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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正纬与变骚篇的解读与理解，结合序志篇和文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篇，从整体上分析文心。分别从不同名家对《正纬》与《辨骚》在文之枢纽中的地位和正纬与辨骚篇中所蕴含的“变”的理念做出评析，探求刘勰隐藏在两篇文章下的深意和其本身所追寻的文学理想。
关键词：文心雕龙;正纬;辨骚;“变”;文学理想
《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谨、论述精简的文学理论专著，对我们当代以至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全书共五十章，分成“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个部分。正纬、辨骚篇纳入文之枢纽中，但这两篇在文之枢纽的地位一直受到质疑，甚至一度被人认为应该纳入文体论之中。
一、正纬与辨骚的枢纽地位
《文心雕龙》序志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目的、意义和结构。关于文之枢纽的结构，谈到：“盖文心之作业，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据此，后世学者们一般定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提到全书的总纲应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个部分，辨骚篇应属于文体论部分。在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龍集注》中，绘有一张序列表，也将辨骚从总论中拉下，降为文体论的第一篇，范先生在旁边做注解释原因。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分析五篇具体内容，进一步主张，正纬篇也不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
那我们怎样面对这些不同的划分标准？在笔者看来，这些划分方法并不是空口评说，在不同的分析中，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首先需要将本书的作者放在首位，了解刘勰对此排列的用意，才更有利于我们去研究和分析《文心雕龙》。而当我们佐证出正纬与辨骚的重要性，也就能够确定这两篇枢纽地位的事实。
关于正纬篇的争议不大，大都认为，正纬是为了配合宗经的论述，是相对于征圣宗经来说的，两篇文章在前后结构与内容上都相通，以正纬佐证宗经。而关于辨骚篇的争议相对较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阐述其存在于文之枢纽的原因：首先，就《纬》来说，它“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而《骚》倚雅颂驭楚篇从而“穷文治”。张少康先生曾在其书《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文心雕龙》的体例和结构中提出《正纬》和《辨骚》两篇都是讲在征圣、宗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写出独创性的新文章的。而纬是一种错误的“变”，骚是一种正确的“变”。针对其“变”后面还会分析，但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后两篇与前三篇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此外，从文章结构上来看，原道、宗经、征圣是追溯文章的渊源，正纬、辨骚则意在叙述文章流别，据序志所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种从“本”到“变”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整体，而没有缺失，符合 “通变”观，这种正末归本的思想也相对符合当时的文学思考形式。
此外，“辨骚”有其独特之处，实际上它将“经”与“骚”对比之后得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写作指导原则。筱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提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刘勰与他观点一致，因此将“变”列入文之枢纽。《辨骚》表面上是承接《宗经》以区别“骚”与“经”的异同，实际上刘勰是通过这种辨来研究文学的新变，通过“辨”认识到真正的正确的“变”，我们足以看到他的真实意图，所以《通变》里才会提到：“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对于文学来说，其本身并不会死板桎梏，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形式，“道”为其源，“经“与“圣”为其范本，而“纬”和“骚”则是文学变化的形式。故此，我们再回顾《正纬》、《辨骚》，就不难体会到作者构架出整个文之枢纽的巧妙与详尽。
二、正纬与辨骚的“变”
这个时候，我们就无法回避正纬和辨骚两者的关系问题。它们是对立、是互有联系共同佐证前三篇、还是单纯就两种文体做出分析？显然第三种臆想不正确，我们前面已经探讨得出了文之枢纽部分五篇文章密不可分，刘勰显然不会将两个割裂的文章放到一起。那么我们对于第一二种猜想该怎样判别呢？
我们已经提到，张少康先生在他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中提到过《正纬》和《辨骚》的关系：
“《文心雕龙》枢纽论中《正纬》和《辨骚》两篇都是讲在征圣、宗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去写出具有独创性的新文章的。《原道》、《征圣》、《宗经》讲的是“通”，即正确地继承圣人开创的文章写作优秀传统。《正纬》和《辨骚》讲的是“变”，即怎样创造性的发扬圣人文章的传统。“变”，有正确的“变”和错误的“变”之分，纬书是错误的“变”的典型，而《楚辞》则正是正确的“变”的典型。”①
在此基础上，先生提出的“变”分为正确之“变”和错误之“变”，而纬书的“变”是错误的典型，它内容荒诞不真实，违背了圣人的写作原则。而《楚辞》是正确的“变”的典型，是在圣人优良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具有自身的创造性特色，这与我们现在对文化所提倡的“推陈出新”的内涵有一致性。而先生的划分依据存在争议，北京师范大学高洪洲先生曾在自己一篇论文《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中对这种划分方式表示出一定的质疑：
