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众所周知，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作为其主题建构的。而落后的国民性人格则是鲁迅在作品中所塑造的批判之指向，它实际充当了国民性批判的人格载体。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些麻木不仁的近似于“傀儡”的形象，虽然他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这些“傀儡”都奴役于他人或者自身的物欲追究，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独立的价值。对“傀儡”人格的批判完美契合了鲁迅的“立人”主张，细究起来这与青年鲁迅重视“心声”，发扬自我，“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鲁迅；“傀儡人”；自我；精神
中图分类号：I210. 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06-02
鲁迅的作品一直以批判的力度和深度所见长，可以说鲁迅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否定性思维来使文本达到意义的层面。鲁迅把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观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①旧社会的病根反应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就是落后的国民劣根性。鲁迅一生都在不断关注着国民性改造这一永恒的课题，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绝对的，不妥协的，因而他时常在作品当中塑造一些落后的国民性人格加以暴露和批判，而这其中尤以“傀儡人格”最令人感到痛心疾首。
一、“傀儡人格”之界定
“傀儡”一词根据现代汉语的释义是指“比喻受人操纵，不能自立的人或组织。”本文中的“傀儡人”指的是丧失自我意识，缺乏自我觉悟，失去精神追求，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人群。本文中的“傀儡人格”并不仅仅指那些受制于外界或自身而失去独立性的人群，而是广泛地指称那些并没有明确的个體精神追求，完成个体精神自觉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即使没有受人奴役，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完成自我的人格构建，他们在本质上还不属于鲁迅眼中的自觉意义上的人，他们是精神病态的人，光有一个健全的肉体，却没有健全的精神，从而成为了无形的“傀儡”。这一特定的群体十分契合鲁迅生活的这一个新旧更替，文明与野蛮相交织的时代，在动乱的时局当中，在各种纷繁的思想冲突面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人们往往会迷失方向，丧失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傀儡人”。而作为精神界之启蒙者的鲁迅则十分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些国民精神中的疮疤，他振臂呐喊，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都知道青年鲁迅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立人”思想，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反复地思考着这样的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②鲁迅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他重视个体的存在关心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尊严，以“人”的标准取代“道德”的标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帮助中国人争得做人的价格。但是事实却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之下形成了愚昧的“傀儡人格”，这和鲁迅所倡导的具有个性的健全的人格是完全相背离的，因此鲁迅会时时在作品中塑造它，暴露它，批判它，以警醒在“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二、“傀儡人格”之不同表现
“傀儡人”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鲁迅各个体裁的作品当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是略有不同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鲁迅作品当中出现的那些“傀儡人”形象。
（一）“软骨头”型。
这是鲁迅笔下最常见的一类“傀儡人”，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欺软怕硬，他们的背后都有靠山，要依靠反动势力的庇护才能够生存下去。他们毫无骨气，见了主子就会奴颜媚骨，面对弱势群体则会大肆欺凌，说到底就是一群奴才而已。鲁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揭露这些奴才的丑恶嘴脸，即发表于1930年1月1日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的《流氓的变迁》，这篇杂文后来被收入到了《三闲集》当中。《流氓的变迁》一文从孔墨说起，揭示出了历史上流氓的变迁轨迹，从先秦两汉的儒侠到宋代的强盗，从满洲入关之后的保镖到近代的流氓，表面上看各有不同，实际上不过都是统治者的奴才。鲁迅此文中的“流氓”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奴才”这个概念了，即他们都是“软骨头”性格的，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则是欺软怕硬，文章当中有一段论述非常精彩地刻画出了流氓的核心特征，“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为何和尚，小贩，乡下人等会成为流氓欺凌的对象呢？因为他们和流氓相比都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欺负他们对于流氓来说是十分的“安全”的。然而像奴隶主，封建统治者，钦差大臣等却都是不好惹的，因此儒侠，强盗，保镖，流氓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位置只好为其卖命，充当其爪牙走狗，干得都是些伤天害理的“流氓”行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已经失掉了自我，完全沦为了公侯权贵统治平民的工具了，这显然和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也必然会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在《谈皇帝》中，鲁迅写道：“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和灶君。”这就直接揭示出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软骨头”，畏惧强权，欺凌弱者。鲁迅正是在深刻地察觉到这些旧有文化传统的落后因子的基础上，才更觉思想启蒙之紧迫。
