，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如前所说，起草工作开始前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起草组成立后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了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四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对报告稿进行审议，还在全国比较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从根本上说，报告所阐述的经验，所提出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是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的总结。因此，不论是从广义的实践背景，还是从狭义的写作过程，都可以说：十六大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江泽民对于报告的起草给予很大关注。起草组成立后，他在2001年11月至12月就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开过三次专家座谈会，我都参加了。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报告起草组会议上就十六大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十六大报告需要重点阐述的重大问题，作长篇讲话，为报告确定了基调。2月18日，对起草组拟定的报告提纲作出批示，指出在提纲中需要注意体现的八个方面的问题。根据他的这些意见修改后，形成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报告提纲。报告稿下发征求意见期间，8月30日至9月17日，江泽民用8天时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军队各大单位主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对报告修改时，9月18日又在起草组会议上发表篇幅不长但也是确定基调的八点意见。报告稿由此形成后来延续下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还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将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小标题单列一部分，虽然文字和篇幅没有增加，但军队同志很高兴，因为以前没有单列过，从此单列成为惯例;一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包括县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起草组的会议，都是胡锦涛主持的。他除在宣布起草组成立的会议上作比较长的讲话，9月18日起草组会议上在江泽民讲话后作简要明确的总结和呼应外，很少讲话。他也不大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而是专注地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偶尔插话提问，把握讨论方向。他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起草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问题讨论都很充分，但有讨论问题的气氛。虽然不可能每一条意见都被采纳，但都是受到重视的。小组讨论是轻松的，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起草组全体会议气氛当然会更庄重而严肃些，但并不影响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报告稿5月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之前，以及8月下发征求意见和11月提交十五届七中全会审议之前，胡锦涛都特别叮嘱，要起草组中几个长期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人，有我和邵华泽、王维澄、龚育之、金冲及，再从头到尾认真抠一遍。
起草组最初两天半的讨论，是内容广泛的一般性的议论。确定提纲和写出初稿后，讨论大体上是就稿子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小组会的讨论，是专就本组所承担部分的起草和修改进行的。我在起草组小会和大会作过多次发言，有的是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有的只是概念使用和文字表达问题。有的被采纳了，有的没有被采纳，这在文件起草中是常有的事。
在确定报告提纲前最初的讨论中，我在2001年11月2日发言，简要介绍了我们所做的《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课题研究的基本观点，还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反对平均主义的口号，这个政策不能变，但不必再单独强调。现在的情况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大不相同，平均主义当然还有，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了，需要同时强调共同富裕。过去20多年的政策和口号，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情况，认真检查一下，看哪些要继续强调，哪些要补充、完善，哪些要淡化，加以清理，区别对待。这也是与时俱进。”
我在发言中提出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在2002年5月6日的发言中说：毛主席提出两类矛盾的学说，是鉴于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动荡的教训，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教训。人民内部矛盾论有一个前提，就是把一部分人，即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定为阶级敌人。他说，人民犯罪虽然也要坐班房，但同作为阶级镇压的性质不同。现在宣布消灭了阶级，并没有事先把什么人作为阶级敌人，虽然还有敌对分子和外面来的特务，但毕竟是极少数。现在监狱所关的各类犯罪人员，按毛主席两类矛盾的理论，绝大部分是属于人民犯罪而坐班房的。我认为，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不必再坚持毛主席的两类社会矛盾划分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如果对各类社会矛盾做理论概括，可以用毛主席另外的提法，如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解决的办法也不相同。当然，十六大报告不一定要做这样的理论分析。后来，在起草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在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也讲过这个观点。
另一点，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这方面的大讨论，是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引发的。在起草组分赴各地的调查提綱中，列有“如何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问题，调查中也反映出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2002年2月6日的报告提纲写着：“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识，用以指导分配制度创新。”这种理论研究是必要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也是好的，是想扭转过去体制下重视体力劳动的贡献而轻视脑力劳动和技术的贡献、承认劳动收入而否认资本收入的偏差，为发展私有经济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寻找理论支持。但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并不能直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讨论2月6日的提纲时，我就这个问题发言说：“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说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可以由学术界继续讨论，不必由党的代表大会来做结论。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的最抽象的理论，即使同典型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之间，也有很大距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之间，距离就更大了。我们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现阶段的社会分配制度和政策。如果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即使是从对其深化了的认识出发，也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分配问题。那样做，实践上可以采取政策的活动余地并不大，政治上和理论上也会比较被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慎重考虑。” 这个意见被采纳。江泽民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报告提纲时说：“十六大不卷入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争论，这让学术界去讨论。”由于十六大报告不再提这个问题，后来学术界的讨论也趋于沉寂。
