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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利用1980—2017年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据，通过构建负二项计量模型，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既受到内生性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外生性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制度性经济因素影响，经济性因素占主要地位。美国个人储蓄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内生性经济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美贸易顺差额等外生性经济因素和中国加入WTO、2008年经济危机等制度性经济因素显著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
关键词：特朗普;贸易救济;经济动因;负二项式回归;贸易保护;反倾销;中美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1-0069-0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述评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主要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337和301调查、反倾销731调查、反补贴701调查、国家安全232调查、产业保护的201调查，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越来越频繁。1980—2016年的36年间，美国政府自我发起的贸易保护调查只有19起。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主动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起“232调查”、1起“201调查”、1起“301调查”，这在美国贸易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目前，研究美国贸易救济原因主要是基于反倾销角度，从宏观经济因素、法律法规及管理机构进行实证研究。James（2000）认为中美之间持续扩大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Jiang和Ellinger（2003）认为中国的出口补贴政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涉案企业应诉不积极、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四个方面加剧了美国对华反倾销。Prusa（2005）认为美国对华反倾销指控数量与中美增长的贸易额正相关。谢建国（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的波动、中美政治关系是次要原因。Blonigen和Bown（2003）认为反倾销被指控国的报复能力越强，则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可能性越小。沈国兵（2007）从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两个方面发现，中国对美出口渗透增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決定因素。
由于当前的研究仅侧重于反倾销，对反补贴研究相对不足，深化研究仍有空间。笔者综合考虑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用负二项式回归进行分析。
二、计量模型设立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是非负的离散变量，是各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的计数变量（count variable），对此类数据的分析通常用泊松模型（poissonmodel）或者负二项式模型（negative binomial）进行拟合。泊松模型是计数模型中最常用的离散型概率模型，以INSTt代表美国在t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数量。INSTt可以取非负整数值{0，1，2，…，n}，泊松模型分布函数为：
可知，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数量的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如果泊松分布的均值（mean）等于方差（variance），即（3）式成立，则yt的条件分布是泊松分布，那么泊松极大似然估计量（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是一致的、有效的。由于经常会出现过度离差，即观察数的方差常常大于均值。故而对泊松模型建议的普遍选择是负二项模型，后者考虑了过度离差现象。泊松模型可以通过在条件均值μt中引入个别和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来扩展为：
εt=lnvt，为随机误差，exp（εt）服从γ分布，β0为常数项，X1t、X2t…Xkt为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β1、β2…βk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
三、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理论预测
笔者从宏观经济因素视角揭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决定因素。
命题1：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中美贸易顺差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多于美国出口中国商品，进口产品激增是其产业受到竞争威胁的反映，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会促使美国国内企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所以选取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中国产品相对于美国产品更便宜，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更多，更容易引发美国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美国产品相对于中国产品更贵，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增加，也容易引发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3：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国内的失业率越高，其国内产联等政治利益团体会向国会、白宫、选区议员施加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启动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美国国内失业率（U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4：美国财政赤字增加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源于税收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增加，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当I、X、S不变，（G-T）增加，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量中占比较大，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财政赤字（GF）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5：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这意味着，假定I、X、G、T不变，若储蓄S下降，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同上所述，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6：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缓慢或下降时，国内市场需求减少，企业竞争力下降。为了保护工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会对进口中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故选取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7：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一方面，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领域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由于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货膨胀表明美元的价值正在下降，美元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当前美元汇率升值，进口中国产品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过高，说明市场景气和经济过热，导致进口中国产品增加，美国发起贸易救济的可能性增大，故选取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作为考察变量。
综上所述，本部分从宏观经济方面对美国实施贸易救济调查作出了理论预测，如表1所示。
四、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由于美国于1980年对中国第一次实施反倾销调查，所以将1980—2017年作为样本考察区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GAD）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Global Countervailing Duties Database，GCVD），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美国失业率（UR）和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数据来源于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数据来自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
作为反映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地位变化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1，2002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2年之后取值都为1。作为反映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2，2008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8年之后取值都为1。作为反映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3，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年取值都为1，其余都为0。例如，2012、2016年为1，以此往前类推。
根据上述具体变量，参照式（7）可以构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的负二项回归多变量计数模型：