（二）“墙头草”型。
这是鲁迅笔下的另一类“傀儡人格”的表现，他们显著的特征就是擅长瞒和骗，他们心中并没有笃定的思想和正确的理念，更谈不上强烈的自我觉悟，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实际利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已，然而在不同的形势下他们却总能够自圆其说，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如同墙头草一般。这一类的“傀儡人格”在青年鲁迅的论文当中也曾经大量提到过，这就是令青年鲁迅深恶痛绝的“伪士”形象，青年鲁迅并不迷信当时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在文章中指出那些“抱残守缺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③，而“借口科学，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其真实的目的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④。这一类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搞明白中国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也没有形成独具自我创见性的看法，只不过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借此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并不具备独立完善的人格，没有真正完成个体的精神自觉，因此也属于“傀儡”人格的范畴。 （三）“活死人”型。
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未受开化，本身即是愚昧不堪，麻木不仁的典型，这一类人不可能具有个体意义上的自觉，理所当然应该划归在“傀儡人格”的范围之内。这一类人最典型的要数鲁迅所塑造的“阿Q”，他的“精神胜利法”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阿Q从本能上来说是有反抗意识的，他对压迫者愤愤不平，同时也有革命的要求，但他的“阿Q式革命”不过是戏台上的“白盔白甲”、“三尖两刃刀”之类，革命的目的不过是跟在别人后面取几件东西而已。阿Q总是能自轻自贱，反败为胜。明明自己被人打了，又很有些痛，但想到这是“儿子打老子”，便立即转败为胜。向吴妈求爱惹下大祸，遭到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从这众多的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阿Q对于自我意义的定位是失败的，在他的思维里自我尊严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包袱，甚至在他抛开了自我之后，反而能感到一种浑浑噩噩的轻松。这说明，阿Q始终是一个不曾觉悟的、愚昧落后的国民。这一类的人群完全背离了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他们的肉体虽然存活着，但是精神却早已死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漂浮在世间，是社会的蛀虫，因此也必然会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
三、“傀儡人格”之意义
鲁迅的一生都在关注着国人的命运，他痛心于各种“傀儡人”的麻木，愚昧，冷漠，“悲哀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他将国民劣根性的改造视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这些“傀儡人”，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他们能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树立自身的精神追求，不再做依附于物质或者他人的奴隶。如果一个人连本体意义上的“自我”都丢失了，那么“立人”又从何谈起呢？所以首先一步就应该使国民从外在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做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这促使鲁迅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从人的本身出發去思考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探讨国民性的改造。在鲁迅的眼中，人的个性是十分的重要的，他认为“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因此他十分欣赏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期盼“尼采式”的超人的出现，这些“卓尔不群”之士往往敢为天下之先，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他们高扬自我，袒露心声，绝不会浑浑然而泯于大群。另一方面，青年鲁迅也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弊病，19世纪“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信而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的倾向，人们过分推崇物质导致了“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⑤这种恶果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上文所提到的各种“傀儡人格”，他们无不奉物质为圭臬，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可以将个人的良知和操守弃之不顾，已经完全沦为了现实的奴隶。为此，鲁迅大声疾呼中国在历史的剧变当中应该避免“由旧梦而入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避免走西方所走过的老路。人们应该用灵魂的复苏来切断物欲的枷锁，用精神的充实来掩埋内心的空虚。
