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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时，犬戎攻陷镐京，于是西周亡。周平王仰赖晋文侯、郑武公的辅佐协助，迁都洛邑，是为东周。周桓公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者是。郑国佐助迁都，功在周室;且为姬姓诸侯，领地密迩王畿，故郑武公、郑庄公先后得周平王委任为执政卿士。迨平王崩殂，“周人将畀虢公政”，于是引发周天子、郑庄公间君臣之纷争。甚至酿成周郑敌对之军事冲突。
周郑葛之战，发生于桓公五年（前707）。为周朝东迁洛阳以来，天子与诸侯的首场军事冲突，也是春秋时代规模较大的一场战争。从此，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声势凌驾于周天子，此一战役可看出端倪。《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郑葛之战，为春秋情势一大变局。盖自是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矣！
鲁史官左丘明修纂《左传》，往往持历史文献发明《春秋》，世所谓无经之传、详经所不及者是。学界考察经阙传存之故，或为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补经文之阙漏，或因割传以附年。要之，《左传》以史传经，皆足以表里《春秋》，阐发《春秋》之微辞隐义（张高评修订重版《左传导读》，第164—168页）《左传》之《周郑交质》《郑人大败戎师》《周郑葛之战》诸什，出以历史叙事，多详经所不及者，是所谓无经之传。《左传》叙败戎师、战葛，详叙兵谋，略写战况，示资鉴劝惩，开叙战法式。《左传》历史叙事之成就，解说《春秋》经贡献，从中可见。
《左传》推原葛之战之始微，直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并称周郑，宋儒以为无尊卑之辨，君臣之分。如是之属辞，其中之是非曲直如何？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拟就《春秋》书法之曲笔讳书，与实录直书二端，详加论述。《左传》载言，多拟言、代言，即唐刘知幾《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亦《左传》叙事艺术之一环。于《左传》叙郑庄公称雄天下之原委，有传神阿堵之妙用。至于《左传》叙事，往往详叙郑伯，而略写天王，此以笔削详略见褒贬资鉴之义，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
一、 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与《左传》的历史叙事
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春秋情势的演变，大要也不离始、微、积、渐之原则。孔子作《春秋》，其书法往往为尊者讳耻，故于桓公五年秋周郑葛之战，但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而已，并未书战、书败。周天子率诸侯联军伐郑，名正言顺，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左传》叙周郑葛之战，却大书“郑伯御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云云，所以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微辞隐义。
春秋初叶，郑庄公争雄，以力假仁，隐然有称霸天下之气势。晋杜预《春秋左传序》（以下简称《春秋序》）：《左传》解说《春秋》，“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以编年叙事，相关史事不相连接;然《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原始要终，究其所穷，足以振济编年之缺失。《春秋》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于是桓公五年，周郑战于葛。《左传》叙“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祝聃射王中肩，郑庄公犹讆言“不敢陵天子”。清王系《左传说》称：“郑庄恶甚，来讨则御之射之，败绩则劳之问之。明明轻薄，明明嬉笑，而托之于恭敬，胡可忍也？”轻薄无礼如此，款言欺人若是，读之令人不耻。
郑庄公，固一代枭雄也。《左传》为传神写真，叙事传人往往采先经以始事之手法：于隐公三年，《左传》先叙周郑交质、周郑交恶;隐公六年，《左传》叙“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隐公八年夏，《左传》叙“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隐公十一年，《左传》书，王取邬、刘、功、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丝希、樊、隰郕、茅、向、盟、州、陉、、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桓公五年，《左传》叙“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则周天子之不王，郑庄公之跋扈不臣，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桓公六年，《左传》叙“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大败戎师”，遣师救亡，乃霸者之功业。郑庄公志在求霸，可见一斑。《左传》叙事如此，是所谓“后经以终义”。
郑庄公企图争雄于天下，从《左传》始、微、积、渐之历史叙事观之，履霜坚冰，见微知著，自是有迹可寻：《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隐公二年，伐卫，讨公孙滑之乱;隐公四年，郑伯侵陈;隐公九年，郑伯以王命伐宋;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隐公十一年，郑伯伐许入许。十一年之间，征伐侵入，大动干戈，已达六次。《左传》叙郑庄公事，书伐者二，书克、书讨、书侵、书御、书入各一，何异于齐桓公、晋文公之创霸？《左传》叙事，原始要终，究其所穷如此，是杜预所谓文缓而旨远。唐孔颖达《疏》所谓“此说无经有传之意”，《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经，此即其经学贡献之一。