其中，i=0，1，根据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AIC准则、SC准则数值极小化原则来确定是采用当期变量还是采用滞后一期的变量。如果没有滞后效应，则i=0。考虑到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后，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数量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因此，根据Wooldridge（2003）的研究，可以利用对数函数的近似特征，得出：
给定解释变量Xjt变动一个单位，则100βj大致表示了因变量[E（INSTt=yt|Xt，vt）]变化的百分数。可以根据此模型来大致估计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某一解释变量变动影响，可以假定除了这一解释变量（例如Xkt）之外所有其他解释变量都不变，则期望值的比例变化为：
五、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ADF）
1980—2017年解释变量的数据作为时间序列，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除虚拟变量外，对时间序列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ADF）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避免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关系影响模型结果的未定型，我们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入模型分析的解释变量进行初步筛选。可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是贸易救济立案数的格兰杰原因被拒绝，说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造成美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原因（见表3）。
（三）负二项回归结果
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负二项回归检验，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的美国失业率（UR）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剔除。重新建立回歸模型，模型整体通过检验且拟合效果较好，得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回归结果（见表4）。
从负二项回归的过程来看，在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R2值在上升，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这两个数值均在降低。在最后的回归结果中，R2值为0.839 75，LR统计值为342.765 8，P值为0.000 0，说明对该计数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的LR检验被拒绝，因而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主要解释变量对模型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解释作用。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都在5%或1%的水平上对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数量存在显著影响。
第一，从内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增加，在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缺口减少，那么进口减少。从中国进口减少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下降，故美国个人储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1.3个百分点，与预期符号相同。（2）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223 326，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2.3个百分点。（3）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114 43，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11.443个百分点。（4）美国国内失业率（UR）和美国财政赤字（GF）虽然经过滞后几期回归仍然不显著，说明美国财政赤字不是主要的因素，也可能是失业率是指整体失业率，没有具体部门如化工、机电等制造业方面的失业率数据。 第二，从外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直接标价法）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的期望值会增加46.81个百分点，与预期符号相同。（2）中美贸易顺差额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001 204，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上升一個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上升0.12个百分点。这比我们直觉认为的数值要小，可能是因为美国进口中国的大部分是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三，从制度性经济因素来看：反映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地位变化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1比较显著，一方面说明中国入世后经济实力增加，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远高于2001年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市场经济地位并没有减少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WTO等规则仍然体现“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反映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2也很显著，说明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反映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3也很显著，说明为争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
六、结论
通过构建负二项计量模型，可以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既受到内生性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外生性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制度性经济因素影响，经济性因素占主要地位。
第一，中美贸易顺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整体下降，而对美贸易顺差上升到3 752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282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仍然是中美经贸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量仍处在高位。
第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17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元对欧元从2017年1月3日的1.04美元/欧元下跌至2018年2月16日的1.24美元/欧元，美元对人民币从2017年1月3日的6.95人民币/美元下跌至2018年2月16日的6.34人民币/美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美元的持续贬值，既有欧盟和日本复苏较快因素，也有美国利好出尽、特朗普效应逐渐弱化的原因，美国削减对外贸易逆差的内在需要，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故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在汇率方面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第三，美国中期选举。由于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等虚拟变量很显著，2018年为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这一方面说明为争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另一方面说明与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行政团队的沟通很重要，有利于增进交流，增信释疑，降低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强度。
第四，美国经济危机预期。2018年年初，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暴跌。有机构认为美国债市收益率持续攀升，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2.91%，国债收益率的提高将会令股市承受压力。同时，美国巨额国债的利息也将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提高，特朗普政府增加军事支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将增加联邦政府赤字，有些机构和学者预言这将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经济将会出现新的危机，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前景不容乐观。
第五，美国经济增长。2017年以来，美国经济处在缓慢复苏中。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美国四个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2%、3.2%、3.1%、2.5%。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8年的全球增长预测已上调至3.9%，反映出全球增长势头的增强，以及最近批准的美国税收政策变化的预期影响，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7%，比2017年提高0.4个百分点，这将有力缓解美国对华贸易救济。
总之，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仍然以合作为主，但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贸易救济不会停止，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经贸合作这个大格局。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塑料装饰缎带产品、大口径焊管、橡皮圈、橡皮筋等发起四起“双反”调查，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量仍然居高不下。同时，2018年2月4日，中国对从美国的进口高粱发起“双反”调查，中国需要重视美国实施贸易救济的负面影响，合理把握贸易反击的力度、方式、节奏，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ggarwal，Aradhna. Macro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ntidumping：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ld Development，2004.