这里顺便说说十六大报告中一处重要的一字之改。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口号，是社会主义理论上牵动全局的重大突破。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大标题上都赫然写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的标题，从最初的提纲开始，一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一字之改，删去了“有”字，不是“没有”了，而是更鲜明简洁地突出和强调了中国特色。我清楚记得，在报告征求意见过程中，在十五届七中全会和十六大的讨论中，在十六大之后的群众性学习中，人们甚至不曾注意到这样重要的一字之改，更没有人提出异议。对这个重要而显眼的改动无须做任何解释，水到渠成，说明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十五届七中全会是2002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的。全会审议通过十六大报告，也就是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六大所作的报告。我作为十五届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全会。报告起草组也住在京西宾馆，根据全会讨论意见修改报告。
我是中央国家机关选出的十六大代表，此前已经接到通知，十六大将于11月8日召开，11月5日至6日报到。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遭遇到母亲去世的巨大悲痛。
11月4日晚饭后接到哥哥电话，说母亲病危。我立即向中央请假，和女儿连夜乘火车赶回焦作。途中已得知抢救无效的噩耗，一路泪流不止。几十年来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弟兄拉扯成人的往事，一幕幕清晰地涌上心头。5日晨6时许到家，强忍悲痛料理丧事，6日遗体火化，当晚赶回北京，入驻中央国家机关十六大代表团所在地国谊宾馆。大会期间报告起草组的会议，仍在京西宾馆召开。起草组开会时，起草组成员中的大会代表向所在代表团请假，到京西宾馆参加起草组会议。
11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六大预备会议。开法是，主席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那里就座，代表上届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由24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由236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议程，通过胡锦涛为大会秘书长。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预备会议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刚才预备会议通过的大会秘书长胡锦涛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其中包括江泽民等即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上一届领导人，也包括胡锦涛等新一届领导成员。随后，会议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江泽民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供代表讨论的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日程，以及列席和来宾名单等事项。顺便说说，我是十五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十五大的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也是这么开的;不同的是，江泽民主持预备会议的那张桌子，不是放在台上，而是放在台下。预备会议的召开和大会主席团的产生，标志着上届中央委员会历史使命的结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之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党代表大会这些严格的组织程序，是党的制度建设的进步，由此也引起人们关于“代”和“届”的联想。
11月8日上午十六大开幕，江泽民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接下来的两天是各代表团讨论报告。因为长期参加中央文件起草，虽然我是十四大列席代表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代表和当选中央委员，但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上都没有发言，主要是听取意见准备修改文件。十六大算是例外。我所在的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第三组召集人唐家璇（时任外交部部长），再三点名诚恳地要我发言。我推辞不过，9日下午作了约半小时的发言，主要讲两点意思：一是“三个代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适当调整，宣传不能简单化;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矛盾和困难。唐家璇和牟新生（时任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当场邀我会后到外交部和海关作辅导报告。
大会主席团11月10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十六大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三个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通过供各代表团讨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江泽民讲人事安排，说到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一连串名字，从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直到宋健，说他们将退出中央委员会，表现了高风亮节。胡锦涛作关于中委和中纪委候选人选的说明，说中央考察组经过一年多考察，开了18次会议，中央常委开了12次会议，讨论两委候选人选，进退都规定有年龄杠杠。按提名年龄杠杠，正部级干部2002年6月30日之前满64周岁者不再提名，個别专家学者和因工作需要年龄可适当放宽。我在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之列，是属于个别“适当放宽”的。按照这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大会选举办法，候选人名单在主席团会议通过后，提交各代表团分别进行讨论和差额预选;统一计票后再形成提交大会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大会采取等额选举办法;中委候选人预选落选，自动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由大会秘书处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汇报，再分头回去传达。在讨论中，有的代表提出对个别候选人超过年龄界限的反对意见，胡锦涛以“考虑到工作需要”解释。
12日下午3时，各代表团举行中委和中纪委候选人预选差额选举，然后汇总计票。6时许，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和处长陈群威到我住处，说：“刚才大会候选人预选统计出来，大概是由于年龄原因吧，差额选举没有你。中委提名经过一年多详细考察，中央提名有你，对你是信任的。按照选举办法，你还可以参加明天候补中委的预选。”