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见刘师培《左盦集》卷二）。周郑冲突之始末，自隐公三年，《经》书“天王崩”;而《左传》叙“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隐公六年，《传》直叙“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隐公八年夏，《传》叙“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桓公五年，《经》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传》叙“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葛”。观《左传》叙事之终始本末，而两造之是非善恶，不难得知。清高嵣《左传钞》，则合观隐公元年《克段》篇;十一年，《入许》篇，遂称郑庄公“真一世之雄，亦千古罪人也！前人评宋襄，为后世假道学之祖;郑庄公，为后世真奸雄之祖，信然！”亦合《左传》前后之叙事而论断之，非断章取义，止取某年某事而言之。
《左传》与《春秋》，皆编年记事：以事件系日月，以日月系时年。受限于编年体制，因此，相关事迹往往分隔而不连贯。晋杜预《春秋序》提示“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作为推求指义的方法。历代学者研究《左传》，得此启示，以之探论郑庄公一意争雄之行径，亦多采系统思维，通隐公、桓公所见史事而言之。如清魏禧《左传经世钞》，就《克段》篇，见郑庄公之不弟、囚母;《入许》篇，识其狡狯、多谋;《葛》篇，骇其射王、大逆;于是论断郑庄公，乃“千古奸人之尤”。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通观《左传》隐公、桓公之叙事传人，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而梳理出郑庄公阴谋忮忍之形象，最为具体凸显。其言曰：郑庄公，春秋诸侯中枭雄之姿也。其阴谋忮忍，先自翦弟始，而后上及于王，下及于四邻与国。夫兄弟一本，天属最亲，而养骄长恶，以行其芟夷之计。及泉誓母，敢施于所生，況他人乎？自是雄心弗戢，修廩延之郄，则伐卫;报东门之役，则侵卫;为邾人释取田之憾，则伐宋;忿请成之弗许，則侵陈;假王命以兴师，则伐宋;兼三国之师，则取戴;托违命以虐小，则入郕;饰鬼神之不逞，则入许;怒周班之见后，则战郎。其他连横植党，相从牲歃，难一二数，庄公亦一世之雄哉！（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一）自翦弟、誓母观之，郑庄公已罔顾天伦亲情，何况其他？雄心勃勃不可抑止，于是有伐卫、侵卫、伐宋、侵陈、伐宋、取戴、入郕、入许、战郎，天下诸侯几为其所用。郑庄公，果然诸侯中之枭雄，亦春秋一世之雄哉！ 二、《左传》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示天王不君，郑伯不臣
《左氏》叙事传人，若“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者，往往体现为忌讳叙事，主文而谲谏，直书以见义（参考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史记〉忌讳叙事》，《岭南学报》复刊第十二辑）。《左传》“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书法，即是其例。隐公三年（前720）《春秋》书“天王崩”，《左传》叙事采错经以合义之法，叙写平王时，周郑交质。天王既崩，桓王即位，周郑交恶。《左传》叙交质、交恶之原委始末，文简而意详，如：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而況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书法，出于左丘明的特笔直书，客观呈现了当时的史事和形势。吴闿生《左传微》所谓“‘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皆作者特创为此等名词。不待词毕，而天王下威，郑伯不王，种种情事，固已毕露”。《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称“尽而不污”;杜预《春秋序》所谓“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之书法，乃《左传》因应“为尊者讳”之书法，而特出“于序事中寓论断”之法（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此之谓忌讳叙事。钱钟书曾言：“《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昔人所谓《春秋》书法，正即修词学之朔。”《管锥编》一书于此，三致其意焉。《左传》于“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修辞，正即《春秋》之书法。
《左传》叙周平王、郑庄公之行政，从周、郑交质，到周、郑交恶，皆并称平书，犹对敌的两国。《左传》此一特笔，观历代学者评价，大抵有三大端：
其一，南宋吕祖谦《东莱博议》称：“并称周郑，无尊卑之辨”;“谓之二国，而无所轻重”;“《左氏》之罪，亦大矣！”朱熹亦言：“（《左氏》）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朱子语类》卷八三）。吕、朱之说，执着于君臣尊卑之等差辨别，故不容君臣并称，否则紊乱名分。吕祖谦云：“今周降其尊，而下质于郑;郑忘其卑，而上质于周，其势均，其体敌，尊卑之分荡然矣！”可作代表。覆按两宋《春秋》学之主潮，尊王与攘夷等列，故吕氏、朱氏发言如此。