[2]Feinberg，Robert. Exchange Rates and Unfair Trade[R].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
[3]Irwin，Douglas. The Rise of US Anti-dumping Activ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The World Economy，2005.
[4]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费剑平，林相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James，William E. The Rise of Anti-dumping：Does Regionalism Promote Administered Protection？[R].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2000. [6]Jiang，Bin，Ellinger，Alexander. Challenges for China-the World′s Largest Antidumping Target[R]. Business Horizons，2003.
[7]Knetter，Michael， Prusa，Thomas.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
[8]曾杰.中国环保制冷剂“双反”案由胜转败的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7（7）：70-72.
[9]陈金亮，付丽娜.我国频遭欧盟反倾销的原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12（9）：99-101.
[10]冯巨章.中国反倾销应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6（5）：141-146.
[11]冯宗宪，向洪金.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0（3）.
[12]蒋三庚，刘建新.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影响及对策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6（8）：64-69.
[13]李坤望，王孝松.申诉者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6）.
[14]李晓峰，冷莎.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7（6）.
[15]沈国兵.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J].财经研究，2007（1）.
[16]沈国兵.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基于木制卧室家具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4）.
[17]王欢，刘辉.特朗普执政对国际环境的影响[J].美国研究，2017，31（6）：141-155+8.
[18]王娜.农业国内支持与贸易争端解决——以美国起诉中国案例为切入点[J].世界农业，2017（12）：79-86.
[19]王孝松，谢申祥.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9（12）.
[20]王耀华，彭剑波.美国对华钢铁产业进行反倾销的特点、原因与应对[J].对外经贸实务，2017（11）：41-44.
[21]谢建国.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
[22]薛林，姚庆超.外国对华双反调查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2，19（1）：36-41+69.
[23]杨红强，聂影.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1）.
[24]于刃剛，王菊红.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变化趋势、原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4）.
[25]赵敏.WTO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效率拖延及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7（12）：41-44.
责任编辑：武玲玲
关键词：特朗普;贸易救济;经济动因;负二项式回归;贸易保护;反倾销;中美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1-0069-0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述评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主要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337和301调查、反倾销731调查、反补贴701调查、国家安全232调查、产业保护的201调查，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越来越频繁。1980—2016年的36年间，美国政府自我发起的贸易保护调查只有19起。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主动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起“232调查”、1起“201调查”、1起“301调查”，这在美国贸易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目前，研究美国贸易救济原因主要是基于反倾销角度，从宏观经济因素、法律法规及管理机构进行实证研究。James（2000）认为中美之间持续扩大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Jiang和Ellinger（2003）认为中国的出口补贴政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涉案企业应诉不积极、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四个方面加剧了美国对华反倾销。Prusa（2005）认为美国对华反倾销指控数量与中美增长的贸易额正相关。谢建国（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的波动、中美政治关系是次要原因。Blonigen和Bown（2003）认为反倾销被指控国的报复能力越强，则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可能性越小。沈国兵（2007）从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两个方面发现，中国对美出口渗透增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決定因素。
由于当前的研究仅侧重于反倾销，对反补贴研究相对不足，深化研究仍有空间。笔者综合考虑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用负二项式回归进行分析。
二、计量模型设立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是非负的离散变量，是各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的计数变量（count variable），对此类数据的分析通常用泊松模型（poissonmodel）或者负二项式模型（negative binomial）进行拟合。泊松模型是计数模型中最常用的离散型概率模型，以INSTt代表美国在t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数量。INSTt可以取非负整数值{0，1，2，…，n}，泊松模型分布函数为：
可知，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数量的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如果泊松分布的均值（mean）等于方差（variance），即（3）式成立，则yt的条件分布是泊松分布，那么泊松极大似然估计量（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是一致的、有效的。由于经常会出现过度离差，即观察数的方差常常大于均值。故而对泊松模型建议的普遍选择是负二项模型，后者考虑了过度离差现象。泊松模型可以通过在条件均值μt中引入个别和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来扩展为：
εt=lnvt，为随机误差，exp（εt）服从γ分布，β0为常数项，X1t、X2t…Xkt为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β1、β2…βk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
三、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理论预测
笔者从宏观经济因素视角揭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决定因素。
命题1：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中美贸易顺差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多于美国出口中国商品，进口产品激增是其产业受到竞争威胁的反映，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会促使美国国内企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所以选取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中国产品相对于美国产品更便宜，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更多，更容易引发美国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美国产品相对于中国产品更贵，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增加，也容易引发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3：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国内的失业率越高，其国内产联等政治利益团体会向国会、白宫、选区议员施加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启动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美国国内失业率（U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4：美国财政赤字增加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源于税收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增加，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当I、X、S不变，（G-T）增加，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量中占比较大，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财政赤字（GF）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5：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这意味着，假定I、X、G、T不变，若储蓄S下降，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同上所述，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6：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缓慢或下降时，国内市场需求减少，企业竞争力下降。