我6月30日前已经满64周岁，过几个月满65周岁就该退休了，大会之前得知考察和提名我为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出乎意料之外，对在候选人差额预选中可能落选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因为对进退早有明白认识，所以没有犹豫，立即表示四点意见： （一）感谢中央的信任，提名我为中委人选，这反映了中央对研究工作的重视;
（二）理解大会代表要求中央委员会年轻化的愿望，干部队伍年轻化是中央大力倡导和推行的;
（三）我不参加候补中委选举，以便让更多年轻同志有机会当选，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四）作为一名老党员和高级干部，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党的事业奋斗。
赵洪祝说：你是高级干部，老党员，你刚才谈的几条，我们两个人都很感动。至于是否列入候补中委选举名单，我们向大会秘书处、向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汇报。我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了。这次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退下来，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说要用书面正式表达四条意见，赵说：不用了，我们会如实转达。
当晚12时许，刚躺下，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大会秘书处送给全体代表的一纸通知：《关于候补中央委員候选人预选名单的说明》，这是刚举行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内容包括“同意王梦奎同志提出的不列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请求”。
13日上午8时15分要在各代表团进行候补中委候选人预选，所以通知要连夜送达每个代表。
在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的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江泽民在作关于名单的说明时，又说到“一位同志请求不列入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情况。有昨晚大会秘书处通知在前，人们当然都知道这里说的“一位同志”是谁。回到住地，接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电话，说：这两天太忙，没有和你交谈。我说，我和赵洪祝同志讲了四点意见，本来要正式写成书面意见的，没有来得及。贺说：洪祝同志都转达了，庆红、锦涛同志都很高兴。你是有名经济专家，主要是年龄问题。贺当然是安慰的意思。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人生要上台阶也要下台阶。这次又下了一个台阶，也算‘软着陆’。”
11月16日晚，江泽民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西楼宴请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党章修改组和人事组全体人员，共60余人。大会通过报告，起草组的使命就结束了。
大会闭幕后，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传达大会精神，详细讲了中委候选人预选落选和请求不列名候补中委候选人的情况。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深为感动。
没有想到，我的退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表示赞成并给以鼓励。参选和退选，在选举制度下都是很平常的事，当时因为少见而成为备受关注的异常事体。
在十六大前夕、大会期间和大会之后，媒体都进行了声势很大的宣传。在宣传大会精神方面，我做了几件事。
2002年10月14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六大报告稿时，刘云山对我说：“关根、锦涛同志意见，十六大以后中央要组织宣讲团，点名要你参加。”我表示同意。他也是报告起草组成员，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通知》，决定组织中央宣讲团赴各地宣讲。准备工作在十六大之前就开始了，我参加过由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工作班子人员起草的宣讲提纲的讨论。提纲是要点式的，宣讲人可以根据个人体会发挥。我讲的着重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中央宣讲团由傅杰、邵华泽、王梦奎、龚育之、李景田、雒树刚、金冲及、张国祥、韩长赋、许志功、林兆木等11人组成，都是参加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人。每个人到两三个省区宣讲，每个地方讲一两场。
因为母亲刚去世，那些天奔波疲惫，也想顺便回家看看，我选了就近的河南、河北两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全斌和中宣部理论局的唐建军陪同前往。12月2日在郑州为河南省组织的3000多人作大会宣讲。次日到焦作，在干部大会上讲一场，并回家看望哥嫂。当日下午乘汽车赶赴石家庄，夜宿安阳。4日上午大雾，在安阳参观殷墟和袁世凯陵园。下午雾仍不见消散，高速公路封闭，而第二天报告时间已定，非常着急。后经两省公路管理部门协商，采取临时紧急措施，由警车开道低速缓慢行进，一路没有见到别的车，当晚总算顺利到达石家庄。5日上午在河北省干部大会上宣讲，下午即回北京。这次全国宣讲活动，各地反映不错，媒体作了连续报道。胡锦涛于12月15日下午和宣讲团成员座谈。
宣讲团工作结束后，我应邀在一些单位作过学习十六大精神的辅导报告。除前面说过的外交部和中国海关外，还先后在北京大学、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总工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安全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及一些群众组织和学术团体，共计讲了20多场。主要是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内容大同小异，不用每次准备讲稿，虽不轻松，但不为难。其中有两场，在我多年作报告的经历中，听众算是创纪录的：一场是2002年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听众是十六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一场是2003年10月24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中组部组织的中央机关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的报告，听众千余人，年龄最轻者也在60岁以上。
十六大闭幕后，人民出版社当月出版《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行量很大。其中有我写的一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这是起草组在大会前组织编写的，文章作者都是参与报告起草工作的人。由参与文件起草人员编写辅导读物，是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的。每次党代会和重要的中央全会之后，因为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各类辅导读物应运而生，不免良莠不齐，由文件起草人员编写的还比较靠谱。
另外，大会期间，我曾经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东方连线”专题采访，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除这次采访，首都几家主要报纸刊载的十六大代表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的“王梦奎代表说”和“访王梦奎代表”，都是记者从我已发表的文章摘编的，我并没有接受采访;那些天大会代表和报告起草组工作日程安排特别紧张，也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责任编辑 杨琳）
（本文写于2015年）
前期课题研究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的前期准备工作着手比较早。
2001年5月11日上午，我参加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的关于党建问题的讨论会，就两份研究报告所涉及的关于现代化建设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关于党的性质的新表述，以及关于“中产阶级”的问题，作了20分钟的发言。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关于十六大前期准备工作的讨论，更早些时候的研究和讨论我没有参加。