其二，周郑并称，据实直书，乃《左传》之微言特笔。如清金圣叹《左传释》称：“《左氏》乃特地用如此笔，平书郑于周，以恶庄公。平书周于郑，以羞平王也。”邹美中《左传约编》亦云：“交质，是敌国之事。天子而下同于与国，则孱弱不振甚矣。故周、郑并称，下即言‘二国’，《左氏》之微文也。”由此观之，《左氏》又何尝不严于君臣上下之分际？属辞约文所以如此者，为拨乱反正而已。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之论说，最具代表性。其言曰：宋儒或讥其昧于君臣上下之分，周郑互举，俨同敌国。殊不知纪事以实书为体，周忘天子之尊，质子强侯;郑伯忘伯男之卑，上质王庭。浸假而易田夺政，六师亲讨;浸假而不朝抗御，射王中肩，上陵下替，毫无君臣之分。史既载之，《左氏》安得不据实书之？不书，是为周讳而为郑隐也，何所惩劝哉？（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卷一）历史纪事之法多方，据实直书为其中之一。周平王既忘天子之尊，質子强侯;郑庄公亦忘伯男之卑，上质王庭。于是“周郑交质”。其后，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于是“周郑交恶”。周郑交质、周郑交恶，既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左氏传》不可不据实书之。乃至于周平王“易田夺政，六师亲讨”;郑庄公“不朝抗御，射王中肩”，诚如韩席筹所云“上陵下替，毫无君臣之分”。《左传》客观平实报道交质、交恶，视同二国;叙写葛之战，“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犹如敌对。宋胡安国《春秋传》称：“据事直书，义自见矣。”又曰：“直书于策，而义自见。”又云：“直书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贬之也。”宋朱熹说《春秋》亦称：“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朱子语类》）由此观之，《左传》直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王伐郑，郑御之，盖即胡安国所谓“直书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贬之也”。
其三，或不责郑伯，专责周王。如清周大璋《左传翼》称：“郑伯不臣，皆王实启之。《左氏》不罪郑伯，专责周王者，恶威权之不立，致强臣之奸犯也。”吴闿生《左传微》云：“如此大事，通篇并无一语责郑伯之逆节，文字所以超隽。盖逆节至此，正无待乎笔伐也。”元赵汸《春秋属辞。假笔削以行权》所谓：“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卷八）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或笔或削可以见义，即此之类。
或独罪郑庄公，开脱周天子，如清邹美中《左传约编》引蒲二田曰：“郑庄于是为《春秋》之罪魁矣。《经》止书伐郑，大分严明。《传》平书对敌，大恶自著。”清杭永年《古文快笔贯通解》云：“以臣而怨王，无君甚矣！于是《左氏》依《春秋》书法，变文而书曰：‘郑伯怨王。’”清汪基《古文喈凤新编》曰：“读前篇（《郑伯克段》），见庄之不孝。读此篇（《周郑交质》），见庄之不臣。首录二传，以著《春秋》讨乱贼之大义。”清方宗诚《春秋左传文法读本》评葛之战：“首叙郑庄之不臣，中叙诸臣之助恶，末叙郑庄之奸欺。”
或以为平书对敌，两造皆罪，如清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称：“桓王所以处郑者，诚不能无过。乃郑遂鞅鞅，废述职之礼。王礼少不惬意，而以无礼报之，臣谊之谓何？”清刘继庄《左传快评》云：“自隐公元年以来，迹郑庄公之所为，其得罪于天王者至矣。王夺之政，何说之辞？”“郑伯朝王，而王不礼”;王取田易田，“己不能有，而以与人”。吴闿生《左传微》引宗尧评《周郑交质》：“此篇故为谬悠之论，而名分益显。”且云：“祸衅之成，由于郑不忠，而周不信也。引《采蘩》《行苇》，正以明天子诸侯之分际也。”属辞可以见义，益信！ 三、 郑伯争雄天下，败戎师、战葛，《左传》详谋略事，开叙战法式
历代名将，多喜读《左氏传》，如关羽、杜预、狄青、岳飞、戚继光等。盖《左传》为上古信史，提供历史之经验教训。故叙战每揭示成败胜负之故，足资借镜。清王源《左传评》卷一称：“战法之妙，千古名将不能出此范围。然非左氏知兵，安能叙之简而明，精而备如此？文人每叙战功，不能传古人兵法之妙者，以不知奇正、虚实、分合之术也。”清姜希辙《左传统笺》谓：“《左氏》深知兵法，其言战阵之事，穷极工巧，咸中机宜。自古韬略之书，无及此者，故昔之名将往往好之。历观《传》所具载，后世用兵之略，不能出其范围矣。”故明清以来，《左传》兵法之专著，颇夥。可与《孙子兵法》相发明，作为领道统御、经营管理之参考与借镜。
《左传》叙北戎侵郑，公子突出以三覆之兵谋，于是郑败戎师。周郑战于葛，郑人谋画右拒、左拒、鱼丽之陈，于是王卒大败。郑庄公将帅之兵法谋略，若不以人废言，较之北戎、周天子，似更胜一筹，故两战皆捷。战役之成败，兵法之高下，位居关键地位。故《左传》叙战之模式，大抵在详叙兵谋，而略写战事，可为资鉴故也。敍战法式若此，与《史记》《汉书》以下之史传，以及明清争战小说实殊异其趣。
《左传》叙次春秋诸大战役，往往详叙战前，略写战况;而战前叙记，则详写兵法谋略，轻点人物与情事。隐公九年，郑御北戎。桓公五年，周郑葛之战。《左传》叙此二战役，已微示全书叙写战争之模式。先叙隐公九年，郑御北戎之战：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北戎惯用步兵，郑人长于车战，这是客观情势的分析。战前，公子突清楚认知戎师习性，为“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知彼知己之余，提出两大兵谋策略：其一，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其二，君为三覆以待之。至于“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则是预言成败存亡。战役结局，果然“戎师大奔，郑人大败戎师”。《左传》叙战，看似料事如神，预断成败胜负，逆料吉凶祸福，如响斯应，是所谓预叙法也。
郑与北戎之战，公子突所提两大兵谋策略之一，为“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卷一谓：《吴起兵法》有“使贱而勇者前击，务于北，毋务于得”之计，则知根源于《左氏》矣。其二，君为三覆以待之;衷戎师，前后击之。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卷二引《扪蝨谈》谓：“兵以奇胜，伏固兵家之奇也。乃三覆七覆，实昉《左氏》。自后以伏兵致胜者，十居八九，其皆殪戎诱吴之余智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亦云：《李卫公兵法》曰“曹操用兵，前后及中，分为三覆”，自亦胎源《左氏》之兵谋。