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鲁迅在他的作品当中塑造了众多的“傀儡”人格，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用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来看待人生诸问题的，这也是他超过了很多同时代的文学家的地方。鲁迅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⑥，但是他在作品当中并不会直接塑造一些精神觉悟，个性张扬的形象，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他塑造了很多与自己主张相背离的“傀儡人格”，对其加以讽刺和批判。这是鲁迅的一贯特色，当他想要宣扬某种价值取向的时候，他往往会选取这些取向的反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刻画。因为作为否定性思维的批判永远比正面的宣扬来得更为深刻和震撼，更为直击人心，这也体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严苛的精神态度以及他独特的文化反思方式。鲁迅通过对以“傀儡人格”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暴露了旧社会的病根，批判了扼杀人的意志和创造性的封建文化，更从反面提出了精神重建，文化启蒙这一宏大的命题。这远远比正面的歌颂精神自由，宣扬自我觉醒更能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钱理群先生在《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一文中也提到鲁迅确有多疑、尖刻的一面，但是他的多疑、尖刻是建立在诚挚与坦荡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他对人生、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之上的。在改造国民性方面，鲁迅重“破”，“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立”，然而鲁迅对于如何“立”其实是缺少具体系统的阐述的，他自己也曾说过：“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⑦”他也有彷徨痛苦，“醒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因此他也常常陷入到无边的寂寞的荒原之中，但这种种并不能说明鲁迅的“破”就是没有价值的，恰恰相反，只有先“破”才能后“立”，鲁迅的“破”犹如惊天巨雷，在那一个新旧交替，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特殊年代掩盖了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耳语，露出本来的疯狂与虚伪。“傀儡人格”作为否定性思维中的一份子，以这样一种相反相成的姿态推动了国民精神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②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③鲁迅：《坟.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④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08期，第22页
⑤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08期，第24页
⑥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参考文献：
[1]吴中杰.鲁迅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7（08）
[5]袁盛勇.“对庸众宣战”——我所理解的鲁迅之一[J].文艺争鸣，2001（05）
[6]程致中.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J].鲁迅研究月刊，2002（10）
[7]陶力.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建构与发展[D].辽宁：辽宁大学文学，2002
作者简介：王海晗（1991—），男，汉，浙江嵊州，在读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鲁迅；“傀儡人”；自我；精神
中图分类号：I210. 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06-02
鲁迅的作品一直以批判的力度和深度所见长，可以说鲁迅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否定性思维来使文本达到意义的层面。鲁迅把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观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①旧社会的病根反应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就是落后的国民劣根性。鲁迅一生都在不断关注着国民性改造这一永恒的课题，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绝对的，不妥协的，因而他时常在作品当中塑造一些落后的国民性人格加以暴露和批判，而这其中尤以“傀儡人格”最令人感到痛心疾首。
一、“傀儡人格”之界定
“傀儡”一词根据现代汉语的释义是指“比喻受人操纵，不能自立的人或组织。”本文中的“傀儡人”指的是丧失自我意识，缺乏自我觉悟，失去精神追求，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人群。本文中的“傀儡人格”并不仅仅指那些受制于外界或自身而失去独立性的人群，而是广泛地指称那些并没有明确的个體精神追求，完成个体精神自觉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即使没有受人奴役，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完成自我的人格构建，他们在本质上还不属于鲁迅眼中的自觉意义上的人，他们是精神病态的人，光有一个健全的肉体，却没有健全的精神，从而成为了无形的“傀儡”。这一特定的群体十分契合鲁迅生活的这一个新旧更替，文明与野蛮相交织的时代，在动乱的时局当中，在各种纷繁的思想冲突面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人们往往会迷失方向，丧失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傀儡人”。而作为精神界之启蒙者的鲁迅则十分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些国民精神中的疮疤，他振臂呐喊，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都知道青年鲁迅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立人”思想，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反复地思考着这样的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②鲁迅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他重视个体的存在关心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尊严，以“人”的标准取代“道德”的标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帮助中国人争得做人的价格。但是事实却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之下形成了愚昧的“傀儡人格”，这和鲁迅所倡导的具有个性的健全的人格是完全相背离的，因此鲁迅会时时在作品中塑造它，暴露它，批判它，以警醒在“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二、“傀儡人格”之不同表现