“文之枢纽”中的“辨骚”和“正纬”是“变正”、“变负”吗？......笔者认为张少康先生的这一解读只得了这两篇的“皮毛”，而未得其“精髓”。因为刘勰这两篇文章的主旨根本不是谈“变正”、“变负”的问题，而是通过辨别“伪经”来为前面的《原道》《征圣》《宗经》清理“迷障”，这样《原道》《征圣》《宗经》的“康衢大道”就澄明起来，实现了“宗经”与“变文”的贯通。”②
张少康先生与其反对者看似各有其据，是两种不同观点，但在笔者看其实两者是一致的，它们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 “变”的判断之上对前面三篇《原道》、《征圣》、《宗经》加以佐证。两者从这一根本性观点出发，其争执点在于发展到争论《正纬》是不是一种方向错误，《辨骚》就是一种方向正确。而纵观枢纽论全篇，我们不难看出，《正纬》篇是一种对纬书泛滥和假托的批评，《辨骚》从开篇就对《离骚》高度赞美：“自风雅寝圣，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足以看到作者对《离骚》的称颂。此外，《正纬》篇中，作者写道：“故系词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③而后便按经验纬，证其伪有四，分别诉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河图洛书是相信的，认为它是神明给予人类的一种启示，也是最早人文产生的本源，这点在少康先生的论说中也有肯定，其实河图洛书本就是最早的纬书，刘勰所想要“正”的纬其实是后来不真实的伪作。此外，他还指出纬书“有助文章”，“辞富膏腴”可以加强文章的色彩。而对于《辨骚》，作者首先对《楚辞》大加赞赏，在总结汉代对《楚辞》各种评价的基础上，分析《楚辞》与经典之间的异同，认为两者之间有四个方面相同——“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意”、“忠怨之词”。认为《楚辞》区别于经典的特色也有四个方面——“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所以说“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词”属于《楚辞》的基本特色，可见作者的推崇。 由此看来，《正纬》篇先“正”而后“酌”，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妙。“正”为“酌”找明了正确的方向，“酌”是“正”的归宿，最终为如何不“变”提供警示，更是从中吸取经验。而《辨骚》篇中，“辨”是“变”的前提，“变”是“辨”的目的。文学的最终归宿，在于继承发展，在于固本逐新，这大概就是《正纬》与《辨骚》的真正联系。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辩证统一，既是对立，又是依存，共同构成了整个枢纽论中对《原道》、《征圣》、《宗经》的支撑。
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他的文学理想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的文学理想。无论是如何“正”纬“辨”骚，其本质上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正确的“变”的方式，作者本人对《楚辞》的评价很高，不惜《辨骚》其后分片评论，竭力颂扬。一定程度上，他对《楚辞》的喜爱程度，可与《诗经》并肩，可见他对于文学的发展十分重视创新而不循经守旧。文之枢纽中，“通变”的观念始终贯穿联系在一起，原道宗经、法古变今、衔华佩实这三条线的交织，构建了文心的整体基本框架，而刘勰在其框架之中加以补充，融入文学文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最终以一篇《序志》充实全篇，组成了完整的《文心雕龙》，可谓心细至微，条理清楚。
就如全书总序所说：“长怀序志，以驭群篇。”透过《文心雕龙》，我们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人，他怀有最质朴的文学理想，希望找到文学正确发展的归途。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之一，也是文学写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就如《双城记》开篇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安身立命其中，刘勰敏锐地发现社会所缺少的一种价值尺度，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评价标杆，该怎样做文学？该怎样发扬文学？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而《文心雕龙》的写作，是对先贤的一种传承，也是对后世发展的一种展望。此时来看，《正纬》与《辨骚》篇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文学发展的偏离进行警醒，对文学创新进行赞美。一“正”一“辨”之间，树立了一种文学标准，寄托了一种文学理想。
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序志》篇，看他的那句关于文学枢纽的总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也就是文学真正的发展方向，据此原则创作而出的也就是所谓的“文心之作”。传承文学传统，追求文学新变，作出当今时代最好的名篇，也许这就是作者以及他的伟大著作最质朴最纯粹的文学理想。
注释：
①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3.
②高宏洲，<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1.3/ 文学：127.
③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58—64
参考文献：
[1]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高宏洲.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J].广西社会科学，2011.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黃侃著，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0.
[6]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2001.
[7]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判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杨文虎，《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J].文学研究，2011（04）.
[9]朱吉勒.《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探析》[J].语文学刊，2007（S2）.