我主持和十六大有关的课题研究，是在两个多月之后。8月30日下午，我参加胡锦涛主持召开的部署第二轮党建问题研究的会议。这次会议除布置关于党建问题的专题调查研究外，还有几个和十六大报告前期准备工作有关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基本国情的研究，胡锦涛点着我的名说：梦奎，这个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散会时我请胡锦涛再明确一下，这个关于基本国情研究的课题，是否可以理解为专指社会经济，而不包括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得到他的确认。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已另立专题研究，也是这次会议布置的。
次日上午，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主任办公会议，讨论落实中央布置的研究课题。决定成立重点课题组，我任组长，陆百甫为副组长，卢中原为课题组协调人。课题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研究部的研究人员。
为了集思广益，在接下来课题组紧锣密鼓的讨论中，多次吸收各研究部部长和其他专家参加。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刘国光、张卓元、林兆木和李强等人，开过两次座谈会。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哪些带根本性的变化？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困难是什么？需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取向？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前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作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判断。那次全会讨论的，只是“十五”计划（2001—2005年），还没有来得及从总体上讨论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更长时期发展的问题。我们把这次课题研究，定位于由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判断继续前行，着重讨论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讨论阶段性变化，实际上是正确认识继续前进的出发点的问题。我们的课题研究，比较深入地从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工业化进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社会结构变迁诸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阶段性变化的表征，并且从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国际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诸方面，分析了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课题研究以这些分析为基础，提出关于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讨论和修改研究报告时，我把原来布置的题目《中国基本国情研究》，改为《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研究内容也作了相应的充实和调整。这样改动得到课题组同志的一致赞同。我从多年的经验中体会到，中央布置的研究课题，有时只是指出一个大的方向，在具体研究和表达上并不限制创造性发挥，题目作这样的修改更鲜明，能更贴切地体现设立这个研究课题的意图。
当初邓小平提出2000年的奋斗目标，有经济翻两番、人均800美元和达到小康水平三个不同的提法。三个目标是一致的，是同一目标的不同表述。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到2000年，翻两番和人均800美元都超额完成了，按照逻辑自然就是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即使按照当时国家确定的比较低的标准，全国农村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6000多万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城镇还有1800多万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宣布达到了小康的，也还是低水平的小康。我们分析了这些实际状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小康水平的普及和巩固，使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城乡1亿左右人口达到小康;二是提高小康水平，从目前低水平的小康达到较高水平的小康;三是全面性的要求，即不仅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包括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设想，未来50年，前20年侧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逐渐淡化“小康”色彩，把着重点转到“实现现代化”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不能绕开的发展阶段，只有这个阶段完成了，才能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题研究12月完成初稿，除总报告外还有14篇专题研究报告。这些专题研究报告是为撰写总报告而作的基础性研究，内容涵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广泛的领域，都有独立存在和阅读的价值。为了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总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所使用的范畴和基本精神，还编写了若干专题参考资料和重要名词解释。总共23万字。
12月20日下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课题研究汇报，我和课题组的陆百甫、卢中原、隆国强参加。我在会上除说明课题研究的框架和主要结论外，还解释了变更题目的考虑，得到认可。我们根据讨论意见补充修改后报送中央。后来在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根据要求前后两次上送若干本，供中央和相关领导同志参阅。十六大闭幕后，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据我所知，这是国内外最早比较系统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著作。
在此前后，胡锦涛陆续召开多次汇报会，讨论前述8月30日布置的十几个研究课题，我大多参加了，并就课题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作过几次发言。
顺便说一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有关的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初召开有地方研究中心（不设发展研究中心的地方是研究室或体改办）主任参加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准备2002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的时候，我把多年来关于小康问题的思考，包括在这次课题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想法，加以系统梳理，写成报告稿《关于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研究》。报告比课题研究更进一步，明确地概括指出：“现在达到的，还只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后來，我因为要参加十六大报告起草组会议，未能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这篇准备好的讲稿作为书面报告印发。这篇讲话，对于推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以及后来理解十六大报告精神，起了一定作用。