桓公五年（前707），周郑葛之战，《春秋》止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书战，亦未书败，盖为尊者（天王）讳耻，乃《春秋》之书法。《左氏》解经，出于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原始要终，本末悉昭。历史叙事，据事直书，堪作葛之战之翦影。《左传》叙葛之战，子元一段写兵谋，曼伯一段点出军阵，亦详叙兵法谋略于交战之前，如：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祭、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清李元春《左氏兵法》谓郑子元之兵谋，即避锐击惰，夺气夺心之法。要之，不外《孙子兵法·始计》，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郑子元请为左拒、右拒，《李卫公兵法》以为：左右拒，主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原繁、高渠弥“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凡车战以密为固，弥缝如鱼队之附，故曰鱼丽。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卷一称：“车战结阵，仍以步卒弥缝阙漏，乃结阵之常。”不过，“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陈、蔡者，奇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奇正相生，郑军之制胜有功，自是其兵谋奏效所致。车战，为春秋时代战争之主力。葛之战出现“鱼丽之阵”，从此车阵战法更趋灵活严密。鱼丽阵用于战役，对于古代战术的革新，具有推进意义。
郑伯败北戎，“尝寇速去”“三覆待之”之兵谋，从公子突口中道出;“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之习性，亦自公子突观察认知中得出。
知己知彼，故能克敌致果。战于葛，郑伯败王师，陵天子。交战之前，将为左拒右拒、为鱼丽陈之战法，假郑子元口中娓娓道出。于是正序战况处，可以一二语便了。命二拒曰“旝动而鼓”，战术指示亦不过一语。兵法谋略，凭借公子突、郑子元诸将帅喉舌道出。虚处用实，实处用虚，虚实相生，妙不可言。
《左传》叙战，就战争个案，籀绎出兵法谋略的大凡，重返到具体的历史之中，让历史自己说话，庶几还原历史本来之面目，此之谓历史叙事，以史传经（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原史》）。 故左氏记言，实乃“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代言（钱钟书《管锥编》）。《左传》记言，实乃拟言、代言，既可以刻画性格、逆料形势、展示场景、统摄细微，更可以借此体现出资鉴惩劝的史学理念。就叙事手法而言，谓之语叙言叙，即刘知幾《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参考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
四、 《左传》详叙郑伯，略写天王，笔削见义，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左传》隐公六年载：周桓公言于桓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室东迁洛阳之后，姬姓诸侯国惟郑于王室为最亲，何况领地又近京畿。春秋之初，齐晋未盛，郑国最强，然数凭陵小国。至郑庄公，企图称雄天下，恃强凌人，以奸谋济险恶，乃罔顾君臣名分，躬为首恶。取溫之麦、取周之禾，于是周郑由交质而交恶。尤其葛之战，大败王师，射王中肩，犹言不敢陵天子。灭理犯分，君臣之道尽矣！ 清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称：“春秋世，诸侯放恣，而用兵王室者，自郑庄始”。葛之战，君臣之分尽矣！郑庄公上陵下替，漠视君臣之分，首倡不臣之逆，于尊王乎何有？周纲之解纽，未尝不肇始于此。葛之战，是春秋政局一大关棙，从此以后，王命始不行于天下。故《左传》特详叙其事、传神其人，严峻其词。《左传》以历史叙事传《春秋》，详叙重写郑庄公之言谈举止，所以深恶痛绝其人，讥贬其事也。
孔子作《春秋》，以或笔或削，表述“丘窃取之”之义。《左传》以史传经，得此启示，亦体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之书法。除了事具本末，文成规矩之外，笔削之义又衍化为详略、重轻、异同、忽谨诸叙事义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以周郑葛之战为例，清姜炳璋《读左补义》最得《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之理，其言曰：“《经》书从王伐郑，尊王也。尊王，所以著寤生之恶也。”此元赵汸《春秋属辞》所云“以其所书，知其所不书”之法。“师败王伤，《经》不忍言，而《传》写三层”。为尊者讳耻，为《春秋》书法之一，故“师败王伤，《经》不忍言”。何况天子之兵，有征无战。今《经》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即显示郑庄公之违礼犯分。尤其天王以兵临阵，《左氏》叙之，俨若两敌国然，则郑庄之不臣可见。
周郑葛之战，《左传》叙记周王较略，只首尾“王为中军”“王亦能军”两笔，着墨无多。蔡、卫、陈三国从王伐郑，亦写得云淡风轻。而报道郑事颇详，郑之数员将帅，写得奕奕有精神。《左传》叙此，盖以笔削详略之书法，体见褒贬劝惩之义。清冯李骅《左绣》于此，颇有点评：此篇传王伐郑，却详写郑伯御王，是反客为主矣！然前写其谋之毒，中写其事之悖，后写其词与礼之诈，而深恶痛绝之意，正在言表。辞章之道，有详宾略主、烘云托月之法，此从笔削详略之《春秋》书法化出。金圣叹批《西厢记·惊惊》云：“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左傳》叙天王伐郑，却详写郑伯御王，用笔所以详宾略主、反客为主者，自是对郑庄公不臣之义的深恶贬斥。清姜炳璋《读左补义》亦称：“末写郑伯从容问劳，正见志得意满，而王一面倍极难堪，皆深恶痛绝之也。此详宾略主，笔笔顾主之法。”犹烘云托月，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必有大美恶焉。”由此观之，《左传》详叙郑伯，略写天王者，或书或不书之间，微辞隐义多借详略笔削以见义，盖恸礼乐征伐从此自诸侯出也。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台湾成功大学）