[10]牛振.《正纬》《辨骚》非《文心雕龙》全书之枢纽辨[J].语言、文学研究，2009（11）.
关键词：文心雕龙;正纬;辨骚;“变”;文学理想
《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谨、论述精简的文学理论专著，对我们当代以至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全书共五十章，分成“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个部分。正纬、辨骚篇纳入文之枢纽中，但这两篇在文之枢纽的地位一直受到质疑，甚至一度被人认为应该纳入文体论之中。
一、正纬与辨骚的枢纽地位
《文心雕龙》序志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目的、意义和结构。关于文之枢纽的结构，谈到：“盖文心之作业，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据此，后世学者们一般定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提到全书的总纲应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个部分，辨骚篇应属于文体论部分。在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龍集注》中，绘有一张序列表，也将辨骚从总论中拉下，降为文体论的第一篇，范先生在旁边做注解释原因。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分析五篇具体内容，进一步主张，正纬篇也不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
那我们怎样面对这些不同的划分标准？在笔者看来，这些划分方法并不是空口评说，在不同的分析中，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首先需要将本书的作者放在首位，了解刘勰对此排列的用意，才更有利于我们去研究和分析《文心雕龙》。而当我们佐证出正纬与辨骚的重要性，也就能够确定这两篇枢纽地位的事实。
关于正纬篇的争议不大，大都认为，正纬是为了配合宗经的论述，是相对于征圣宗经来说的，两篇文章在前后结构与内容上都相通，以正纬佐证宗经。而关于辨骚篇的争议相对较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阐述其存在于文之枢纽的原因：首先，就《纬》来说，它“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而《骚》倚雅颂驭楚篇从而“穷文治”。张少康先生曾在其书《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文心雕龙》的体例和结构中提出《正纬》和《辨骚》两篇都是讲在征圣、宗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写出独创性的新文章的。而纬是一种错误的“变”，骚是一种正确的“变”。针对其“变”后面还会分析，但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后两篇与前三篇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此外，从文章结构上来看，原道、宗经、征圣是追溯文章的渊源，正纬、辨骚则意在叙述文章流别，据序志所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种从“本”到“变”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整体，而没有缺失，符合 “通变”观，这种正末归本的思想也相对符合当时的文学思考形式。
此外，“辨骚”有其独特之处，实际上它将“经”与“骚”对比之后得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写作指导原则。筱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提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刘勰与他观点一致，因此将“变”列入文之枢纽。《辨骚》表面上是承接《宗经》以区别“骚”与“经”的异同，实际上刘勰是通过这种辨来研究文学的新变，通过“辨”认识到真正的正确的“变”，我们足以看到他的真实意图，所以《通变》里才会提到：“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对于文学来说，其本身并不会死板桎梏，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形式，“道”为其源，“经“与“圣”为其范本，而“纬”和“骚”则是文学变化的形式。故此，我们再回顾《正纬》、《辨骚》，就不难体会到作者构架出整个文之枢纽的巧妙与详尽。
二、正纬与辨骚的“变”
这个时候，我们就无法回避正纬和辨骚两者的关系问题。它们是对立、是互有联系共同佐证前三篇、还是单纯就两种文体做出分析？显然第三种臆想不正确，我们前面已经探讨得出了文之枢纽部分五篇文章密不可分，刘勰显然不会将两个割裂的文章放到一起。那么我们对于第一二种猜想该怎样判别呢？
我们已经提到，张少康先生在他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中提到过《正纬》和《辨骚》的关系：
“《文心雕龙》枢纽论中《正纬》和《辨骚》两篇都是讲在征圣、宗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去写出具有独创性的新文章的。《原道》、《征圣》、《宗经》讲的是“通”，即正确地继承圣人开创的文章写作优秀传统。《正纬》和《辨骚》讲的是“变”，即怎样创造性的发扬圣人文章的传统。“变”，有正确的“变”和错误的“变”之分，纬书是错误的“变”的典型，而《楚辞》则正是正确的“变”的典型。”①
在此基础上，先生提出的“变”分为正确之“变”和错误之“变”，而纬书的“变”是错误的典型，它内容荒诞不真实，违背了圣人的写作原则。而《楚辞》是正确的“变”的典型，是在圣人优良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具有自身的创造性特色，这与我们现在对文化所提倡的“推陈出新”的内涵有一致性。而先生的划分依据存在争议，北京师范大学高洪洲先生曾在自己一篇论文《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中对这种划分方式表示出一定的质疑：
“文之枢纽”中的“辨骚”和“正纬”是“变正”、“变负”吗？......笔者认为张少康先生的这一解读只得了这两篇的“皮毛”，而未得其“精髓”。因为刘勰这两篇文章的主旨根本不是谈“变正”、“变负”的问题，而是通过辨别“伪经”来为前面的《原道》《征圣》《宗经》清理“迷障”，这样《原道》《征圣》《宗经》的“康衢大道”就澄明起来，实现了“宗经”与“变文”的贯通。”②