起草组成立和分赴各地调研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在2002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六大的决定。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并通过起草组和工作班子成员名单。起草组由胡锦涛任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任副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起草工作。
10月26日下午，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起草组第一次会议，宣布起草组成立，并宣布由26人组成的起草组成员名单，我是其中之一。胡锦涛讲了开好十六大和写好报告的意义，起草报告必须遵循的原则、近期工作以及对起草组的要求。滕文生讲了起草组近一个多月工作的具体安排。
从11月1日起，报告起草组在玉泉山集中。最初的工作，是就报告的主题、框架和涉及的重要问题，讨论两天半，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调查研究的提纲。提纲包括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文化建设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四个大的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都列有若干具体问题。从11月8日至22日，分成八个调研小组，以中央调研组的名义，分赴广东、海南、上海、江苏、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辽宁、黑龙江、新疆、甘肃16个地方进行调研，每个小组去两个地方。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是起草组成员，在重庆组织了专题调研，加上重庆是17个地方。
按照起草组的安排，以我为组长，和张国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雪勤（中纪委纪检监察专员）11月10日至13日到四川调研。四川调研结束后，我赶回北京，出席15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16日赶赴郑州，17日至19日在河南调研。在两省调研期间，我们分别听取了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关于本省情况的总体介绍，召开了11次座谈会，就调研提纲所列的问题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省委、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省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企业负责人，以及党校、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20人。在四川还和温江县的部分县、乡干部进行了座谈。河南调研结束后，我到焦作看望母亲，20日上午碰巧赶上我的家乡温县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典礼，李克强省长邀我和他一道剪彩。典礼毕我顺便在温县召开一个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座谈会，21日返京。
起草组所进行的这次全国大范围的调研，和前述8月30日所布置的十多个研究课题的不同之处在于：课题研究是专题性的，主要是（当然不限于）关于党的建设，这次调研是综合性的，是专门为写好十六大报告而进行的;课题研究是由中央部门和研究机构做的，这次主要是听取地方的意见，主要形式是开座谈会。调研组在各地共召开80个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共有914人，其中省部领导干部71人。12月3日至4日，胡锦涛主持起草组会议，听取各调研组汇报，我汇报了四川、河南两省调研情况。汇报会实际上也是各个调研组交流情况和认识的会，有很多生动的来自不同地方的实际材料，对于全面了解情况和形成共识很有益处。汇报会后综合整理成2.6万多字的长篇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于这次调研，我有几点突出的印象：一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广泛的共识;二是对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反映比较充分，有的还相当尖锐，平时所了解到的大体上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基本上是清楚的;三是各地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各方面的利益有所不同，提出的具体政策诉求也不尽相同。问题是，如何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专题研究和各地调研的成果加以集中和提炼，从万端头绪中统揽全局，提纲挈领，确定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制定出能引导社会继续前进的方针政策——这正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报告起草始末
分赴各地的调研汇报和总结后，起草组立即开始报告框架的设计和讨论。2002年1月形成报告提纲，几经修改并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后，开始报告起草工作。起草组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祖国统一与国际（包括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六个小组，每个组都包括起草组和工作班子成员。总论组以郑必坚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就是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负责报告第一、二、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作为小组召集人，我有机会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报告提纲和报告稿的多次讨论，得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中央核心领导层对于一些问题的考量。
报告初稿是4月初写成的。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讨论修改，形成报送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的稿子。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就十六大报告涉及的重大问题发表讲话，并作了公开报道。在党代会之前，把大会报告的精神用这种“吹风会”的做法公开宣传出去，为大会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是从十四大报告开始的。他的讲话稿，是起草组根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报告基本内容写成的，增加了一些资料和实例。
其后又经7月5日政治局常委讨论，8月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组都根据讨论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当时中央有暑期在北戴河休假办公的做法，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北戴河举行的，起草组的人也都到了北戴河。我是7月27日到北戴河，8月11日离开的。从1987年十三大报告起草以来，我多次在暑期到北戴河参加类似的会议，这是最后一次。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8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报告稿下发全国178个单位，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的成员，十六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党内部分老同志，共3100多人。讨论中普遍赞成报告的主题、基本框架、基本观点和重大提法，认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提出的修改意见共有2936条，涉及内容的有1003条，涉及文字表达包括标点符号的1933条，除相同意见外共2108条。起草组对每一条意见都作了认真研究和推敲，对报告稿作了600多处修改。修改稿经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成为提交十五届七中全会审议的报告稿。十五届中委、候补中委和十六大代表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都参加过讨论，所以在十五届七中全会和十六大讨论中虽然都有所修改，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見。我所经历过的许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讨论，情况都是如此。