周郑葛之战，发生于桓公五年（前707）。为周朝东迁洛阳以来，天子与诸侯的首场军事冲突，也是春秋时代规模较大的一场战争。从此，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声势凌驾于周天子，此一战役可看出端倪。《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郑葛之战，为春秋情势一大变局。盖自是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矣！
鲁史官左丘明修纂《左传》，往往持历史文献发明《春秋》，世所谓无经之传、详经所不及者是。学界考察经阙传存之故，或为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补经文之阙漏，或因割传以附年。要之，《左传》以史传经，皆足以表里《春秋》，阐发《春秋》之微辞隐义（张高评修订重版《左传导读》，第164—168页）《左传》之《周郑交质》《郑人大败戎师》《周郑葛之战》诸什，出以历史叙事，多详经所不及者，是所谓无经之传。《左传》叙败戎师、战葛，详叙兵谋，略写战况，示资鉴劝惩，开叙战法式。《左传》历史叙事之成就，解说《春秋》经贡献，从中可见。
《左传》推原葛之战之始微，直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并称周郑，宋儒以为无尊卑之辨，君臣之分。如是之属辞，其中之是非曲直如何？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拟就《春秋》书法之曲笔讳书，与实录直书二端，详加论述。《左传》载言，多拟言、代言，即唐刘知幾《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亦《左传》叙事艺术之一环。于《左传》叙郑庄公称雄天下之原委，有传神阿堵之妙用。至于《左传》叙事，往往详叙郑伯，而略写天王，此以笔削详略见褒贬资鉴之义，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
一、 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与《左传》的历史叙事
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春秋情势的演变，大要也不离始、微、积、渐之原则。孔子作《春秋》，其书法往往为尊者讳耻，故于桓公五年秋周郑葛之战，但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而已，并未书战、书败。周天子率诸侯联军伐郑，名正言顺，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左传》叙周郑葛之战，却大书“郑伯御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云云，所以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微辞隐义。
春秋初叶，郑庄公争雄，以力假仁，隐然有称霸天下之气势。晋杜预《春秋左传序》（以下简称《春秋序》）：《左传》解说《春秋》，“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以编年叙事，相关史事不相连接;然《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原始要终，究其所穷，足以振济编年之缺失。《春秋》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于是桓公五年，周郑战于葛。《左传》叙“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祝聃射王中肩，郑庄公犹讆言“不敢陵天子”。清王系《左传说》称：“郑庄恶甚，来讨则御之射之，败绩则劳之问之。明明轻薄，明明嬉笑，而托之于恭敬，胡可忍也？”轻薄无礼如此，款言欺人若是，读之令人不耻。
郑庄公，固一代枭雄也。《左传》为传神写真，叙事传人往往采先经以始事之手法：于隐公三年，《左传》先叙周郑交质、周郑交恶;隐公六年，《左传》叙“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隐公八年夏，《左传》叙“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隐公十一年，《左传》书，王取邬、刘、功、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丝希、樊、隰郕、茅、向、盟、州、陉、、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桓公五年，《左传》叙“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则周天子之不王，郑庄公之跋扈不臣，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桓公六年，《左传》叙“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大败戎师”，遣师救亡，乃霸者之功业。郑庄公志在求霸，可见一斑。《左传》叙事如此，是所谓“后经以终义”。
郑庄公企图争雄于天下，从《左传》始、微、积、渐之历史叙事观之，履霜坚冰，见微知著，自是有迹可寻：《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隐公二年，伐卫，讨公孙滑之乱;隐公四年，郑伯侵陈;隐公九年，郑伯以王命伐宋;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隐公十一年，郑伯伐许入许。十一年之间，征伐侵入，大动干戈，已达六次。《左传》叙郑庄公事，书伐者二，书克、书讨、书侵、书御、书入各一，何异于齐桓公、晋文公之创霸？《左传》叙事，原始要终，究其所穷如此，是杜预所谓文缓而旨远。唐孔颖达《疏》所谓“此说无经有传之意”，《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经，此即其经学贡献之一。