“傀儡人”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鲁迅各个体裁的作品当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是略有不同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鲁迅作品当中出现的那些“傀儡人”形象。
（一）“软骨头”型。
这是鲁迅笔下最常见的一类“傀儡人”，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欺软怕硬，他们的背后都有靠山，要依靠反动势力的庇护才能够生存下去。他们毫无骨气，见了主子就会奴颜媚骨，面对弱势群体则会大肆欺凌，说到底就是一群奴才而已。鲁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揭露这些奴才的丑恶嘴脸，即发表于1930年1月1日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的《流氓的变迁》，这篇杂文后来被收入到了《三闲集》当中。《流氓的变迁》一文从孔墨说起，揭示出了历史上流氓的变迁轨迹，从先秦两汉的儒侠到宋代的强盗，从满洲入关之后的保镖到近代的流氓，表面上看各有不同，实际上不过都是统治者的奴才。鲁迅此文中的“流氓”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奴才”这个概念了，即他们都是“软骨头”性格的，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则是欺软怕硬，文章当中有一段论述非常精彩地刻画出了流氓的核心特征，“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为何和尚，小贩，乡下人等会成为流氓欺凌的对象呢？因为他们和流氓相比都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欺负他们对于流氓来说是十分的“安全”的。然而像奴隶主，封建统治者，钦差大臣等却都是不好惹的，因此儒侠，强盗，保镖，流氓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位置只好为其卖命，充当其爪牙走狗，干得都是些伤天害理的“流氓”行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已经失掉了自我，完全沦为了公侯权贵统治平民的工具了，这显然和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也必然会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在《谈皇帝》中，鲁迅写道：“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和灶君。”这就直接揭示出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软骨头”，畏惧强权，欺凌弱者。鲁迅正是在深刻地察觉到这些旧有文化传统的落后因子的基础上，才更觉思想启蒙之紧迫。
（二）“墙头草”型。
这是鲁迅笔下的另一类“傀儡人格”的表现，他们显著的特征就是擅长瞒和骗，他们心中并没有笃定的思想和正确的理念，更谈不上强烈的自我觉悟，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实际利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已，然而在不同的形势下他们却总能够自圆其说，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如同墙头草一般。这一类的“傀儡人格”在青年鲁迅的论文当中也曾经大量提到过，这就是令青年鲁迅深恶痛绝的“伪士”形象，青年鲁迅并不迷信当时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在文章中指出那些“抱残守缺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③，而“借口科学，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其真实的目的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④。这一类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搞明白中国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也没有形成独具自我创见性的看法，只不过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借此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并不具备独立完善的人格，没有真正完成个体的精神自觉，因此也属于“傀儡”人格的范畴。 （三）“活死人”型。
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未受开化，本身即是愚昧不堪，麻木不仁的典型，这一类人不可能具有个体意义上的自觉，理所当然应该划归在“傀儡人格”的范围之内。这一类人最典型的要数鲁迅所塑造的“阿Q”，他的“精神胜利法”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阿Q从本能上来说是有反抗意识的，他对压迫者愤愤不平，同时也有革命的要求，但他的“阿Q式革命”不过是戏台上的“白盔白甲”、“三尖两刃刀”之类，革命的目的不过是跟在别人后面取几件东西而已。阿Q总是能自轻自贱，反败为胜。明明自己被人打了，又很有些痛，但想到这是“儿子打老子”，便立即转败为胜。向吴妈求爱惹下大祸，遭到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从这众多的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阿Q对于自我意义的定位是失败的，在他的思维里自我尊严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包袱，甚至在他抛开了自我之后，反而能感到一种浑浑噩噩的轻松。这说明，阿Q始终是一个不曾觉悟的、愚昧落后的国民。这一类的人群完全背离了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他们的肉体虽然存活着，但是精神却早已死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漂浮在世间，是社会的蛀虫，因此也必然会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
三、“傀儡人格”之意义