看来，事先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形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决议时往往比较顺利。这种做法是中国重大决策过程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从报告起草组成立到十六大召开，起草工作历时一年零20天，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如前所说，起草工作开始前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起草组成立后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了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四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对报告稿进行审议，还在全国比较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从根本上说，报告所阐述的经验，所提出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是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的总结。因此，不论是从广义的实践背景，还是从狭义的写作过程，都可以说：十六大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江泽民对于报告的起草给予很大关注。起草组成立后，他在2001年11月至12月就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开过三次专家座谈会，我都参加了。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报告起草组会议上就十六大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十六大报告需要重点阐述的重大问题，作长篇讲话，为报告确定了基调。2月18日，对起草组拟定的报告提纲作出批示，指出在提纲中需要注意体现的八个方面的问题。根据他的这些意见修改后，形成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报告提纲。报告稿下发征求意见期间，8月30日至9月17日，江泽民用8天时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军队各大单位主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对报告修改时，9月18日又在起草组会议上发表篇幅不长但也是确定基调的八点意见。报告稿由此形成后来延续下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还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将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小标题单列一部分，虽然文字和篇幅没有增加，但军队同志很高兴，因为以前没有单列过，从此单列成为惯例;一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包括县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起草组的会议，都是胡锦涛主持的。他除在宣布起草组成立的会议上作比较长的讲话，9月18日起草组会议上在江泽民讲话后作简要明确的总结和呼应外，很少讲话。他也不大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而是专注地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偶尔插话提问，把握讨论方向。他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起草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问题讨论都很充分，但有讨论问题的气氛。虽然不可能每一条意见都被采纳，但都是受到重视的。小组讨论是轻松的，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起草组全体会议气氛当然会更庄重而严肃些，但并不影响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报告稿5月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之前，以及8月下发征求意见和11月提交十五届七中全会审议之前，胡锦涛都特别叮嘱，要起草组中几个长期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人，有我和邵华泽、王维澄、龚育之、金冲及，再从头到尾认真抠一遍。
起草组最初两天半的讨论，是内容广泛的一般性的议论。确定提纲和写出初稿后，讨论大体上是就稿子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小组会的讨论，是专就本组所承担部分的起草和修改进行的。我在起草组小会和大会作过多次发言，有的是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有的只是概念使用和文字表达问题。有的被采纳了，有的没有被采纳，这在文件起草中是常有的事。
在确定报告提纲前最初的讨论中，我在2001年11月2日发言，简要介绍了我们所做的《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课题研究的基本观点，还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反对平均主义的口号，这个政策不能变，但不必再单独强调。现在的情况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大不相同，平均主义当然还有，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了，需要同时强调共同富裕。过去20多年的政策和口号，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情况，认真检查一下，看哪些要继续强调，哪些要补充、完善，哪些要淡化，加以清理，区别对待。这也是与时俱进。”
我在发言中提出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在2002年5月6日的发言中说：毛主席提出两类矛盾的学说，是鉴于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动荡的教训，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教训。人民内部矛盾论有一个前提，就是把一部分人，即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定为阶级敌人。他说，人民犯罪虽然也要坐班房，但同作为阶级镇压的性质不同。现在宣布消灭了阶级，并没有事先把什么人作为阶级敌人，虽然还有敌对分子和外面来的特务，但毕竟是极少数。现在监狱所关的各类犯罪人员，按毛主席两类矛盾的理论，绝大部分是属于人民犯罪而坐班房的。我认为，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不必再坚持毛主席的两类社会矛盾划分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如果对各类社会矛盾做理论概括，可以用毛主席另外的提法，如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解决的办法也不相同。当然，十六大报告不一定要做这样的理论分析。后来，在起草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在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也讲过这个观点。