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见刘师培《左盦集》卷二）。周郑冲突之始末，自隐公三年，《经》书“天王崩”;而《左传》叙“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隐公六年，《传》直叙“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隐公八年夏，《传》叙“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桓公五年，《经》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传》叙“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葛”。观《左传》叙事之终始本末，而两造之是非善恶，不难得知。清高嵣《左传钞》，则合观隐公元年《克段》篇;十一年，《入许》篇，遂称郑庄公“真一世之雄，亦千古罪人也！前人评宋襄，为后世假道学之祖;郑庄公，为后世真奸雄之祖，信然！”亦合《左传》前后之叙事而论断之，非断章取义，止取某年某事而言之。
《左传》与《春秋》，皆编年记事：以事件系日月，以日月系时年。受限于编年体制，因此，相关事迹往往分隔而不连贯。晋杜预《春秋序》提示“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作为推求指义的方法。历代学者研究《左传》，得此启示，以之探论郑庄公一意争雄之行径，亦多采系统思维，通隐公、桓公所见史事而言之。如清魏禧《左传经世钞》，就《克段》篇，见郑庄公之不弟、囚母;《入许》篇，识其狡狯、多谋;《葛》篇，骇其射王、大逆;于是论断郑庄公，乃“千古奸人之尤”。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通观《左传》隐公、桓公之叙事传人，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而梳理出郑庄公阴谋忮忍之形象，最为具体凸显。其言曰：郑庄公，春秋诸侯中枭雄之姿也。其阴谋忮忍，先自翦弟始，而后上及于王，下及于四邻与国。夫兄弟一本，天属最亲，而养骄长恶，以行其芟夷之计。及泉誓母，敢施于所生，況他人乎？自是雄心弗戢，修廩延之郄，则伐卫;报东门之役，则侵卫;为邾人释取田之憾，则伐宋;忿请成之弗许，則侵陈;假王命以兴师，则伐宋;兼三国之师，则取戴;托违命以虐小，则入郕;饰鬼神之不逞，则入许;怒周班之见后，则战郎。其他连横植党，相从牲歃，难一二数，庄公亦一世之雄哉！（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一）自翦弟、誓母观之，郑庄公已罔顾天伦亲情，何况其他？雄心勃勃不可抑止，于是有伐卫、侵卫、伐宋、侵陈、伐宋、取戴、入郕、入许、战郎，天下诸侯几为其所用。郑庄公，果然诸侯中之枭雄，亦春秋一世之雄哉！ 二、《左传》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示天王不君，郑伯不臣
《左氏》叙事传人，若“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者，往往体现为忌讳叙事，主文而谲谏，直书以见义（参考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史记〉忌讳叙事》，《岭南学报》复刊第十二辑）。《左传》“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书法，即是其例。隐公三年（前720）《春秋》书“天王崩”，《左传》叙事采错经以合义之法，叙写平王时，周郑交质。天王既崩，桓王即位，周郑交恶。《左传》叙交质、交恶之原委始末，文简而意详，如：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而況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书法，出于左丘明的特笔直书，客观呈现了当时的史事和形势。吴闿生《左传微》所谓“‘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皆作者特创为此等名词。不待词毕，而天王下威，郑伯不王，种种情事，固已毕露”。《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称“尽而不污”;杜预《春秋序》所谓“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之书法，乃《左传》因应“为尊者讳”之书法，而特出“于序事中寓论断”之法（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此之谓忌讳叙事。钱钟书曾言：“《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昔人所谓《春秋》书法，正即修词学之朔。”《管锥编》一书于此，三致其意焉。《左传》于“周郑交质”“周郑交恶”之修辞，正即《春秋》之书法。
《左传》叙周平王、郑庄公之行政，从周、郑交质，到周、郑交恶，皆并称平书，犹对敌的两国。《左传》此一特笔，观历代学者评价，大抵有三大端：
其一，南宋吕祖谦《东莱博议》称：“并称周郑，无尊卑之辨”;“谓之二国，而无所轻重”;“《左氏》之罪，亦大矣！”朱熹亦言：“（《左氏》）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朱子语类》卷八三）。吕、朱之说，执着于君臣尊卑之等差辨别，故不容君臣并称，否则紊乱名分。吕祖谦云：“今周降其尊，而下质于郑;郑忘其卑，而上质于周，其势均，其体敌，尊卑之分荡然矣！”可作代表。覆按两宋《春秋》学之主潮，尊王与攘夷等列，故吕氏、朱氏发言如此。