为了保护工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会对进口中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故选取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7：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一方面，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领域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由于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货膨胀表明美元的价值正在下降，美元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当前美元汇率升值，进口中国产品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过高，说明市场景气和经济过热，导致进口中国产品增加，美国发起贸易救济的可能性增大，故选取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作为考察变量。
综上所述，本部分从宏观经济方面对美国实施贸易救济调查作出了理论预测，如表1所示。
四、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由于美国于1980年对中国第一次实施反倾销调查，所以将1980—2017年作为样本考察区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GAD）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Global Countervailing Duties Database，GCVD），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美国失业率（UR）和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数据来源于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数据来自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
作为反映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地位变化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1，2002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2年之后取值都为1。作为反映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2，2008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8年之后取值都为1。作为反映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3，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年取值都为1，其余都为0。例如，2012、2016年为1，以此往前类推。
根据上述具体变量，参照式（7）可以构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的负二项回归多变量计数模型：
其中，i=0，1，根据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AIC准则、SC准则数值极小化原则来确定是采用当期变量还是采用滞后一期的变量。如果没有滞后效应，则i=0。考虑到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后，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数量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因此，根据Wooldridge（2003）的研究，可以利用对数函数的近似特征，得出：
给定解释变量Xjt变动一个单位，则100βj大致表示了因变量[E（INSTt=yt|Xt，vt）]变化的百分数。可以根据此模型来大致估计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某一解释变量变动影响，可以假定除了这一解释变量（例如Xkt）之外所有其他解释变量都不变，则期望值的比例变化为：
五、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ADF）
1980—2017年解释变量的数据作为时间序列，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除虚拟变量外，对时间序列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ADF）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避免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关系影响模型结果的未定型，我们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入模型分析的解释变量进行初步筛选。可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是贸易救济立案数的格兰杰原因被拒绝，说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造成美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原因（见表3）。
（三）负二项回归结果
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负二项回归检验，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的美国失业率（UR）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剔除。重新建立回歸模型，模型整体通过检验且拟合效果较好，得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回归结果（见表4）。
从负二项回归的过程来看，在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R2值在上升，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这两个数值均在降低。在最后的回归结果中，R2值为0.839 75，LR统计值为342.765 8，P值为0.000 0，说明对该计数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的LR检验被拒绝，因而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主要解释变量对模型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解释作用。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都在5%或1%的水平上对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数量存在显著影响。
第一，从内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增加，在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缺口减少，那么进口减少。从中国进口减少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下降，故美国个人储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1.3个百分点，与预期符号相同。（2）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223 326，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2.3个百分点。（3）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114 43，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11.443个百分点。（4）美国国内失业率（UR）和美国财政赤字（GF）虽然经过滞后几期回归仍然不显著，说明美国财政赤字不是主要的因素，也可能是失业率是指整体失业率，没有具体部门如化工、机电等制造业方面的失业率数据。 第二，从外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直接标价法）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的期望值会增加46.81个百分点，与预期符号相同。（2）中美贸易顺差额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001 204，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上升一個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上升0.12个百分点。这比我们直觉认为的数值要小，可能是因为美国进口中国的大部分是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三，从制度性经济因素来看：反映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地位变化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1比较显著，一方面说明中国入世后经济实力增加，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远高于2001年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市场经济地位并没有减少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WTO等规则仍然体现“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反映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2也很显著，说明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反映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3也很显著，说明为争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