另一点，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这方面的大讨论，是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引发的。在起草组分赴各地的调查提綱中，列有“如何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问题，调查中也反映出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2002年2月6日的报告提纲写着：“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识，用以指导分配制度创新。”这种理论研究是必要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也是好的，是想扭转过去体制下重视体力劳动的贡献而轻视脑力劳动和技术的贡献、承认劳动收入而否认资本收入的偏差，为发展私有经济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寻找理论支持。但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并不能直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讨论2月6日的提纲时，我就这个问题发言说：“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说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可以由学术界继续讨论，不必由党的代表大会来做结论。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的最抽象的理论，即使同典型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之间，也有很大距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之间，距离就更大了。我们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现阶段的社会分配制度和政策。如果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即使是从对其深化了的认识出发，也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分配问题。那样做，实践上可以采取政策的活动余地并不大，政治上和理论上也会比较被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慎重考虑。” 这个意见被采纳。江泽民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报告提纲时说：“十六大不卷入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争论，这让学术界去讨论。”由于十六大报告不再提这个问题，后来学术界的讨论也趋于沉寂。
这里顺便说说十六大报告中一处重要的一字之改。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口号，是社会主义理论上牵动全局的重大突破。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大标题上都赫然写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的标题，从最初的提纲开始，一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一字之改，删去了“有”字，不是“没有”了，而是更鲜明简洁地突出和强调了中国特色。我清楚记得，在报告征求意见过程中，在十五届七中全会和十六大的讨论中，在十六大之后的群众性学习中，人们甚至不曾注意到这样重要的一字之改，更没有人提出异议。对这个重要而显眼的改动无须做任何解释，水到渠成，说明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落选和退选
十五届七中全会是2002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的。全会审议通过十六大报告，也就是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六大所作的报告。我作为十五届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全会。报告起草组也住在京西宾馆，根据全会讨论意见修改报告。
我是中央国家机关选出的十六大代表，此前已经接到通知，十六大将于11月8日召开，11月5日至6日报到。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遭遇到母亲去世的巨大悲痛。
11月4日晚饭后接到哥哥电话，说母亲病危。我立即向中央请假，和女儿连夜乘火车赶回焦作。途中已得知抢救无效的噩耗，一路泪流不止。几十年来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弟兄拉扯成人的往事，一幕幕清晰地涌上心头。5日晨6时许到家，强忍悲痛料理丧事，6日遗体火化，当晚赶回北京，入驻中央国家机关十六大代表团所在地国谊宾馆。大会期间报告起草组的会议，仍在京西宾馆召开。起草组开会时，起草组成员中的大会代表向所在代表团请假，到京西宾馆参加起草组会议。
11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六大预备会议。开法是，主席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那里就座，代表上届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由24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由236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议程，通过胡锦涛为大会秘书长。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预备会议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刚才预备会议通过的大会秘书长胡锦涛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其中包括江泽民等即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上一届领导人，也包括胡锦涛等新一届领导成员。随后，会议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江泽民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供代表讨论的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日程，以及列席和来宾名单等事项。顺便说说，我是十五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十五大的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也是这么开的;不同的是，江泽民主持预备会议的那张桌子，不是放在台上，而是放在台下。预备会议的召开和大会主席团的产生，标志着上届中央委员会历史使命的结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之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党代表大会这些严格的组织程序，是党的制度建设的进步，由此也引起人们关于“代”和“届”的联想。
11月8日上午十六大开幕，江泽民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接下来的两天是各代表团讨论报告。因为长期参加中央文件起草，虽然我是十四大列席代表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代表和当选中央委员，但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上都没有发言，主要是听取意见准备修改文件。十六大算是例外。我所在的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第三组召集人唐家璇（时任外交部部长），再三点名诚恳地要我发言。我推辞不过，9日下午作了约半小时的发言，主要讲两点意思：一是“三个代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适当调整，宣传不能简单化;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矛盾和困难。唐家璇和牟新生（时任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当场邀我会后到外交部和海关作辅导报告。
大会主席团11月10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十六大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三个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通过供各代表团讨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江泽民讲人事安排，说到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一连串名字，从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直到宋健，说他们将退出中央委员会，表现了高风亮节。胡锦涛作关于中委和中纪委候选人选的说明，说中央考察组经过一年多考察，开了18次会议，中央常委开了12次会议，讨论两委候选人选，进退都规定有年龄杠杠。按提名年龄杠杠，正部级干部2002年6月30日之前满64周岁者不再提名，個别专家学者和因工作需要年龄可适当放宽。我在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之列，是属于个别“适当放宽”的。按照这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大会选举办法，候选人名单在主席团会议通过后，提交各代表团分别进行讨论和差额预选;统一计票后再形成提交大会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大会采取等额选举办法;中委候选人预选落选，自动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由大会秘书处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汇报，再分头回去传达。在讨论中，有的代表提出对个别候选人超过年龄界限的反对意见，胡锦涛以“考虑到工作需要”解释。