其二，周郑并称，据实直书，乃《左传》之微言特笔。如清金圣叹《左传释》称：“《左氏》乃特地用如此笔，平书郑于周，以恶庄公。平书周于郑，以羞平王也。”邹美中《左传约编》亦云：“交质，是敌国之事。天子而下同于与国，则孱弱不振甚矣。故周、郑并称，下即言‘二国’，《左氏》之微文也。”由此观之，《左氏》又何尝不严于君臣上下之分际？属辞约文所以如此者，为拨乱反正而已。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之论说，最具代表性。其言曰：宋儒或讥其昧于君臣上下之分，周郑互举，俨同敌国。殊不知纪事以实书为体，周忘天子之尊，质子强侯;郑伯忘伯男之卑，上质王庭。浸假而易田夺政，六师亲讨;浸假而不朝抗御，射王中肩，上陵下替，毫无君臣之分。史既载之，《左氏》安得不据实书之？不书，是为周讳而为郑隐也，何所惩劝哉？（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卷一）历史纪事之法多方，据实直书为其中之一。周平王既忘天子之尊，質子强侯;郑庄公亦忘伯男之卑，上质王庭。于是“周郑交质”。其后，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于是“周郑交恶”。周郑交质、周郑交恶，既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左氏传》不可不据实书之。乃至于周平王“易田夺政，六师亲讨”;郑庄公“不朝抗御，射王中肩”，诚如韩席筹所云“上陵下替，毫无君臣之分”。《左传》客观平实报道交质、交恶，视同二国;叙写葛之战，“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犹如敌对。宋胡安国《春秋传》称：“据事直书，义自见矣。”又曰：“直书于策，而义自见。”又云：“直书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贬之也。”宋朱熹说《春秋》亦称：“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朱子语类》）由此观之，《左传》直书周郑交质、周郑交恶;王伐郑，郑御之，盖即胡安国所谓“直书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贬之也”。
其三，或不责郑伯，专责周王。如清周大璋《左传翼》称：“郑伯不臣，皆王实启之。《左氏》不罪郑伯，专责周王者，恶威权之不立，致强臣之奸犯也。”吴闿生《左传微》云：“如此大事，通篇并无一语责郑伯之逆节，文字所以超隽。盖逆节至此，正无待乎笔伐也。”元赵汸《春秋属辞。假笔削以行权》所谓：“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卷八）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或笔或削可以见义，即此之类。
或独罪郑庄公，开脱周天子，如清邹美中《左传约编》引蒲二田曰：“郑庄于是为《春秋》之罪魁矣。《经》止书伐郑，大分严明。《传》平书对敌，大恶自著。”清杭永年《古文快笔贯通解》云：“以臣而怨王，无君甚矣！于是《左氏》依《春秋》书法，变文而书曰：‘郑伯怨王。’”清汪基《古文喈凤新编》曰：“读前篇（《郑伯克段》），见庄之不孝。读此篇（《周郑交质》），见庄之不臣。首录二传，以著《春秋》讨乱贼之大义。”清方宗诚《春秋左传文法读本》评葛之战：“首叙郑庄之不臣，中叙诸臣之助恶，末叙郑庄之奸欺。”
或以为平书对敌，两造皆罪，如清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称：“桓王所以处郑者，诚不能无过。乃郑遂鞅鞅，废述职之礼。王礼少不惬意，而以无礼报之，臣谊之谓何？”清刘继庄《左传快评》云：“自隐公元年以来，迹郑庄公之所为，其得罪于天王者至矣。王夺之政，何说之辞？”“郑伯朝王，而王不礼”;王取田易田，“己不能有，而以与人”。吴闿生《左传微》引宗尧评《周郑交质》：“此篇故为谬悠之论，而名分益显。”且云：“祸衅之成，由于郑不忠，而周不信也。引《采蘩》《行苇》，正以明天子诸侯之分际也。”属辞可以见义，益信！ 三、 郑伯争雄天下，败戎师、战葛，《左传》详谋略事，开叙战法式
历代名将，多喜读《左氏传》，如关羽、杜预、狄青、岳飞、戚继光等。盖《左传》为上古信史，提供历史之经验教训。故叙战每揭示成败胜负之故，足资借镜。清王源《左传评》卷一称：“战法之妙，千古名将不能出此范围。然非左氏知兵，安能叙之简而明，精而备如此？文人每叙战功，不能传古人兵法之妙者，以不知奇正、虚实、分合之术也。”清姜希辙《左传统笺》谓：“《左氏》深知兵法，其言战阵之事，穷极工巧，咸中机宜。自古韬略之书，无及此者，故昔之名将往往好之。历观《传》所具载，后世用兵之略，不能出其范围矣。”故明清以来，《左传》兵法之专著，颇夥。可与《孙子兵法》相发明，作为领道统御、经营管理之参考与借镜。
《左传》叙北戎侵郑，公子突出以三覆之兵谋，于是郑败戎师。周郑战于葛，郑人谋画右拒、左拒、鱼丽之陈，于是王卒大败。郑庄公将帅之兵法谋略，若不以人废言，较之北戎、周天子，似更胜一筹，故两战皆捷。战役之成败，兵法之高下，位居关键地位。故《左传》叙战之模式，大抵在详叙兵谋，而略写战事，可为资鉴故也。敍战法式若此，与《史记》《汉书》以下之史传，以及明清争战小说实殊异其趣。
《左传》叙次春秋诸大战役，往往详叙战前，略写战况;而战前叙记，则详写兵法谋略，轻点人物与情事。隐公九年，郑御北戎。桓公五年，周郑葛之战。《左传》叙此二战役，已微示全书叙写战争之模式。先叙隐公九年，郑御北戎之战：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北戎惯用步兵，郑人长于车战，这是客观情势的分析。战前，公子突清楚认知戎师习性，为“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知彼知己之余，提出两大兵谋策略：其一，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其二，君为三覆以待之。至于“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则是预言成败存亡。战役结局，果然“戎师大奔，郑人大败戎师”。《左传》叙战，看似料事如神，预断成败胜负，逆料吉凶祸福，如响斯应，是所谓预叙法也。
郑与北戎之战，公子突所提两大兵谋策略之一，为“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卷一谓：《吴起兵法》有“使贱而勇者前击，务于北，毋务于得”之计，则知根源于《左氏》矣。其二，君为三覆以待之;衷戎师，前后击之。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卷二引《扪蝨谈》谓：“兵以奇胜，伏固兵家之奇也。乃三覆七覆，实昉《左氏》。自后以伏兵致胜者，十居八九，其皆殪戎诱吴之余智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亦云：《李卫公兵法》曰“曹操用兵，前后及中，分为三覆”，自亦胎源《左氏》之兵谋。