六、结论
通过构建负二项计量模型，可以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既受到内生性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外生性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制度性经济因素影响，经济性因素占主要地位。
第一，中美贸易顺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整体下降，而对美贸易顺差上升到3 752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282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仍然是中美经贸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量仍处在高位。
第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17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元对欧元从2017年1月3日的1.04美元/欧元下跌至2018年2月16日的1.24美元/欧元，美元对人民币从2017年1月3日的6.95人民币/美元下跌至2018年2月16日的6.34人民币/美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美元的持续贬值，既有欧盟和日本复苏较快因素，也有美国利好出尽、特朗普效应逐渐弱化的原因，美国削减对外贸易逆差的内在需要，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故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在汇率方面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第三，美国中期选举。由于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等虚拟变量很显著，2018年为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这一方面说明为争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另一方面说明与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行政团队的沟通很重要，有利于增进交流，增信释疑，降低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强度。
第四，美国经济危机预期。2018年年初，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暴跌。有机构认为美国债市收益率持续攀升，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2.91%，国债收益率的提高将会令股市承受压力。同时，美国巨额国债的利息也将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提高，特朗普政府增加军事支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将增加联邦政府赤字，有些机构和学者预言这将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经济将会出现新的危机，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前景不容乐观。
第五，美国经济增长。2017年以来，美国经济处在缓慢复苏中。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美国四个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2%、3.2%、3.1%、2.5%。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8年的全球增长预测已上调至3.9%，反映出全球增长势头的增强，以及最近批准的美国税收政策变化的预期影响，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7%，比2017年提高0.4个百分点，这将有力缓解美国对华贸易救济。
总之，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仍然以合作为主，但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贸易救济不会停止，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经贸合作这个大格局。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塑料装饰缎带产品、大口径焊管、橡皮圈、橡皮筋等发起四起“双反”调查，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量仍然居高不下。同时，2018年2月4日，中国对从美国的进口高粱发起“双反”调查，中国需要重视美国实施贸易救济的负面影响，合理把握贸易反击的力度、方式、节奏，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ggarwal，Aradhna. Macro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ntidumping：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ld Development，2004.
[2]Feinberg，Robert. Exchange Rates and Unfair Trade[R].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
[3]Irwin，Douglas. The Rise of US Anti-dumping Activ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The World Economy，2005.
[4]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费剑平，林相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James，William E. The Rise of Anti-dumping：Does Regionalism Promote Administered Protection？[R].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2000. [6]Jiang，Bin，Ellinger，Alexander. Challenges for China-the World′s Largest Antidumping Target[R]. Business Horizons，2003.
[7]Knetter，Michael， Prusa，Thomas.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
[8]曾杰.中国环保制冷剂“双反”案由胜转败的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7（7）：70-72.
[9]陈金亮，付丽娜.我国频遭欧盟反倾销的原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12（9）：99-101.
[10]冯巨章.中国反倾销应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6（5）：141-146.
[11]冯宗宪，向洪金.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0（3）.
[12]蒋三庚，刘建新.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影响及对策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6（8）：64-69.
[13]李坤望，王孝松.申诉者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6）.
[14]李晓峰，冷莎.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7（6）.
[15]沈国兵.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J].财经研究，2007（1）.
[16]沈国兵.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基于木制卧室家具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4）.
[17]王欢，刘辉.特朗普执政对国际环境的影响[J].美国研究，2017，31（6）：141-155+8.
[18]王娜.农业国内支持与贸易争端解决——以美国起诉中国案例为切入点[J].世界农业，2017（12）：79-86.
[19]王孝松，谢申祥.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9（12）.
[20]王耀华，彭剑波.美国对华钢铁产业进行反倾销的特点、原因与应对[J].对外经贸实务，2017（11）：41-44.
[21]谢建国.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
[22]薛林，姚庆超.外国对华双反调查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2，19（1）：36-41+69.
[23]杨红强，聂影.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1）.
[24]于刃剛，王菊红.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变化趋势、原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4）.
[25]赵敏.WTO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效率拖延及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7（12）：41-44.
责任编辑：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