12日下午3时，各代表团举行中委和中纪委候选人预选差额选举，然后汇总计票。6时许，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和处长陈群威到我住处，说：“刚才大会候选人预选统计出来，大概是由于年龄原因吧，差额选举没有你。中委提名经过一年多详细考察，中央提名有你，对你是信任的。按照选举办法，你还可以参加明天候补中委的预选。”
我6月30日前已经满64周岁，过几个月满65周岁就该退休了，大会之前得知考察和提名我为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出乎意料之外，对在候选人差额预选中可能落选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因为对进退早有明白认识，所以没有犹豫，立即表示四点意见： （一）感谢中央的信任，提名我为中委人选，这反映了中央对研究工作的重视;
（二）理解大会代表要求中央委员会年轻化的愿望，干部队伍年轻化是中央大力倡导和推行的;
（三）我不参加候补中委选举，以便让更多年轻同志有机会当选，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四）作为一名老党员和高级干部，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党的事业奋斗。
赵洪祝说：你是高级干部，老党员，你刚才谈的几条，我们两个人都很感动。至于是否列入候补中委选举名单，我们向大会秘书处、向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汇报。我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了。这次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退下来，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说要用书面正式表达四条意见，赵说：不用了，我们会如实转达。
当晚12时许，刚躺下，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大会秘书处送给全体代表的一纸通知：《关于候补中央委員候选人预选名单的说明》，这是刚举行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内容包括“同意王梦奎同志提出的不列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请求”。
13日上午8时15分要在各代表团进行候补中委候选人预选，所以通知要连夜送达每个代表。
在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的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江泽民在作关于名单的说明时，又说到“一位同志请求不列入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情况。有昨晚大会秘书处通知在前，人们当然都知道这里说的“一位同志”是谁。回到住地，接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电话，说：这两天太忙，没有和你交谈。我说，我和赵洪祝同志讲了四点意见，本来要正式写成书面意见的，没有来得及。贺说：洪祝同志都转达了，庆红、锦涛同志都很高兴。你是有名经济专家，主要是年龄问题。贺当然是安慰的意思。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人生要上台阶也要下台阶。这次又下了一个台阶，也算‘软着陆’。”
11月16日晚，江泽民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西楼宴请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党章修改组和人事组全体人员，共60余人。大会通过报告，起草组的使命就结束了。
大会闭幕后，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传达大会精神，详细讲了中委候选人预选落选和请求不列名候补中委候选人的情况。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深为感动。
没有想到，我的退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表示赞成并给以鼓励。参选和退选，在选举制度下都是很平常的事，当时因为少见而成为备受关注的异常事体。
宣传大会精神
在十六大前夕、大会期间和大会之后，媒体都进行了声势很大的宣传。在宣传大会精神方面，我做了几件事。
2002年10月14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六大报告稿时，刘云山对我说：“关根、锦涛同志意见，十六大以后中央要组织宣讲团，点名要你参加。”我表示同意。他也是报告起草组成员，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通知》，决定组织中央宣讲团赴各地宣讲。准备工作在十六大之前就开始了，我参加过由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工作班子人员起草的宣讲提纲的讨论。提纲是要点式的，宣讲人可以根据个人体会发挥。我讲的着重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中央宣讲团由傅杰、邵华泽、王梦奎、龚育之、李景田、雒树刚、金冲及、张国祥、韩长赋、许志功、林兆木等11人组成，都是参加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人。每个人到两三个省区宣讲，每个地方讲一两场。
因为母亲刚去世，那些天奔波疲惫，也想顺便回家看看，我选了就近的河南、河北两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全斌和中宣部理论局的唐建军陪同前往。12月2日在郑州为河南省组织的3000多人作大会宣讲。次日到焦作，在干部大会上讲一场，并回家看望哥嫂。当日下午乘汽车赶赴石家庄，夜宿安阳。4日上午大雾，在安阳参观殷墟和袁世凯陵园。下午雾仍不见消散，高速公路封闭，而第二天报告时间已定，非常着急。后经两省公路管理部门协商，采取临时紧急措施，由警车开道低速缓慢行进，一路没有见到别的车，当晚总算顺利到达石家庄。5日上午在河北省干部大会上宣讲，下午即回北京。这次全国宣讲活动，各地反映不错，媒体作了连续报道。胡锦涛于12月15日下午和宣讲团成员座谈。
宣讲团工作结束后，我应邀在一些单位作过学习十六大精神的辅导报告。除前面说过的外交部和中国海关外，还先后在北京大学、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总工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安全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及一些群众组织和学术团体，共计讲了20多场。主要是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内容大同小异，不用每次准备讲稿，虽不轻松，但不为难。其中有两场，在我多年作报告的经历中，听众算是创纪录的：一场是2002年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听众是十六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一场是2003年10月24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中组部组织的中央机关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的报告，听众千余人，年龄最轻者也在60岁以上。
十六大闭幕后，人民出版社当月出版《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行量很大。其中有我写的一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这是起草组在大会前组织编写的，文章作者都是参与报告起草工作的人。由参与文件起草人员编写辅导读物，是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的。每次党代会和重要的中央全会之后，因为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各类辅导读物应运而生，不免良莠不齐，由文件起草人员编写的还比较靠谱。
另外，大会期间，我曾经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东方连线”专题采访，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除这次采访，首都几家主要报纸刊载的十六大代表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的“王梦奎代表说”和“访王梦奎代表”，都是记者从我已发表的文章摘编的，我并没有接受采访;那些天大会代表和报告起草组工作日程安排特别紧张，也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责任编辑 杨琳）
（本文写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