桓公五年（前707），周郑葛之战，《春秋》止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书战，亦未书败，盖为尊者（天王）讳耻，乃《春秋》之书法。《左氏》解经，出于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原始要终，本末悉昭。历史叙事，据事直书，堪作葛之战之翦影。《左传》叙葛之战，子元一段写兵谋，曼伯一段点出军阵，亦详叙兵法谋略于交战之前，如：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祭、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清李元春《左氏兵法》谓郑子元之兵谋，即避锐击惰，夺气夺心之法。要之，不外《孙子兵法·始计》，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郑子元请为左拒、右拒，《李卫公兵法》以为：左右拒，主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原繁、高渠弥“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凡车战以密为固，弥缝如鱼队之附，故曰鱼丽。明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卷一称：“车战结阵，仍以步卒弥缝阙漏，乃结阵之常。”不过，“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陈、蔡者，奇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奇正相生，郑军之制胜有功，自是其兵谋奏效所致。车战，为春秋时代战争之主力。葛之战出现“鱼丽之阵”，从此车阵战法更趋灵活严密。鱼丽阵用于战役，对于古代战术的革新，具有推进意义。
郑伯败北戎，“尝寇速去”“三覆待之”之兵谋，从公子突口中道出;“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之习性，亦自公子突观察认知中得出。
知己知彼，故能克敌致果。战于葛，郑伯败王师，陵天子。交战之前，将为左拒右拒、为鱼丽陈之战法，假郑子元口中娓娓道出。于是正序战况处，可以一二语便了。命二拒曰“旝动而鼓”，战术指示亦不过一语。兵法谋略，凭借公子突、郑子元诸将帅喉舌道出。虚处用实，实处用虚，虚实相生，妙不可言。
《左传》叙战，就战争个案，籀绎出兵法谋略的大凡，重返到具体的历史之中，让历史自己说话，庶几还原历史本来之面目，此之谓历史叙事，以史传经（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原史》）。 故左氏记言，实乃“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代言（钱钟书《管锥编》）。《左传》记言，实乃拟言、代言，既可以刻画性格、逆料形势、展示场景、统摄细微，更可以借此体现出资鉴惩劝的史学理念。就叙事手法而言，谓之语叙言叙，即刘知幾《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参考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
四、 《左传》详叙郑伯，略写天王，笔削见义，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左传》隐公六年载：周桓公言于桓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室东迁洛阳之后，姬姓诸侯国惟郑于王室为最亲，何况领地又近京畿。春秋之初，齐晋未盛，郑国最强，然数凭陵小国。至郑庄公，企图称雄天下，恃强凌人，以奸谋济险恶，乃罔顾君臣名分，躬为首恶。取溫之麦、取周之禾，于是周郑由交质而交恶。尤其葛之战，大败王师，射王中肩，犹言不敢陵天子。灭理犯分，君臣之道尽矣！ 清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称：“春秋世，诸侯放恣，而用兵王室者，自郑庄始”。葛之战，君臣之分尽矣！郑庄公上陵下替，漠视君臣之分，首倡不臣之逆，于尊王乎何有？周纲之解纽，未尝不肇始于此。葛之战，是春秋政局一大关棙，从此以后，王命始不行于天下。故《左传》特详叙其事、传神其人，严峻其词。《左传》以历史叙事传《春秋》，详叙重写郑庄公之言谈举止，所以深恶痛绝其人，讥贬其事也。
孔子作《春秋》，以或笔或削，表述“丘窃取之”之义。《左传》以史传经，得此启示，亦体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之书法。除了事具本末，文成规矩之外，笔削之义又衍化为详略、重轻、异同、忽谨诸叙事义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以周郑葛之战为例，清姜炳璋《读左补义》最得《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之理，其言曰：“《经》书从王伐郑，尊王也。尊王，所以著寤生之恶也。”此元赵汸《春秋属辞》所云“以其所书，知其所不书”之法。“师败王伤，《经》不忍言，而《传》写三层”。为尊者讳耻，为《春秋》书法之一，故“师败王伤，《经》不忍言”。何况天子之兵，有征无战。今《经》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即显示郑庄公之违礼犯分。尤其天王以兵临阵，《左氏》叙之，俨若两敌国然，则郑庄之不臣可见。
周郑葛之战，《左传》叙记周王较略，只首尾“王为中军”“王亦能军”两笔，着墨无多。蔡、卫、陈三国从王伐郑，亦写得云淡风轻。而报道郑事颇详，郑之数员将帅，写得奕奕有精神。《左传》叙此，盖以笔削详略之书法，体见褒贬劝惩之义。清冯李骅《左绣》于此，颇有点评：此篇传王伐郑，却详写郑伯御王，是反客为主矣！然前写其谋之毒，中写其事之悖，后写其词与礼之诈，而深恶痛绝之意，正在言表。辞章之道，有详宾略主、烘云托月之法，此从笔削详略之《春秋》书法化出。金圣叹批《西厢记·惊惊》云：“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左傳》叙天王伐郑，却详写郑伯御王，用笔所以详宾略主、反客为主者，自是对郑庄公不臣之义的深恶贬斥。清姜炳璋《读左补义》亦称：“末写郑伯从容问劳，正见志得意满，而王一面倍极难堪，皆深恶痛绝之也。此详宾略主，笔笔顾主之法。”犹烘云托月，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必有大美恶焉。”由此观之，《左传》详叙郑伯，略写天王者，或书或不书之间，微辞隐义多借详略笔削以见义，盖恸礼乐征伐从此自诸侯出也。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台湾成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