张少康先生与其反对者看似各有其据，是两种不同观点，但在笔者看其实两者是一致的，它们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 “变”的判断之上对前面三篇《原道》、《征圣》、《宗经》加以佐证。两者从这一根本性观点出发，其争执点在于发展到争论《正纬》是不是一种方向错误，《辨骚》就是一种方向正确。而纵观枢纽论全篇，我们不难看出，《正纬》篇是一种对纬书泛滥和假托的批评，《辨骚》从开篇就对《离骚》高度赞美：“自风雅寝圣，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足以看到作者对《离骚》的称颂。此外，《正纬》篇中，作者写道：“故系词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③而后便按经验纬，证其伪有四，分别诉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河图洛书是相信的，认为它是神明给予人类的一种启示，也是最早人文产生的本源，这点在少康先生的论说中也有肯定，其实河图洛书本就是最早的纬书，刘勰所想要“正”的纬其实是后来不真实的伪作。此外，他还指出纬书“有助文章”，“辞富膏腴”可以加强文章的色彩。而对于《辨骚》，作者首先对《楚辞》大加赞赏，在总结汉代对《楚辞》各种评价的基础上，分析《楚辞》与经典之间的异同，认为两者之间有四个方面相同——“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意”、“忠怨之词”。认为《楚辞》区别于经典的特色也有四个方面——“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所以说“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词”属于《楚辞》的基本特色，可见作者的推崇。 由此看来，《正纬》篇先“正”而后“酌”，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妙。“正”为“酌”找明了正确的方向，“酌”是“正”的归宿，最终为如何不“变”提供警示，更是从中吸取经验。而《辨骚》篇中，“辨”是“变”的前提，“变”是“辨”的目的。文学的最终归宿，在于继承发展，在于固本逐新，这大概就是《正纬》与《辨骚》的真正联系。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辩证统一，既是对立，又是依存，共同构成了整个枢纽论中对《原道》、《征圣》、《宗经》的支撑。
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他的文学理想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的文学理想。无论是如何“正”纬“辨”骚，其本质上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正确的“变”的方式，作者本人对《楚辞》的评价很高，不惜《辨骚》其后分片评论，竭力颂扬。一定程度上，他对《楚辞》的喜爱程度，可与《诗经》并肩，可见他对于文学的发展十分重视创新而不循经守旧。文之枢纽中，“通变”的观念始终贯穿联系在一起，原道宗经、法古变今、衔华佩实这三条线的交织，构建了文心的整体基本框架，而刘勰在其框架之中加以补充，融入文学文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最终以一篇《序志》充实全篇，组成了完整的《文心雕龙》，可谓心细至微，条理清楚。
就如全书总序所说：“长怀序志，以驭群篇。”透过《文心雕龙》，我们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人，他怀有最质朴的文学理想，希望找到文学正确发展的归途。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之一，也是文学写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就如《双城记》开篇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安身立命其中，刘勰敏锐地发现社会所缺少的一种价值尺度，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评价标杆，该怎样做文学？该怎样发扬文学？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而《文心雕龙》的写作，是对先贤的一种传承，也是对后世发展的一种展望。此时来看，《正纬》与《辨骚》篇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文学发展的偏离进行警醒，对文学创新进行赞美。一“正”一“辨”之间，树立了一种文学标准，寄托了一种文学理想。
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序志》篇，看他的那句关于文学枢纽的总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也就是文学真正的发展方向，据此原则创作而出的也就是所谓的“文心之作”。传承文学传统，追求文学新变，作出当今时代最好的名篇，也许这就是作者以及他的伟大著作最质朴最纯粹的文学理想。
注释：
①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3.
②高宏洲，<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1.3/ 文学：127.
③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58—64
参考文献：
[1]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高宏洲.张少康先生新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J].广西社会科学，2011.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黃侃著，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0.
[6]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2001.
[7]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判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杨文虎，《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J].文学研究，2011（04）.
[9]朱吉勒.《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探析》[J].语文学刊，2007（S2）.
[10]牛振.《正纬》《辨骚》非《文心雕龙》全书之枢纽辨[J].语言、文学研究，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