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社会史论》
　　徐甡民 著
　　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文汇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以一种开创性的视角，揭示了上海于近代崛起的原因。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呈现出一个现代都市的规模和属性，并且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上海的社会政治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由本土的经济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所最终导致，而是来自于外部力量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侵入与触发。
　　上海的开埠与租界所具有的西方主导和民族屈辱的印记，使得在探讨它们与上海近代发展的关系时，一直让人感到"为难"甚至需要"讳言"。但是，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就曾这样说过："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种思想对于上海的开埠与租界其实也同样适用。我们在记取西方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开埠和租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列强行径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于上海发展所产生的"历史工具"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封建旧制大门，中国以此为契机进入近代历史以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促成了上海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型。比如孙中山从来都把租界一定要归还中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信念；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赞誉上海租界在建设、管理和市政上的效率和成果，以及力主对其进行学习和借鉴的。
　　就正式的对外通商而言，广州早于上海；甚至在《南京条约》之后的"五口通商"中，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地因为直接濒海，看起来通商、开发更为有利；然而为什么唯独是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绝无仅有地崛起成为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呢？
　　相对于历史常规和世界殖民地模式，近代上海崛起中最为重要的，是规模化移民现象，上海租界扩张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大量移民的不断迁入。近代的上海，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而新兴的移民群体，创造了一个迅速繁荣的都市。在此基础上，某种"西学东渐"的现代民主理念，以及在列强势力与清朝政权的对峙和制衡中所形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就为市民的价值基础和精神联系、以及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于是，近代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元城市。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文化人，从未停止过抨击上海租界及其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但是因为租界内相对的政治宽松以及各种便利，他又认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租界最为适宜。鲁迅对于租界的批评也是不吝笔墨，但是甚至在他56岁临去世之前，还想搬家到一处更好更安宁的住所，而在他的搬家条件中，列为第一的就是居所要在租界。然而，在动荡的近现代时局中，上海市民社会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历史停留，市民世俗化的、自由的、温和理性的变革主张和个人诉求，在晚清以降的政治格局中，始终遭遇遏制和冷遇，也遭受主流文化的鄙视和漠视。曾经创造了某种历史景观的上海市民社会，始终没有在历史的文本中，获得它应有的认知和地位。
　　所以，《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一书，对于认知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价值内涵，有着参照意义。