鲁迅的一生都在关注着国人的命运，他痛心于各种“傀儡人”的麻木，愚昧，冷漠，“悲哀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他将国民劣根性的改造视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这些“傀儡人”，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他们能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树立自身的精神追求，不再做依附于物质或者他人的奴隶。如果一个人连本体意义上的“自我”都丢失了，那么“立人”又从何谈起呢？所以首先一步就应该使国民从外在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做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这促使鲁迅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从人的本身出發去思考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探讨国民性的改造。在鲁迅的眼中，人的个性是十分的重要的，他认为“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因此他十分欣赏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期盼“尼采式”的超人的出现，这些“卓尔不群”之士往往敢为天下之先，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他们高扬自我，袒露心声，绝不会浑浑然而泯于大群。另一方面，青年鲁迅也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弊病，19世纪“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信而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的倾向，人们过分推崇物质导致了“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⑤这种恶果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上文所提到的各种“傀儡人格”，他们无不奉物质为圭臬，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可以将个人的良知和操守弃之不顾，已经完全沦为了现实的奴隶。为此，鲁迅大声疾呼中国在历史的剧变当中应该避免“由旧梦而入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避免走西方所走过的老路。人们应该用灵魂的复苏来切断物欲的枷锁，用精神的充实来掩埋内心的空虚。
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鲁迅在他的作品当中塑造了众多的“傀儡”人格，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用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来看待人生诸问题的，这也是他超过了很多同时代的文学家的地方。鲁迅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⑥，但是他在作品当中并不会直接塑造一些精神觉悟，个性张扬的形象，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他塑造了很多与自己主张相背离的“傀儡人格”，对其加以讽刺和批判。这是鲁迅的一贯特色，当他想要宣扬某种价值取向的时候，他往往会选取这些取向的反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刻画。因为作为否定性思维的批判永远比正面的宣扬来得更为深刻和震撼，更为直击人心，这也体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严苛的精神态度以及他独特的文化反思方式。鲁迅通过对以“傀儡人格”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暴露了旧社会的病根，批判了扼杀人的意志和创造性的封建文化，更从反面提出了精神重建，文化启蒙这一宏大的命题。这远远比正面的歌颂精神自由，宣扬自我觉醒更能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钱理群先生在《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一文中也提到鲁迅确有多疑、尖刻的一面，但是他的多疑、尖刻是建立在诚挚与坦荡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他对人生、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之上的。在改造国民性方面，鲁迅重“破”，“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立”，然而鲁迅对于如何“立”其实是缺少具体系统的阐述的，他自己也曾说过：“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⑦”他也有彷徨痛苦，“醒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因此他也常常陷入到无边的寂寞的荒原之中，但这种种并不能说明鲁迅的“破”就是没有价值的，恰恰相反，只有先“破”才能后“立”，鲁迅的“破”犹如惊天巨雷，在那一个新旧交替，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特殊年代掩盖了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耳语，露出本来的疯狂与虚伪。“傀儡人格”作为否定性思维中的一份子，以这样一种相反相成的姿态推动了国民精神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②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③鲁迅：《坟.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④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08期，第22页
⑤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08期，第24页
⑥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参考文献：
[1]吴中杰.鲁迅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商昌宝.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7（08）
[5]袁盛勇.“对庸众宣战”——我所理解的鲁迅之一[J].文艺争鸣，2001（05）
[6]程致中.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J].鲁迅研究月刊，2002（10）
[7]陶力.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建构与发展[D].辽宁：辽宁大学文学，2002
作者简介：王海晗（1991—），男，汉，浙江嵊州，在读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